9 妇女挑战男人的世界

20世纪初，成都妇女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过去只有男人出入的场所，如茶馆、戏园等地。这自然引起了精英阶层的不满。警察试图阻止这个趋势，但是妇女们继续向男人挑战，实际上也是向反对妇女公开露面的社会习俗进行反抗。

一直到晚清，妇女都被排斥在大多数公共娱乐场所之外，尽管妇女不被允许进入茶馆、戏园，但有些女子不顾被驱逐的危险，仍然努力突破这些传统男性领域的限制。

有一次，几位打扮时髦、略施粉黛的女人出现在成都广东会馆看戏，警察马上把她们赶走。有些年轻妇女在公众场所也表现得非同一般，如一个年轻女孩把自己装扮成一个男子，与三位男性朋友到茶馆喝茶，但伎俩被识破后，她被带到了警察局。地方当局控告她和她的朋友“有伤风化”并给予了相应的处罚。

《可园演戏》，《通俗画报》，1909年

有一次山西会馆演戏，一个穿红衣的姑娘爬到自家的高墙顶上向隔壁的会馆观看。观众把注意力都转向了她，有些人开始向她投花球。慌乱中她跌了下来，受了重伤。

改良者也不赞同妇女逛庙这一行为，称警察禁止妇女在庙里烧香是一个极好的措施。虽然如此，这些限制并不能阻止妇女到庙里发出她们的祝愿，因为这是她们的精神寄托。

禁止去城里的庙宇，她们就去城外的。因此，郊区的寺庙像白马寺和三圣宫等地变得十分拥挤，附近的店铺也因此生意兴隆。由于很多男女都聚集在白马寺烧香拜佛，街首开始担心会引起麻烦和事端，要求警察禁止男女混杂。

社会改良者不赞成妇女参与看戏等公众活动，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些戏曲背离了宣传忠孝、贞操等传统道德观的初衷。改良者们谴责看了“淫邪”节目的女性会学不道德的行为和走向“异端”。

改良者也抨击为妇女谋求平等权利的新观念，称之为“邪说”。尽管新观念受到攻击，妇女们还是日益接受了平等的主张，在公共场所表现得更为开放。但精英改良者则认为，妇女们对改良新戏、文明新戏，全不爱听。

……哪个园子有淫戏，哪个园子多上女座。女座多，男座就不少，不是为看戏，而是为看演戏的。……《翠屏山》偷和尚，《关王庙》解衣拥抱，《珍珠衫》乘醉诱奸的时候，女座眼也直，男座眼也斜。一边喝彩，一边回顾。

这个现象引起了精英们的担心，因此他们告诫人们，不应该让家里面的妇女去戏园听戏。改良者在一般人眼中应该是社会中最开放的那一部分人，他们对妇女的公共角色应该更为宽容，但这些例子则告诉我们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他们对妇女的公开露面，特别是去戏园看戏持更为保守的态度。

其实，这些戏大多是人们喜闻乐见的关于情爱的故事，实际上在舞台上的表演已经相当抽象化了，一般男女示爱，也只是点到为止，留下空间让观众去想象。所谓“淫戏”大多是精英为限制和禁止等目的，强加在许多剧目之上的标签。

警察声称，妇女的出现会造成公共秩序混乱，因此应尽量让妇女远离公共场所，或者把她们与男人分开。当然，精英的担心也并非毫无道理。的确，经常在戏完散场后，很多人聚集在出口打望来自精英家庭的衣着入时的女人，警察不得不驱散人群，维护秩序。

在男女混合的戏园里，一出戏演到高潮，男人们就经常站起来顾盼女人，而女人也会有相应反应。据当地一家报纸的报道，“女宾嬉笑撩拨男宾，秩序大乱”。戏园的这种“混乱”总是受到精英人士的批评。

而且，为了避免事端，警察禁止妇女进入花会中的戏园看戏。代表成都现代化窗口的劝业场小心翼翼地对妇女开放，但也不时出现混乱。如某年春节期间的一个下午，五名衣着入时的年轻女子在那里买东西，引起了一阵轰动，因为“年轻艳妆的女太太五人联袂游劝业场，一般之少见多怪的子弟蜂拥围观”。为了防止出现麻烦，警察强迫她们租轿回家。据报道，这几个女顾客“可谓乘兴而来，扫兴而返”。

几天之后，另外三名女人在劝业场购物，百多人跟在她们后面“拥看”。以至于改良人士哀叹：“妇女们买货物也是挤起的看，真正太不开通了。”为防止出现意外，警察想办法在劝业场将几名妇女同男人们分开。在劝业场使用电灯后，很多人前来观看，警察为男人和女人安排了不同的参观时间。

晚清成都劝业场

其实，人们的这种所谓“不开通”，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传统和当局的这种男女分离政策导致的结果。其实他们也知道“少见多怪”的道理，但是在男女公共关系问题上仍然宁愿持保守的态度。

改良者仍然坚持传统的家族制和社会等级观。男女平权的思想在新文化运动期间及之后开始传播，这点我们可以从巴金的《家》中看到。但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相比，成都经历了更为缓慢的变化过程。

巴金幼时的全家照

成都由于地理环境的隔离，受到西方的影响较少，因而更趋保守，保留了更多传统社会风尚。资料表明，即使在20世纪20年代，许多精英仍然认为“男女平权”为“异端邪说”。因此，妇女争取公共空间的斗争，就要比沿海城市更为艰苦。

然而，成都街头还存在另外一种类型的女人：她们一般来自社会下层家庭，受传统“女德”的限制较少，她们有勇气公开和男人交锋。

正如傅崇矩所描述的，“贫家恶妇打街骂巷”，她们典型的姿势俗称“茶壶式”，即一只手指指点点，另一只手叉在腰间。的确，社会下层妇女在街头彼此谩骂甚至打斗的场景并不罕见，道学先生们认为她们是“妇德不修”而大加抨击。

当地报纸经常报道她们的公共行为，其中一个故事是讲一个住在府街的叫杨忠的人，他老婆是一个有名的“泼妇”，他嗜好赌博但很怕老婆。有一天，他输光衣服后悄悄溜回家，准备拿床被子作赌注，被老婆抓住了。她马上把他拽到街上，“百般辱骂”，不管他如何求情都不肯罢休，还威胁要把他交给警察。直到街首出面调停，让杨忠道歉，她才罢休。当地报纸报道这个故事时评论说：“杨忠行为不正，已失男子之志气，人皆谓罪有应得。”

另一则报道说，一名卖布的商贩拒绝按早先议定的价格把布卖给一名裁缝，引起了争吵。裁缝的“泼妇”老婆把商贩的手咬出了血，还朝他扔脏东西。另一个例子更有戏剧性：一位载客的人力车夫不小心碰倒了一名白姓妇女的儿子，这个小贩的老婆马上跳到街上来，一拳砸向车夫的脸。这一记重拳不仅打破了车夫的左眼球，血流满面，还将他击倒在地。

有些下层妇女甚至敢与士兵叫板。一位皮匠的老婆，也是邻里有名的“泼妇”，在与一名士兵发生争吵时，扇了那名士兵一耳光。挨打的士兵将这一事件报告给了长官，长官会同鞋业同业公会会首到作坊解决争端，裁定错在该妇女。其惩罚是该长官用一根烟管敲她的头，此外她被迫挂了一块红布，燃放鞭炮，作为道歉。

以上这些故事表明，虽然中国家庭里男人处于控制地位，但也常常有例外。所谓“泼妇”展示了妇女行为的另一面，这与温顺的中国妇女的传统形象完全不同。

即使从总体来看，妇女是社会中的受害者，但是她们在公共场所所扮演的角色取决于各种因素，包括她们的文化水平、民间传统、个人性格和经济地位，她们中仍然有一些敢于藐视那些传统的所谓“妇道”，在公共场所展示她们的力量和勇气，即使因此而背上“泼妇”的恶名。所以，对那些竭力维系传统道德规范的精英来讲，她们的行为是应该受到谴责和控制的。

一般来讲，社会的变化允许妇女公开从事更多的社会活动。更多的公共场所，包括女子学校、演讲厅、新式商场、戏园、茶馆等都可以对妇女开放。民国初期，有些妇女非常热衷于参加公众政治集会活动。

例如，1916年夏，在倒袁运动胜利后，成都举行了一个持续若干天的纪念典礼，有万余人参加，实际上变成了一场大规模的公众娱乐活动。女学生和妇女的出现对民众来说是一个看热闹的好机会。

同年冬，另一个纪念活动在祠堂街举行，仍然有很多妇女出席，吸引了大批“流氓”前去围观。因此，当局命关闭附近的四个茶馆以防止过度拥挤。

引导时尚趋势并在公众生活里相对活跃的女学生，不仅思想开放，而且做事不束手束脚，甚至敢于反击想入非非的男人，有故事为证：

某学堂学生二名，同游丞相祠，于荷花池畔，遇女学生十余人。二生注视不已。女生去而之他，二生亦尾其后，接近逼视。女生中有骂之者，二生反以戏言答之。众女怒，共窘辱之，且批其颊，二生乃抱头鼠窜而去，人皆曰打得好，打得好。

晚清以来，随着现代学校的发展，女学生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因此一些下层女子会将自己装扮成学生。例如据报道，一个木匠的小姨子因为“脂粉太重”，在街上被一群无赖追逐。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警察没去追究那些无赖，至少根据这个报道没有，但是他们却认真调查了这个女孩。她的姐姐——木匠的妻子——声称这个女孩是学生，但是警察发现这是谎言，反而对这个女孩严加训斥。记者发表评论说：“《易》曰‘冶容诲淫’，不知自咎，反冒充学生，以污女学界清名。巡警之申斥也宜矣！”

美国《生活》（Life）杂志拍摄的五四运动中的女大学生

上述女子假装成女学生，说明女学生在当时是新潮人士，受社会尊敬。非常明显，警察对待主要来自精英家庭、享有比大多数妇女更高社会地位的女学生，要比对一般民众好得多。精英们对此畛域也是分外清楚，不容下层妇女越界，否则则是玷污了所谓的“清名”。

虽然我们不能说这一时期妇女最终享有了平等使用公共空间的权利，但是她们的确已经扩大了公共活动的范围。茶馆便清楚地见证了妇女社会地位的改变：从19世纪不允许她们进入，到20世纪初对她们开了一条门缝，再到20世纪20年代她们成为常客，至30年代她们开始在那里谋生，公众也逐渐增加了对妇女的接受度。

我们可以认为，在中国，妇女在公共场所的被接受程度，实际上是衡量社会开化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虽然妇女争取活动空间的努力并没有一蹴而就，但至少她们也为自己取得了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