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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君士坦丁堡
俄国内战结束[1]，大约八十六万俄国国民为躲避战争和革命，以难民身份侨居海外。他们是俄罗斯民族和旧帝国几乎全部文化群体的代表。其中许多人就聚居在伊斯坦布尔。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2]，伊斯坦布尔的人口将近一百万，随后不断缩减，到1918年停战协定签署时，已缩减至七十万左右。城里的平民百姓战时担心希腊入侵，后来又害怕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像夺回士麦那一样实施报复，血洗这个被协约国占领的城市，于是纷纷逃离。直至俄国人大量涌入，伊斯坦布尔的总人口才呈现出惊人的增长。难民危机因此变成了人口革命。
自我移民（Émigrés）是社会对自愿迁移的外来人口的统称，而且白俄把努力在巴黎、纽约等地获得这一标签看作他们的微小胜利。在伊斯坦布尔，白俄人被戏称为“伪君子”（harasolar），这个土耳其俚语源自俄语单词的“好”或“不错”，虽然这个单词在俄语里是很普通的日常用语，但土耳其语的变体却是个残忍的玩笑。俄国人生活得并不如意。20世纪20年代，如果你在伊斯坦布尔的某些城区遇见乞丐，几乎可以肯定他或她说的是俄语。
许多有关个人情况的信件[3]被送入城里的救济组织，寄往远在纽约和华盛顿特区的慈善团体。盲人阿列克谢·斯特拉德金（Aleksei Sterladkin）原本靠在佩拉大街上演奏簧风琴谋生，因警察指控他非法行乞而请求援助；俄罗斯帝国前男歌剧演员舍尼亚娃斯基（Tcherniavsky）恳请救济人员帮助传递他即将在伊斯坦布尔举办演唱会的消息；米歇尔·瓦西里耶夫（Michel Vassilieff）神父申请少量捐款，为贫困的俄裔基督徒筹办复活节大餐；沙霍夫斯卡娅（Shakhovskaya）公主写信请求为她和她的丈夫——托卡良酒店管弦乐队的一名音乐家——签发去美国的签证。
难民所面临的问题不只是伊斯坦布尔战后同样影响土耳其人和俄国人的萧条的经济，还是他们的发展前途与国际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923年7月24日，协约国与土耳其的谈判代表最终签署了和平条约，结束了双方自1914年以来的敌对状态。在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的斡旋下，《洛桑条约》（Treaty of Lausanne）允许协约国自行清理占领关系，保持一定尊严地撤离，而且条约还承认了穆斯塔法·凯末尔政府作为废黜苏丹继任者的合法地位。自1918年停战以来，土耳其政治与军事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战战兢兢的苏丹被赶了下台，现在领导这个国家的是一个选举产生的议会和一位意气风发的统帅，他率领军队撵走外国侵略者，保卫了故都。《洛桑条约》与德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签署的条约不同，它没有强加的条款，是唯一一份战败国与协约国通过谈判达成的和平协定。
《洛桑条约》保证了土耳其的和平，界定了土耳其的边界，并且解决了一系列因奥斯曼帝国瓦解而遗留的隐秘但攸关生死的问题，比如，陈旧的人寿保险如何处理，哪些债权人可对他们持有的奥斯曼帝国公债进行索偿。和约签署的消息刚刚公布，伊斯坦布尔大街小巷的人们就鸣枪放炮，锣鼓喧天。家家户户的墙壁和窗玻璃上都张贴了穆斯塔法·凯末尔的画像[4]。协约国士兵发现他们自己处于从未有过的弱势地位。“这里所有的外国人都威风扫地，”比利·福克斯-皮特给英国家中父母的信中写道，“我们现在得不到土耳其人起码的尊重[5]，当然，法国人的境况更糟，意大利人直接被无视”。
《洛桑条约》的公布正式开启了协约国几个月后全面撤离的倒计时。城内仍有近15000名英国军士[6]，包括约克郡步兵、皇家海军陆战队和穿着褶裥短裙的苏格兰高地人，以及其他协约国的一些小分队。经过数月的筹备，1923年10月2日，哈林顿将军与妻子，以及掷弹兵分遣队、冷溪近卫队和爱尔兰近卫队一道抵达撤离港口。码头上人声鼎沸，人们都想一睹协约国司令官检阅英、法、意三军仪仗队以及土耳其军队的风采。哈林顿依次向每面国旗敬礼，并以土耳其的星月旗作为结束，人群发出阵阵欢呼。
简短的仪式结束后，哈林顿将军和他的军事护卫队一同登上了旗舰“阿拉伯”号（Arabic），他们一路向南驶离博斯普鲁斯海峡，途经马耳他、直布罗陀，最后抵达英格兰。“这是一次奇妙的‘送行’[7]，我们挥别的是一个所谓的敌国。”哈林顿回忆道。原司令部悬挂的英国国旗是唯一能让他想起占领的物件，哈林顿临行前把它送给了加拉塔的圣公会教堂，这面英国国旗至今仍在教堂公开展出。协约国撤离四天后，也就是10月6日，土耳其军队进入并且完全控制了伊斯坦布尔。又过了十几天，10月23日，安卡拉大国民议会宣布土耳其共和国成立，穆斯塔法·凯末尔就任总统。
这一切令白俄人心绪不宁，因为新共和国最亲密的国际合作伙伴正是当初迫使他们背井离乡的布尔什维克政府。列宁是穆斯塔法·凯末尔反占领抵抗运动的主要支持者，布尔什维克曾在土耳其独立战争期间为民族军提供过武器，而且莫斯科也是第一个与土耳其国民政府缔结友好关系的世界之都，布尔什维克政府向安卡拉派遣使团的时候，英国军队还在伊斯坦布尔的街头巡逻。
俄国人内部开始分裂。据估计[8]，约百分之十的流亡人士开始积极支持布尔什维克的事业，不管是领薪水的特工，还是纯粹的支持者，他们都认为与莫斯科的苏维埃政权和解大有希望，甚至非常可取。一些白俄移民的知名人士决意与布尔什维克握手言和，重返俄罗斯。虽然有的人刚回国就被立即枪杀，但其他人仍在声援这场看似列宁主导的转变。
1922年12月，布尔什维克政府公开宣布，侨居海外的前俄国国民不再受到新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保护。这就意味着，白俄移民如果在他们的新家园没有获得公民身份，那么他们就正式地成了没有国籍的人。东道国政府随时可以将他们作为非法移民驱逐出境，其他国家的政府也没有义务接纳他们，他们成了国际法里没有官方身份的一群人。后来，国际联盟介入，向世界各地几十万俄国难民颁发了所谓的南森护照。这本以挪威探险家、人道主义者，同时也是国际联盟高级难民事务专员弗里乔夫·南森（Fridtjof Nansen）的名字命名的护照为他们提供了临时身份，使他们避免了被东道国政府随意驱逐出境。不过伊斯坦布尔的俄国人恐怕没剩下多少时间了。1923年，佩拉大街上的前俄国大使馆已经转由苏联控制，安卡拉政府也不断向客居的白俄人施压，让他们尽早做出选择，要么离开土耳其，要么接受土耳其国籍。随着苏联贸易代表和外交使团的陆续到访，宿敌之间碰面和接触的机会越来越多。俄国内战期间曾对峙沙场的两拨人现在完全可能在莫斯科总会的舞池边目光交错。
20世纪20年代，伊斯坦布尔的俄罗斯社群一直在缩减。20年代初，弗兰格尔的志愿军[9]还曾佩戴着他们利用女士礼服的天鹅绒绲边制作的团徽，手拿着木质武器，身穿病号服改成的白外套在加里波利演练。可是时局变迁，这支军队很快就被打发去了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从前的官兵都成了修筑公路和其他建设项目的配备人员。与此同时，托马斯·惠特莫尔的学生也陆续动身，前往布拉格等有院校答应录取并给予资助的大学城。另外一些俄国人则搬去了愿意为他们提供签证的匈牙利、法国、英国等地。德米特里·沙里卡什维利这位曾帮助建设过浮罗亚海滨浴场的传记作家和士兵也离开了，他先是去了波兰，接着在德国军队短暂任职，最后搬到了美国，在那里度过余生。他去世后，其时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儿子约翰·沙里卡什维利（John Shalikashvili）把他的遗体运回了格鲁吉亚老家。
老一代的俄国精英纷纷驾鹤西去。托尔斯泰在巴黎与世长辞，弗兰格尔在布鲁塞尔离世，途经伊斯坦布尔逃往异国的邓尼金最终在密歇根州的安娜堡（Ann Arbor）度假时突发心脏病去世。邓尼金在美国的土地上长眠了将近五十年，直到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带回他的遗骨，并且重新安葬在莫斯科，以示普京政权对流亡的民族主义者的支持。
大多数前俄国人的离开减轻了伊斯坦布尔照管他们的重担，但是难民危机的解除并不意味着这座城市自此变成秩序的典范。城市生活充满无法消散的乌烟瘴气。“简直想象不出来任何一样事物都比海达尔帕夏火车站更像是疯人院了。”[10]阿加莎·克里斯蒂回忆起20世纪20年代第一次到访伊斯坦布尔的情景时说道。她原本是要去探望她的丈夫——正在伊拉克参与现场挖掘的考古学家马克斯·马洛温（Max Mallowan），途中在东方快车上碰见了一位时髦的荷兰工程师，由于他的推荐，她绕开了佩拉宫，住进了同样位于佩拉大街的托卡良酒店。事实上，托卡良——而非佩拉宫——才是她最终选择让《东方快车谋杀案》（Murder on the Orient Express）中的比利时侦探赫尔克里·波洛（Hercule Poirot）入住的酒店。当时，佩拉宫门前的窄巷很像贫民区，而托卡良的窗户面对的是整齐的19世纪建筑外墙和宽阔的欧式大道。
尽管当时，伊斯坦布尔已属于新兴的民族国家，不再是昔日帝国的首都，但是报纸杂志仍不忘时不时地拿伊斯坦布尔人可能被捏合成单一民族身份的想法说笑。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以前[11]，在伊斯坦布尔发行的报纸当中，有十一种是奥斯曼土耳其语，七种是希腊语，六种是法语，五种是亚美尼亚语，四种属于拉地诺语等当地犹太人的语言，还有一种是相当于英国政府喉舌的《东方新闻》（Orient News）。如果你顺着佩拉大街漫步，会经过一座希腊东正教教堂、一座清真寺和两座罗马天主教教堂。如果你沿途拐进小巷，你会看见亚美尼亚天主教徒、亚美尼亚使徒教教徒以及迦勒底人、圣公会信徒和德国新教徒等其他教派教众兴建的教堂。你还可以在通往加拉塔区的山坡上找到四座犹太会堂和几座清真寺。
凯末尔主义者怀着一腔愤怒与希腊军队在安纳托利亚血战，当土耳其国民军最终从协约国手中夺回城市的控制权时，伊斯坦布尔的穆斯林如释重负。可当地的基督徒却越来越害怕土耳其新政府会认为他们其中一些人背叛了国家，对他们展开报复。在协约国和凯末尔主义者联合管理市政事务期间，也就是1922年秋季直至一年后结束占领的这段日子，土耳其当局已经开始对某些希腊人实施逮捕，他们要么曾经为协约国效力，要么积极支持过希腊占据土耳其领土的主张。但希腊人绝不是唯一的目标，反民族主义的穆斯林也在土耳其当局的逮捕名单之列，而且在某些情况下，他们还会被执行枪决。希腊人在伊斯坦布尔控制着这么多的商业活动，希腊社区自然就成了大多数民族分子泄愤的靶子。希腊人走在街上可能被搭讪，他们的财产也可能被穆斯林暴徒野蛮占有。许多希腊人担心，一旦土耳其全面接管这个城市，他们是否还有生存的空间。1922年底，出于对自身安全的考虑，包括一些富裕家庭在内的约五万名非穆斯林民众[12]相继离开了伊斯坦布尔。1923年，协约国撤退，希腊人认为他们与土耳其新政府之间的最后一层保护也没有了，随即也大批搬离。
战争与占领还加深了伊斯坦布尔希腊社区内部的分歧。谁能真正代表希腊民族和流散侨民的利益？是以雅典为中心的希腊国，还是伊斯坦布尔的希腊东正教牧首这位拜占庭希腊族系最明确的直接继承人？亲希腊与亲牧首两派系之间的纠纷不断，有时还会爆发暴力冲突。1923年夏，一队希腊民族主义分子闯入牧首教区，打断了牧首与其他东正教领袖的会议。他们拖着牧首梅勒提奥斯四世（Meletios Ⅳ）走下楼梯，打得他鼻青脸肿，直至协约国警察赶到才被制止。牧首摆脱窘境后，立即将入侵暴徒的带头人逐出了教会。梅勒提奥斯受够了内斗，厌倦了草木皆兵的生活[13]，于是没过多久，就搭乘英国轮船离开了伊斯坦布尔，退隐去了阿索斯山（Mount Athos）一处宁静的修道院。伊斯坦布尔希腊社群内部最终推举出了一位新牧首，但即便如此，希腊民族主义和其他竞争派系的威胁依然存在。举例来说，1924年，脱离论者[14]就创立了他们自己的土耳其东正教会，聚集了一帮讲土耳其语的东正教教徒，否认法纳（Phanar）牧首教区拥有治理他们的权力。
此外，希腊东正教牧首等非伊斯兰教的宗教领袖以及他们的社区还面临着一个更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古老的米勒特制的终结。虽然同为苏丹的国民，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却从未实现完全平等，这种不平等和等级制度是多层面、多角度的。奥斯曼帝国有着非常复杂的社会体制，一个人的地位不单单由宗教决定，还受性别、职业等许多因素的影响。所以当奥斯曼帝国的官员们看向全体国民时，他们可以看见许多不同种类的权力、身份和特权拼凑在一起。
然而，土耳其共和国是完全不同的社会体系，即便它的某些关键特征也带有奥斯曼帝国时代的烙印。共和国以现代公民取代了帝国国民的概念，把对苏丹个人的效忠换成了坚持世俗国家理想的承诺，用民族国家的单一理念替换了旧帝国交错的多重身份。1924年，土耳其共和国通过了第一部宪法，宪法保障所有公民无论宗教信仰，都拥有平等的权利。但是由于少数民族这个新的法律概念的引入，在宪法实践过程中，公民之间原有的差异变得更加明显，这完全超出了土耳其人的想象。
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和平协议里其实蕴含着新思想。《洛桑条约》虽为协约国撤离、土耳其军队进入伊斯坦布尔铺平了道路，但是和谈期间，主要的争论点还有希腊人等非穆斯林的身份问题。土耳其谈判代表最初提议驱逐伊斯坦布尔的所有希腊人。土耳其首席代表伊斯麦特·帕夏（Ismet Pasha）坚决表示，如果允许希腊人留下，他们将是“向我国输入贪污腐化和不忠不信的渠道”[15]。希腊政府则辩称，他们已经接收了大量来自奥斯曼帝国的希腊难民，如果难民人数持续增加，终将酿成一场人道主义灾难。此外，土耳其如果正式驱逐了希腊人等非穆斯林，相当于剥离了商业精英，斩断了基督教传承，只会让伊斯坦布尔这个伟大的文明中心变成一具空壳。
最终，谈判代表达成了和解。1923年7月，《洛桑条约》签署，第一百四十二条证实了雅典与安卡拉两方政府单独达成的另一项协议。两国同意在彼此“交换”同一宗教信徒的情况下，强制驱逐少数族裔，土耳其境内伊斯坦布尔和两座爱琴海小岛上的希腊东正教教徒以及希腊境内西色雷斯的穆斯林不在此驱逐之列。这一例外肯定了希腊人在伊斯坦布尔经济中的重要作用，也承认了穆斯林扎根希腊的悠久历史。而被圈入交换范围的人则不得不背井离乡，重新在另一个国家定居。如果没有原政府的明令许可，他们将再也不能合法地踏上故乡的土地。两国为此还成立了特别政府间委员会，负责确定哪些家庭是“可交换的”，并安排他们的强制迁移。换句话说，哪怕这些家庭没有特定的宗教信仰，也并非混血，都要由委员会官方认定谁是希腊东正教教徒，谁是穆斯林。委员会还会对他们遗留财产的价值进行评估，财产出售则由希腊和土耳其两国管理。尽管如此，最后很少人会得到足够的补偿。有份报告曾这样记录当时的情形，“许多荣耀一时的富人如今身无分文，他们在君士坦丁堡或雅典的街头徘徊，口袋里只剩下一张几乎无法索要补偿的财产清单”[16]。
强制交换是为了校准国家有关宗教、种族和国籍的主线，历史学家有时也会使用“希腊人”“土耳其人”等速记标签来指代《洛桑条约》产生的这波难民。但这些名词一旦对应到这些难民本身，似乎又有些奇怪。奥斯曼帝国曾经利用宗教忏悔来决定个人的身份认同，交换委员会本质上应用的也是相同的标准，只是在旧类别上又粘贴了一个全新的民族标签而已。鉴于这种帝国与民族混搭看世界的方式，强制交换其实包含了许多人，他们的身份认同几乎与希腊王国或新兴土耳其共和国核心的种族民族主义毫无共同之处。这次民族大分离给每个人都指定了一个绝无仅有的身份。一个希腊东正教家庭拉家常或许说的都是土耳其语，而且寻根溯源，他们可能世代都生活在安纳托利亚的同一个村庄。同样，希腊的穆斯林讲希腊语或斯拉夫语，他们应该与土耳其共和国的文化也没有多少共鸣。但是在这场交换中，官方会公开宣布前者是希腊人，后者是土耳其人，他们最终都会被送往所谓的同种族家园的异国他乡。
同一纸条约不仅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且避免了未来的战争问题。条约迫使人们远走他乡，以后再也没有政府可以打着人民渴望解放的幌子宣战。这算得上一种预防性的互惠流放。该计划的发起人之一弗里乔夫·南森曾表示：“毫无疑问，这项计划在未来会发挥出良好的作用，因为它创建了更多的同质群体，消除了无尽冲突的主因，而且在近东，这些冲突常常伴随着屠杀。”[17]南森也是国际联盟的官员，他曾为改善俄国流亡人士的困顿而不知疲倦地工作。
如果把过去一年左右相向奔逃的民众计算在内，那么《洛桑条约》下的强制流放人口大约包括一百万名希腊东正教教徒和五十万名穆斯林。就短期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土耳其和希腊的野蛮斗争一拖再拖，而《洛桑条约》恰好消除了这两个邻国之间的一个主要冲突来源。从长远来看，《洛桑条约》重塑了人口格局，它将古老的社区连根拔起，让无家可归的难民有机会建村立寨，并且使两国实现了史无前例的种族同质化。
但无论如何，过去总会留下痕迹。伊斯坦布尔一处私宅的题字可以确定它的建筑师或旧主人是希腊人，而希腊的顶级足球队之一——帕奥克足球队（PAOK）——因为最初成立于奥斯曼帝国时代的伊斯坦布尔，所以球队名称里仍保留了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的印记。岁月流逝，昔日的种族清洗如今变成了寻根之旅，希腊人纷纷前往佩拉区，参观家族古老的公寓大楼，土耳其人则在塞萨洛尼基（从前的萨洛尼卡）的古城中心找寻清真寺的断壁残垣。巴士观光团现在可以带着年迈的土耳其人穿越希腊北部的城镇村庄，追寻他们父母，甚至祖父母当年的足迹。土耳其航空公司每日在伊斯坦布尔与塞萨洛尼基两座城市之间有多趟航班往返，数万名希腊人在塞萨洛尼基扎下了根，和本地人一样开始了新生活，同时也有数万名穆斯林从塞萨洛尼基出发，慢慢变成了土耳其人。这次强制迁移被土耳其人叫作大交换（Büyük Mübadele），而希腊人仍然简单、直接地称它为灾难（Katastrophe）。
《洛桑条约》有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一部分刚刚描述完强制迁移一百五十万人的蓝图，另一部分似乎又成了多元文化政策的样板，强调要保护少数族裔的权利。前段刚刚列示出某些可以留在故乡的个人和群体，后面整章就开始阐释土耳其和希腊对这些法律的拒不合作者——主要是伊斯坦布尔的希腊东正教教徒和西色雷斯的穆斯林——应承担的互惠义务，比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宗教自由、小学教育以母语授课，等等。条约还用现代国家对其少数民族负有责任的理念取代了奥斯曼帝国笃信的米勒特的古老概念。
历史展开了不同的章节。协约国占领期间，佩拉宫的东家普罗德罗莫斯·布多萨克斯-阿萨纳斯达蒂斯原本是受保护的少数人之一，可是与其余数万名希腊人一样，他也担心土耳其新政府的报复行为，20世纪20年代初，布多萨克斯决定离开伊斯坦布尔，逃往雅典。与城内其他少数族裔开办的企业一样，即使主人不在家，佩拉宫仍旧继续营业。只是协约国一旦撤离了伊斯坦布尔，这些财产自然而然就成为土耳其大力削弱非穆斯林经济实力的首要目标。当时，大概四万名[18]“不可交换的”希腊人移居海外，尽管无须服从强制迁移的法令，但他们还是自愿离开了土耳其。之后，他们的离开被认为是不忠不信。土耳其政府宣布，他们用脚投票，显然已经决定了自己在哪里安身立命。1923年春，安卡拉议会通过了新法案，允许政府占用这些海外侨民“遗弃的”财产，包括所有者预先转移到当地亲属或商业伙伴名下的资产。
协约国占领前夕，伊斯坦布尔工商业联合会（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19]由一位穆斯林和一位亚美尼亚人共同主持，十四名核心成员里有十一个是来自伊斯坦布尔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少数族群。到1921年初，两位联合主席都是穆斯林，十九名成员有十三名穆斯林。再往后，1923年，土耳其政府成立了土耳其国民商业联盟（National Turkish Commercial Union），代表穆斯林商人利益，对原本由非穆斯林持有的实业公司、进出口企业和金融机构进行整合收购。外国的银行和企业也被迫开除了少数民族员工，转而雇用穆斯林。
伊斯坦布尔法庭中，三分之二的希腊律师[20]被解雇。希腊工会组织也被关闭。希腊人名下的企业不是面临轻微违规等不太重要的法律诉讼，就是被鼓励或被强迫接纳一位穆斯林合伙人。接着，新的穆斯林合伙人根据《洛桑条约》，可以向政府申请把某位希腊共同所有人指定为“可交换”，这样希腊共同所有人的商业股份就会全部转给穆斯林合伙人。1925年和1926年当地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犹太人的会谈正式宣布放弃《洛桑条约》赋予这些少数民族社区的集体权利。虽然只是迫于土耳其政府的巨大压力，但是他们放弃权利[21]也代表着终结了所有基于宗教或种族的特殊待遇。1926年，安卡拉宣布实行酒精垄断，麻醉品的生产与销售全部由某个政府许可的企业独家控制，自此，伊斯坦布尔非穆斯林商业活动中的这一重要领域也被完全国有化。
1923年，佩拉宫[22]作为城内最重要的一处在外业权人名下的资产，也被宣布收归国有。此举名义上是补偿因布多萨克斯未缴税单而给国库造成的损失。可是四年后[23]，也就是1927年5月，政府又颁布了一项新法律，宣称包括佩拉宫的希腊老东家在内，所有独立战争以后没有返回土耳其的前奥斯曼帝国国民都不再是土耳其公民。这一转变意味着布多萨克斯的地位在某些方面还不如那些曾经生活在伊斯坦布尔之外“可交换的”希腊人，至少他们离开，理论上还可以获得遗留财产的补偿，有时甚至可以在希腊分得新农田或新房屋，而“不可交换的”希腊人如果自愿离开伊斯坦布尔，就什么都没有了。《洛桑条约》用轮船和火车移除了土耳其一百万的希腊人口。1927年的法律大笔一挥，又清除了好几万人。
这些改革出自立法、公共活动、城市法令的整体计划，故意降低了少数民族的公共关注度和经济实力。新的土耳其共和国之所以否定奥斯曼帝国的宗教忏悔、多种族并存的帝国结构，是为了支持单一民族国家在这些方面的主张。最好的情况是，改革可以通过摆脱奥斯曼帝国宗教自治的“大帽子”体系，实现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最差则会把穆斯林变成新国家内部的核心民族，而把其他民族降为次等。非穆斯林的宗教机构或私人基金会开办的学校必须雇用一定比例的穆斯林教师，而且课程中禁止涉及宗教引论。政府取缔了少数民族社区成立的童子军。公共场所的标语牌赫然写着：各位公民，请说土耳其语！（Citizen，Speak Turkish！）20世纪20年代[24]，政府制止生活在伊斯坦布尔的非穆斯林出城，企图把种族差异封存在旧都内部。他们还明令禁止亚美尼亚人在安纳托利亚东部定居，该地区作为亚美尼亚古老的文化中心，也曾是种族大屠杀的黑暗中心。1934年，政府颁布了一部新法律[25]，不仅要求所有的土耳其公民采用从前穆斯林很少使用的姓氏，而且明文规定，禁止民众登记的姓名包含明显可辨的非土耳其语字尾，比如，希腊人常用的“××普洛斯”，亚美尼亚人常有的“××伊恩”，还有斯拉夫人和犹太人名字里常见的“××奥夫”或“××维奇”。
前希腊东正教牧首梅勒提奥斯[26]曾形容安卡拉的政策是“莫斯科做派的列宁主义”，他的话在某种程度上并没有错。安卡拉政府确实借鉴了布尔什维克的经验和教训。就像新苏联曾宣布白俄不在国家的保护范围之内，土耳其共和国也公开声明与目前侨居海外的希腊人等少数族裔断绝关系。两国的财产征收都源于共同的信念，相信胜利者正在领导改变世界的政治运动，认为战利品理应属于胜利者，相信失败者不过是寄食者、寄生虫，是陈腐破败的社会秩序的余孽，正在接受他们应有的惩罚。
强制征收为土耳其政府与广大的普通穆斯林带来了片刻的宇宙正义。从他们的角度来看，贪婪的少数民族榨干了奥斯曼帝国，与协约国占领者勾结抵制独立战争，最终必将被真正的爱国者取代。对少数民族来说，这看起来就像是世界末日。“我站在佩拉区尘土飞扬、垃圾四散的山坡上……俯瞰着海港密密麻麻的桅杆和污秽肮脏的烟囱……一切看起来令人作呕，很不真实。”[27]欧内斯特·海明威刊登在《多伦多每日星报》上的文章这样写道，“但是民众对这些的感受却非常真切，他们回眸这个城市，会想起他们舍弃的家园、撇下的生意，想起他们所有的情感关联与生计……”
一夕之间，财富化为乌有，很多希腊人等少数民族的商业领袖都一败涂地。有些人身无分文地站在雅典和塞萨洛尼基的陌生街头，还有些人沮丧至极，草草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土耳其报纸经常刊载几则有关绝望与复仇的耸人听闻的故事。1928年，希腊人科法克斯（Kofakos）经营的罗德斯酒店被宣告破产。这家酒店与佩拉宫同在一条街上，是海明威常来的旧地。过了一阵子，已沦为乞丐的科法克斯在酒店门阶上被人轰走。等他再回来时，带着一把手枪[28]，当场射杀了一名酒店员工。
然而，布多萨克斯不同，他在希腊东山再起，又成就了一番事业。当时，佩拉宫只是他可观财富的一部分，他想方设法把大部分财产从土耳其转出。后来，他在雅典创办了几家新企业，经过打拼，成了希腊实力最雄厚的工业家之一。他对几乎所有的经济部门都有浓厚的兴趣。许多他在佩拉宫大堂结识的关系，尤其是那些免不了要在伊斯坦布尔停留的英国士兵、德国实业家和法国商人，都成了他从移民迅速崛起为工业巨头的助力。布多萨克斯名下的希腊弹药公司（Greek Powder and Cartridge Company）[29]，生产各种口径的步枪子弹、炸药、防空手榴弹、防毒面具以及海军舰艇的船用锅炉，成了希腊最大的军火制造商。
20世纪30年代末，他的业务继续扩张至丝绸和羊毛生产、造船，以及葡萄酒与烈酒销售等多个领域。西班牙内战期间，对立双方军队的武器装备都由他提供。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他还在坚持不懈地平衡商业利益，同时向英国和德国供应战争机器。“他很有名望[30]，是一位头脑灵活的实业家，他知道如何把一桶炸药、一批外汇或一宗地产转变为自己的经济利益和政治优势。”1940年，《科利尔杂志》（Collier’s magazine）的一篇报道这样评价：“他在这场战争里扮演了上一次世界大战中蓄着山羊胡的巴希尔·扎哈罗夫（Basil Zaharoff）爵士。”已故的巴希尔·扎哈罗夫当年是伊斯坦布尔从事军火交易的希腊人，也是布多萨克斯的长辈。1979年，布多萨克斯去世时，他的生意范围已从军工延伸到了酿酒、化工和造船业。某位研究这个主题的历史学家说，他只是“希腊工业领域最有实力的人”[31]，而他家人建立的慈善基金会则是这个国家最杰出的慈善组织之一，专门用于奖励科学、医学和希腊文化传播方面的工作成就。
与此同时，佩拉宫却在法律的地狱饱受煎熬。1927年夏[32]，法律剥夺了在外业权人的土耳其国籍后，佩拉宫就被国库转让给了政府控制的艾姆拉克银行（Emlak Bank）。过了几个月，也就是1927年12月，这家酒店似乎又被穆斯林商人米斯巴赫·穆海耶斯（Misbah Muhayyes）收购。1928年，他在市政财产档案中正式登记了他对佩拉宫的所有权。穆海耶斯来自贝鲁特（Beirut），他与布多萨克斯一样，是伊斯坦布尔的新移民。穆海耶斯是土耳其民族主义早期的支持者，他与穆斯塔法·凯末尔的关系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独立战争如火如荼之时，穆海耶斯利用家族祖辈相传的纺织品生意倾力支持凯末尔主义事业，为血战沙场的将士提供制服。这种种关系让穆海耶斯获得了土耳其国籍，出于对政治风向的透彻理解，他终于在名义上获得了这家废弃的酒店。
他续写了这个希腊家族中断的生意。他把酒吧装饰一新，擦亮了黄铜电梯，恢复了酒店的名声，使佩拉宫再次成为欧洲等远地旅行者皆知的停留地。而酒店的周边区域，也就是人们曾经称为墓园大街与暴徒大街的街角也进行了改造。市政府为酒店前的大道换了个更庄严的名字，宪法大街（Mesrutiyet Avenue）。佩拉宫如今是穆斯林的产业，熔炼了个体认同和共和国政治的魔力，穆海耶斯尽管曾经是阿拉伯人，现在也成了土耳其人，他已经证明了自己对这个国家的忠诚，因此获得了适当的奖励。穆海耶斯秃顶，戴着一副眼镜，领结和方巾看起来总是需要整理，他的形象恰好代表了接班希腊人的新一代伊斯坦布尔人。穆海耶斯家的避暑别墅位于耶尼亚（Yeniköy）郊区，圆屋顶充满东方梦幻，屋檐旁逸斜出，尤似礼冠，是博斯普鲁斯最宏伟的宅邸之一。
据估算，伊斯坦布尔非穆斯林的少数民族人口占比从1900年的56%下降到20世纪20年代末的35%。别的城市这一数字更是急剧下降。伊兹密尔（Izmir），也就是从前的士麦那[33]，非穆斯林人口从62%减少到14%。而在安纳托利亚东部的埃尔祖鲁姆（Erzurum），城内的亚美尼亚人由于种族大屠杀几乎被完全清空，非穆斯林人口从32%降至0.1%。不过人口革命几乎改变了伊斯坦布尔少数民族老社区的一切。由于着急离开，希腊人、亚美尼亚人、犹太人在二手市场上甩卖他们住宅公寓里的各种物品，希望在登上轮船或火车之前，口袋里至少能增加一点现金。他们贱价出售了大量的家具[34]、餐具、留声机和钢琴，以至于新家居用品的进口商后来发现，大众需求都已被这些易得廉价的商品满足了。
总的来说，因为城市的非穆斯林少数民族都逃走了，整个土耳其[35]变得更加伊斯兰化，更加土耳其化，种族更加单一，乡土气息也更加明显。一些家族以穆海耶斯式的方式出现，其中有人将会成为伊斯坦布尔的经济支柱。他们随时留意着命运的改变，一旦希腊人等少数民族的企业挂牌出售，他们就会把政治关系转化为经济优势。他们的买卖非常诚实，至少个人交易完全没必要欺诈。但是，他们依赖这次巨大的财富转移，而这一转移之所以得以实现，是因为共和国对民族纯度的偏爱，而非帝国首都古老的世界主义。伊斯坦布尔上一代的权力精英身着锦缎华服，强调壮丽辉煌是他们的典型特征，而新的土耳其官吏则详述老奥斯曼人缺乏的品质：平静的自信和简单的优越感。这些人与他们家人正穿着定制西装和时髦的西式礼服，摆出眺望远方的姿势，等待画师为他们画像。他们与无处不在的资产阶级一样，也渴望在最有魅力、最无忧无虑的时刻记录自己。
尽管没收少数民族财产是蓄意筹划的政策，但是一代又一代伊斯坦布尔的普通人和历史学家仍然认为这是一笔横财。如果这些少数民族在协约国占领期间离开，那么人们就会记得他们简单地放弃了自己的房屋和企业，安静地锁上门，遗留下代代累积的财富。当然，现实是法律禁止他们取回自己的资产。对今天的游客来说，这次改革的整段历史都展示在佩拉宫的大厅中。这家酒店在帝国和共和国时期的两位所有者——布多萨克斯和穆海耶斯的肖像也面对面地挂在东方酒吧外。虽然他们一位是国家政策针对的目标，另一位是曲折的受益者，但画布和照片中的两人都很自信，仿佛这个城市正是属于他们这样的人。
[1] Gatrell，Whole Empire Walking，193.俄国难民总数没有现存的准确数据，估计在五十万到三百万人之间。见Smith，Former People，208.
[2] Toprak，“La population，” 70.
[3] 见Bristol Papers，LC，Box 74，File “RussianRefugees.”
[4] Fox-Pitt to mother，June 25，1923，Fox-Pitt Papers，IWM，Box 2，File 10.
[5] Fox-Pitt tofather，June 7，1923，Fox-Pitt Papers，IWM，Box 2，File 10.
[6] Printed Shipping Programme for the Withdrawal of British Troops from Turkey，Aug.1923，IWM.
[7] Harington，Tim Harington Looks Back，139.
[8] Bumgardner，Undaunted Exiles，197.
[9] Bumgardner，Undaunted Exiles，96-97.
[10] Christie，Autobiography，354.
[11] Criss，Istanbul Under Allied Occupation，46-48.
[12] Alexandris，Greek Minority of Istanbul，82，96.
[13] Alexandris，Greek Minority of Istanbul，146-49.
[14] Alexandris，Greek Minority of Istanbul，151-57.
[15] 引自 Alexandris，Greek Minority of Istanbul，85.
[16] “Exchange of Population Between Greece and Turkey，” Advocate of Peace rough Justice88，no.5（May 1926）：276.
[17] Nansen，Armenia and the Near East，25.
[18] Alexandris，Greek Minority ofIstanbul，117.关于获得少数族裔财产的法律见Akçam and Kurt，Kanunlarɪn Ruhu。
[19] 见Journal de la Chambre de commerce et d’industrie de Constantinople，June 1918 and Feb.1921.
[20] 关于希腊人的经济利益，见 Alexandris，Greek Minority of Istanbul，107-12。
[21] 这些放弃书的细节讨论，见Bristol to Secretary of State，Nov.3，1926，以及 Nov.24，1926，NARA，RG59，M353，Reel 21。
[22] Çelik，Tepebasɪ，174-75.
[23] Alexandris，Greek Minority of Istanbul，120.
[24] 见NARA，RG59，M353，Reel 76。
[25] Ekmekçioglu，“Improvising Turkishness，” 166-69.
[26] 引自Alexandris，Greek Minority of Istanbul，118，法文原版是 “Bolchevico-Communisme de Moscou”。
[27] Hemingway，“Constantinople，Dirty White，Not Glistening and Sinister，” Toronto Daily Star，Oct.18，1922，in Hemingway，Dateline：Toronto，229.
[28] “Londra Oteli Cinayeti，” Cumhuriyet，Sept.9，1929.
[29] Pelt，Tobacco，Arms，and Politics，78-79.
[30] Frank Gervasi，“Devil Man，” Collier’s，June 8，1940：17.
[31] Pelt，Tobacco，Arms，andPolitics，81.
[32] 财产记录见Çelik，Tepebasɪ，174-75.我要感谢梅拉尔·穆海耶斯愿意在伊斯坦布尔接受采访，分享她的家庭故事和有关米斯巴赫·穆海耶斯的回忆，July 18，2013。
[33] Finkel，Osman’s Dream，547.
[34] Ravndalto State，Nov.26，1923，pp.4，6，NARA，RG59，M353，Reel 49.
[35] Finkel，Osman’s Dream，5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