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松鼠一样生活

1927年后，穆斯塔法·凯末尔的“伟大演说”成了共和国历史的原始文本，成了解释帝国终结和土耳其民族国家诞生的基本来源。近几年，土耳其历史学家开始质疑这个版本历史事件的片面性。如果你想理解这场革命的规模和复杂性，最好不要只看政治演说和课本，你还可以读一读《祖国的人文景观》（Human Landscapes from My Country），这首长诗堪称作家纳齐姆·希克梅特（Nâzɪm Hikmet）的大师之作。1941年，纳齐姆在布尔萨监狱里开始创作《祖国的人文景观》，这座监狱距离伊斯坦布尔有几小时的路程，隔着马尔马拉海与这座城市对望。这首一万七千行的长诗就像一幅徐徐铺展的巨大画卷，重现了后帝国时代的起源，以普通人的视角设身处地地讲述了独立战争的纠缠和土耳其共和国的建设。

这首诗开篇的场景是海达尔帕夏火车站，穿着黑绸制服的伊斯坦布尔女学生从这里经过，然后笔锋一转，突然写到安纳托利亚，那里硝烟弥漫，饿殍遍地。战争没有荣耀，一位妇女劝告：

“姑娘，”她说^[1]，“你尚且年少——

但终会长大，

会结婚生子，

到那时我再问你，

战争是什么。”

小偷、农夫、作家和普通士兵是这首诗里的英雄，这组人物浩浩荡荡地穿越了现代土耳其历史的舞台，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纳齐姆缓缓移过安纳托利亚高原的镜头捕捉到了他们的身影。纳齐姆事业起步时曾是导演穆辛·埃尔图鲁尔和伊佩克兄弟制片公司的编剧，他们拍摄的电影在佩拉大街场场爆满。他创作的《祖国的人文景观》具有完整的艺术性，借鉴了电影制作以及诗歌散文的技法。他运用了摇摄、变焦和定格等不同的摄影技巧，融合了自由体与叙事体，还有自传、奇幻小说、民间寓言等各种文体。《祖国的人文景观》是人类多元化社会的年代记，与凯末尔主义宣扬的均质化意识形态明显不符。这首诗或许是对土耳其从帝国向共和国过渡时期最具创意、最细致的评估，是与穆斯塔法·凯末尔精心编纂必然胜利和一心一意建设现代化的标准故事比肩的某种或然历史。

共和国成立初期，土耳其文人就已抛弃奥斯曼时代的保守体例。土耳其文坛汇集了对国家的赞歌、乡村文化的追忆以及日常生活的叙事等形形色色的文学题材，其中许多作品设定的背景是民族解放、战后斗争。当其他土耳其作家都在追问如何写诗时，纳齐姆已经开始思考诗的意义——艺术可否不只反映现实，同时还能塑造社会生活。

纳齐姆·希克梅特竭尽所能地把现代性引入土耳其文学，如今他仍是四海皆知的土耳其民族诗人。在伊斯坦布尔的卡德柯伊区，一处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小文化中心搭设了阴凉的茶园，摆满了艺术家的摊位，那里仍是激进的大学生和老牌知识分子重要的会面场所。然而，没几个民族诗人有生之年会如此不受欢迎。他在土耳其监狱度过了自己最好的年华，最后还被剥夺了土耳其国籍。他死后，他的遗体没有被葬在伊斯坦布尔，甚至没有葬在土耳其。

究其原因，在这个全力鼓吹革命的国家，纳齐姆的革命热忱却始终是错误的变体。他的想法极其现代，他说在共和国所有的城市中，伊斯坦布尔最有条件体现社会主义沉默的幽灵。左派批评土耳其民族主义，说它保持着政治生活一成不变的特性，尽管这些反面言论大部分被压制，但在私下里仍然秘密流传。1930年，一份外交报告指出^[2]，政府的正常立场是假设“土耳其共和国所有不满现状的人必定是共产党，还可能是间谍”。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意味着没有表达左派观点的合法渠道，直至几十年后，即20世纪70年代，知识分子才可以公开崇尚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即便在那时，政治集团仍然认为这些积极分子位于政治图谱的异端，是国家内部的主要威胁。社会主义这个与凯末尔主义竞争的政治理论很快就被撤出了国家辛苦誊写的历史。

与同时代许多知名人士一样，纳齐姆·希克梅特也是萨洛尼卡人。他不能确定自己的出生日期，大概是1902年^[3]，他降生在一个奥斯曼帝国地方官员的家庭。他母亲的家族出过几名杰出的将士和学者，他的祖辈先前是胡格诺派孤儿和波兰伯爵，后来皈依了伊斯兰教，加入了奥斯曼军队。他的母亲席琳·哈尼姆（Celile Hanɪm）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艺术家，也是帝国最早的女画家之一。他的祖父是萨洛尼卡最后一位奥斯曼地方长官，他的父亲希克梅特·贝（Hikmet Bey）在奥斯曼帝国的外交部工作，是当地著名的统一进步党党员。

1912年，希腊人接管了萨洛尼卡，五年后，他们夺取的这个港口城市几乎被烧得片甲不留。然而，伊斯坦布尔却拥有了新灵魂。无数穆斯林家庭离开萨洛尼卡，前往首都，怀抱欧洲人的情感，相信土耳其的进步将会造就第一代共和精英。因为希腊新政府当政，希克梅特·贝失业了，于是他也举家搬去了伊斯坦布尔。他先把年少的纳齐姆送入了久负盛名的加拉塔萨拉伊公学就读，之后又送去了马尔马拉海雷贝里岛（Heybeliada）的奥斯曼海军学院，纳齐姆在学校里开始写诗，打发他没完没了的枯燥的水力学和航海课。他患有慢性肺病无法服兵役，因此只能旁观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在伊斯坦布尔现场见证了英国军舰“苏佩尔布”号威风凛凛地驶入港口，宣告协约国占领正式开始的那个时刻。

纳齐姆太年轻，在青年土耳其党革命中发挥不了作用，而且他总是病怏怏的，也没能参加一战期间的军事行动。但当穆斯塔法·凯末尔反抗政府的消息传回伊斯坦布尔时，他像许多同龄人以及同社会阶层的人一样都计划着投奔安卡拉。1921年初，他随同朋友瓦拉·努尔丁（Vâlâ Nureddin）一起到达了穆斯塔法·凯末尔的军队，自荐当一名为革命奋勇向前的步兵。

策划独立战争的领导人毕竟都是经验丰富的军官，他们在加里波利等地都参加过战斗；纳齐姆缺少实战，在部队也没什么人脉关系，所以他很快就被派到遥远的村庄担任教职。他原本可以通过教育民众，从根本上实现彻底的革命，因为育人也是民族斗争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教书育人完全不是他希望扮演的打造新世界的角色。他想要站在斗争的前线，而不是参与后方支援。

他在安纳托利亚只待了短短几个月，目光就转向了北方，俄国正在发生的转变吸引了他的注意。在追赶穆斯塔法·凯末尔军队的路上，纳齐姆听人介绍过社会主义，但是印象不深，仅仅相当于与读过几篇马克思主义宣传单的路人闲聊了几句。他认为，右派必将支持式微的苏丹，赞同外国占领，而左派则看重自由，希望民族复兴。尽管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十分粗浅，但是他不必成为深刻的理论家就能够看清独立战争的发展趋势。这场战争正在远离革命的根源，不断巩固穆斯塔法·凯末尔及其亲随手中的权力。

许多观察家认为，革命社会主义和土耳其民族主义曾经是欧亚前线独立反帝运动的两股力量。1921年，美国高级专员马克·布里斯托尔汇报说，穆斯塔法·凯末尔的民族主义者与布尔什维克^[4]之间的关系^[5]或许“形成了目前近东地区重要运动的核心”。这矛头无疑直指伊斯坦布尔。协约国警察一直严密监视着城里所谓的地下组织。身边这么多一贫如洗的俄国人^[6]，官员们认为白俄走投无路，很容易转投红军。围捕嫌疑特工的情况很常见。协约国警察甚至拘留了^[7]报名参加伯利茨土耳其语课程的俄国人，因为担心他们是努力提高当地语言水平的布尔什维克间谍。根据美国的情报来源^[8]，布尔什维克党还企图说服穆斯塔法·凯末尔带领土耳其正式加入苏联，就任本国的联邦总统。如果这项提议真的呈送给穆斯塔法·凯末尔，那么他一定会默默地拒绝。

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俄国与土耳其确实存在某些共性。两国都强调国家对社会和经济转型的牵引作用，放弃了罗曼诺夫王朝或奥斯曼帝国末期苟全的多党议会。两个国家最终都理所当然地认为，社会转型应由苏联共产党或土耳其共和人民党这样单一的政党指挥，政府对经济和社会进行精细化管理的中央集权制效果最佳。

弗拉基米尔·列宁与穆斯塔法·凯末尔在意识形态方面也基于同一套假设。不仅关于革命的细节，因为穆斯塔法·凯末尔的哲学基石是民族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而且包括革命实现的方式，以及国家适应在20世纪新秩序的定位。他们都信仰先锋的政治思想及其重塑整个社会的历史使命。他们放眼未来，战略愿景都是殖民主义必将消失，帝国必将崩溃，19世纪的旧势力必将让位给后革命时代的新政权。他们都不反对强国把自身意志植入国际体系的理念，只是简单地认为自己的国家应该加入这个强国俱乐部。

苏联模式证明了阶级斗争与草根革命的变革力量。然而，土耳其是个没有无产阶级的国家。从萨洛尼卡到大马士革，因为失去了很多城市中心，所以新共和国的乡土气息比奥斯曼帝国更强。而在农村占绝大多数的俄国，列宁和托洛茨基早已表明，工人不是工人阶级斗争的必要组成。工人革命最需要的不是工人，而是一小撮阴谋家，他们可以成立政党，以被压迫者的名义占领国家，引发内战，并且击败旧政权的支持者，然后着手建设，实施工业化和激进的土地改革，声称无产阶级是他们的根基。凯末尔主义政府最终采用五年计划作为发展工业和农业的方法。土耳其政府尽管没有直接干预经济，但是国家控制的垄断部门获准接管了主要工业部门。高级官员无论如何都必须是唯一合法政党的党员。

然而，还没等到民族主义者将协约国扫地出门，两个革命政权之间的甜蜜就开始变味。俄国和土耳其是竞争了几个世纪的战略对手，这段悠久的历史很难忽略，尤其在当前这个时代，苏联立足于无产阶级革命，土耳其以民族革命为根基，两个政府都认为自己才是全世界受压迫人民开启现代化的对比模型。双方争辩理念时，土耳其首选的说法是任由他们建设自己国家，而非民族国家的彻底消亡。

尽管如此，挑逗左翼思想仍是土耳其早期政治的一贯特色，也是人们表达对凯末尔主义者独裁倾向的不满持续的灵感来源。1920年10月，穆斯塔法·凯末尔最亲密的战友创立了土耳其共产党^[9]，但这个政党似乎主要是包抄其余左翼派系的工具。事实上，竞争党派已于上个月在独立的阿塞拜疆首都巴库（Baku）成立。该党的领导人穆斯塔法·苏普希（Mustafa Suphi）是在巴黎长大的土耳其布尔什维克，他认为自己是天然的管道，共产主义信条将通过自己传入土耳其。1920年底，在苏共的帮助下，他与一群同志从高加索进入了安纳托利亚。次年1月，他们计划从港口城市特拉布宗（Trabzon）出发，沿海岸线前进，然后经由陆路抵达安卡拉。此时，穆斯塔法·凯末尔作为民族运动领袖的权力还未稳固，穆斯塔法·苏普希或许是打算挑战凯末尔。

接下来发生的事谁也说不清，但是穆斯塔法·苏普希和他的十二个同志乘坐摩托艇离开特拉布宗是他们最后一次出现。他们在黑海上不知所踪，有人推断他们死了。右翼统一进步党被指责^[10]做了手脚，干净利索地暗杀政治图谱另一端的关键对手，但是凯末尔主义者无疑是苏普希事件最明显的受益人。不再担心苏普希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侵扰土耳其民族主义者的队伍，凯末尔主义者现在可以殷勤争取苏共的支持。两个共产主义政党——穆斯塔法·苏普希成立的真共产党以及凯末尔主义者发起的假共产党——很快就淡出了历史舞台，成为这场民族运动发展的小脚注。

穆斯塔法·苏普希的死深深影响了纳齐姆·希克梅特对祖国新政权的想象。凯末尔主义者似乎已经把革命扼杀在摇篮里。纳齐姆在安纳托利亚短暂停留了几个月，决定穿越边境进入高加索，加入布尔什维克。1921年秋，他动身出发，恰好是当年德米特里·沙里卡什维利等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政府的支持者逃往伊斯坦布尔的路线，途经格鲁吉亚港口巴统（Batumi），一路乘火车到达莫斯科，那一年他十九岁。

这是他第一次踏上俄罗斯的土地，后来他在莫斯科和伊斯坦布尔两地轮流居住。在莫斯科，他坐在亚历山大·普希金（Alexander Pushkin）的雕像下^[11]读完了马克思理论，进入专门向亚洲知识分子灌输革命价值观的东方工人共产主义大学学习，这所大学毕业的学生最终都会返回祖国，清扫革命障碍。接下来的三年，从实验剧场到弃用传统韵律的诗歌，纳齐姆徜徉在俄罗斯艺术、文学、表演等创造力汇流的海洋之中。他这一时期创作的^[12]第一首土耳其语自由诗，突破了奥斯曼诗歌的传统体例，大胆借鉴了波斯和阿拉伯诗篇的格律。1924年，列宁逝世，纳齐姆负责在告别仪式上守棺，这是一位年轻的世界社会主义代表向已故领袖的致敬。

1924年底，纳齐姆返回了伊斯坦布尔。他离开土耳其时，穆斯塔法·苏普希刚刚溺亡，真正的土耳其共产党几乎全部身处险境。现在情况不同了，社会主义报刊可以当街公开售卖，兴趣相投的工友们不仅可以在俱乐部或私宅民居里聚会，还可以举办学术会议研讨世界形势以及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纳齐姆开始为新杂志《镰刀-锤子》（Orak-Çekiε）撰稿，政治倾向一目了然。

然而，相对自由并不持久。1925年，第一轮库尔德叛乱后，新的社会治安法出台。左翼报社被查封，左翼分子和其他积极分子受到了更严密的监视，社会主义者全被送上大国民议会的独立法庭。纳齐姆虽然藏了起来，但并没有躲过谴责的声浪。他在缺席审判的情况下，被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

他很快再度离开土耳其，前往莫斯科避难。纳齐姆一头扎进了苏联首都的艺术生活。可伊斯坦布尔仍是他日夜思念的故土，仅仅两年后，他试图穿越高加索重返土耳其，结果被逮捕并关押在边境地区^[13]，当局临时起意，指控他密谋煽动少数民族反对土耳其政府，不过这一罪名似乎没有现实依据。经过数月的取证辩护，法院最后推翻了独立法庭的原判，释放了纳齐姆，并且允许他重新定居伊斯坦布尔。

伊斯坦布尔的知识分子始终热切关注着纳齐姆的审判。他被释放的时候，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至少在广大读者当中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土耳其文学报刊登了他的诗歌，1929年春，他还在土耳其出版了第一本诗集，精选了他20世纪初的创作。他的作品深受苏联诗人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Vladimir Mayakovsky）的影响，而他对语言韵律和叙事发展的掌握也颇具戏剧导演弗谢沃洛德·梅耶荷德（Vsevolod Meyerhold）的风格。纳齐姆前后两次逗留苏联就像是度过知识分子的学徒生涯，引领他模拟俄罗斯未来主义脱节的诗歌形式，还有其工业美学和文化转型的视野。

1929年，纳齐姆发表了他的第一首长诗《蒙娜丽莎与Si-Ya-U》（La Gioconda and Si-Ya-U）。讲的是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爱上了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并因此逃出罗浮宫，投身革命斗争，结果在上海被烧死。他成了土耳其艺术和文化的大众杂志《每月画报》（Resimli Ay）的主要专栏作家。1930年，伊斯坦布尔的唱片公司经理还找过他，打算把他的诗歌录制成唱片。与同时代的乌迪·赫兰特和塞扬·哈尼姆一样，纳齐姆也是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人物。他的唱片不到一个月就卖光了^[14]。

纳齐姆在写作上一向大胆。他的作品越受欢迎，他就越不知收敛。限制性的社会治安法被废除，自由主义浪潮再次席卷了土耳其。他一如既往地攻击资本主义，毫不掩饰地赞赏苏联体制，成了长期受监视的对象。他对土耳其文学界的批评越来越刻薄，特别对那些宣称坚持凯末尔主义的故交也毫不留情，这让他的盟友所剩无几。

纳齐姆在1933年被捕，1934年获释，1938年再度被捕。部分原因是在他的母校，王子群岛之一的雷贝里岛的海军学院，士官生们都在传阅他的新作《谢赫百德雷丁的史诗》（The Epic of Sheikh Bedreddin）。这首诗拓宽了诗歌语言的边界，组合了学术散文、魔幻现实主义和多样性的语言形态，非常类似于他后期的力作《祖国的人文景观》，但是由于《谢赫百德雷丁的史诗》表露的政治信息穿插着一段奥斯曼帝国刻意隐匿的历史小插曲，所以为他招致了新一轮的麻烦。

1416年，在寂寂无闻的鲍柯卢斯（Börklüce）和伊斯兰教神秘的百德雷丁的带领下，安纳托利亚西部爆发了反抗苏丹穆罕默德一世的叛乱。这两位领袖鼓吹宗教和社会的阶级对等，他们的言论吸引了当地的穆斯林、基督徒、犹太人，以及对苛捐杂税和封建领主充满愤恨的城市商人和农民。奥斯曼帝国击败了叛军，扫清了障碍。他们当场逮住了鲍柯卢斯，把他带到以弗所，钉死在十字架上。为了发泄苏丹的心头之恨，他的尸体还被一头骆驼拖着游街示众。百德雷丁一度逃脱了抓捕，藏身在黑海西岸的“疯狂森林”（现在属于保加利亚）一带传教，不过最终被抓回并处以绞刑。

纳齐姆在《谢赫百德雷丁的史诗》中显然僭越了政治礼仪的界限。因为主题是神化领袖的高压统治，以及对这个世界森严的等级制度和令人窒息的社会习俗终会消融的信仰，这首诗给了土耳其政府一个便利的借口，借机指控他煽动叛乱。纳齐姆站上受审台，被判处三十五年监禁。然而与前几次宣判不同，他这次再也无法逃脱牢狱之灾。在接下来的十二年，狱中的纳齐姆背负着威胁土耳其政府、否定凯末尔主义、卖国求荣、崇拜苏联等多项罪名，而苏联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就已从初期的盟友变成了土耳其的区域竞争对手。1950年，他在政治犯大赦中获释，接着加入了巴勃罗·毕加索（Pablo Picasso）、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等欧洲知识分子支持的持续的国际运动。

他的生活拥有多个侧面，每一面都折射出相异的色彩。在私人生活里，他与许多年轻的已婚女性保持着浪漫真诚的爱情关系。在艺术中，他时而是纯朴的爱国人士，时而又是轻浮的未来主义信徒；时而是反思的监狱诗人，时而又是叙事诗作者以及高明的感伤派。他的产出惊人，1988～1991年土耳其出版的他的文集足有二十七卷。对于政治，他真心实意地投身革命事业，但是与约瑟夫·斯大林共产主义的相遇让他对苏联满心向往，那是他十九岁离开新兴的凯末尔主义共和国，第一次背井离乡到达的地方。许多外国人曾受梅耶荷德（Meyerhold）或马雅可夫斯基艺术社会主义的风雅诱惑，纳齐姆也是其中之一，他最怀念斯大林和古拉格之前苏联初期的实验时代。他具有那一代人共同的弱点：不能识破斯大林主义的可怕之处，回顾当时，对一名十几岁的土耳其少年来说，前往俄罗斯似乎意味着终极的解放。

如果说有一个主题贯穿了纳齐姆的所有作品，那么肯定不会是政治。他更愿意呼吁人们珍惜生活不经意之间展露的多姿多彩。《祖国的人文景观》就像是庆祝变幻莫测的世事——比如在伊斯坦布尔拥挤的街头，巧遇老友时那种醉人的不知所措——以及对人类解放与正义的呼唤。他写给两大洲女人的情诗是我们可以找到的最动人却又最成熟的诗篇。他在漫长刑期里写就的《生活篇》正是他对政治斗争之外的生活的礼赞：

生活不是笑谈^[15]：

你必须一本正经地生活，

就像一只松鼠，

我是说，不要指望超越生活，

我是说，生活就是你的一生。

纳齐姆获释后，在土耳其之外云游演讲。事实上，土耳其政府最终剥夺了他的土耳其国籍，但是苏联成了他的第二故乡。那时，20世纪20年代的革命活力已成往事，他对发展中国家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身边环绕着许多左翼异见分子、从前的间谍和资本主义的弃儿，他对自己的作品后续受欢迎的程度一无所知。走近生命尽头时他似乎开启了一个人的狂欢，他接连赞美社会主义苏联的艺术繁荣，抨击资本家寡头政治的腐败。他的文字日渐干瘪，散发出狱囚般枯朽的气息，他再也不是早年那个手持火焰之刃煽动群众热情的诗人。乃至他的情诗都沾染了工厂里石油和矿石冶炼厂的气味。1951年，他写道：“你是田野^[16]/我是拖拉机/……/你是中国/我是毛泽东的军队。”1963年，纳齐姆辞世，他的灵柩先是停在苏联作家协会（Soviet Writers’ Union）的总部，后来葬入莫斯科的新圣女公墓（Novodevichy Cemetery），陪伴着契诃夫和果戈理。“有些人知道植物的一切，有些人了解鱼，”^[17]他曾写道，“而我最熟悉分离。”他远离了伊斯坦布尔，躺在了俄罗斯的土地上，或许他是全世界最著名的永远阔别家乡、流亡海外的民族诗人。

20世纪20、30年代，俄国革命吸引了许多土耳其的知识分子，甚至当代，纳齐姆·希克梅特的人生故事与存世作品仍然激励着土耳其的社会主义者。（2009年，在去世多年后，他终于被恢复了土耳其国籍。）伊斯坦布尔的历史上发生过许多讽刺性的事件，纳齐姆北上苏联算是其中之一，而大概同一时间，另一位俄国革命者却在南下。他携家带口，与冬季的北风一起到来^[18]，他称他们是“三人合作社”。他们立即成了伊斯坦布尔最著名的俄罗斯家庭，但是和1920年的弗兰格尔船队不同，他们不是白军。这个家庭的家长戴着圆框眼镜，下巴留着尖尖的一撮小胡须，他曾经是红军的最高领导人之一。

[1] Hikmet，Human Landscapes，72.

[2] “Review of the Turkish Press，” Mar.19-Apr.16，1930，p.16，NARA，RG59，M1224，Reel 20.

[3] 我对传记细节，主要依靠两项重要研究——布拉辛的《纳齐姆·希克梅特》以及格克苏和蒂姆斯的《浪漫的共产党员》。

[4] 见Hirst，“Anti-Westernism，” 讨论这一时期，这两套体系之间的相互作用。

[5] Bristol to Secretary of State，Aug.22，1921，NARA，RG59，M340，Reel7.

[6] Dunn，World Alive，288.

[7] N.N.Chebyshev，“Blizkaia Dal’，” in Konstantinopol’-Gallipoli，142-43.

[8] Bristol to Secretary of State，July 21，1926，p.3，NARA，RG59，M340，Reel 8.

[9] Mango，Atatürk，293.

[10] Mango，Atatürk，303-4.

[11] Blasing，Nâzɪm Hikmet，18.

[12] Blasing，Nâzɪm Hikmet，52.

[13] Blasing，Nâzɪm Hikmet，78.

[14] Blasing，Nâzɪm Hikmet，93.

[15] “On Living，” in Hikmet，Poems of Nâzim Hikmet，132.

[16] “You，” in Hikmet，Poems of Nazim Hikmet，155.

[17] “Autobiography，” in Hikmet，Poems of Nazim Hikmet，259.

[18] Trotsky，My Life，5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