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黎巴嫩

黎巴嫩贝鲁特，骑士酒店，1994年9月23日

在大马士革的某使馆区里和朋友一起度过了近两周五光十色的怠惰生活后，今早我被他们的菲律宾男仆吵醒，他正用吹风机吹着我的帆布背包，现在它一尘不染了。

新的一天令人生畏的前景在脑海里逐渐成形：离开柔软的床、清凉的蓝色泳池和热情好客的主人——走入黎巴嫩的混乱之中。在过去二十年里，黎巴嫩这个国家实际上一直是无政府状态的同义词。

对上一代人来说，黎巴嫩意味着在雪松林中滑雪，在比布鲁斯（Byblos）的泳池边晒日光浴，接着是朱尼耶（Jounieh）的赌场里瞬息万变的夜晚。但对我们这些成长于八十年代的人来说，贝鲁特当然意味着另外一些截然不同的景象：报纸头版上，萨布拉和夏蒂拉的巴勒斯坦人堆积如山的尸体；唐·麦卡林（Don McCullin）的镜头中被以色列人的磷弹炸成废墟的精神病院；电视屏幕上的人质；以及炮弹乱飞的血腥的民兵战争——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打黎巴嫩长枪党，长枪党打阿马尔，阿马尔打真主党，真主党打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这些都在阻挡特意来这里参观的人们的脚步。

两周来，这本日记一直被压在一堆刚刚才洗过、熨烫得干净整洁的衣服下面，没被写过也没被翻开过。我上次翻开它还是在赛德纳亚修女院，而从那时到现在，我既没写东西，也没做什么研究。相反，我在叙利亚外交旋涡的旋转木马上度过了计划外的两周：参加了在希腊大使馆举行的宴会（跳舞跳到凌晨两点半），与一位亚美尼亚企业家共进丰盛的晚餐，乘坐路虎前往一处古老的遗址或一家新开的餐馆，游泳，在老城区的宫殿里用午餐，以及同一位大马士革的唯美主义者在他收藏的圣像画间对饮。经历过土耳其的紧张局势和赛德纳亚斯巴达式的怪癖之后，这无疑是令人高兴的——事实上几乎可以说是快乐得难以置信。这期间唯一令我不爽的是，楼上要搬进来一位秘密警察高官，装修噪音终日不绝，建筑工人正忙着给地上铺大理石地砖，装镜面天花板，安装粉色的浴缸（上面镶着天鹅形状的金色水龙头）——显然是那种让秘密警察感到亲切的俗气装潢。

不过，我现在已准备好继续前行。我对黎巴嫩了解越多，就越沉迷于这个陌生国家未来的命运。人们在喝酒时会谈起当年的内战及其余波，说起那些令人惊异的故事：获胜的巴勒斯坦民兵到达穆尔（Damour）的公墓里刨基督徒的坟，无数尸体和骸骨散落街头，身上都还穿着一个世纪前埋入冢中的燕尾服和礼拜日套装；贝鲁特的公鸡似乎患上了创伤后应激障碍，在午夜时分打鸣，到了早上却钳口不言；穆萨城堡著名的葡萄酒庄，在整个战争期间只耽误了1984年的工作——这一年基督徒和穆斯林民兵的交火地带位于酒厂和葡萄园之间。

但最重要的是，我开始对马龙派产生兴趣了。他们与我在旅途中遇到的其他基督教社群大相径庭。虽然《精神草地》里没有提到他们，但马龙派所尊奉的拜占庭隐修士马龙（Maron）与约翰·莫斯克斯是同时代人。圣马龙的禁欲主义倾向着实很极端，以至于狄奥多勒那本记录隐修士怪癖的《叙利亚修士史》中有他的一席之地。这是马龙派在历史上的第一次亮相，他们日后也会延续这一作风。圣马龙死后，他的追随者和邻居之间爆发了激烈的争夺，都想把这位圣徒的遗体据为己有：“邻近的一个（马龙派）村子浩浩荡荡地来了，把其他人都轰走，抢到了这个梦寐以求的宝贝。”

后来，马龙派古怪的神学理论被拜占庭官方教会指斥为异端。这一事件的细节是十足拜占庭式的：马龙派教徒格外推崇的基督一志论^[1]，最初是由希拉克略皇帝提出的一个折中定义，皇帝希望借此弥合东正教和一性论者之间的分裂，以维持帝国的统一。然而这一定义不可避免地两头不讨好，使得唯一接受它的倒霉的马龙派教徒被打上了异端的烙印，并因此遭到迫害。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约翰·莫斯克斯的旅伴索菲罗尼乌斯的影响，索菲罗尼乌斯晚年时担任耶路撒冷牧首，作风颇为严厉，自居为反对一志论的急先锋。

为躲避拜占庭官方的进一步骚扰，马龙派被迫从他们位于叙利亚腹地的低洼地带逐渐迁移到黎巴嫩山的坚固要塞。那里的悬崖峭壁和羊肠小道能够帮他们抵御所有的敌人，包括基督徒和穆斯林。直至几个世纪后，到了十字军东征的时代，他们才与罗马恢复交流，并设法同法兰克人结成联盟。这个联盟非常松散，但总之延续到了二十世纪。1920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法国人继承了奥斯曼帝国位于叙利亚境外的一块领土。应马龙派教徒的明确要求，法国人专门为他们创造了一个“大黎巴嫩区”（State of Greater Lebanon）。

作为回报，马龙派试图——其实眼下仍然试图——变得比法国人还像法国人。马龙派的上层阶级把法语作为母语，除了和仆人及生意人讲话外不说阿拉伯语。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拥有法语的基督教名。他们把子女送到巴黎接受教育，能供多久就供多久。除此之外，他们还坚决否认自己的叙利亚祖宗，并在二十世纪给自己找了一个腓尼基人（即半欧洲人）的起源（基本是编的），同时把黎巴嫩想象成法国的某个近东前哨站，法国在他们的口中一直是“哺育我们的母亲”。

绝大多数时事评论员倾向于将黎巴嫩内战的爆发归咎于马龙派的拒不妥协，毫无心理障碍的基督教至上主义，对穆斯林邻居的蔑视，以及在1948年以色列建国时断然拒绝接收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难民。

根据1943年黎巴嫩《国民公约》的规定，总统由马龙派教徒担任，掌握国家的最高权力，这反映了基督徒在人数上的优势。但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马龙派不再是黎巴嫩最大的宗教团体了，逊尼派和什叶派穆斯林的数量都超过了他们。尽管如此，马龙派仍坚决拒绝讨论任何能让不同群体更公平地分享权力的改革。相反，他们开始武装自己，准备战争。

当内战最终爆发时，马龙派已经胸有成竹。他们奉十字军战士为榜样，身穿缝有十字架的军服奔赴前线，给枪托贴上圣母像，给自己的民兵组织起中世纪风格的名字，比如圣母骑士团、圣马龙青年团、十字架之木。然而，顶着这些颇具骑士风度的头衔的马龙派民兵，犯下了一系列超出其权责范围的战争暴行：在萨布拉和夏蒂拉，至少有六百名（可能多至两千名）巴勒斯坦平民惨遭杀害，这一臭名昭著的大屠杀事件是马龙派民兵组织长枪党的罪行，尽管背后有以色列督导。

马龙派的神职人员几乎没有对他们的信众做任何约束。旅居国外的马龙派神父（如黎巴嫩山圣母院的本堂神父、贝弗利山庄的神父）鼓动自己的信众捐钱给民兵组织购买军火，同时据马龙派的敌人的说法，那些在旁人眼中不问世事的马龙派修士甚至也有参与军火贸易。德鲁兹派领袖凯末尔·琼布拉特（Kemal Jumblatt）在谈到据称是修士们为战争筹集的大笔资金时说：“黎巴嫩修士们被剃秃的头顶上有黄金的光环。”

和拜占庭时代一样，修士们同政局联系紧密，他们倾向于支持更激进的极端民族主义马龙派民兵。在修道院中最受欢迎的是一个叫“雪松守护者”（Guardians of the Cedars）的邪恶组织，它的徽记是一枚正在燃烧的宝剑状十字架，这个组织的特色是把死去的穆斯林敌人的耳朵割下来，作为战利品展示。尽管“雪松守护者”的成员们召开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公然为萨布拉和夏蒂拉大屠杀鼓掌叫好，并喊出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口号——“每个黎巴嫩人都有责任杀死至少一个巴勒斯坦人”，但修士们仍然继续支持它，还随时准备力挺其他合适的极端派领袖。有一次，马龙派修士团的首领布洛斯·纳曼（Boulos Naaman）神父，甚至把长枪党领袖巴希尔·杰马耶勒^[2]比作基督，“对基督教的使命有充分的领悟”。

黎巴嫩内战造成十万至十五万人丧生，没有人能独善其身。但经此一役，马龙派教徒无疑以其残暴、野蛮和在政治上的无能恶名远扬，遭受了重大打击。在这场基督徒内战的最后阶段，三分之一的马龙派教徒——占黎巴嫩所有基督教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已经永远逃离中东，加入了从该地区几乎所有国家流散的基督徒的行列。

在哀叹中东的一系列基督教社群未能使自己免遭衰亡命运之后，又来批评这唯一一个采取严肃行动试图自保的社群，也许有些违背常理。可即便是东方的其他基督徒，似乎也把马龙派视作一种尴尬的存在，因为他们决心不惜一切代价保住自己的特权。马龙派听上去无疑与我在土耳其遇到的那些垂头丧气的亚美尼亚人和叙利亚人，或在叙利亚遇到的胆小、谨慎、低调的基督徒相去甚远。

我想，如果继续这样下去，黎巴嫩肯定会再生变故。

十点钟之前，那个菲律宾男仆已经把我的夹克熨烫好了，叫了一辆出租车翻山越岭送我去贝鲁特。我吃了最后一顿精心烹调的早餐（天知道下一次闻到培根和鸡蛋的香气会是什么时候），当出租车的窗户声如电锯般摇下来时，我刚刚收拾完行李，贝鲁特出租车开到大门外了。这是一台加强过马力的美国雷鸟，有一辆小型坦克那么大，装着铬合金护舷，挡风玻璃上有一个遮阳篷。司机是个黎巴嫩人，戴着雷朋墨镜，身穿一件皮夹克。我和我忧心忡忡的朋友拥抱告别，随后汽车又咆哮了一声，我们绝尘而去。

十分钟后，我们离开了大马士革，雷鸟风驰电掣地开进了远处的灌木带。又过了四十分钟，我们向黎巴嫩山的山麓丘陵进发。一支由T-72坦克组成的车队铿锵地沿着公路向我们迎面驶来。阿萨德总统在一面巨幅广告牌上朝我们挥手作别。道路蜿蜒而上，曲折地穿过栽着松树和荆豆的山坡，目的地骤然出现在我们面前：叙利亚边境哨所——挤在松树林里的一堆杂乱的混凝土棚屋——就在我们头顶上方的山上。

叙利亚这边的出境手续效率奇高，比在欧洲国家之间往来更快捷。我们坐在车里，警卫过来收走我们的护照，就像免下车麦当劳的服务员一样，一分钟后又把护照发还回来，上面已经盖好了出境签证。我们驶过无人区，路过三辆烧毁的汽车残骸——尽管很令人失望的是，在我读了那么多关于战争的书之后，这些残骸看起来像是毁于交通事故，而非以色列F-16战机的火力扫射。我们右边是一片长满针叶林的山坡，飘来阵阵松脂的气味。车子拐过一个弯，树林中就坐落着黎巴嫩的边境哨所，刚刚被整修过的样子。哨所外飘扬着黎巴嫩的三色旗，旗子上是黎巴嫩雪松的徽记。

入境黎巴嫩比离开叙利亚麻烦得多。六个身穿迷彩服、留着八字胡的彪形大汉让我们在寒风中等了两小时，同时一车利比亚人恳求哨所放他们入境。边境小屋是个阴森而残破的掩蔽壕，守卫们百无聊赖，没有一个利比亚人有签证。但最终，在浪费了很长时间之后，利比亚人放弃了，可怜巴巴地回到了他们的大巴车上。我们的护照盖好了戳，军官向我们问好：“欢迎来到黎巴嫩。”

雷鸟又恢复了活力，轰鸣着往山下开去，驶入贝卡谷（Bekaa Valley）的绿色盆地。从谷底往上望，它就像克什米尔山谷一样美丽而富于田园风情：河流、生满水草的河岸、绿色的田野、成行的白杨树和山毛榉，在初秋的寒气中都转成黄色。这俨然是一幅纯真无瑕的田园风光画卷，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它是世界上最大的鸦片种植地之一，也是中东某些最令人闻风丧胆的毒枭的老巢。

然而，当我们转下山坡时，那种温文尔雅的田园绿洲的印象旋即烟消云散了。满地的垃圾——纸盒、旧轮胎、易拉罐、薯片包装袋、垃圾袋——像地毯一样让人无处下脚，仿佛二十年不曾有人清理过。带倒刺的铁丝网上挂着废弃的购物袋，灌木树篱上也缠着白色聚乙烯袋子。路边尽是被毁的建筑物，战争结束至今已经三年了，它们既没有得到重建，也没有人来拆除。各处的输电线都被人盗用了，每座电缆塔上都有一团缠得像猫窝一样的电线，它们通过上百条非法线路同路边的房屋相连。

人们往往将黎巴嫩内战的根源归结为中央政府软弱无力，无力控制国内过热的、不受监管的自由资本主义经济：没有人纳税，因此政府没有收入来源，也就无法向国民提供公共服务。一切事情自始至终就没有国家的参与，无论好坏都是由个人决定的。在这一方面，一切都没有任何改变。中央政府的控制似乎已经完全崩溃了。

中央政府的无能从叙利亚人在黎巴嫩扮演的角色可见一斑。尽管我们已经把叙利亚甩在十英里以外了，但身着笨重且不合身的卡其布制服（与黎巴嫩军队别具一格的迷彩服迥然不同）的叙利亚军队仍然在公路上每隔一段距离就设立一个检查站。掩体被漆成叙利亚国旗的颜色，旁边是叙利亚秘密警察的越野车，车窗上贴满了阿萨德总统的海报。旁边的混凝土防撞栏上原本贴的都是黎巴嫩总理拉菲克·哈里里（Rafiq Hariri，他的双下巴很像某些发福的意大利服务员）的海报，如今已经换成了遍布叙利亚的阿萨德家族肖像：穿着伞兵服的阿萨德、戴着尖顶帽的将领阿萨德、穿着细条纹西装的政治家阿萨德、穿着标志性反光罩衣的巴兹尔——阿萨德已故的儿子。

这册“圣徒大全”有时格外异想天开：在一座叙利亚碉堡上，阿萨德和巴兹尔被画成海特-阿什伯里区（Haight Ashbury）的花童风格^[3]，鲜亮稚嫩的向日葵茎上挂着他俩阴沉的脸。有时黎巴嫩各个权力掮客的形象也奇异地混杂在一起，以至于阿萨德、巴兹尔、哈里里和一帮戴头巾的伊朗毛拉（在贝卡的什叶派中很受欢迎）的形象一股脑地出现在同一个防撞栏上，有时旁边可能还有一位黎巴嫩长腿女歌手或几个身上装饰着亮片的埃及影星。

最诡异的地方大概是，在公路两边令人胆寒的废墟上，立着一排不太可能出现在这里的广告牌：笑意款款的克劳迪娅·希弗（Claudia Schiffer）穿着菲拉格慕的衣服，像豹子一样伸展着躯体，旁边是一座黄色砂岩的法国殖民风格别墅，上面布满了巨大的圆形弹片孔，仿佛一大片埃文达奶酪；万宝路牛仔戴着他的十加仑帽子，牛群在一片被炸得稀烂的楼房废墟上奔跑；一个身体喷雾的金属罐——“轻松拥有美好身体”——后面是一座被炸得焦黑的加油站，只剩下扭曲的金属骨架。

我们从贝卡谷底缓慢爬上一条狭窄的山脊，单行道上的车流跟在两辆庞大的叙利亚坦克运输车后挪动，直到我们开到山顶，从一个出人意料的高度俯瞰，穿过一片尘雾，越过贝鲁特的废墟，望见远方地中海宛如破镜。雷鸟的特大号引擎盖在山脊的拱背上摇摆而过，我们继续前行。我们七拐八弯地往下开去，驶过一连串S形弯道，路过废墟，路过广告：路过菲拉格慕的海报；路过一座奥斯曼别墅，上面是轻武器留下的千疮百孔；路过华伦天奴的广告；路过一辆停在教堂外面的黑色灵车；路过马蒂尼的广告；路过被拦腰斩断的棕榈树；路过卡文克莱的广告；路过一辆报废的坦克；路过百威啤酒的广告；路过一家被炸毁的医院；路过好彩香烟的广告；路过一群摩天大楼，上面全是飞溅的弹片留下的坑，仿佛一口状况极其糟糕的烂牙；路过范思哲的广告……

这仿佛一个警世故事，盘旋向下，穿过世上最大的人性弱点纪念碑之一。这像是一个巨大的旋涡，里面搅着贪婪和嫉妒、怨愤和偏执、仇恨和物质主义；又像是一条绵延五英里的滑雪障碍赛道，沿途布满弹坑、设计师品牌店、重型火炮和光鲜亮丽的精品屋。这里是一片地狱般的混乱冗杂，仿佛现代的拜占庭启示录——举起双手祝福的阿亚图拉·霍梅尼与一瓶美国须后水共享一块广告牌；在它的下方，体量庞大的美国汽车——雷鸟、雪佛兰、克尔维特——从建筑工地旁呼啸而过。工地上的机器像长着金属外壳的蟑螂，挖土、拆墙、打洞。间或出现爆炸声和一朵小型蘑菇云，这是一座注定要消失的塔楼轰然倒地，被一只咕噜噜的金属甲虫推平。

我们朝海边的平原驶去，气温逐渐升高，一股硝烟般的浓浓浊气在废墟间穿行。随处可见新巴洛克风格的俗气别墅，有着大红屋顶和大理石栏杆，它们大概是抢劫、军火或毒品交易的产物，因为在过去二十年里，这个国家几乎没有什么财富是被合法创造出来的。但当我们越来越深入地开进这个支离破碎的城市时，这样的繁荣景象就稀少下去了。我们沿着一条坑坑洼洼的高速公路一路向前，开得越来越快，天气越来越热，越来越闷，污染和破坏越来越严重。

然而，尽管满目疮痍，弹片在某些地方留下的痕迹却异常美丽，如同一幅康定斯基的抽象画：波点与线条完美地交织在一起。这是对军火商的艺术的一种致敬：一团金属完美地分布在灰泥画布上。即便是六十年代街区的丑陋废墟也有一种奇异的魅力。有些看起来仿佛是新盖的，只有公寓侧壁上某个巨大的炮弹孔，昭示着它的内部及住户的情况。另一些则完全成了残垣断壁：一堵墙就像一块墓碑，述说着整栋楼的下落。远处，一堵斜着的混凝土墙和一堆金属棒——是原来那栋建筑的顶层——在爆炸或倒塌的余波中仍旧留在原地。最奇怪的是楼宇坍塌的混凝土层，它们层层向下堆叠在一起，就像一堆悬在熨衣板边缘的整齐的衬衫，厚重的一吨吨预应力混凝土层在百英尺高的落差边缘上弯曲着，仿佛细棉布柔软的折痕。

令人惊讶的是，尽管混乱至此，大部分被毁的公寓里仍然有人居住。有些房子的墙壁弹痕累累，像被虫蛀了多年的木头，上面晾晒着洗过的衣裳，或是一个在塌了一半的阳台上呼吸新鲜空气的身影。当暮色降临这座废墟之城时，那些看上去已经无人居住的街区一个接一个地亮起了惨白阴森的灯光。废墟似乎是竖起来的贫民窟，穷困潦倒的什叶派劳工或无家可归的巴勒斯坦人把这里当成临时住所，他们都急于填补已迁居别处的富人留下的真空。大多数人用波纹铁皮或黑色塑料布修补自己居住的公寓，但还有许多人并未这么做，大概他们是才来的吧。驱车经过时，我能看见这些屋子被灯照亮的内景，因为它们没有墙，或墙上有巨大的弹孔，以至于几乎所有房间都一览无余，供公众审视，仿佛某种特大号的倒数日历礼盒。我看见一间公寓里有个男人正在穿衣服，漫不经心地把牛仔裤套到腿上。这是一个平平无奇的日常场景——要是他的公寓有墙的话。他被四周的黑色混凝土建筑包围着，就像漆黑礼堂里的大荧幕一般引人注目。

我们继续往前开，经过绿线（Green Line）。这十年来，它是穆斯林管辖的西贝鲁特和基督徒管辖的东贝鲁特的交火地带，那满目疮痍的废墟已经被我们留在了身后。但眼前的景象还是变得越来越奇怪。从1950年到1975年，在这大约二十五年的时间（也是黎巴嫩建筑史上最黑暗的时期）里，贝鲁特的开发商们尽其所能把昔日奥斯曼帝国的一颗稀世明珠改造成了整个地中海地区最丑的高层城市。在那之后又过了十五年，从1975年到1990年，黎巴嫩人——他们的朋友和邻居也有份——再尽其所能用吸盘炸弹、磷弹、火箭推进榴弹和以色列凝固汽油弹将其全部摧毁。然而不知何故，无论是战后发展时期别具一格的丑陋，还是随后的大屠杀留下的壮观麻点，都比不上新近在炮弹坑里重新开业的高级时装店、聚光灯和橱窗来得令人惊讶。它们坐落在被炸毁的哈姆拉林荫大道上，橱窗里全是米兰和巴黎时装店的最新作品。这一幕简直有超现实的意味。

坦克和检查站、布满弹片孔的废墟、在炮火中倒塌的摩天大楼——多少纪录片里都讲过这些东西了，因此都在意料之中，而且差不多是一到这里就能看见。但在这趟贝鲁特之旅的最后阶段——尤其是在土耳其东部和叙利亚北部的穷乡僻壤待了两个月之后——我们真正看到的是在灯光下大排长龙的美国轿车，炮位旁如雨后春笋般新开的冰激凌店。是这样？经历了二十年的内战之后，是这样？我之前预想到了末日浩劫，但没预想到阿玛尼。

随后我们穿过城市，来到了海边，一切又骤然恢复了正常，仿佛从来没有打过仗，城市从来没有遭到围困或摧毁。由于某些原因，海边的房子似乎没有受到轰炸的影响，海滩上棕榈树的轮廓在逐渐黯淡下去的天空中完好无缺。少女们穿着短裤，男生穿着牛仔裤，胖老头坐在凳子上吸水烟。暮色四合时，有许多人在散步，想趁天黑之前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挎着爱马仕包包的时髦女郎在车流中昂视阔步，打着手机；戴棒球帽的小男孩在人行道上飙自行车；情侣们手牵手漫步，或顺便去一趟海边的咖啡馆。

我让司机把车停在一个报刊亭旁，那里有卖欧洲的报纸和杂志。在最上层的架子上，陈列着最新一期的美国版《风尚》（Vogue）、伦敦版《尚流》（Tatler）和法国版《你好！》（Hello！），还有一排名为《世界主义者》（Cosmopolitan）的杂志在售，其中一本的大字标题是“够了吗？”。

我回到车上，去了位于贝鲁特西部穆斯林区的骑士酒店。我先办了入住手续，然后在酒店的酒吧里待了几个小时解乏，喝了几杯冰镇时代啤酒，还翻阅了一本叫《黎巴嫩：旅游业的应许之地》的书，这是我读过的最乐观的文献之一。

直到晚上九点，我还坐在这个烟雾弥漫的酒吧的某个卡座里，读着《黎巴嫩：旅游业的应许之地》。这本出版物确实挺了不起的。它言辞凿凿地写道：“对于那些渴望在假期中遇见善良好客的人民、五彩斑斓的自然、群山庄严的美景或蔚蓝的地中海海岸的游客来说，黎巴嫩是一个理想的国度。对于那些想在风景如画的城市中度过假期的游客来说也是如此，他们能够享受各种盛宴和表演。”

我所担忧的正是这些“表演”。什么类型的表演呢？屠杀？轮奸？大规模的刨坟掘尸？《黎巴嫩：旅游业的应许之地》的匿名作者毫不气馁地继续写了下去：“对现代的旅行者来说，黎巴嫩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强。来过第一次以后还可以来第二次，同样迷人，甚至还能获得更丰富的精神财富——‘时光中的旅行’。到黎巴嫩旅游的人绝对不会感到寂寞！黎巴嫩的好客已经成为世界人民的共识……”

说得真是太对了，布莱恩·基南（Brian Keenan）和约翰·麦卡锡（John McCarthy）就有类似经历。毕竟，谁会在与特里·韦特（Terry Waite）拴在一起，旁边还有一卡车的蓄着大胡子的武装人员时感到寂寞呢？

“因为，”这本小册子继续写道，“黎巴嫩人说出那句著名的‘欢迎’时，是发自真心的，舌头只是表达的工具。难怪全世界都说黎巴嫩是友好的家园！当你离开这片应许之地的时候，将带走一份无人提出异议的礼物，没有一个海关官员敢于向你收税……”

什么礼物？通过黎巴嫩海关走私的这种独特免税物品是什么？一箱生鸦片？一大桶粉状海洛因？还是一吨塞姆汀炸药？显然都不是：

“……这份礼物将埋藏在你的内心深处，它是一种弥漫着感激和庄严的情感，一种只有伟大的文明才能给予游客的、根深蒂固的人类情感。”

正当我费劲地读着这篇乌七八糟的东西时，意外看到酒吧那头有我的一位朋友，他名叫胡安·卡洛斯·古穆西奥（Juan Carlos Gumucio），我之前在约旦河西岸出任务时见过他，对他印象很好。他是个记者，生于玻利维亚，以前供职于美联社和《泰晤士报》，目前在《西班牙国家报》（El Pais）工作。胡安·卡洛斯（也简写成J.C.，这个更常用）身材魁梧，大腹便便，生着浓密的络腮胡和一团金属丝似的头发，一双大手，笑声洪亮，天不怕地不怕：他是除罗伯特·菲斯克（Robert Fisk）外，唯一一个敢于冒被真主党绑架的风险，留在贝鲁特报道人质危机的西方记者。他认为他之所以至今平安无事，可能是因为没人会把玻利维亚人当成敌人，也可能是因为没人相信玻利维亚政府能付得起赎金，又或者是因为他肤色黝黑、一脸的毛，看起来和真主党指挥官也没什么区别。

胡安·卡洛斯一小时前刚从安曼飞到这里，他并没有去他的房间，而是径直走向酒吧，他已经消灭了不少双份伏特加，吃了一个大号沙威玛^[4]。他给我点了一杯饮料，我们聊了聊在伦敦和耶路撒冷的朋友的八卦之后，我把那本《黎巴嫩：旅游业的应许之地》给他看，他翻开读了起来，笑容越来越灿烂。

“黎巴嫩人！”他嘴里含着烤肉笑起来，“他们比希腊人更糟！”

当他读着这本册子时，我问他，当其他记者要么跑路，要么被劫为人质时，还在贝鲁特生活是什么感觉。“你不害怕被绑架吗？”我想到和平年代的贝鲁特给我带来的惊吓，于是问道，“想象一下，在地下室里待七年，被拴在暖气片上是什么滋味吧。”

“我结三次婚了，”他头也不抬地回答说，“跟那没什么不同。”突然，他激动起来：“威利^[5]！你看这个！”

他指着小册子的封底。最后几页里藏了一连串巨大的双幅广告，宣传夜总会、“按摩店”和三陪服务。大块头的俄罗斯金发女郎挥舞着鞭子，摆弄着皮带，丰唇纤腰的菲律宾女人极尽所能地展示那被比基尼欲盖弥彰地遮着的部位。

“新黎巴嫩！”他说。“自1971年来这里还没有这种东西！亲爱的——”他朝酒吧的男招待喊话，“——亲爱的！马上给我拿个电话过来！”

酒吧招待去找手机时，他转向我。“这个国家变化多大啊！”他说，“二十年前我第一次来这里时，所有人都知道玻利维亚是切·格瓦拉的国家。而现在他们只知道玻利维亚是世界上唯一一个通过贩毒发大财的国家。”

电话拿来了，胡安·卡洛斯拨了一张照片底下的号码，照片上是五个面带微笑、身穿粉色紧身衣的棕发女郎。他只打了三次就打通了（在一个电话网络最近被炸得一塌糊涂的国家，这运气着实很好）。

“喂？”胡安·卡洛斯说，“喂？请问怎么称呼？好的，亲爱的，听好。我叫胡安·卡洛斯，一位来自得克萨斯的石油巨头，我想知道你是否能为我提供——怎么说？——陪护服务。不，我哪儿也不去，你让她过来。不，我不等。”

他砰的一声挂了电话。“操！该死的‘绿袖子’！他们让我等一下。”

J.C.用他那行家的眼光翻阅着小册子，最后停在了一个嘟着嘴的黑人女孩上，她仰卧在一条虎皮垫上，一条乌黑的长腿高高抬起，另一条腿把大脚趾放在老虎伸出的舌头上，下面是标题：“我是小猫咪，你是我的老虎。来吧，大男孩：取悦我。”

胡安·卡洛斯又拿起电话。“对，”他说，“看来我们要找的就是这个。”

拨了四五次，又打通了。

“喂？是经理吗？听好，亲爱的，我叫胡安·卡洛斯，一位来自阿姆斯特丹的钻石王老五。我刚坐了很长时间的飞机，需要……听好，今晚你能给我弄一些漂亮的女伴来吗？是的：就要猫咪。多少钱？美元还是黎巴嫩镑？你开玩笑的吧。听着，亲爱的，通货膨胀还没那么严重，我不如直接坐飞机去我女朋友家，花的钱还少点。我会再联系你的。非常感谢。”

他挂了电话，转向我。

“真是难以置信。我真不敢相信我不在的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一想到我原本打算离开这个国家……”

贝鲁特，9月28日

我颇花了一番功夫寻找两个人，我觉得如果要了解黎巴嫩局势的复杂性，找他们是最管用的。针对最近的冲突，这两个人都写出了优秀的著作。其中一位是历史学家，供职于贝鲁特美国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 of Beirut）的凯末尔·萨利比（Kemal Salibi），著有《一栋有许多住处的房子》（A House of Many Mansions）^[6]，它精彩地揭穿了黎巴嫩历史上导致和加剧冲突的话术。另一位是曾获奖的《独立报》外国记者罗伯特·菲斯克，《同情国家》（Pity the Nation）一书的作者，这是迄今出版过的关于1982年以色列入侵的最佳报道。

萨利比教授很好联系，菲斯克就比较捉摸不定了。他一直倾向于和新闻界同僚们保持距离，就连在《同情国家》里频频出现的胡安·卡洛斯都有好几个月没见到他了，手里也没有他最新的电话号码。他给我的最好线索莫过于建议我试着给《独立报》的外国服务台打电话。令人惊讶的是，《独立报》也没有他的地址，这显然是菲斯克精心设计的安保措施的一部分，这些措施使他至今免遭暗杀或绑架。不过，《独立报》确实有纽约的卫星电话号码，他们说大约可以通过它联系到贝鲁特的菲斯克。

所以我最终找到了菲斯克，他住在离我的酒店不到半英里远的地方，我通过数万英里的电缆找到纽约，然后又通过卫星返回贝鲁特。我通过这条线路提议请他吃午饭。他接受了邀约，并建议在海边的德鲁兹区找一家意大利餐馆。

约菲斯克的那天早上，我又安排了去贝鲁特美国大学见萨利比教授，那里离我住的酒店很近，我吃完早饭就步行过去了。

贝鲁特美国大学作为一个被围困了一年，主大厅被汽车炸弹炸毁，校长被杀，代理校长和图书馆管理员被伊斯兰圣战组织绑架，许多学生被残害、谋杀和殴打的学校，和世界上任何一所大学并没有太大差别。校门口的必胜客里满是游手好闲的学生，彼此眉来眼去，用勺子舀起一大坨冰激凌喂进对方嘴里。门房里的布告栏上登着学生们的狂欢广告，旁边的布告更正经一点，是即将举行的钢琴独奏会的消息。上课迟到的学生在不久前还架着高射炮的草坪上一路狂奔。老师们手里拿着书，沿着铺满灰烬的小路走着，和漂亮的女学生交谈，仅仅几个月之前，她们的父兄还在外面的小巷里打得热火朝天。

当我走进萨利比的屋子时，他刚给一小班历史系学生上完课，座位上方的黑板上还画着一张中东的示意图。我们握了手，我对他说，这所饱经战乱之苦的大学，看上去竟然还如此平静寻常，我感到非常惊讶。教授笑了。“谢天谢地，我们的文化就是非常健忘的，”他说，拿过来一把椅子，示意我坐下，“那些罄竹难书的罪人早已得到宽恕。黎巴嫩很少有人能心怀仇恨太久。现在谁还记得萨布拉和夏蒂拉？当时的情景是很可怕的：谁会原谅这样的大屠杀呢？但过了十二年，即便是最不幸的巴勒斯坦人也可能遗忘和原谅了。”

我问教授，这场战争对他个人有什么影响。

“我在这座城里住不下去了。”他笑着回答。

“因为炮击？”

“不，不是。我在轰炸中幸免于难。我是被真主党的死亡威胁赶走的。我去了安曼。我就是在那里写了《一栋有许多住处的房子》。我是凭记忆把它写出来的，我手头一本参考书都没有。你看，我在轰炸中把所有的书都丢了。”

“你家被毁了？”

“我们遭受了二十六次直接打击。当时我在地下室。那是一座可爱的奥斯曼式老房子，是我的曾祖父盖的：非常漂亮。但战争结束后这房子就无法再住人了。”

教授给我倒了咖啡，他一边拿着壶忙来忙去，一边叙述他当年拥有的一切是怎么毁于一旦的，语气非常平静，仿佛是在描述一些小麻烦：保险丝烧断了，或者灯泡坏了。

“我们听到炮击开始了，我说这一晚会很难熬。所以我们拿上所有的东西搬到地下室去住。然后，孩子们平时玩的地方的三扇窗户往里倒塌了：碎了一地的玻璃碴，但所幸没人受伤。我们跑到楼下去，带了一瓶威士忌和一支蜡烛。

“每当炮弹打来，蜡烛就会被风吹灭。那场面非常吓人：太吓人了，我当时都觉得我撑不下去了。过了一会儿，你开始觉得下一发炮弹就会打中你，你没有活下来的可能。你只希望不要死得太痛苦。然后遗忘就开始了。人类的大脑里有一种可以抹去可怕记忆的机制。我有时会寻思这件事是不是真的发生过。”

“这会让你们对巴勒斯坦人印象变差吧？”

“朝我们开炮的不是巴勒斯坦人，”这位教授回答说，“是马龙派教徒，是长枪党。像许多发现自己错选了绿线那一边的基督徒一样，我继续住在穆斯林掌控的西贝鲁特，我之前一直住在那里。我一直安好，直到阿明·杰马耶勒（Amin Gemayel）^[7]把枪口对准我们，开始无差别炮轰西贝鲁特。我从来都不支持长枪党。我忍受不了他们。他们认为，黎巴嫩的基督徒应该享有非基督徒所没有的特权。这在某种意义上属于种族主义言论。幸运的是，他们的政策以失败告终，这是他们应有的下场。”

“所以你认为基督徒输掉了这场战争？”

“人们普遍这么认为。长枪党盼望的是两件事：要么在政治上控制整个黎巴嫩，要么撤退到北部实行割据，这样他们至少可以控制一个基督教飞地。他们两次都落空了。他们无法继续无条件地控制整个国家，也无法独自建一个州。另一方面，他们从战争中脱颖而出，他们所拥有的权力几乎没有被削弱，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赢家，毫无疑问的赢家。”

“这话是什么意思？”

“在战争之前，黎巴嫩这个国家概念整个儿是受到质疑的。几乎所有人都不认同，除了马龙派，人们认为是他们和法国人勾结在一起生造出这个国家的。但战争改变了这一切。现在，这个国家几乎所有人都怀着强烈的黎巴嫩国家认同感。他们可能是同情真主党的黎巴嫩人，或是想与叙利亚合作的黎巴嫩人，或是坚决反对与叙利亚合作的黎巴嫩人。不过，他们对自己的黎巴嫩公民身份没有任何异议。所以在这个层面上，你可以说基督徒赢了。”

“尽管如此，”我说，“基督徒显然还是在大批大批地往国外移民。”

“是的。但他们移民不再是因为受到威胁，或是因为国之将亡。是因为——怎么说呢？——他们已经厌倦了。中东各地的基督徒都有一种颓唐的感觉，一种十四个世纪以来一直要保持聪明、领先他人的感觉，这种感觉已经够久了。阿拉伯基督徒总要努力去做聪明、高素质、受教育程度高的人。现在他们只想去别的地方，赚点钱，放松一下。我能理解。几乎所有中东国家都对他们抱有歧视，有时非常微妙。有时，当我和阿拉伯学者在一起时，会有人暗中挖苦那些不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怀疑他们有多‘阿拉伯’，他们有多爱国。”

“你认为基督徒流失是件大事吗？”

“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萨利比说，“一个基督徒走掉了，然后又没有别的基督徒来填他的缺，这对阿拉伯世界来说非常糟糕。是阿拉伯基督徒让阿拉伯世界保持‘阿拉伯’而非‘穆斯林’。正是阿拉伯基督徒证明了‘阿拉伯人’和‘穆斯林’是两回事，不是所有的穆斯林都是阿拉伯人，也不是所有的阿拉伯人都是穆斯林。你看，现在许多穆斯林认为阿拉伯非伊斯兰教的历史没什么意义。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是阿拉伯世界的世俗主义的保证。”

萨利比靠在桌子上：“自十九世纪以来，阿拉伯基督徒在确定世俗阿拉伯文化身份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阿拉伯世俗民族主义的奠基人大多是基督徒，这绝非巧合：创立叙利亚复兴党的米歇尔·阿夫拉克，还有撰写《阿拉伯觉醒》的乔治·安东尼乌斯（George Antonius）。如果信奉基督教的阿拉伯人继续移民，那阿拉伯人在抵御宗教激进主义方面会更艰难。”

“那就是说，这场战斗已经输掉了？”

“每个人都对宗教激进主义的蔓延感到非常恐惧，”教授说，“当然，阿尔及利亚和上埃及发生的事情令人忐忑。但这并非历史的终结。”

他微微一笑：“战局还未见分晓。”

我离开美国大学时正下着大雨，贝鲁特的街道很快被雨水淹没。水顺着陡峭的斜坡往下流，汽车在街上疾驰，喇叭响着，水几乎要没过底盘。

“这是叙利亚人的错，”出租车司机解释道，“他们战后重新铺设道路时，错把排水沟盖上了。”

现在唯一的排水沟是大海，而水——有些地方将近一英尺深——正向山下的滨海大道滔滔流去。从汽车上下来走到餐厅这段路着实需要涉水摸鱼者的素质。

菲斯克已经到了，令人惊讶的是，他的脸长得很孩子气，一头蓬松的鬈发从高高的前额上往后梳去，只有一缕古怪的灰白色头发显示出他其实已经快五十岁了。

“看到外面了吗？”他以介绍的口吻说，“在围城期间，以色列的炮弹曾沿着这段路一路打下来。”

“所以你在围城期间被迫忍痛不来吃意大利面？”

“不，不，”菲斯克回答，“这家餐馆还是开门的，我那时经常来这里。经常来。这里的视野很好——当然，在人质危机期间，我总是背对着窗户，以免被绑匪看到。”

尽管菲斯克有些刻意虚张声势，但事实证明，他是一个相当和蔼可亲、体恤后辈的人，这挺出人意料。吃饭时他一直慷慨地给出建议，还告诉我许多人的联系方式，在通讯录里翻找，把军阀、大主教、牧首、施暴者和刽子手的电话号码给我。但菲斯克再和蔼可亲，也无法掩盖他是个战争狂的事实，对炸弹、绑架、爆炸声和过量的肾上腺素上瘾所产生的各类常见副作用在他身上都有体现。我开始意识到这点是在吃完开胃菜时，我问他我有没有可能采访到一位长枪党司令官。

“这个啊，”他边说边吞云吐雾地吸着他刚让领班拿来的一支大雪茄，是我请的，“有点困难。你说的这类人大部分已经死了：被暗杀的。剩下的人不是在监狱里，就是在去监狱的路上，他们卷进了贾贾（Geagea）的案子里。”

“贾贾是谁？”

“与萨布拉和夏蒂拉的大屠杀有关的一个长枪党领导人。他会在圣诞节后受审。”

“因为大屠杀？”

“不，不是。因为他炸毁了一座教堂。”

“长枪党不都是基督徒吗？”

“是啊。”

“那他们炸教堂干什么？”

“贾贾用这种方式警告教皇不要来黎巴嫩。他觉得教皇来黎巴嫩太危险。”

“这么说，我没有机会和马龙派民兵的高级军官谈话了？”

“这个嘛，我想SLA的拉哈德将军应该可以。”

“SLA？”

“就是南黎巴嫩军（The South Lebanon Army）。以色列在它占领的黎巴嫩南部地区的马龙派傀儡民兵。”

“你觉得我能约到他吗？”

“小菜一碟。”菲斯克如此说道，他开始长篇大论地解说我应该如何与SLA取得联系——去贝鲁特郊区某个偏僻的废品场，找一个叫哈达德的人。

“除了这个人外别和其他人说话。留下你的姓名和详细资料。三天后回去问。如果哈达德同意，那就可以。你手头有地图吗？”

我点点头，从包里拿出我在酒店买的黎巴嫩地图。这是一张简化的旅游地图，上面到处都是该国主要考古遗迹的小幅照片，拍得很是乐观。

“行吧，”菲斯克说着，一边皱起鼻子仔细看我的地图，“首先，你这个地图不够好。但目前也只能将就一下了。沿这条路往南开，经过舒夫（Chouf）。然后沿着这条小路向左转。把你的车停在这个地方，就这个地方：看到了吗？我用X标注它。从车上下来——动作要非常缓慢，不要太急，要不然他们的狙击手会拿你练手——双手举过脑袋，走过最后的五百码，就是SLA的检查站。你不会有事的。只要你的名字在名单上就行。”

“听起来不太安全。”

“我就是这么做的——没问题。其实我上个月刚去了马尔贾扬（Marjayoun）的SLA总部。当然，到处都是真主党。他们可能会开枪打你，但他们一般不会打没有标记的汽车。至少一般情况下不会。你又不是坐以色列军队护送的车去的，哈哈。”

“哈哈。”听完菲斯克口中的“小菜一碟”，我打了个寒战，随即暗下决心，把采访拉哈德的事丢到脑后，远离SLA。

在喝咖啡（我喝）和陈年干邑（菲斯克喝）的时候，我提到我刚才去见了萨利比，还谈到了阿拉伯基督徒的问题。

“阿拉伯基督徒面临的首要问题在于西方世界的人也是基督徒，”菲斯克说，“而自1948年以来，西方不断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羞辱中东的穆斯林。阿拉伯基督徒无法与西方割席，尽管他们多次告诉他们的穆斯林邻居，基督教其实是一种东方宗教。”

然而，根据菲斯克的说法，“黎巴嫩内战本质上是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教文明的冲突”是一套虚构出来的话术。他说这更像是马龙派教徒和其他所有人的冲突。

“战争是马龙派自找的。内战的第一个大事件是一群试图赢得权力的长枪党肆意屠杀巴勒斯坦人。希腊东正教总能认识到黎巴嫩的不同社群必须学会共存，但马龙派从没搞懂这一点。他们在政治上很幼稚，很蠢，总是让自己被人家利用——先是被法国人利用，然后是以色列人，现在是叙利亚人。马龙派一直想要一个由他们统治的、讲法语的黎巴嫩，完全脱离阿拉伯世界，让穆斯林沦落成一种取悦外国游客的民俗景观存在。难怪那些真主党疯子现在想把他们都宰了。”

“话是这么说，但很多战争背后似乎都有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冲突，不是吗？”

“在战争期间，长枪党打了当地的亚美尼亚人和希腊东正教徒——他们经常和德鲁兹教派一起对抗马龙派教徒——以及信奉基督教的巴勒斯坦人和其他马龙派教徒。然后，在其他时候，战斗几乎完全是穆斯林打穆斯林：从1985年打到1988年的营地战争中，是什叶派对逊尼派巴勒斯坦人。把这场战争简单地看作‘基督徒与穆斯林之争’是一种荒谬的脸谱化，实际上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误解。”雨停得和雨落时一样突然，阳光明亮地照耀着。所以我结了账单之后，菲斯克提议带我去参观他最喜爱的遗址。这并不是我期待已久的贝鲁特古代遗址之旅。相反，这是一次怀旧之旅，带你回顾菲斯克口中内战时期的光辉岁月。他小心翼翼地避开这座城市的任何一幢屋顶还完好，窗户没挪窝，或正面没布满蜂窝似的弹孔的楼房。

“你看，”菲斯克坐在出租车的后座上，冲对面一座破败不堪的大楼兴奋地点头，“狙击手埋伏的绝佳地点。”

“是那里吗？”我指着三楼的一扇窗户问。

“在黎巴嫩，永远永远不要拿手指东西，”菲斯克低声说，“如果违反这样的基本规则，你很快就会没命的。”

“什么……”

“人家会认为你是告密者，然后冲你开枪。如果我和你在一起，我也会被枪击。”

“不好意思……”

“但是你指对了。再看一下。看到什么了？”

“一堆旧麻袋？”

“是沙包，中间有一个板条箱。”菲斯克现在如鱼得水，仿佛克鲁^[8]的一个兴奋过度的火车检票员，“那个板条箱就是狙击手安放步枪的地方。打仗的时候，这一排建筑的走廊会被打通，这样狙击手就可以从一所房子转移到另一所房子，而不用冒险走到大街上。当然，现在这一切都结束了。”他补充了一句，语调中似乎带着一丝悲伤。

车继续往前开，菲斯克指出几个他感兴趣的地点：“看到那个地方了吗？那里曾经发生过地雷爆炸，炸死了一个黎巴嫩记者。是我的一个朋友。太惨了。血到处都是。后来连尸体的身份都辨认不出来……那边，看到了吗？那是特里·安德森（Terry Anderson）被绑架的地方。他沿着那条路被绑走了，尖叫了一路。过了好几年才放出来……那边，那个是法国大使馆。”

“天啊。大使馆遭遇了什么？”

“被汽车炸弹、炮弹和别的东西炸了。但它还是立在那里，起码没有塌。比美国大使馆强点。美国大使馆以前在那里，”菲斯克冲着一大片空地点点头，“被圣战分子炸了。上周他们把剩下的残骸最终推倒了。”

车继续往前开，不久便来到一条狭窄的街道上。这里遍地垃圾，每栋建筑上都布满了弹片孔。这里好像什么都过了一遍：轻武器射击、迫击炮、榴弹炮、空袭、吸盘炸弹、火箭推进榴弹、汽车炸弹，等等。

“这是让你知道贝鲁特从前是什么样子的，”菲斯克叹了口气，“然后他们就开始到处瞎搞，试图把这里都清理干净。”

“为什么到处都有阿亚图拉·霍梅尼的照片？”

“这里曾经是贝鲁特的犹太人聚居区。那是犹太教堂。但现在已经被什叶派接管了。你不会想独自一人来这儿的。”

“犹太人后来怎么了？”

“以色列建国以后，他们还是住在这里，没有走。但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围困贝鲁特，于是犹太人开始成为众矢之的，所以他们不得不……离开。”

一辆巨大的装甲运兵车轰隆隆地向我们驶来。紧随其后的是一辆军用卡车，满载着全副武装、身着迷彩服的黎巴嫩士兵。我们把车停在一辆旧雪铁龙烧焦的残骸后面，给他们让路。

“这些巡逻队的任务是确保附近没有武装民兵，”菲斯克说，“武装民兵当然是有的，而且有好几百人，但不会让人瞧见。其实在这个地方，每一家的后院里都藏着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和迫击炮。然而，他们会把这些东西捂得严严实实，军队也不会点破。这是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

在菲斯克的指引下，司机把车驶进了一个宽阔的广场，这个广场萧瑟空旷，除了正中央的一座青铜塑像外，什么也没有。

“这是殉道者广场。它被全部推倒之前很像德累斯顿。真是丢人。以前这里除了狙击手的咔咔声外几乎是一片寂静。没有交通。没有人。特别棒。”

我们下了车，朝那座青铜塑像走去。和附近的其他地方一样，它也被弹片和轻武器的火力彻底地扫射了一遍。

“他们打算把这尊雕像留下来做个纪念，”菲斯克说，“但其他的一切都要拆掉。他们正计划把它全部推到海里去。”

他向我解释了重新开发该地区的计划：市中心项目（Downtown Project）。它听起来非常黎凡特。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重新开发整个市中心的业务垄断权刚刚被总理授予了一家名叫Solidere的公司，而总理本人恰好是这家公司的大股东。

我们走到广场的一角，那里有一座没有屋顶的马龙派教堂，俯瞰着荒凉的广场。

“跟我来，”菲斯克说，“别站在瓦砾堆上。你永远不知道哪里会有地雷或UXB。”

“UXB？”

“就是未引爆的炸弹。贝鲁特到处都是UXB和地雷。和商店里散落的五彩碎纸片一样。”

我紧跟在菲斯克后面，来到一个平台上。从那里向下望，能够看到一个深坑，有三十英尺深。一堆杂乱的古罗马立柱散落在坑底，与水洼和垃圾为伍。

菲斯克轻蔑地指着它说：“这就是五百年来贝鲁特古典建筑的遗迹了。”

“没有很多，是吧？”我说。

“不多，”菲斯克说，“要知道，如果仗再多打一段时间，当代贝鲁特就不会有太大变化了。”

他指向广场的边缘。那里矗立着一处残垣断壁，它曾经是一座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公共建筑，其历史可以追溯到法国托管早期。现在只剩下一排立柱，甚至连山形墙都被炸掉了。残骸看起来同一座古代神庙的废墟一般无二。

“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菲斯克说。

贝鲁特，9月30日

很少有古城比贝鲁特更不能引起历史共鸣了。战后那些高楼大厦的惨状会立刻让人联想到未来的末世景象，但这座城市的过去并没有在满目疮痍的当下留下什么影子。所有陈旧的东西都被清扫或炸掉了。历史的想象力无处抛掷。很难想象仅仅八十年前，这座城市还是一座风景如画的奥斯曼帝国港口。而古典时代的过往就似乎更加遥不可及，几乎不能想象了。

然而，贝鲁特在拜占庭帝国早期是一座大都会，帝国的主要城市之一：作为一个学术中心，它是帝国主要的法学院所在地；作为一个商业中心，它跻身地中海东岸最繁荣的贸易港口之列，是拜占庭丝绸织造和出口的重镇。这里的港口从不寂寥，在四月至十月的航海季里，高卢的帆船和远至亚历山大港、雅典与迦太基的驳船都会把这里挤得水泄不通。

在拜占庭时代，念完一个法学学位需要五六年的时间，而且只有家境非常富裕的孩子才能念得起。安条克的利巴尼乌斯提过一个名叫赫利奥多罗斯（Heliodorus）的法学生，此人是“一个卖鱼露的小商贩”，但这毕竟是极个别情况。贝鲁特城中聚集的法律系学生都是帝国各地的元老、总督和地主的孩子，带着一大帮仆从和姬妾来上学。他们之所以到贝鲁特来，是因为这里的学位是帝国公务员飞黄腾达的最佳捷径，它相当于一张如今欧洲工商管理学院或哈佛商学院的文凭。利巴尼乌斯曾义愤填膺、慷慨激昂地控诉说，当时的父母对他在安条克提供的更全面（和更老派）的修辞学教育不感兴趣，而青睐贝鲁特的法学学位能给孩子带来的远大前程。如今的古典学教授也发出同样的呼号，他们门下最聪明的弟子为稻粱谋常半路改行去学经济和法律。

地中海东岸的历史最奇怪的一点在于，尽管这里经历过一系列灾难性的入侵、种族灭绝和人口交换，但各个城市的特征却一直奇特地保持不变。比如，耶路撒冷始终是宗教狂热的中心，不管城里住的是犹太人、拜占庭人、阿拉伯人还是东征的十字军。同样，贝鲁特一直以享乐主义闻名于世，而由于偶然爆发的激进的原教旨主义，这一名声在当时变得更响，就和现在一样。拜占庭时期就是如此，这可从五世纪的一位一性派主教，安条克的西弗勒斯（Severus of Antioch）那里得到佐证。他的生平是由他的朋友兼同伴、教区长撒迦利亚（Zacharias the Rector）记述的。这两人在亚历山大港念过书，此地有许多教授参与神秘活动，撒迦利亚对此不寒而栗：不少教职人员显然常去秘密拜谒美诺西斯（Menuthis）^[9]一座隐蔽的神庙，那里满是猫、狗和猴子的木制偶像。

在五世纪八十年代期间，贝鲁特的情况要稍好一些，西弗勒斯和撒迦利亚也来这里修完了法学学位。虽然周围的异教徒似乎比亚历山大港少，但阔绰的学生们却沉溺于种种享乐，这些娱乐方式不见容于撒迦利亚这样清教徒似的人：城里有一座剧院、一个马戏团，到了晚上则呼卢喝雉，学生们与舞女公娼推杯换盏。这种享乐主义在更为虔诚的学生当中引起了反响，就像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贝鲁特放浪形骸的夜生活激起了十年后圣战分子的清教主义一般。热心的基督教积极分子针对法学生的放荡行为组建了宗教兄弟会，它敦促撒迦利亚和西弗勒斯每晚都去教堂，绕着剧院走，并遵循圣杰罗姆那句著名的建议——“在基督那里沐浴过（即受洗）的人，没有必要再洗了”：为给众人做表率，兄弟会的领袖一年只洗一次澡。

和亚历山大港一样，贝鲁特也有关于神秘学的丑闻。头号嫌犯的住所被搜查，他的咒语书被收缴，魔法书被烧毁，他的朋友被主教逐出教会。其中一名被告，特拉利斯的克里索里乌斯（Chrysaorius of Tralles）试图逃跑。他租了一艘船，带着家小和咒语书跑路，但起航后不久船就沉没了（在虔诚的拜占庭文学中，载着魔法师的船经常沉没：《精神草地》里有好几个类似的故事，讲邪恶的异教徒和魔法师遭遇海难）。

约翰·莫斯克斯似乎很快就走完了当时的拜占庭帝国统治下的腓尼基海岸。事实上，如今黎巴嫩境内只有三个地方被他提到：提尔、波尔菲列昂（Porphyreon）和巴尔贝克。拜占庭时期的贝鲁特他只字未提，也许是因为这座城市在六世纪晚期已经波澜不兴。这种局面的出现部分是因为当时贝鲁特丝绸业纷纷破产，许多丝绸商人为糊口被迫移居波斯，部分是因为公元551年的一次大地震摧毁了贝鲁特的许多建筑，这是整个六世纪早期一系列不祥地震的最后一次。同时代的另一位旅行家，意大利朝圣者、殉道士安东尼乌斯的记录似乎表明，公元570年时“文学院”（想来是法学院）已经完全停止运转，他在黎巴嫩海岸看到的唯一一处繁华之地是贝鲁特的劲敌提尔。他在该城逗留时写道，这里的织布机仍在运转，妓院里人头攒动。

我之前曾向萨利比教授询问我在大马士革听到的传言，即贝鲁特的“市中心计划”在施工时挖到了拜占庭时代的遗址是不是真的。他让我联系同样供职于黎巴嫩美国大学的考古学家蕾拉·巴德（Leila Badr），她参与了当时的发掘行动。

巴德博士证实，施工过程中进行的抢救性发掘确实挖到了拜占庭时代的地层，并发现了大片的拜占庭、罗马和腓尼基城墙，这些城墙的走向大致相同。虽然可看的东西不多，但这是一个重要发现，因为从前没有人知道这座城市的古代边界在哪里。此外还发现了一些拜占庭时期的地板镶嵌画碎片，尽管品相很不好，但这些碎片已经被送去保存，我没法参观它们。但巴德博士说，还有一些新近发现的拜占庭文物，我应该去看看。

据说就在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前夕，1982年初，工人们在贝鲁特以南二十英里处的吉耶赫（Jiyyeh）海岸的沙丘上挖掘时，偶然发现了一系列保存完好的拜占庭修道院遗迹：教堂、旅店、礼堂和农用建筑。里面有一批质量极高的镶嵌画，其中许多有希腊语铭文注明制作日期。这些发现确认了该遗址就是拜占庭时代的港口波尔菲列昂，这是莫斯克斯到过的三个黎巴嫩城市之一。

莫斯克斯讲过两个关于此地的故事。一个是他朋友的同伴，奇里乞亚的神父佐西莫斯（Abba Zosimos the Cilician），他被一条蛇咬伤，“当场死亡，身上到处冒血”。另一个故事讲的是律师普罗科匹厄斯（Procopius the lawyer），他在耶路撒冷时听说老家暴发了瘟疫，担忧子女们的安全，便去拜访著名的拜占庭圣人扎查欧斯神父（Abba Zachaios），把自己的恐惧告诉了他：

（扎查欧斯）听闻这个消息后，面朝东方，一言不发地继续祈祷了两个小时。然后他转向我，对我说：“你放心，不要惊慌，你的子女一定不会因此而死。事实上，从现在起，两天之内，疫情就会减轻。”果然，事态发展正如这位长者预言的那样。

近期的考古挖掘显然证实了莫斯克斯的记载，即波尔菲列昂是六世纪晚期的一个主要港口，规模可能和它的竞争对手贝鲁特一样大，还专门生产橄榄油和纺织品。而且，正如它的名字所显示的那样，它还生产紫色染料^[10]。尽管经济危机困扰着安条克和黎凡特海岸的大部分地区，但波尔菲列昂显然还是非常繁荣，城内的修道院建筑美轮美奂。

黎巴嫩在内战期间发掘的古董几乎都被非法出口到欧美黑市了。有一次，民兵们甚至用炸药轰开石棺以盗取棺内物品。但幸运的是，吉耶赫落入了德鲁兹领袖瓦利德·琼布拉特（Walid Jumblatt）的势力范围内，此人在从政之前是个历史学者，黎巴嫩军阀当中几乎只有他一人具备历史修养，知悉古代文物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巴德博士告诉我，琼布拉特最近把他在战争期间保全下来的镶嵌画带了出来，安放在他位于舒夫的贝特丁（Beit ed-Din）宫里。她说，如果我要去参观，唯一的问题在于需要得到琼布拉特的许可。

按照巴德博士的指示，我打车去了琼布拉特的进步社会党所在地。据说这个党派既不进步也非社会主义，相反，它是一个被美化了的封建组织，黎巴嫩的德鲁兹教徒通过它得以宣誓效忠于他们的首领瓦利德·琼布拉特。办公大楼看起来不怎么稳当，到处都是弹孔，但我还是爬上了昏暗肮脏的楼梯，在最顶上差点与琼布拉特和他的保镖队撞了个正着。

从外貌上看，与其说琼布拉特是一个冷酷无情的军阀，不如说是一个从1968年巴黎索邦大学的街垒里出来的左翼社会学者。他四五十岁，个子非常高，神态威严，秃顶，大鼻子，留着下垂的墨西哥胡子，身着黑色皮夹克和黑色紧身牛仔裤，讲一口流利的英语。

原来我很幸运——琼布拉特还有不到一个小时就要动身去法国了，但他同意在走之前见我五分钟。全副武装的德鲁兹随从搜了我的身，然后把我领进一间书房。二十分钟后琼布拉特进来了，问他能帮什么忙。我解释了我的来意，他立刻点了头。

“去吧。和门口的人说你是我的客人就行，他们会让你看那些镶嵌画的，”然后他添上一句，“如今在贝鲁特见到英国作家着实是件稀罕事。你认识查尔斯·格拉斯（Charles Glass）吗？”

“很熟。”

“他怎么样？还活着吧？”

“大家都说他越老越浪了。”

“真主党就不应该让他跑了，”他说，“你知道他在来看我的路上被真主党绑架了吧？大卫·吉尔摩（David Gilmour）呢？上次我在伦敦时是他带我去旅行者俱乐部吃午饭。他现在在干什么？”

“他刚写了一本关于寇松勋爵的书。”

“大卫一直是个冥顽不化的帝国主义者，”琼布拉特说，随即礼貌地问我，“和我说说，你现在在写什么呢？”

我说我正在搜集资料，准备写一本关于中东基督徒的书，琼布拉特扬起了眉毛：内战期间他是最令基督教民兵闻风丧胆的敌人之一。尽管基督教武装得到了以色列和美国的支持，但琼布拉特的军队还是成功地将他们赶出了舒夫的德鲁兹中心地带，并在这一役中打出了凶残而顽强的名声。众所周知，德鲁兹人很少抓俘虏。

“马龙派的头号敌人就是他们自己，”琼布拉特说，“他们一直想统治黎巴嫩，好像黎巴嫩完全是个基督教国家一样。他们从来没有准备给大多数人权利、分享手中的权力或以任何方式实现民主改革。”

“我明白战时你和长枪党不是一拨的。”

“长枪党是皮埃尔·杰马耶勒（Pierre Gemayel）^[11]1936年访问纳粹德国后成立的法西斯组织，”他说，“当他们开始实施暴行时——比如1975年的黑色星期六，在路障边割断三百个穆斯林的喉咙，又比如一年后在百里香山（Tel el-Za’atar）的难民营屠杀巴勒斯坦人——我们不得不做出回应。只有马龙派自己起来反抗他们更极端的右倾分子，我们才有可能共存。”

“那你对未来感到悲观吗？”

“黎巴嫩这个国家是人为生造出来的，”琼布拉特回答说，“它是法国人在1920年制造出来的。从经济和政治上讲，它没有自己的未来。我们需要阿拉伯人。我们是通往阿拉伯世界的大门：那是我们的天然环境。我们不是法国领土的一部分，不是梵蒂冈，也不是马龙派想要的任何东西。如果他们能接受这一点，那和平也许能维持下去。”

琼布拉特的一个助手走了进来，说他的车子已经准备好送他去机场了。琼布拉特从椅子上站起来。“我要误机了，”他说，“不好意思。我希望你能看到你的镶嵌画。”

我们一起下楼时，琼布拉特对内战发表了一些评论，我问他现在回想起来，是否认为这场内战是可以避免的。

“如果马龙派不那么顽固，”他耸耸肩，“那可能就……但历史的假设是：‘如果克利奥帕特拉的鼻子再长一英寸，安东尼还会输掉阿克提姆（Actium）海战吗？’”

通往舒夫的路经过肮脏的贝鲁特南郊。三十年前，这条路毗邻奥扎耶海滩（Ouzayeh Beach），后者曾是贝鲁特的伊帕内玛（Ipanema）^[12]、整个贝鲁特最受欢迎的游乐场。现在这里是真主党的地盘，一处由铁皮棚屋、休闲小屋、廉价的餐馆和凋敝的面包店组成的大棚户区坐落在这条路与海滩之间，后者现在已经几乎看不到了。

在两条车道中间的中央隔离带，竖立着一系列巨大的广告牌，上面是一排放大了面孔的伊朗毛拉。每人头上都严严实实地裹着浆得一尘不染的白头巾，茫然的眼神穿过小飞谍^[13]眼镜厚厚的镜片：这是一幅奇异的超现实景象，仿佛从高速公路上升起一排高大的安迪·沃霍尔的玛丽莲·梦露。在毛拉们中间穿插着一排理想化的画像，画的是在被占领的黎巴嫩南部与以色列人战斗时牺牲的真主党“烈士”，他们留着络腮胡，面带微笑，这些画的尺寸要小得多，被潦草地钉在低矮的木桩上。为表示这些战士此刻正在享受天堂的福祉，他们的脑袋有时会漂浮在雪白的积云上。其他广告牌有些画着耶路撒冷的圆顶清真寺，辅以一系列吓人的祈祷，要求解放巴勒斯坦和粉碎犹太复国主义集团，还有其他各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威胁、承诺与警告，什叶派中的激进主义者开车进城购物时喜欢看这些。

开始刮风下雨，路上的坑变成了一个个褐色的深水洼，出租车开过时会有一股浑浊的水溅到引擎盖和挡风玻璃上。当我们一路颠簸地开过破败不堪的车库、废料场和轮胎店时，我看见满脸络腮胡的真主党成员拿着扳手，在破破烂烂的、布满弹片坑的达特桑或坏得差不多的沃尔沃的引擎盖下敲敲打打。其他人拿着几盆油漆和笔刷，在汽车底盘的凹痕和弹孔上到处涂抹，试图转移人们对此的注意力。我对出租车司机努里·苏莱曼（Nouri Suleiman）说，我原以为这些人的武器要比喷枪厉害点儿。

他回答：“现在不打仗了，枪就没太大用处了。战争打到最后时，一支新的M-16自动步枪卖一千美元。现在你花一百美元就能买一支。一把手枪过去是五百美元，现在已经降到一百五十美元了。”

“所以现在手枪比M-16自动步枪还贵？”

“因为人们还是喜欢轻武器。”努里回答说。

“为什么？”

“因为有用。你藏不住M-16，但藏一把手枪还是很容易的。把它放进口袋或公文包里都没问题，”他从杂物箱里拿出一把小手枪给我看，“看到了吧？它容易藏起来。没问题。”

我们的车继续穿过贝鲁特凌乱而漫无边际的南郊，经过不受监管的地带，经过那些属于没有土地的什叶派穆斯林的拥挤贫民窟、铁丝网，以及各种形状凄惨的巴勒斯坦难民营里倒塌的棚屋。半小时后，我们抵达了达穆尔的郊区，达穆尔是在内战中受损最严重的基督教城镇。它先是遭到巴勒斯坦人的袭击和掠夺，以报复马龙派在贝鲁特对他们施加的暴行，大多数居民走海路出逃，但仍有三百五十人留了下来。1976年1月20日，法塔赫（Fatah）的一些枪手气势汹汹地冲进了该镇，射杀了留在这里的男人，强奸了妇女，又炸毁了房屋。这时巴勒斯坦人显然还不解气（因为留在这里的马龙派教徒太少），于是突发奇想掘了这里的公墓，把尸体抛在刚被他们炸成废墟的城镇中。后来，达穆尔再次被人占领、摧毁，这次是以色列人，以色列人走后，德鲁兹人使它重新成为定居点。琼布拉特如今把他的总办公室设在达穆尔。但是，这里已经没有基督徒了。

我们的车快速驶过镇上劫后余生的部分：一些房子，到处都是弹孔和飞溅的弹片坑；一栋六十年代的平房的废墟，现已被藤蔓和爬山虎覆盖；一片残破的香蕉种植园；带篷的阳台上坐着几个德鲁兹老人，头戴白色的卡菲耶，穿着黑色的沙尔瓦裤，望着外面细雨溟蒙。随后我们往左转，开始蜿蜒爬上陡峭的、草木茂密的山坡，向舒夫进发。

雨下大了，道路湿滑，闪闪发光，散落着树叶。从贝特丁下来的汽车从我们旁边飞驰而过，挡风玻璃上的雨刮器开到最大挡。我们头顶上的山峰在低云中变得模糊，下方的山谷消失在一片峭壁中。峭壁上是已被废弃的梯田和枯萎的山毛榉，它们仅剩的几片叶子变成了属于秋日的明黄色。在最后二十分钟的旅程中，就像在当时去贝鲁特的路上一样，我们跟在另一对随处可见的叙利亚坦克运输车后往山上爬，每辆运输车上都载着两辆苏制T-72主战坦克。我打开地图，意识到以色列占领区、目前犹太军队和当地的真主党游击队的交火地带就在南面十二英里处。

在德尔卡马尔（Deir el-Qamar），司机在山顶上停下来加油，让他破旧的散热器冷却一下。德尔卡马尔是一个中世纪小镇，得益于瓦利德·琼布拉特对文保工作的兴趣，它被维护得很好，在黎巴嫩独具特色。它是用暖蜂蜜色的砂岩建造的，里面满是古老的奥斯曼客栈和教堂，即使在雨中也很可爱。当我坐在一家咖啡馆里，双手捧着一杯茶取暖时，看到外面的路上有一名身穿黑色斗篷、戴四角帽的马龙派神父步履匆匆，他佝偻的身影在宽大的雨伞下疾步小跑着。可我知道舒夫的基督徒和达穆尔的基督徒一样，在战斗中被赶出了家园。惊讶之余，我追上那位神父，请他和我一起到咖啡馆里来。显然，这位名叫马塞尔·阿比-卡里尔（Marcel abi-Khalil）的神父见到我和我见到他一样惊讶，他接受了。

老神父抖了抖雨伞上的水，把它折起来。“在开战之前，德尔卡马尔一半的人口是基督徒，另一半是德鲁兹教徒。舒夫地区传统上是德鲁兹教徒的地盘，但在十八世纪，马龙派教徒开始从北方搬来这里。到1975年，也就是战火点燃之前，这里至少有五千名基督徒，夏天可能再多一倍。”

他呷了一口茶。“后来发生了山地战争，”他说，“所有的基督徒都走了。现在住在这里的基督徒不到一千。”

“这么说，还是有些基督徒回来了？”

“对。他们开始慢慢地回来了。琼布拉特给了他们一点钱来帮助他们开始新生活。他是个好人。他自己也遭受了痛苦——他父亲被暗杀了——所以他知道被损害是什么感觉。他想治愈伤口。”

“听到马龙派能这么说，我很惊讶。”

“1860年，德鲁兹教徒和基督徒打了一仗，但从那时起，直到上次战争，我们相处得非常愉快。我们学校曾经有一百五十名基督徒和三百五十名德鲁兹教徒。”

“德鲁兹教徒？上基督教学校？”

“对，”马塞尔神父说，“神父们给每个人上课，不管他们信仰什么。”

“所以到底是怎么打起来的呢？”

“是因为贾贾和他的长枪党。在他来舒夫之前，我们世世代代和平共处。但以色列人1982年到这里的时候，贾贾的人正在舒夫和西顿与德鲁兹教徒作战。贾贾对德鲁兹教徒很不好。他杀了很多人。以色列人假装看不见，让他为所欲为。结果，当他们撤退时，所有人都开始打基督徒。我们被围困了三个月，没有东西吃：只有草。红十字会送来了食物，但德鲁兹教徒在半路上吃了。最后叙利亚人支持琼布拉特，贾贾输掉了战争。基督徒因为他的所作所为被逐出舒夫和西顿。我们有句谚语：‘贾贾踏足的地方，没有基督徒留下来。’有他这么一个队友，我们哪还要什么敌人呢。”

“你见过他吗？”

“见过好多次，”神父说，“他在我们学校里藏了两个月，是我藏的。当时是1983年，他输掉了一场小型战斗。我个人不喜欢他。其实他几乎让我觉得做基督徒很尴尬。他走的时候化了装，靠着一双脚翻山越岭。我很高兴。他尽给我们惹事。”

司机走进咖啡馆，说车子已经好了。马塞尔神父把茶一饮而尽，我们站了起来。

“现在他走了，战争结束了，舒夫的情况好些了，”神父说道，我们走了出去，他撑开雨伞，“德鲁兹教徒甚至又开始来教堂了。”

“他们来你的教堂？”

“经常来。我们这里有一张神奇的图画。当他们想求子、生病或遇到什么困难时就来这里。他们供奉油和香料，然后病就好了。”

他热情地和我挥手道别。“尽管我们在这里有很多困难，但宗教并没有把人们分开。宗教总是让人在一起的。记住这点很重要。”

宏伟的贝特丁宫建于十九世纪早期，就坐落在山谷的对面，离这里不远。它的双扇大门紧锁着，门口站着三个德鲁兹警卫，都装备着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他们围在一个烧得劈劈啪啪的火盆旁暖手，身上的大衣很潮湿，枪支随意地在肩膀上耷拉着。司机下了车，和他们交谈了几句，告诉他们我是琼布拉特的朋友。他们立即鞠了一躬，随后推开大门。

穿过门楼，在昏暗的光线下，这座宫殿感觉像是一所过时的剑桥大学学院：空旷只余回音的庭院一进接着一进，潮气弥漫，有树叶落下，随后被一阵急雨冲走。在主庭院的正中央，矗立着一座低矮的黑色大理石纪念碑，献给瓦利德·琼布拉特被刺身亡的父亲凯末尔·琼布拉特。警卫领着我经过它，打开手电筒，带我下了楼，穿过一条狭窄而黑暗的过道，进入通风良好的拱形地下室，它曾经是这座宫殿的马厩和地牢。

警卫摸索着寻找开关。骤然间，这条巨大的地下拱廊被一排排强力聚光灯照亮了。我原本以为这里没有太多有趣的新东西，此刻却毫无防备地被琼布拉特保存的目不暇接的拜占庭艺术品震惊。在此地，在墙壁上和地板上，在拱形地下室后的房间里，在既无学者探索又不为外界所知的地方，陈列着无疑是当今世上最华丽动人的拜占庭镶嵌画地砖，它们的生命比这座拜占庭城市本身更为久长：三十多块大到堪比房间尺寸的镶嵌画可以追溯到公元六世纪中期，另外还有许多小一些的碎片。这无疑是一座古代晚期艺术的宝库，绝对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拜占庭考古发现之一。

与同一时期的拜占庭巴勒斯坦修道院遗址相比，波尔菲列昂的镶嵌画工人似乎较少受到首都的皇家时尚的浸染——大皇宫的地板上那些司空见惯的、鲜血淋漓的狩猎和角斗士场面。他们同样使用相对较大的嵌片，钟爱几何图形甚于具象画。绝大多数镶嵌画上满是错综复杂的花式：交织缠绕的十字架构成的视觉陷阱、令人晕眩的盾牌旋涡、波浪纹饰、万字纹饰和希腊回纹。这些交错驳杂的花式能够在拜占庭的圣斯蒂芬修道院（就位于耶路撒冷的大马士革门外）里找到相似的。还有一些交缠的藤蔓状涡纹装饰，同亚美尼亚大修道院（与圣斯蒂芬修道院相距不远）里一幅可爱的镶嵌画很像。地下室里还有一幅镶嵌画，上面是一只绿头鸭和另外两只鸭子，躺在一头小羚羊身上，其风格与加利利海的五饼二鱼堂（Tabgha）里一幅描绘尼罗河风光的镶嵌画相仿。综上所述，这里的镶嵌画与巴勒斯坦的联系非常紧密，而且完全有可能来自同一家镶嵌画作坊，其业务范围包括了巴勒斯坦北部和现在的黎巴嫩南部。

几乎可以肯定，这种对题材略显严肃质朴的选择，是自觉回应在安条克和迦太基外发现的那种秾艳的罗马帝国晚期人行道地砖镶嵌画。在那些镶嵌画上，体态丰盈、衫垂带褪的女神与鬓发斑白的萨蒂尔追逐嬉戏，而天神和半神——赫拉克勒斯与狄俄尼索斯——则醉倒在沙发上，漫溢的酒杯高举着，比谁喝得更多：这些画面很难入得了禁欲苦修的早期基督教修士的眼。也许更意想不到的是，波尔菲列昂的镶嵌画同样与拉文纳皇家壁画那种世俗的赫赫威仪形成了鲜明对比，拉文纳圣维塔莱教堂（San Vitale）后殿的墙壁上布满了对拜占庭宫廷典仪的华丽描绘：查士丁尼帐下厌世的主教和谄媚的廷臣排着长长的队列，两侧是狄奥多拉宫中温文尔雅又好说长道短的侍女，身上披挂着黄金、珍珠和丝绸。

而在波尔菲列昂的镶嵌画的精神中，占据上风的显然是某种清教徒式的元素，这种精神反映了约翰·莫斯克斯一贯严肃质朴的修道院式观念。其实它们是同一个世界的产物。一些镶嵌画上的铭文表明它们的年代正好是莫斯克斯为《精神草地》收集材料的时期。其中一幅镶嵌画（上面是一串环环相扣的菱形图案，里面是熊、鹳、雄鹿和瞪羚）的铭文显示，它是公元594年（或595年）12月被委托制作的，是“为伊利亚的灵魂之安息”所作的纪念品。换句话说，约翰·莫斯克斯与他在《精神草地》里提到的那些来自波尔菲列昂的人——律师普罗科匹厄斯、奇里乞亚的佐西莫斯神父——都有可能看到过这些镶嵌画的制作过程，甚至有可能踏过那些闪闪发光的新铺好的嵌片。

不过，波尔菲列昂的镶嵌画最有趣的特点，可能是其制作者对几何图案而非具象图案的强烈偏好。在六十三幅镶嵌画中，只有三幅描绘的是人物形象：一幅是一位圣女，手里拿着一块布；第二幅是一位圣徒（大概是施洗约翰）站在水里，手里拿着一根棍子；第三幅是“创造”（Ktisis）的拟人化形象，手持长矛，身边围着一群动物——公牛、熊、豹和狮子。剩下的六十幅镶嵌画，无一例外都是去偶像和非具象的。

这个特点非常重要，因为它强调了人们的趣味已从古代晚期的人文主义、逸乐和颓废，转向中世纪早期拜占庭式的漠然与内敛。这种精神直接导致了八世纪与九世纪的圣像破坏运动：这幅献给伊利亚的镶嵌画完成仅五十年后，拜占庭皇帝利奥三世就下令销毁帝国境内的所有圣像以及具象的宗教艺术作品。

拜占庭不是唯一受这种情感变化影响的政权：有一幅波尔菲列昂镶嵌画的制作年代是公元500年，这时黎凡特地区如果有一位来自麦加的阿拉伯商人，在与拜占庭修士们交谈争论的过程中，阐述他对描绘有生命的物体的看法——必然是完全不赞成的。穆罕默德后来强加给全体穆斯林的肖像画禁忌，时至今日仍影响着十亿人口。而此时此刻，在这些镶嵌画中一目了然地看到这种不安的根源，这种把对人物的刻画视为异教与淫秽的观念的根源，感觉是相当神妙的。古代晚期和早期基督教艺术作品的热情与活泼——骑手和他们的猎物、跳跃的狮子、逃跑的瞪羚、皇帝与皇后，乃至恼怒的圣徒和拉文纳洗礼堂的先知——已经让位于一种冰冷的、地毯般扁平的抽象。藤蔓中的鸟儿是静止的、沉默的、二维的，寒冬已经降临，镶嵌画变得冰冷而失去活力。纹丝不动，一声不响。安条克的酒神式狂欢和拉文纳精巧文雅的号角已归于沉寂。

我在贝特丁宫的地下室里待了两个小时，细细审视那些镶嵌画，为它们的严肃之美和繁复抽象得难以置信的细节而惊叹。当黎凡特地区绝大多数贸易港口迅速衰落下去时，波尔菲列昂显然仍很繁荣，这种繁荣大约与考古学家在抢救性挖掘中发现的橄榄油磨坊有关。毕竟油是一种价值极高的商品，地中海沿岸大大小小的城市都需要油来做饭和照明，油价在这个过程中被显著抬高了。自小在北非农村长大的圣奥古斯丁习惯了廉价的油料，第一次来到罗马时，他简直不敢相信灯油的价钱，并对由此造成的夜间学习费用太高颇有微词。但是，正如我周围琳琅满目的镶嵌画作品表明的那样，波尔菲列昂的商人们很好地利用了他们赚来的钱。

作为第一批看到这些镶嵌画的人之一，我激动得忘乎所以，完全忘记了时间。但外面骤然响起的巨大的爆炸声把我带回了现实世界。爆炸声在地宫里回荡了几秒钟，最后消失无闻了。

“是怎么回事？”我问警卫。

“没什么，”他正抽着烟，随口答道，“是以色列人的飞机。”

“是模拟爆炸的声波吗？”

“他们是故意弄出这声响的，”他回答，“一天一两次。”

“为什么？”

“就是敲打敲打我们，”警卫说，“提醒我们他们还在这里。提醒我们他们还有能力做什么事。”

黎巴嫩北部，10月4日

和我聊过的每个人似乎都赞成这一点：如果我想了解马龙派教徒，就必须去贝什里。

公元六世纪，这里迎来了第一批遭拜占庭帝国迫害，被驱逐出叙利亚的马龙派隐修士。一千四百年后的十九世纪末，这个小镇诞生了马龙派最负盛名的诗人和作家——《先知》的作者哈利勒·纪伯伦（Khalil Gibran）。这是马龙派教徒告诉我的关于贝什里的信息，也是我在那本相当可靠的《黎巴嫩：旅游业的应许之地》中读到的。

非马龙派教徒也说我应该到贝什里去，但另有理由。他们似乎把贝什里看作马龙派的一处罪恶渊薮，说此地是臭名昭著的萨米尔·贾贾的故乡，也是他最忠诚、最嗜杀的军队所在地。如果说在战争的最后阶段，贾贾领导了长枪党民兵在萨布拉和夏蒂拉展开大屠杀（以及在另外两个巴勒斯坦难民营，百里香山和埃因赫尔维进行的规模稍小但同样臭名昭著的屠杀），还把他的两个马龙派头号对手枪杀在床上，那么毫无疑问，许多当年在贾贾的领导下亲手实施了这些暴行的人，现在正在贝什里的咖啡馆和酒吧里悠闲地喝着薄荷茶。

我还听过另外一个故事，似乎更强调了精神病患者在贝什里的不寻常比例。它讲的是纪伯伦在临终时，把《先知》一书的全部版税（高达每年一百万美元）都捐赠给了贝什里。然而这份赠礼辜负了他的良好愿景：控制贝什里的敌对的马龙派部族，凯鲁兹（Kayruz）和塔维克（Tawq）在如何瓜分这笔钱上展开了热战，这个小镇由此陷入数月之久的小规模内战，轰炸、刺杀、谋杀和激烈的迫击炮交火都时有发生。用我熟悉的一位消息人士的话来说，代表这个位于马龙派世界中心的小镇的真实面貌的，不是纪伯伦温和的谏言和劝诫，而是围绕这本神秘主义诗歌的利润展开的争斗。

我还有一位马龙派朋友，是个学者，现在在牛津大学教书，他也警告我要注意贝什里人粗暴宛如原始人的行为。几年前，他坐在镇上一家酒吧的走廊里，和一位同事喝着啤酒，看着夕阳西下。突然，他身后的一个阳台上传来双管高射炮的开火声，炮弹一排接一排地向空中发射。我的朋友寻思着是不是要空袭了，连忙躲到附近的一堵墙后面。但五分钟过去了，并没有飞机出现，而高射炮还没停止射击，他便一路飞奔冲上楼梯，敲那间公寓的门，想知道出了什么事。

“你神经病啊？”门一打开，他就说，“你他妈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不好意思，”那个打高射炮的男人回答，“我刚才听说我在澳大利亚的女儿生了个男孩。这是我的头一个孙辈，我太高兴了。”

黎巴嫩的公共交通貌似已经瘫痪，为了到贝什里去，我不得不再次雇努里·苏莱曼来开车，我上次去贝特丁宫就是他开出租车载我的，价钱特别贵。努里已年过古稀，曾经得过游泳冠军，他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了黎巴嫩国家彩票，从此一直带着人们周游黎巴嫩。他自豪地告诉我，他当年用奖金买了一辆新的奔驰车，然后开了四十多年，直到今日。

但在我出发去贝什里——据《黎巴嫩：旅游业的应许之地》的说法，它“依然回荡着纪伯伦平和话语的抚慰之声”——之前，还要在贝鲁特见一个人。菲斯克曾和我说过，反对铲平贝鲁特仅存的历史遗迹，即那个所谓的“市中心项目”的人，是一位名叫伊冯娜（Yvonne）的女士，她的头衔是科克伦从男爵夫人（Lady Cochrane）。她曾把总统雄心勃勃的重建贝鲁特的计划称作“一个弱智少年的幻梦”，此举令人印象深刻。科克伦夫人是贝鲁特一个豪门世家的族长，“科克伦”这个非常不黎凡特的姓来自她故去多年的丈夫，他之前是爱尔兰驻贝鲁特名誉领事。

当我和她通电话，她说自己住在“苏索克街苏索克宫”时，我便猜想到科克伦夫人是不会在破破烂烂的小公寓里过穷日子的。但即便如此，当努里的出租车把我载到科克伦夫人家门口时，映入我眼帘的景象还是超出了我的预想。

在贝鲁特战后的末世景象中，在随处可见的残破的六十年代建筑物——压实的、皱巴巴的、沦为白蚁窝的混凝土——的包围之下，一座完美的意大利巴洛克式宫殿惊人地拔地而起，周围是带围墙的花园。一切都保存完好，宽阔的梯田式草坪旁栽着两棵海枣树，俯瞰着阿什拉菲耶区（Ashrafiyeh）漂亮的基督教区，再往远处是地中海蔚蓝的波涛。一道双层大理石楼梯通向前门，只有貌似被迫击炮或火箭推进榴弹打中过的破损栏杆表明，战火曾波及这处小小的世外桃源。

一个仆人把我领进图书室。图书室的墙上挂着一幅十七世纪希腊商人的精美画像，两侧是一系列关于奥斯曼帝国城市风光的杰出油画：博斯普鲁斯海峡上的圆顶、小木舟和木制宫殿。书架上摆满了皮革装订的旧书。这边是一张十七世纪的写字台，上面是伦敦和巴黎的当季杂志。

大约十分钟后传来了轻快的脚步声，一个身材矮小但装束时髦的女人走了进来，向我伸出手。她相貌极美。在图书室半明半暗的光线下，她看上去仿佛只有四十来岁。等我们开始谈话时，我才知道她至少七十岁了，而且可能比七十岁还要老得多。

“请原谅我，”她的言语是一种老式的上流社会腔调，“r”几乎发成了“w”，“我刚刚在和律师谈话。我们和一个邻居相处得很不愉快。他最近的行为完全像个流氓。黎巴嫩的所有机构似乎都停转了。去年这个人利用职务之便，盗取我家资助的一家医院的慈善基金。现在他又想来占我家花园的一块地。你看，很不幸，我们两家的隔墙在叙利亚的轰炸中被毁了，这就是整个问题的开端。”

“您在这里遇到了轰炸？”

“好多次了。”

“谁炸的？我以为这个地方逃过了战火。”

“第一次轰炸是在1975年，是巴勒斯坦人干的。然后1976年叙利亚人进行了第二次更严重的轰炸，当时我在贝鲁特的另一头：我无法穿越绿线。最后我找了一个准备向叙利亚人行贿的人，冒着炮火带我过来。我到这里时发现房子已经严重损毁。我儿子在这里，把花园里的井水分送给在街上排着队的人们。叙利亚人切断了供水。”

“但房子还立着吧？”

“差点就塌了。这个房间被磷弹炸毁了。我回来时发现它看起来仿佛一幅超现实主义画作。整整一面墙都没了，但书柜还立着，直指天空。”

科克伦夫人皱起了眉毛：“隔壁房间的枝形吊灯被炸碎了，镜面天花板毁了，我亡夫收藏的一些十五世纪的中国瓷碗也碎了。”

她站起身来，带我走向通往大厅的门。“我想我们还是非常幸运的，因为主承重柱没有被炮弹打中，否则整座房子就塌了。但纯粹是因为运气好，大多数炮弹都径直穿过走廊，进了餐厅，又从走廊的另一边打进了花园。我的边界墙给毁了。到处都是洞。”

“所以出了这么多事，你还继续住在这里吗？”

“哦，是的。我们在炮弹片里住了七年。随着时间的流逝，一切都可以习惯。”

“你没有整修这房子吗？”

“炮弹一直在打，这时候修它似乎没有多大意义。直到1985年，我们才觉得有必要开始修复这栋房子。”

科克伦夫人带我走进主厅，这是一座夺人目精的十九世纪中期黎巴嫩建筑，带撒拉逊式拱门。她指着远处墙上的一块空白：一片暗影和一个铜制的挂画架，表明这里曾挂过一幅巨大的布面油画。

“我们被迫把这幅圭尔奇诺（Guercino）的画卖给大都会博物馆，”她说，“这幅画是为我的一位祖先绘制的，但叙利亚人轰炸期间我们没钱了。甚至连仆人们的工资都付不起。我慌了手脚，于是把它贱卖了。”

“那这一幅呢？”我指着一幅威尼斯运河的风景画问，“是卡纳莱托（Canaletto）的画？”

“不是。这是瓜尔迪的。但画得很漂亮，不是吗？”

科克伦夫人在起居室门外的一张小桌子旁停下脚步，桌子是巴洛克风格，爪抓球式桌脚，雕工精细。桌上有几块扭曲的金属。

“这是贾科梅蒂（Giacometti）的雕塑吗？”我问。

“不，不，这是弹片，”科克伦夫人回答，“这些都是落在房子里面的。左边的那些是迫击炮炮弹的弹片：从前常常是六颗炮弹一齐呼啸着穿过屋子，声音非常可怕。我们把这些东西保存下来只是为了提醒我们曾经经历了什么。”

我们在一张桌子旁坐下，科克伦夫人叫仆人上咖啡。接着她开始谈论她对贝鲁特重建的看法：贝鲁特曾是一座绿色的奥斯曼花园城市，现在应该试图回归那种理想，而不是往一个中东版本的香港去发展。她认为，黎巴嫩人的野蛮部分是由于建筑的野蛮。

“从前人人都有自己的一片绿地，无论贫富，”她说，“工人在上班时有盼头：到了晚上，气氛宁静，他和家人围坐在一口小喷泉旁，周围是馥郁的芳草地。现在他只能回到贫民窟的一个混凝土盒子里。儿女们大喊大叫，电视吵得刺耳。难怪黎巴嫩人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变得暴躁和好斗起来了。”

仆人用托盘端着咖啡走了进来。科克伦夫人给我倒了一杯。这时电话响了，仆人去接电话，一分钟后他回来了，对着女主人耳语了几句。她露出灿烂的笑容。

“好，好，”她说，“是我的律师打来的。他说我的邻居刚刚接到命令，要求他停止在我家的花园里盖房子。啊，现在的生活可真是艰难！黎巴嫩即使稍微有点文化人，现在也只剩下极少数了。内战之前的生活是有艺术的：画家、音乐家、演员。现在，大批有头脑和有良心的人——最优秀的黎巴嫩人，基督徒与穆斯林，要么已经走了，要么正准备走。有三十万马龙派教徒——占整个马龙派人口的三分之一——在战争期间逃离了中东。我们身边只剩下那些最底层的人了。”

“您是马龙派教徒吗？”

“我是希腊东正教徒，”科克伦夫人回答，“我家是从君士坦丁堡来的拜占庭人：苏索克（Sursock）这个名字是‘伊萨克爵爷’（Kyrie Isaa）这个词的变体。他们在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时离开，在朱拜勒附近定居。”

我问她，她认为马龙派教徒应该为黎巴嫩发生的事承担多少责任。

“黎巴嫩兴也因为马龙派，亡也因为马龙派，”科克伦夫人回答，“如果没有他们，黎巴嫩一开始就不会出现。如果有他们，且他们一直这样下去，黎巴嫩就要走向末路。当然，战争把每个人最坏的一面都暴露出来了。穆斯林变成了恐怖分子，基督徒变成了黑手党——绑架、抢劫、敲诈勒索，等等。起初他们是那么勇敢、那么尊贵：我们心甘情愿地给他们纳税，为了他们把我们自己的儿子送上战场。但到头来我们还是分道扬镳了：他们都是贾贾这样的人。歹徒。”

“我马上要去贾贾的地盘——贝什里——今天下午就走。”

“好吧，那你得小心。”科克伦夫人轻快地说。

“何出此言？”

“战争期间，我儿子阿尔弗雷德去贝什里看望朋友。半路上被马拉达（Marada）民兵拦了下来。他们用枪指着他的脑袋，把他绑在树上。阿尔弗雷德在伊顿公学念书时很快就学会了如何摆脱殴打，此类经验在这种场合很管用。他们说要处决他。他不停地对他们说，他和弗朗吉亚（Franjieh）一家是老熟人——弗朗吉亚是黎巴嫩前总统的姓——还说他此行是要去和他们共度周末。当然，这肯定是他临时编的，但这个谎最终还是奏效了。绝大多数民兵不相信他，但阿尔弗雷德继续细数他那些有头有脸的马龙派朋友，最后，一个民兵萌生了惧意。其他人说：‘我们先打他一枪，然后再审。’但那个人说：‘不行，我们得给弗朗吉亚家打个电话，看看他怎么说。’然后他们真的打了。

“幸运的是，是前总统苏莱曼·弗朗吉亚本人接的电话。当他听说阿尔弗雷德是被他们邀请去度周末时，表现得有点吃惊，但他让民兵马上释放阿尔弗雷德。第二天，他的儿子罗伯特·弗朗吉亚给我们打了电话。他和阿尔弗雷德还在娃娃车里时就认识了。罗伯特说：‘我很抱歉，阿尔弗雷德。真不走运。你不来吃午饭吗？”

“阿尔弗雷德怎么说？”

“他说：‘非常感谢，罗伯特，但今天不行。我恐怕有点忙。’”

巧的是，在我离开英格兰之前，一位记者朋友把罗伯特·弗朗吉亚的电话号码给了我。科克伦夫人的故事激起了我的兴趣，在离开贝鲁特前往贝什里之前，我给他打了个电话，他邀请我本周晚些时候去和他共进午餐。和阿尔弗雷德不同，我接受了。

从贝鲁特向北的主干道紧挨着海岸。我们的右边是陡峭的悬崖峭壁，左边是一排新建的海滨高楼大厦。车子驶过港口，那里的推土机将成堆的碎石和钢筋混凝土推入大海，随后我们缓慢地穿过堵得严严实实的车流，经过朱尼耶的赌场、夜总会和餐厅。我们朝北走了一小段六车道的高速公路，沿途装饰着很多奇怪的路标和路牌。由于黎巴嫩的道路通常没有任何标记（或者交通灯、路标或具有相应功能的灯光），我对那些由文字和符号组成的复杂网络感到困惑，问努里那是什么。

“它们是给飞机用的，先生。”

“不好意思，我没听清？”

“飞机，先生。战争时期贝鲁特机场在前线，空军搬到了这里。这边是主跑道，另一边是停飞机的地方。”

刚过朱拜勒这个曾以放纵狂欢的阿施塔特（Astarte）崇拜而闻名地中海的地方之后，我们转进内陆，驶入一条黑暗而狭窄的河谷，这里除了瘠薄的荆棘和荆豆外寸草不生。坡变得越来越陡。很快，河谷变成了一个大裂口，近乎垂直的悬崖从我们两边拔地而起。在一些小岩架上，能看见早期马龙派隐修士的石制小礼拜堂，它们年代久远，龟缩在岩层底下。其中一些比较方便到达的礼拜堂，后来被人简单地整修过门面。另一些则高居深渊之上，似乎只能用绳子才能上去，岩壁上的一个个口子仿佛大张的嘴。

我们周围的地质情况十分古怪，令人头疼：古老的岩层被撕裂、扭曲、拧结，仿佛被车裂的尸体。我们开得越远，脚下的峡谷就变得越深，直到我们发现自己是在一条羊肠小道上蜿蜒前行，下方深不见底。旁边没有防撞护栏。偶尔会出现一个带石制小礼拜堂的小村子，紧挨着我们和深渊之间的岩架。气温越来越低，没过多久，我们就穿过了雪线：起初只是一片轻柔的雪尘，落在山脊和梯田上，随后越来越厚的雪层盖住了人行道，盖住了屋顶上的石板。我们的车速降到了最慢。

接着，在离最近的房屋几英里远的一个偏僻转弯处，我们突然遇到了一处路障。一队冷漠的叙利亚伞兵把守着它，一旁站着两个便衣秘密警察。努里摇下车窗，回答了秘密警察提出的一长串问题。最终我们被放行了，我问他刚刚警察都问了些什么。

“他们问我你是谁。然后问了我的情况。”

“那你怎么和他们说的？”

“我说我叫努里·苏莱曼，是运动员和游泳冠军。我告诉他们我曾经两次泅渡英吉利海峡，要是不信的话可以在贝鲁特随便找个人问：每个人都知道我的这一壮举。那个叙利亚人说他也是个运动员。然后我告诉他，1953年，是我开车载弗兰克·辛纳屈和爱娃·加德纳去了巴尔贝克。”

“他怎么说？”

“他说：‘弗兰克·辛纳屈是谁？’”

我们在渐暗的日光中继续蜿蜒前行，越爬越高，进入卡迪沙山谷（Qadisha Valley）。道路的一些拐弯处立着圣母的圣祠，映着满地积雪，每座圣祠顶部都有一个小小的铁丝十字架。周围一个人也没有，寒风呼啸，但大部分圣祠外都点上了蜡烛，烛火在里面的雕像上投下闪烁摇曳的阴影，点烛人是谁却不得而知。

厚厚的积雪覆盖了一切，我们途经的村落静得出奇，百叶窗紧紧地关着，街道上空无一人。努里说，这些村子原先都是贝鲁特富人们的避暑胜地，但现在富人们已经离开这个国家，没有人再到这里来了。这些城镇已经过气近二十年了。

贝什里坐落在山谷的尽头，沿着谷口绵延开去。经过二十年的战争，这个黎巴嫩首屈一指的滑雪胜地如今只剩下一家旅馆了。旅馆的门关着，灯也没开。我们只敲了十分钟的门便把看门人喊醒了。他把我们放进来，然后就消失了，将我们留在黑暗之中，而他打着手电筒去开柴油发电机。灯终于亮了，一脸惊奇的主人把我们领上楼。他说已经有一个月没人来住店了，上次来外国客人则是四年之前。

起初旅馆里简直冷得叫人受不了，但不到半小时，柴巴特先生就在楼下的壁炉里生起了熊熊的篝火，而他的妻子给努里和我做了热汤。很快我就带着日记本、两个热水瓶和半瓶威士忌到床上去了。我靠在床上把酒喝了，没脱衣服，身上盖着两英尺厚的毯子和鸭绒被。

贝什里，10月5日

今天早晨，从没有窗帘的窗户里照进来的阳光把我弄醒了。这是一个晴朗的冬日。我套上夹克，走到阳台上欣赏风景。

我们来的时候是夜里，因此丝毫没有察觉到贝什里惊人的地理位置。它龟缩在高峻的雪峰和卡迪沙山谷黑暗的深渊之间的一处狭窄岩架上。红色屋顶的石头房子沿着悬崖的边缘向两旁延伸，中间偶尔会凸起一座马龙派教堂的双子塔。所有的教堂和小礼拜堂都是按照法国殖民时期的仿哥特风格建造的。的确，整个贝什里都有一种不可避免的法国腔调，使它看起来如同深冬时节奥弗涅某个偏远的温泉浴场。只有这非比寻常的地质特征，才让这一幕必定是出现在亚洲而非欧洲。

我在餐厅的炉火旁喝了一杯浓浓的土耳其咖啡。然后，我给努里留了一张便条，让他当天下午晚些时候来山谷底部接我。接着我步行前往卡迪沙，即马龙派教徒的圣谷。

夜里下的雪把贝什里的街道堵了，镇上的生意人们涌上街头，清扫店铺外的人行道。出城的路沿着悬崖的边缘，经过峡谷的尾部，我走这条路出了城。路的一旁是一片果园，树上结满了又硬又凉的苹果。我在这里离开大路，沿一条陡峭的小径往下走。它沿着峭壁极速下行，绕着悬崖锯齿状的轮廓蜿蜒游走，形成一系列令人头晕目眩的急转弯。半路上，我看见三个樵夫坐在路边的一截树干上抽烟。他们指着山谷下面的大海，告诉我老牧首教堂如何走。他们说它位于峡谷下游四英里处，我只要沿谷底顺着河流一直走就行了。

谷底冰冷而潮湿，仿佛从来没有被太阳照过。悬崖边的岩石上长满了厚厚的苔藓和陌生的灰色地衣。一群无人看管的长毛山羊正在河边的一个小水草场里吃草。在高处，中世纪早期的隐修士们那被火烧黑的洞穴像燕子窝一样悬在岩石上。

小路从泥泞的褐色河流和岩壁之间穿过，其间夹杂着一团被落雪覆盖的荆棘和蔓生植物，藤蔓与气生根偶尔会从我脸上拂过。山谷另一边的阶梯状坡地上时不时会出现一栋房屋的露台，但这些露台总是关着的，空无一人。走了一英里左右，我路过一只小山羊的尸体。它的前半部分很完整，但背部已经被吃掉了，可能是被一条狗或一只大猛禽吃掉的。它的鲜血染红了四周的雪泥。山谷里黑暗潮湿，静得出奇。两边悬崖高耸陡峭，我加快了步伐。

我走了四英里后，终于来到一块临时设立的标志牌前，上面潦草地画着一个箭头，还有一行字：“请保持安静！”我沿着它指的方向离开这条小路，沿着另一条小路向右走去，穿过一片茂密的冷杉和白杨树林。走了不到一百码，便看到一棵高大的无花果树的树荫下，矗立着那座古老的马龙派牧首教堂。它有一部分建筑修在峭壁里，周围散布着一些朴素的石头建筑：一排修士居室、一座教堂、一些作坊、一座厨房和一座钟楼。和山谷里的其他建筑一样，它的门也关着，静悄悄的，阴森得出奇。唯一的生命迹象是一条大蜥蜴，当我爬上通往修士居室的台阶时，它从墙上的裂缝里窜了出来。

这就是当时马龙派世界冰冷的中心了：一座修道院，据说是由四世纪的拜占庭皇帝狄奥多西大帝建立的，一千年来，它是一个遭到迫害的教会（在拜占庭人眼中是异端）的牧首教堂。卡努宾的偏远对于一座处于守势的教堂来说是合适的，但随着马龙派的势力在十八世纪不断壮大，这转而成了一种障碍，1820年，它的主导地位被贝鲁特悬崖上的贝克尔克修道院（Bkerke）取代，最终在二十世纪初遭到废弃。它仍是马龙派教徒的圣地，但现在似乎没有人再到这里来了，门都是锁着的，也许是为了防止马龙派的敌人亵渎他们最神圣的遗物。

走了这么长一段路后却发现到处都不开门，我十分郁闷，烦躁不安地把这片建筑群的门都敲了一遍。正当我准备放弃的时候，注意到有一段狭窄的楼梯沿着一座小礼拜堂的外墙一路向上，我发现从最上面那级台阶可以攀上一扇窗户，它的百叶窗是开着的。我把手撑在窗台上保持平衡，向下望着没有灯光的室内。

里面一片漆黑，只从一扇窗户里透出微弱的灯光。当我的眼睛适应了黑暗之后，逐渐辨认出一个半地下的拱形房间，四周靠墙散放着一些大型的教会用木材。我想既然已经穿过了漫长的悬崖和山谷，有必要去探索一番。于是我在祈祷片刻之后，跳进了漆黑的地宫中。

我在黑暗中跌落了十五英尺，重重地摔在泥地上。我缓过气后开始摸索墙壁，但没摸到有电灯的开关，门是锁着而非闩着的。我打不开它们，于是仍然被困在黑暗中。随着一阵吱吱的响声，两扇百叶窗中的一扇被风吹得关上，里面变得更黑了。

不过，我的眼睛还是慢慢适应了这种深沉的黑暗，我摸到一个东西，发现它是一座很大的金属烛台。烛台里面铺着一层细滑的沙子，上面燃着一排还愿蜡烛。烛台旁边是一个裂开的白色十字架。除此之外，在房间中央，有一个低矮的长方形大箱子，下面是四条矮而宽的腿。箱子两边各有两个黄铜顶的烛台，放在木台上。箱子顶部是玻璃做的，看上去很像一个老式的博物馆陈列柜，只是要矮得多。我走过去，拂去一层薄薄的蜘蛛网，透过玻璃往里看，想着能不能看清里面装的东西。

箱子那一头是几件带精致蕾丝的教士法衣，上面放着一条闪闪发光的金丝披肩。蕾丝有些皱了，我把脸凑近玻璃，注意到有一根棍子似的东西从底下伸出来。然后我意识到那是一根腿骨，我终于明白我眼前的是什么了——我隔着一层玻璃棺、一层薄薄的面纱，同一位早已过世的马龙派牧首的干尸对视着。他仍然头戴镀金的冠冕，瘦削的面庞微微侧向一边，使五官迎向窗外的光线。他的肌肤像陈旧的皮革一样坚韧。干硬皴裂，布满了细小的裂缝和孔洞，但五官的保存状况非常好：高高的颧骨，左耳扁平，像旧皮带的搭扣处一样皱缩，薄薄的嘴唇微微张开仿佛在微笑，露出一排令人不安的白牙。

然后，远远地，我听到贝什里传来的晚钟声。它把我从恍惚中拉回，提醒我夜晚即将来临。我踉踉跄跄地走到墙边，欣慰地发现石头上有许多裂缝以供落脚和攀援，我才得以爬出地宫。两分钟后，我眨巴着眼睛出现在空地上。此刻已是傍晚了，我计算了一下，在夜幕降临之前，我还有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可以爬上悬崖，进入山谷。我在裤腿上擦掉手上的蜘蛛网，稳住自己不慌，但很快就发现自己还是跌跌撞撞地沿着河岸朝那条小路跑去。

起初，我沿着小路慢跑回去，急于在天黑之前爬上悬崖，离开山谷。但一刻钟后，我已筋疲力尽，决定在路边的老树墩上歇歇脚。

我坐在那里，把刚才看到的东西草草写在笔记本上，这时，我突然听到身后传来树枝折断的声音。我吃惊地转过身去，看见一个留胡子的老人，穿着粗糙的黑袍，在不远处的树丛中盯着我。我们站在那儿，沉默地对视了片刻，他开了口，声音低沉：“你是谁？”

我做了自我介绍，又问他是什么人。

“我是隐修士，”他沉默了一会儿，答道，“黎巴嫩的最后一个隐修士。也许是近东的最后一个隐修士。”他说这话的时候，脸上掠过一个骄傲的微笑。“你呢？你是基督徒吗？是天主教徒？”

我点点头，他示意我过去。他握住我的手，仔细地注视着我的眼睛。他年老体衰，手指细长，皮肤非常白，长着一张极其温柔的脸。

“来吧。”他带我走过一条狭窄的林荫小道，地上落满了松针和橡子。他拉开一扇粗糙的小门，领我来到他隐居的地方：一座依山而建的小石屋，带一间古老的洞穴小礼拜堂。一边是一片橄榄树林，面积很小，但照管得很好。

“前一个隐修士在奥斯曼帝国时期种下了这些树。”这位隐修士说。

他打开小礼拜堂的门，示意我进去。里面非常冷，但摇曳的烛火从圣所的圣像上反射出一点微弱的光来。

“三十五年、四十年来，这里根本没有隐修士，”老人说，“现在我是唯一一个。”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做隐修士的？”

“1982年5月底，圣灵降临节那天。在那之前我是科沙亚（Koshaya）的圣安东尼修道院的院长，它就在山谷的下游。后来我要求辞去修道院院长一职，去做隐修士。”

“为什么？”

“这是一种使命。隐修士是基督徒生活的最高形态。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对我来说，与我的教友们分离、吃素，以及靠自己一个人生活是非常困难的。而最难的地方在于隐修士祈祷所用的马龙派礼拜仪式——安条克的古代隐修士礼拜仪式——规定每天都要进行长时间的祈祷。”

“多长时间？”

“每天超过八小时。隐修士的每一天都应当在祈祷和阅读属灵书籍中度过。根据圣安东尼的规定，隐修士每天只能休息一小会儿，用来照料他的葡萄、橄榄和蔬菜。不是每个人都能过这种生活的。”

“会日渐容易些吗？”

“每一天都很难。对所有隐修士来说都是一样的。你越接近主，敌人对你的攻击就越多。那些心甘情愿活在罪孽里的人，是不会像那些一心向主的人一样受到魔鬼的诱惑的。对于隐修士来说，诱惑伴随你终生。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你会觉得自己在进步。你确实会感到自己离主越来越近了。”

我问为什么一定要通过离开修道院来实现这一点，独自一人的好处在哪里。他指向墙上的一幅小小的圣安东尼像。“沙漠教父们有一句话，说在波动的水中不可能看到自己的脸，灵魂也是一样：在外来的想法和杂念的干扰下，不可能在沉思中向上帝祈祷。就像一对情人，他们在谈情说爱时是希望独处的。他们不想待在人群之中。”

“你生活得快乐吗？”

老人思考了一下，随即回答说：“是。快乐。但只是因为这种生活很艰难。正因为此，当你成功时才会感到极度的喜悦。沙漠教父们还有一句话。他们说做一名隐修士就像点一堆火。一开始冒烟，把你的眼睛呛得流泪，但接下来你就能如愿以偿了：烟雾消散之后，光和热就来了。隐修士就是如此。对于那些想要接近主、点燃他们内心神圣的火焰的人来说，一开始的时候，会很艰难，有许多工作等着他们。起初他们感到孤独和沮丧。但在那之后，会有一种无法言喻的、感知到主的存在的欢乐。”

他停了下来，看着我。然后说道：“当然了，每个人的生活中都有烟雾：误解，困难。每个人一定都背负着十字架，不是木头做的十字架，而是每天的烦恼的十字架。有些人假装没有困难，但事实并非如此。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

我想起了他所居住的山谷里的种种困难，便问他战争是否波及他的生活。

“没有，”他回答，“战火没有烧到这里。这座山谷属于圣徒，受上帝的庇护。我从不担心。虽然基督徒犯了许多错误，但我并不害怕。我知道我们仍然是受庇护的。”

“如今有这么多马龙派教徒移民国外，你为此感到担心吗？他们现在算是黎巴嫩的少数群体吗？”

“我希望其他人能够回来。但这是政治。这不是属于我的世界。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会留在这里。我是上帝的囚徒。我无法离开这个地方。”

我担心天色已晚，于是向他道别，跌跌撞撞地沿着小径走到山脚下的小路上。我在渐浓的夜色中沿路前行，直到看见一对车灯缓缓向我驶来。是努里，他担心我迷路了。当我们回到贝什里时，我才意识到，我一直没有问这位隐修士的名字。

贝什里，10月9日

卡迪沙山谷曾因圣徒辈出而闻名，但如今却因盛产基督徒军阀和黑手党声名远播：贝什里出了贾贾，峡谷下游二十英里处的扎加尔塔（Zghorta）出了弗朗吉亚家族，黎巴嫩最具权势的军阀家族之一。贾贾现在正准备受审，但弗朗吉亚一家仍在他们的封建堡垒里过着奢华的生活，在那里追思他们家族最了不起的人，“斯芬克斯”苏莱曼·弗朗吉亚，黑手党教父、大屠杀刽子手、黎巴嫩前总统。

当代黎巴嫩史中随处可见关于苏莱曼·弗朗吉亚的暴行的故事。有人说他曾吹嘘自己亲手杀过多少人（有个版本说七百人），有人说他让他手下的暴徒每月郑重其事地枪决一个的黎波里穆斯林，目的仅仅是提醒镇民黎巴嫩北部是谁的地盘。他最广为人知的一桩暴行发生在与马龙派政敌杜埃希家族（the Douaihys）的仇怨中，在他眼里，这个家族已经开始染指他的政治领土。这场争斗的高潮，是弗朗吉亚的打手在杜埃希一家去离扎加尔塔不远的地方参加安魂弥撒时屠戮了他们，有目击者称苏莱曼本人上了场。这个故事各版本有所不同，但一致的地方是，葬礼期间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枪战，两个敌对家族的打手从柱子后面和忏悔室里拔枪对射，几名主持葬礼的神父在交火中被劫持，最后丧生。杜埃希家族损失最为惨重，至少有十二人被杀（可能多达二十人）。最后，四十五名弗朗吉亚家族的打手被捕，苏莱曼被迫流亡叙利亚，寻求阿拉维派的朋友——阿萨德家族的保护。苏莱曼对其中一位名叫哈菲兹的年轻空军军官格外友好。十二年后的1970年，在苏莱曼获得赦免并获准返回黎巴嫩很久之后，哈菲兹·阿萨德在大马士革发动政变，夺取了政权。

同年，苏莱曼意外地当选黎巴嫩总统。据说，他的打手在一名支持他的警察的协助下偷偷潜入议会大楼，用左轮手枪迫使议长投了赞成票，他才得以成功当选。苏莱曼·弗朗吉亚以其一贯的作风，在内阁里塞满了他的亲朋好友：扎加尔塔市长从花展策划人一跃而至信息部长；其密友伊斯坎德尔·加内姆（Iskander Ghanem）成为军队总司令；苏莱曼的长子托尼·弗朗吉亚（Tony Franjieh）当了邮电部长。后来战争爆发时，托尼被派去管理弗朗吉亚家族的私人马拉达民兵组织，在任上以行事残忍出名：有一次，四名马龙派教徒被人杀害，为报复此事，他一天之内在马特恩（Matn）地区屠杀了三百名穆斯林。托尼我行我素，直至遇刺身亡——他在弗朗吉亚家的夏宫中死于一场夜袭，主使是他的两个马龙派政敌，巴希尔·杰马耶勒和萨米尔·贾贾。

这次突袭的故事非比寻常，它比任何事都更清楚地揭示了二十世纪黎巴嫩政治文明外衣下的中世纪封建制度的本质。正如琼布拉特的进步社会党，本质上只是一个德鲁兹教徒像支持封建领主一样支持琼布拉特家族的机制。杰马耶勒、贾贾和托尼·弗朗吉亚之间的争斗，表面上是两派对立的基督教民兵，即杰马耶勒和贾贾的长枪党与弗朗吉亚的马拉达民兵之间的争权夺利，前者想把黎巴嫩按宗教派别划片，而后者则希望保持黎巴嫩领土完整。但事实上，他们争端的真正根源是更原始的东西：贾贾的老家贝什里，与往西四十英里的弗朗吉亚的地盘埃登和扎加尔塔之间延续一个世纪的血仇。

今天早上，当我和旅馆老板柴巴特先生一起吃早饭的时候，他向我解释了这一世仇的始末。“大约一百年前的某个时候，某处海滨村庄里，一个来自贝什里的贾贾家族的女人正在给她的小孩喂奶。从埃登来了两个骑马的人，在她家门口停下，她给他们倒水，喂他们的马。他们没有向她表示感谢，而是杀了她的狗，把它扔进井里。然后把孩子撕成两半，开枪把母亲打死了。消息传到贝什里，神父鸣钟召集人群，大家聚集在教堂讨论他们应该采取何等对策。最终他们想出了一个计划。”

“什么计划？”我问。

“他们走到埃登。放火把这个城镇烧掉了。然后又杀了很多居民，”旅馆老板赞许地点点头道，“从那时起，这两个城镇就结下了仇怨。黎巴嫩有句谚语：‘我爷爷的敌人永不可能做我的朋友。’”

我告诉他我这天早上就要去埃登，他扬起了眉毛：“那你可要小心点。贝什里是明枪，埃登则是暗箭。我们有一句谚语：‘你可以在埃登吃饭，但一定要在贝什里睡觉。如果在埃登睡觉，他们会趁你睡着的时候射杀你。’”

然而，种种说法都表明，杰马耶勒和贾贾在率领突击队突袭埃登当晚，对托尼·弗朗吉亚所做的就是背后偷袭的行为。1978年6月13日，贾贾在朱尼耶集结了他手下一千人的长枪党兵团，夜里驱车进山。另一支约两百人的部队从贝什里过来。总共有一千两百名长枪党人参与此事，他们全副武装，装备了机枪、大炮和火箭弹，由两支敞篷吉普车队运送。

不到凌晨四点，来自贝什里的负责声东击西的部队首先发动攻势，伏击并杀死了被第一声战斗惊醒的民兵。这把守军从埃登的中心地带引开，使得弗朗吉亚家的夏宫完全暴露在进攻者面前。此刻托尼·弗朗吉亚正在夏宫里睡觉，贾贾亲自率领长枪党主力军队投入战斗。战斗不到一刻钟就结束了。贾贾的部队很快战胜了余下的零星卫兵，包围了这座建筑。在短暂的交火中，弗朗吉亚把贾贾的肩部打成重伤，但很快手榴弹结束了一切。当突击队员撤离的时候，托尼·弗朗吉亚和他家里的所有人都命丧黄泉。

我向旅馆老板指出，把一个人从床上弄醒，然后把他和他睡眼惺忪的家人全杀了，这似乎并不符合贝什里“放明枪不放暗箭”的高尚传统。但他只是耸了耸肩，说道：“贾贾是一个非常高尚、非常圣洁的人。我们为贝什里出了这样一个人感到非常骄傲。”

我又列举了一些我听说的贾贾的罪状：和杀死托尼·弗朗吉亚一样，贾贾不光彩地在夜里谋杀了他的另一个基督教政敌丹尼·夏蒙（Dany Chamoun），以及他的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儿子（两个孩子身中二十七弹）；在朱尼耶炸毁基督教堂（据说是想让教皇离这里远点，或者是想说服国际社会相信黎巴嫩的基督徒受到邪恶的穆斯林极端分子的压迫和恐吓）；对舒夫的德鲁兹教徒进行大规模谋杀与恐吓等。

“你不应该相信人们对萨米尔·贾贾的评价。”他说。

“但你总不能管他叫圣人吧。”

“当然可以，”他颇为严肃地说，“他每天都去做弥撒，每晚都在床边祈祷。无论他身处何方，无论他在哪里战斗，都会在当地建教堂。每年圣诞节，他的部队都希望得到现钱作为礼物，但他却送给他们祈祷书和念珠。他每周都去忏悔。他从不在没有十字架的情况下参战。他的办公室里总有一幅圣母像和一个十字架：绝对没有切·格瓦拉像或类似的东西。”

早上十点，我们离开了贝什里，沿着一条曲折的山路朝西北方向行去。沿途风景壮观，车子蜿蜒穿过雪山和高山草甸，朝沿海平原和海岸线的蓝色薄雾前进。只有接二连三的叙利亚军队检查站暗示着该地区曾发生的冲突。

在埃登，叙利亚坦克在法国殖民时期建造的邮局外排成一排。我让努里带我去袭击现场看看，我们把车停在夏宫外门的一名中年男子后面，向他询问确切的方向。他主动提出要亲自给我们带路。当他坐进车里时，我才注意到他随身携带的是什么东西：不是我一开始猜的雨伞，而是一把泵动式猎枪。

“你是保安还是别的什么人？”我心里一惊，问他。

“不是，”那人回答，“我正要去射击。”

“射什么？”

“猫。”

“猫？”

“猫。我讨厌猫。”

“为什么？”

“因为我喜欢狗。我喜欢能打架的狗。我家有两只杜宾。”

他思考了一秒钟，又说：“猫是有害的动物。”

车开进了弗朗吉亚家的夏宫的大门，这位杜宾犬爱好者指挥我们绕开正殿，去旁边一间小小的平房。

“这就是托尼当初在睡觉时遇袭的地方。”他说。

“你当时在场？”我问。

“没有，我在伦敦。当时是盛夏时节。贾贾只是侥幸得手，因为大家都不在。他们有上千人，可留在这里护卫托尼的只有两个卫兵。”

那人往地上吐了口唾沫，指着院子里的警卫室。“他们把吉普车停在那里，步行走完了最后一段路。贾贾和他的上司巴希尔·杰马耶勒站在那里指挥全局。托尼听到了声响，及时醒来来到厨房，开枪打死了六个人，打伤了贾贾，然后他们用手榴弹把他炸死了。要是没有手榴弹，他们永远也杀不了他，”他愤怒地拨弄着猎枪的保险栓，“他们是懦夫。他们杀了托尼之后，还到屋里枪杀了他的妻子、女儿、女仆，甚至连狗也不放过。这真不是人能干出来的事。他女儿才三岁，像个小天使。后来他们在她的身体和头部找到了三十个弹头。什么样的人能干这种事？”

“没有人抵抗吗？”

“当然有。我们的人听到枪声后，从房子里冲出来，看发生了什么。与此同时，从扎加尔塔来了一些援军。尽管我们大多数人只拿着刀和猎枪，但还是干掉了很多长枪党人。他们一看到贾贾受伤，就和胆小鬼似的溜了。他们丢下吉普车和枪就跑。过了好几天，我们还在山上追杀他们。”

他把我带到那间平房，指着他所说的孩子的卧室周围的弹孔。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肯定是吸毒了。正常人根本干不出这样的事情。你能对一个三岁的孩子痛下杀手吗？不能。没人能。只有畜生才能。但如果你吸毒了，那应该可以。也许吧。也许。”

在听闻山里各个基督徒军阀的火力之后，我在去扎加尔塔的路上想着我会在某个带城垛的黑手党要塞里和弗朗吉亚一家吃饭。事实证明，我大错特错了。

弗朗吉亚家族现存的成员住在一栋优雅的新殖民风格别墅里，这栋别墅建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四周环绕着青翠茂密的棕榈树林。我被一个老仆领进了门，来到一间带彩色摩尔式拱门的接待室等候。接待室的墙上装饰着奥斯曼帝国的匕首与毛瑟枪，还有拜占庭的镶嵌画碎片和做工精美的土耳其壁毯。屋子的一边是一排排椅子，足以容纳三四十个仆人来向他们的封建领主表达敬意。

弗朗吉亚家的人同样令我惊讶。尽管他们最近还拥有一支庞大的私人武装，沉溺于血腥的纷争，经营着黎巴嫩最强大的黑手党网络之一，但我的东道主的一言一行都表明，他们不过是和善而富裕的乡下地主，你要是在地中海沿岸的其他地方遇见他们，大概会相处愉快。做东的是托尼的弟弟罗伯特，他举止温文尔雅，颇有艺术才能。我们共同的朋友曾告诉我说，罗伯特和他已故的父亲完全不同：他很不情愿从政，自愿将家族的马拉达民兵的控制权交给了他的侄子，也就是托尼的儿子。虽然听人这么说过，我的确还是没想到他会是这么一个聪明而富有同情心的人物。他的母亲、苏莱曼·弗朗吉亚年迈的遗孀也完全不是什么恶人。午饭时我坐在她旁边。她和她的两个已届中年的女儿一样，活泼开朗，性情和顺。我们在一张大桌子边坐下，一溜弯着腰的仆役把一道道开胃菜呈上来，这时弗朗吉亚夫人礼貌地闲聊了几句她之前去英国的事。

“哦，威廉先生，”她给我斟了点亚力酒，说话时带着浓重的法国口音，“我小时候住在亚历山大港时，每天最想听到的就是你们的大本钟的声音。大本钟的声音太有名了：我们这些女学生除了它很少谈别的。现在他们当然已经把它修过了，声音和以前不一样了。他们试图调回去，但也无能为力。我已故的丈夫当总统时，我们去了布里斯托尔和朗利特庄园^[14]：太美了。黎巴嫩和埃及没有这样的地方。还有你们的王室。啊！英国女王：多么有风度的人物。她的儿子怎么能写这本书^[15]，讲爱丁堡公爵^[16]的坏话呢？我从前是很喜欢查尔斯王子的，但现在……”

弗朗吉亚夫人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从她谈论的频次来推测——是1971年，她和她的丈夫到波斯波利斯参加伊朗国王举行的那场著名盛会，其名义是纪念居鲁士大帝建立波斯帝国两千五百周年。

“国王！多么富有魅力的男人。多么英俊！多么优雅的举止！国王的宴会上有那么多迷人的人物：安妮公主^[17]（多么优雅！）、铁托先生（一个大人物！）、布托先生^[18]和他美丽的妻子、阿萨德夫人（不擅交际，很少说话）、萨达特夫人^[19]（一直在说话）……那个年代的政治家更加老练娴熟。现在这位克林顿——简直是只马戏团的猴子，不是吗？他还没有从树上下来呢。当然，我是在亚历山大港长大的，所以习惯了国际化的社会。啊！我年轻时的亚历山大港什么人都有：希腊人！犹太人！英国人！跳舞！美丽的酒店！塞西尔，温莎，大都会……格洛比咖啡馆（Groppi）的巧克力冰激凌！啊！当然，那个时候的孩子们都很尊敬他们的父母。我们总是等父母把他们的冰激凌吃完了我们再吃。但现在的年轻人……除了我亲爱的罗伯特，被他的母亲欺负的罗伯特，是不是，小宝贝？”

后来，等弗朗吉亚夫人说完了话，女士们离席去午休。我独自留下来和罗伯特聊天。

他说：“战争爆发时我在读大学，学的是建筑。我只想开始我自己的生活。可突然之间，这种奇怪的思想传播开来：一切都被分化成基督徒和穆斯林两个阵营。我这一辈子都没问过别人是不是基督徒。突然之间，你不得不放弃你生活中一半的事物：你的朋友，你熟悉的地方。我的朋友里穆斯林比基督徒还多。但战争爆发时，我就突然见不着他们了，不能和他们说话了。

“目睹这种歇斯底里的发展过程令人惊讶。1969年，你开始看见来自扎加尔塔的同一条街道上的朋友们在列队受训：一排排老屠夫和杂货商人在学习如何拿步枪或发射迫击炮。也许镇上有个参过军的人，他会到那里指导所有的老农民。”

“现在看来一切都很遥远了。”

“并不，”罗伯特说，“战争还没有消亡。我生命中的每件事——黎巴嫩的每件事——都以战争为分界：所有事都是用‘战争前’或‘战争后’来界定的。战争改变了一切，它让一切变得残酷。我小时候，如果有人因癌症或意外去世，当我这个小孩子走进房间时，人们就会闭口不谈。现在我看到朋友们在自己的子女面前谈论死亡，轻描淡写得像在说面包或葡萄酒一样。在战争期间，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都选择不再上进、不再工作、不再学习：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可能明天就死了，所以选择活在当下。时至今日仍然如此。事实上，这可能是人们从战争中学到的唯一东西。”

他喝了一口咖啡：“说实话，我不喜欢思考与战争有关的事情。我尝试把它忘掉，但是显然不能，除非疯掉。我现在只是每天感谢上帝，感谢我们仍然还能享有那些简单的愉悦，你懂得的：花儿，溪流，美好的天气……”

罗伯特显然非常聪明，也很通情达理，所以我很想问他对他父亲的黑手党活动有什么看法，但提起这个话题而又不显得冒犯，似乎不大可能，所以我始终没有提起这个话题。但罗伯特最后还是提到了他哥哥托尼被刺身亡的事情。

“我不能原谅那些对此事负有责任的人，”他说，“前几天我参加了一个晚宴，大约有一百人在场。突然，我在宴会厅的那一头看到了巴希尔的遗孀索兰格·杰马耶勒。我试图避开她，但她看见了我，穿过宴会的人群向我跑来。她说：‘现在是时候和解了。’为什么？她能代表谁？谁也不能代表。我能代表谁？谁也不能代表。我和她都不是政客。为什么和解？只会让伤口更痛罢了。我不想再揭伤疤了。”

“所以你是怎么做的？”

“出于对宴会主人的尊重，我不能把事情闹大。我被迫和她握了手。但我不希望再见到她或她的家人。一个人冷血地枪杀了你的哥哥和你的小侄女，你能原谅他的家人吗？”

贝鲁特，骑士酒店，10月17日

在离开黎巴嫩、向南前往圣地之前，我还有最后一件事要做。我想和1948年以色列建国时被驱逐出故土的一些基督教巴勒斯坦难民谈谈。在内战期间，黎巴嫩的巴勒斯坦基督徒比任何其他人都更可能陷入两头不是人的困境。作为基督徒，可以想象巴勒斯坦人会将他们视为潜在的叛徒；作为巴勒斯坦人，黎巴嫩的基督徒又会把他们当作“恐怖分子”和“害虫”，必须以最残忍的方式将其消灭。巴勒斯坦人被困在肮脏不堪、朝不保夕的难民营里，在内战中所受的苦难比其他任何群体都多；在这种情况下，孤立无援的巴勒斯坦基督徒遭受的苦难想必最为深重。贝鲁特已经设立了数个特别难民营来安置这群进退维谷的人，努里说他有些人脉，可以安排我到其中一个去。

我们选择从另一条路线返回首都，目的是顺道去参观巴尔贝克古城，这是约翰·莫斯克斯在穿越拜占庭腓尼基海岸时停留的一个地点。我们从贝什里出发，沿东南方向穿过黎巴嫩山高峻的岩石山脊，随后驶入贝卡北部柔和的绿野。尽管这里土壤肥沃，大麻年产量约一万吨，还有若干生鸦片，但它看起来还是比黎巴嫩其他地方穷得多。衣衫褴褛的农民在路边兜售一箱箱烂苹果，田野里，居无定所的贝都因人的棕色粗麻布帐篷随风飘扬。散布在路边的房屋不过是些粗糙的混凝土盒子，窗户是用麻袋糊的。塑料袋和没人收拾的垃圾从山谷绵延到叙利亚军队的雷达站，又进入远方望不见的鸦片田。

由于生活贫困，伊朗革命的宗教激进主义思想在贝卡的什叶派农民中间很受欢迎。内战结束后，当阿亚图拉的革命卫队在叙利亚的默许下驻扎在此地时，他们迅速把黎巴嫩军队（基本都是基督徒）从巴尔贝克的军营中轰走了，并在镇中心的古罗马太阳神庙的废墟上升起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旗帜。自那之后，巴尔贝克就在伊朗的支持下成了反基督教斗争的中心。

伊朗人建了一座两层楼高的宣传办公室，并在贝卡四处张贴海报，谴责以色列和美国的“帝国主义者”及其马龙派“走狗”，同时劝说所有优秀的黎巴嫩穆斯林通过伊斯兰殉道寻求救赎。革命卫队和他们的黎巴嫩什叶派盟友一道对贝卡北部的马龙派村庄发动袭击，他们的毛拉则录制了充满仇恨的反基督教布道视频，在由伊朗资助的巴尔贝克电视台播出，该电视台相当于什叶派的美国福音频道。美国驻贝鲁特的大使馆和军事指挥部曾遭到自杀式爆炸袭击，这很可能就是在巴尔贝克策划的，而许多被劫持的西方人质则千真万确地被关押在巴尔贝克。尽管人质危机现已宣告结束，但就在一个月前，一群丹麦外交官轻率地在巴尔贝克真主党总部门口自拍，结果被当场抓获。他们被真主党拘禁了两个星期，经过一系列焦头烂额的外交活动后终被释放。

什叶派毛拉选择巴尔贝克作为活动中心，实际上是一种对历史的复刻，尽管在贝卡并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巴尔贝克在古代晚期同样是反基督教活动的中心，是未被改造的多神教的一座灯塔。五世纪初时，金口约翰试图消灭黎巴嫩那些好战的拜偶像者，为此他派了一支由自己的修士组成的特遣队去摧毁该地区的神庙。据狄奥多勒的说法，“约翰听闻腓尼基的一些居民对恶魔崇拜至深，于是挑选了一批热情高涨的苦行僧，派他们去摧毁崇拜偶像的神庙，并吸引了一些家资饶富的夫人小姐出钱赞助。（没过多久）恶魔的庙宇就被连根拔起了”。

然而在巴尔贝克却是另一番景象。一百五十年后，也就是六世纪五十年代时，查士丁尼皇帝被迫再次下令摧毁巴尔贝克的太阳神庙，这座神庙此时仍在运作，而且显然门庭若市，堪与罗马的多神教鼎盛时期相比。查士丁尼下令所有多神教教徒必须受洗皈依基督教，否则罚没财产或处以流刑，而为了保证这座神庙不会再被重建，他还下令把庙里的许多大立柱运到君士坦丁堡，以撑起皇帝新建的圣索菲亚大教堂的核心部分。

即便是这些极端措施也未能终结巴尔贝克的多神教信仰。据说在公元578年，也即约翰·莫斯克斯踏上旅途的那年，该城的多神教教徒——显然还占人口的大多数——再次积极迫害他们的基督教邻居。皇帝提比略·君士坦丁（Tiberius Constantine，提比略二世）及时下令将五名多神教神职人员连同他们崇拜偶像的著作一同送上火刑架，并授意军队血洗城内剩下的多神教教徒。据某个说法，多神教教徒在整个六世纪期间至少被清洗了七次，但这些措施似乎都没有产生什么效果。公元602年，皇帝莫里斯逝世，此时巴尔贝克仍然是一个活跃的多神教中心，它的这一角色一直延续到伊斯兰统治早期。

当莫斯克斯于七世纪初的某个时候来到巴尔贝克时，它当然还是以不虔诚闻名于世。莫斯克斯在《精神草地》里讲述了一个亵渎神明的巴尔贝克演员（想必是多神教教徒）的故事。

有个叫盖亚纳斯（Gaianas）的演员，以前常在剧院里演一出亵渎圣母的戏。神之母在他面前显了灵，对他说：“我什么地方得罪了你，竟让你在这么多人面前辱骂我，亵渎我？”而他非但没有弥补自己的过错，反而变本加厉。她显灵三次，用同样的话责备和告诫他。由于他的亵渎有增无减，丝毫没有想改过自新，有一次当他睡午觉时，圣母出现在他面前，一言不发地挥手斩断了他的四肢。当他醒来时，发现自己的手脚剧痛无比，他躺在那里，无法动弹，仿佛一截树干。

盖亚纳斯的余生显然是在担架上度过，他从一个城镇被运到另一个城镇，纵贯了整个拜占庭帝国统治的腓尼基地区，苦心劝诫其他人不要重蹈他的覆辙。然而，约翰·莫斯克斯不无喜悦地指出，尽管他幡然悔悟了，圣母还是觉得让他恢复如常是不合适的。

我们的车子离巴尔贝克越来越近，伊朗在此地的影响力也越来越明显。我们开始经过路边画着戴头巾的伊朗毛拉的广告牌，就像我在贝鲁特南部郊区看到的那样。在另一些用埃及电影海报那种鲜艳的原色绘制成的招贴画上，什叶派战士端着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正不断向黎巴嫩南部的以色列军开火；其中一些海报的上方挂着小小的三角旗，上面装饰着真主党的徽记。路边步履沉重的人群中开始出现留伊斯兰式大胡子的男人，女人身上厚重的黑色罩袍也裹得越来越严实。每个十字路口都会有穿白色棉袍的小男孩朝我们走来，手里摇晃着装钱的罐头盒——他们在为黎巴嫩南部真主党对抗以色列占领军的战争募捐。

我们抵达了巴尔贝克的郊区地带，路过一家华丽的新亚美尼亚（基督教）家具行。它热情洋溢地宣扬自己对伊斯兰什叶派的忠诚，在仓库的外墙上挂满了伊斯兰革命的圣像，最中间是一幅巨大的阿亚图拉·霍梅尼肖像，阿亚图拉·霍梅尼在上面俯瞰着耶路撒冷的圆顶清真寺。仓库的远处，有史以来最壮观的罗马建筑的宏伟遗迹，矗立在这座现代城镇尘土飞扬的破楼烂屋之上。由于巴尔贝克以暴力闻名，忧心忡忡的努里选择留在街上看着他的宝贝奔驰，而我则独自去参观太阳神庙的遗址。

就像现代的马龙派客厅一样，这座神庙的装潢重点似乎是富丽，而不是高雅：当你盘桓其间时，“这个要花多少钱？”的疑问会在你脑海中挥之不去。这座神庙是装饰过剩的纪念碑：整座花园的爵床叶卷须和棕榈叶在石雕上卷曲；帝王的狮子头雕——毫不掩饰的高度的古典媚俗——在遗址的巴洛克装潢狂欢中呼啸而出。立柱直径八英尺，高度则胜过古典世界的其他任何地方，每个柱头的体量都抵得过一个成年男性，上面覆盖的叶纹种类之多，足以填满一间邱园的温室。这是一座富丽而夸张的纪念碑，其设计目的更多是出于炫耀，而非宗教的实际需要。毫无疑问，这目的达到了。它的两边是雪峰，四周是由柏树组成的防风林，这是一场奇妙闪现的罗马表演，显示出对浮华的无限热爱在这个地区不是什么新鲜事。

我曾在阅读中了解到，拜占庭人在神庙正中建了一座美轮美奂的基督会堂，作为定期打压这里好战的多神教教徒的举措。然而，尽管神庙的保存状况一般都很好，我还是没有找到这座拜占庭教堂的任何痕迹。后来我从贝鲁特的考古学家那里得知，这座教堂很可能毁于法国殖民时期，而非遭了多神教教徒的辣手。法国考古学家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发掘此地的遗址时，似乎把拜占庭大教堂推倒了，他们以典型的高卢人的自信假设，后世之人会认为他们重建的多神教古典祭坛比继承它的拜占庭大教堂更有意趣。

我坐在供奉朱庇特的小神庙里，看着寥寥几名黎巴嫩游客围着遗址打转。有一对夫妇推着辆婴儿车，几个戴着深色头巾的低眉顺眼的什叶派妇女，一车叽叽喳喳的马龙派小姑娘，她们穿着紧身的包臀牛仔裤，刷着很浓的睫毛膏，大波浪鬈发往后梳。尽管最近丹麦的外交官惨遭绑架，努里也很紧张，但游客们似乎很轻松愉快，他们在柱子上爬来爬去，给彼此拍照，咯咯地笑着，决心充分利用从贝鲁特跑出来的一天。

突然，一阵枪声在遗址上空炸开。几秒钟后，又是两阵更响的速射声，紧接着镇上的山坡上发生了大规模爆炸。我望见一团巨大的棕色蘑菇云从离神庙半英里远的山脊上升腾而起。我马上躲到一个柱头后面，但令我尴尬的是，黎巴嫩人都无动于衷，甚至懒得往爆炸的地方看两眼。一个商人在用摄像机给他的家人拍小视频，此时短暂地把镜头移开，拍了一下远处的烟尘，然后又转过来拍神庙上的三角楣饰和他笑眯眯的妻儿。他看见我站起身来掸掉牛仔裤上的灰，笑了。“不过是真主党罢了，”他说，“他们可能只是在演习。差不多可以肯定，他们只是在演习。”

今天上午九点，努里已经按照约定在骑士酒店的大堂里等着了。和他一起的还有他的朋友阿贝德，也是出租车司机。阿贝德说他在巴勒斯坦的难民营里有很熟的人脉，可以带我去见一些巴勒斯坦基督徒。他建议我们去圣伊利亚难民营（Mar Elias），它离因大屠杀而恶名远扬的夏蒂拉不远。

圣伊利亚难民营和我在约旦河西岸见到的那些肮脏的棚户区截然不同。它并没有在高高的铁丝网后面腐烂，而是坐落在华伦天奴、拉格斐和贝纳通等一系列时髦精品店后面，精品店的玻璃橱窗里，穿着华丽的假人在聚光灯后摆着奇怪的造型。难民营与周围的房屋之间没有明显界限，只有居民的极度贫穷和建筑物外墙上密集的弹坑，才使它从周围出人意料的繁华热闹中现出身来。

阿贝德把他那辆破烂的旧奔驰停在难民营外面，胸有成竹地领着我穿过轻质砖建成的密密麻麻的房子。他解释说，圣伊利亚难民营是战争中运气最好的难民营之一。当然，它曾断断续续遭到以色列人的炮击（以色列人曾用磷弹甚至集束炸弹对付难民营的棚屋），但与附近的一些难民营不同，圣伊利亚难民营从未被以色列人的地毯式轰炸或长枪党的推土机完全夷平，也从未遭受像附近的夏蒂拉、萨布拉或卡兰蒂纳（Karantina）那样的大屠杀。当然，这里的居民很穷，和黎巴嫩的其他巴勒斯坦人一样遭受着不公平待遇——禁止购入财产，禁止自由旅行，禁止入读公立学校，只能从事最没有技术含量、收入最低的工作——但相对而言他们是幸运的。此外，他们没有马上就会被驱逐的危险。黎巴嫩政客目前威胁要拆掉贝鲁特其他地方的巴勒斯坦难民营，并把难民扔到黎巴嫩南部前线的某个地方。但圣伊利亚难民营建在希腊东正教会的土地上，如果巴勒斯坦人不可能再回到他们的家园和农场（位于现在的以色列北部），那至少他们不会面临马上被赶出贝鲁特临时难民营的危险。

当阿贝德领着我穿过难民营恶臭熏天的小巷子时，他撞上了一位朋友，一个穿皮夹克的大块头男人。阿贝德和他握手拥抱，并用巴勒斯坦人的方式亲了亲他的面颊。他用阿拉伯语问了一个问题，他的朋友指了指附近一栋三层楼的房子。

“他说那栋楼里的所有住户都是巴勒斯坦基督徒，”那个男人走后，阿贝德说，“我们去看看有没有人在家。”

“刚才那个人是谁？”上楼时我问道。

“阿布·尼达尔（Abu Nidal）。”

“是那个劫机和制造爆炸案的阿布·尼达尔吗？”

“不是他本人，”阿贝德漫不经心地说，“是他的代表。阿布·尼达尔的法塔赫革命委员会的圣伊利亚分部由他负责。”

我们敲了敲楼梯顶上的一扇门。一分钟后，一位戴头巾的巴勒斯坦妇女来开了门。阿贝德和她说了几句，她打量了我们一番，然后和里面的人商量了一下，便打开门让我们进去。

“你们好，”她说，“欢迎。”

进去了之后，我们发现里面全是巴勒斯坦妇女。这家的主人名叫萨拉·达欧（Sarah Daou），我们去的这天早晨恰好碰上她在招待她的母亲萨米拉（Samira）和她十几岁的漂亮妹妹加达（Ghada）。她两个年纪尚小的女儿拉娜（Rana）和拉莎（Rasha）给我们搬来两把塑料椅子，萨拉去厨房给我们煮咖啡。这是一间家徒四壁的简陋公寓，面积很小，除了一幅装裱起来的圣母像和一台廉价的日本挂钟外，没有任何装饰。但屋里很干净，一尘不染。

这家没人会讲英语，所以阿贝德充当翻译。很快，我们听到了令人难过而又老生常谈的巴勒斯坦人被剥夺和被损害的故事。

“在萨拉丁那个年代，我家就在比里姆村（Kafr Bir’im）拥有几百英亩的土地了。”萨拉的母亲萨米拉说道。她是个高大而快活的中年妇女，笑容可掬，但脸上布满了深深的皱纹，在讲述自己的故事时，声音里透着一股疲倦。“比里姆村在阿卡（Acre）以北，靠近黎巴嫩边界。我们逃亡时我才五岁，但我记得比里姆村是个很美丽的地方。”

她做了一个向上挥手的动作，好像要把眼前的景象抹去似的。

她说：“大难临头时我父亲在海法（Haifa）工作，我在一所慈善修女学校念书。我非常清楚地记得飞机来轰炸，附近的一栋房子被毁。我们都很害怕。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父亲那时二十五岁左右。他是屠夫，在海法的一家犹太公司工作。他和他的犹太老板关系很好。那人对他说：‘你要是害怕，就一个人留在这里上班，把你的家人送到黎巴嫩去。等战争结束了你再去把他们接回来。’但我父亲惴惴不安。所有人都知道在德尔亚辛（Deir Yassin）被犹太恐怖分子屠杀的巴勒斯坦人的遭遇，他担心边界可能会关闭，他会同我们分开。后来犹太人开始向海法的阿拉伯地区发射迫击炮，我们家的楼房被炸平了。幸运的是，由于某种奇迹，当时家里没人，但这件事使我父亲下定了决心。

“他的老板给他放了一个月的假，还把他的货车借给我们。我们就是这样离开巴勒斯坦的。我父亲开着那辆犹太货车一路跑到黎巴嫩南部。我父亲的岳母，也就是我的外婆住在那里，她是马龙派教徒，所以他直接开车送我们去她家。那时以色列人控制了大部分道路，但他们没有为难我们，因为我们开的是犹太人的车。有时以色列人的飞机就从我们头顶上掠过，但他们可能以为我们是犹太人，因为车上写着希伯来文，所以他们没有轰炸我们。我们很幸运，但我们犯了一个大错：我们没有带任何东西走，因为我们以为只会打两个星期，最多打一个月就结束了。我们把一切都抛在了身后。我们身上唯一值钱的东西是我母亲的金耳环。我们那时怎么知道以色列人将永恒地剥夺我们回家的机会呢？后来，以色列飞机摧毁了比里姆村——他们炸掉了村里的每一间房子——我们拥有的一切，我们为之辛劳的一切都灰飞烟灭了。只有教堂还在。我们的土地被分割成新的犹太人定居点，分给了来自波兰和美国的人。”

就在这时，外面确切无疑地传来了枪声。因为有前一天在巴尔贝克丢脸的经历，我听着机枪火力逼近的声音，坐在原地岿然不动，努力让自己看起来像是巴勒斯坦难民营的常客。然而这次，我显然不是唯一感到焦虑的人。大家立刻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到窗边去看是怎么回事。

“是在难民营外面。”萨拉说。

“可能是叙利亚军队向空中开火，”她母亲说，“可能是在庆祝什么人的生日。”

“汽车还好好地在路上开着呢。”阿贝德看了看他停车的地方，说道。

“可能是暗杀，”我们的女主人的妹妹加达说，“可能有人刺杀了阿拉法特，现在人们在向空中鸣枪庆祝。”

“也许是纪念巴勒斯坦大起义（intifada）^[20]开始。”

“月份对不上啊。”

“也许他们是在庆祝威廉先生大驾光临。”阿贝德说。

“这是不是很危险？”我问阿贝德，“我们该撤吗？”

“还是留下来比较安全，”他说，“至少我们得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才能走。”

萨拉和加达站在窗边，紧张地盯着射击的方向，但她们的母亲一直住在被围困的难民营里，显然已经习惯了这种警报，她疲倦地回到座位上继续讲述。

“我们那一年都住在黎巴嫩南部的外婆家里。条件非常艰苦，我父亲找不到工作，因为他是巴勒斯坦人。黎巴嫩人甚至连货车也不让他开，最后他不得不把车卖掉。我当初在海法念的是好学校，所以现在厌恶农场的生活。我外婆的房子很小。我舅舅和他的家人住在那里，所以在我们搬过去之前房子里就已经住了八个人。我忍不了：没有个人空间，没有隐私可言。所有的小孩子都在闹。我记得当时一直很饿。我们经常不吃饭就睡觉。我们遭了很多罪。

“一年后，我们清楚短时间内是回不去了，于是在西顿附近的巴斯（Baas）难民营搭了一个帐篷。这个难民营最初是为1916年逃到黎巴嫩的亚美尼亚人修建的，但后来他们有钱了，搬走了。我记得当时天很冷，下雨时帐篷还漏水。晚上我们都在帐篷里的时候，就没有可活动的地方了，我的兄弟们睡觉时不得不把腿露在帐篷外面，因为里面放不下。

“过了一段时间，1953年，我父亲找到了一份联合国巴士司机的工作，往返于黎巴嫩南部和贝鲁特之间。但他从未真正从失去一切中恢复过来。他讨厌帐篷，怀念自己的村子和在巴勒斯坦的昔日时光。他愿意不惜一切代价回去，但他知道，他所有试图偷渡边境回老村子的朋友都被以色列人打死了。他们射杀了所有穿越边境的阿拉伯人，说他们是恐怖分子。所以他除了待在帐篷里别无选择。有时他会干坐在那儿，看着他在比里姆村的房子钥匙，还有英国人给我爷爷的地契，证明我们土地所有权的地契。他生了病，郁郁寡欢。他体内好像有什么东西碎裂了。1956年他去世了。那年他只有三十四岁。

“不久之后，联合国把所有的基督徒都转移到东贝鲁特的德巴耶（Dbayyeh），把巴斯留给了穆斯林。所有巴斯难民营的孩子都去了近东救济工程处（联合国救济和工程处）的一所学校念书。这安排很好，一切似乎都在变好。但随着我父亲的去世和转移到贝鲁特，我所有的兄弟姐妹都不得不离开学校，开始工作。我的兄弟们在建筑工地上打工，因为他们是巴勒斯坦人，拿不到工作许可证，所以他们只能拿最低日工资。我和姐妹们给人打扫房子。我小时候在比里姆村的家里有三个用人、许多工人和租客。而现在我们只想有工作，多差的工作都行。”

外面机枪的轰鸣声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枪支加入了射击。萨米拉的女儿们还在窗前紧张地讨论原因。路面上车流畅通无阻，她们认为这一定是在庆祝什么事，而非战斗或袭击难民营，但她们着实想不出来今天是什么该庆祝的日子。她们从窗口冲邻居家大声喊叫，这些住户也在紧张地观察着枪击事件，就可能的原因交换意见。

“也许是为了纪念十月（1973年）阿以战争中的英雄们？”萨拉重复着他们楼上那家人喜欢的说法。

“日子不对。”加达说。

“阿萨德的生日？”

“那是这个月的早些时候。阿萨德生日是六号。”

“巴兹尔的生日？”

屋里的萨米拉对女儿们的喧嚣和喋喋不休不屑一顾。她已经开始讲她的故事，急于继续讲下去。

“所以内战爆发时你还在德巴耶难民营？”我问。

“对，”萨米拉说，“我们感到非常紧张。你看，德巴耶当时在基督徒控制的那一半，1976年1月长枪党袭击并占领了它。他们在其他一些被他们占领的难民营——百里香山、马斯拉赫（Maslakh）和卡兰蒂纳射杀居民，甚至妇女和儿童都不放过，还用推土机把难民营推平。但他们在德巴耶只派了秘密警察，只折腾那些被他们认为是法塔赫活动分子的人，也许是因为德巴耶是基督徒的地盘吧。”

“所以长枪党没有伤到你个人？”

“一开始我们安然无恙。后来，二月初的一个下午，他们来找我丈夫。”

“你还没说你什么时候结的婚呢。”

“我是在1958年结的婚，当时我十七岁。我丈夫来自比里姆村的另一个大家族。长枪党占领难民营时，我们结婚十八年了，有六个孩子。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来找他的那一天。他们下午四点钟时把他带走了，指控他是巴解组织成员。他们一把他带走，我就设法给我祖母的一些黎巴嫩亲戚通风报信，他们在长枪党里有人。他们打了招呼，不到四个小时我丈夫就被放回来了。但那时他都已经受了什么罪啊！”

“怎么了？”我问。

萨米拉垂下眼帘，声音低沉：“他们用金属棍棒打他，给他上电刑，把烧着的烟头往他身上按。他们折磨了他四个小时，打断了他的两条腿，打碎了他的膝盖骨，折断了他的一条手臂，还有他的胸骨。这都是在四个小时里干的！”

“但他还是活了下来？”

“当我的亲戚介入此事时，长枪党已经准备好要把他弄死了。我的亲戚讲了实话——他说我丈夫也是马龙派教徒。长枪党原先不知道巴勒斯坦还有马龙派教徒。他们放了他之后，我们飞快地把他送过绿线，送到美国大学医院，”她骄傲地补充说，“他们派了一辆救护车。因为我丈夫在那里工作。”

“他是医生？”

“不，”萨米拉回答，语气有点沮丧，“巴勒斯坦人在黎巴嫩不能从事这样的工作。他是医院的清洁工。”

“他花了多长时间才康复？”

“四个月来他一直是垂危状态，”她说，“自那之后，我下定决心留在穆斯林掌控的贝鲁特西部，不回那属于基督教的东部。我在离开德巴耶之前对卫兵说：‘我和你们一样都是基督徒。但如果你们这么对待我们，我就到另一边去，去接受穆斯林的保护。’”

“他们保护你了吗？”

“是的。穆斯林对我们非常好：比基督徒要好得多。一直到战争结束我们都住在西贝鲁特，但我从来没有听谁提起过我们是基督徒这件事。我认识的穆斯林比大多数基督徒还要像真正的基督徒。耶稣基督说我们应当互助互爱，但长枪党那么残忍。他们是魔鬼的造物。”

“长枪党让我为自己身为基督徒而感到羞愧，”望着窗外的加达把头转过来了一秒钟，说道，“穆斯林对我们要友好得多。当我看到他们对我们施以仁慈时，我痛恨自己是个基督徒。”

“我父亲是马龙派，”萨拉说，“但我还是不喜欢他们。马龙派没有任何感情。”

“我们越过绿线时再次失去了一切，”她的母亲接着说了下去，“长枪党不让我们带走任何东西。就像我母亲一样，我身上只有首饰。我们把家里所有的东西都留下了：电视、家具、餐具。”

“所以你又一次一文不名了？”

“不完全是。巴解组织给了我们一套位于饶赫海滨的公寓。它原本属于一个逃到西贝鲁特的基督教家庭，里面有一些家具。我们又开始重建我们的生活。但在1982年，战争（即第五次中东战争）爆发，以色列军舰开始炮轰贝鲁特。因为我们的公寓在海边，所以首当其冲。半个月来，我们一直在遭受来自陆海两面的炮击和轰炸。太可怕了。我最担心的是我的孩子们，担心她们死了而我还活着。我们一直住在公寓楼底部的一个避难所里，睡在地板上。这栋楼里有五十五套公寓，住了五十五户人家，可能一共有二百五十人。但以色列人发明了一种特殊的炸弹，它一直要打到地下室里才会爆炸，所以我们知道即便地下室也不安全。

“有一天，他们冲我们隔壁的楼用了一个这种吸盘炸弹。它被彻底炸毁了。地下室里的四百户人家——大概有一千人——全被压死了。我们有好几个亲戚在那里，是我父亲家那边的人。他们是从巴萨（al-Bassa）来的，就在比里姆村隔壁。有流言说阿拉法特当时就在那栋楼的地下室里。当然是假的，但是以色列人管什么？大概也是在那个时候，我们的另外几个表亲藏身的楼房被磷弹炸了。他们也死了。但死于磷弹是个非常缓慢的过程。它会从你的皮肤开始一点点地烧到骨头。”

我读过罗伯特·菲斯克的《同情国家》一书，对以色列向贝鲁特平民区的磷弹袭击略知一二。这本书中充满了令人震悚的描写，最骇人的地方莫过于菲斯克写道，在这次磷弹爆炸后不久，他去了一家产科医院，在那里遇到一位护士。她在轰炸结束后不得不把几个正在燃烧的婴孩抛进一大桶水里，以扑灭他们身上的火焰。半小时后她把孩子们捞出来，他们身上的火还没有熄。即使是在停尸间的酷寒中，他们的尸体仍在阴燃。次日清晨，医生把这些小小的尸体从停尸间搬出来安葬。令她感到恐怖的是，尸体又烧了起来。我想到了这件事，感到不寒而栗，但萨米拉仍在讲她的故事。

“半个月后，”她说，“以色列的船只发射的一发炮弹击中了我们的楼房。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后整栋楼开始摇晃。感觉比地震还要可怕。但幸好楼房没有着火。但当我们冒险走出避难所时，发现我们所住的公寓已经完全被炸毁了，于是我们又被迫离去。那天夜里，等轰炸中止了，我们跑到哈姆拉街，躲到另一处地下室里，它属于我们的几个亲戚。

“不久之后，以色列人进入西贝鲁特，轰炸结束了。第二天我去买面包时看见了他们。就是这些人夺走我的家园，耕种我的土地，让我的父亲心碎而死，杀害我的亲人，然后炸毁了我的寓所。然而，他们当中有许多人还只是小男孩儿罢了。我望着他们，心想：这就是我憎恨的人吗？”她停顿了一下，接着又说，“如果你是个基督徒，就必须学会宽恕你的仇敌。负责审判他们的不是我。”

“但你经历的这些事难道不会让你质疑你的信仰吗？”我提出疑问，“你难道不会开始思考，上帝怎么会允许你目睹这种惨剧？”

“这不是上帝的错，”萨米拉回答，“这是人的错。感谢上帝，是他保护了我们。”

“这话什么意思？你过得很糟糕啊。”

“我们现在情况还不错。我既不需要钱，也不需要什么奢侈品。我的孩子也都还在。这对我很重要。我们仍然活着，仍然在一起。”

“但你仍然流亡国外。”

“当然，”她说，“毕竟我遭受了来自以色列人和黎巴嫩人的双重打击，我想回家，即使这意味着我将受冻挨饿。现在已经过去四十七年了，我还是觉得自己在这个国家中是个陌生人，觉得自己不属于这个国家。即便我在这里住上一百年，我还是想回巴勒斯坦去，回比里姆村去，在那里没有人会对我说——我是难民，我不属于这个地方。”

“你觉得你能回去吗？”

“当然不能，”她的女儿加达站在窗边往外望，此时插嘴说，“我们都想回家。这是不言自明的事情。但《奥斯陆协议》签订之后，还能有什么指望呢？”

但萨米拉只是摇摇头，微笑着说：“这在上帝的掌握之中，让我们等着看吧。”

[1] 基督一志论（Monothelite）：公元638年，希拉克略皇帝为弥合当时东正教和基督一性论者之间的分裂（该分裂威胁到帝国的统一），提出了一个关于基督本性的折中定义，即基督兼具人神二性，但只有一个意志。这一做法不仅没有达到原先的预期，反而遭到各方反对，马龙派是唯一认可该定义的教派，因此基督一性派和东正教均将其视作异端并加以迫害。马龙派逃入黎巴嫩山的高地，一直到今天。

[2] 巴希尔·杰马耶勒（Bashir Gemayel，1947—1982）：长枪党领导人，民兵组织“黎巴嫩力量”最高指挥官。1982年8月23日在以色列和美国的支持下当选为黎巴嫩总统，同年9月14日遇刺身亡。他的死是以色列国防军入侵黎巴嫩和萨布拉-夏蒂拉大屠杀的导火索。——译者注

[3] 海特-阿什伯里区位于美国旧金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嬉皮士文化闻名。“花童”（flower children）是当时媒体对嬉皮士的称呼，电影《阿甘正传》中的插曲《旧金山》中有歌词为：“如果你要去旧金山的话，请别忘了在头发上插满鲜花……在旧金山的街道上，善良的人们头上插满鲜花。”——译者注

[4] 沙威玛（Shwarma），一种烤鸡肉，通常搭配皮塔饼与其他酱料食用。——译者注

[5] 威利（Willy），作者的名字“威廉”的昵称。——译者注

[6] 书名典出《新约·约翰福音》14：2中的“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In my Father’s house are many mansions）。——译者注

[7] 巴希尔·杰马耶勒的哥哥，在巴希尔遇刺后，于1982年9月21日当选黎巴嫩总统。——译者注

[8] 克鲁（Crewe）是位于英格兰柴郡的一个大铁路枢纽。——译者注

[9] 更常见的拼法是Menouthis，意为“神之母”。美诺西斯是位于尼罗河入海口附近的一座圣城，敬奉古埃及女神伊西斯及其夫塞拉匹斯。——译者注

[10] 波尔菲列昂（Porphyreon）这个名字来自希腊语词“porphureos”，意为“紫色”。——译者注

[11] 巴希尔与阿明·杰马耶勒的父亲，长枪党创始人。——译者注

[12] 位于巴西里约热内卢的著名滨海胜地。——译者注

[13] 《小飞谍》（Joe 90）是英国ATV电视台于1968年播出的一套人偶剧。——译者注

[14] 朗利特庄园（Longleat）位于英格兰西南部，是巴斯侯爵的家族庄园，以园林闻名。——译者注

[15] 此处“她的儿子”指威尔士亲王查尔斯，“这本书”指出版于1994年的查尔斯个人传记《威尔士亲王传》（The Prince of Wales：A Biography），作者是乔纳森·丁布尔比（Jonathan Dimbleby）。——译者注

[16] 即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丈夫菲利普亲王（Prince Philip，Duke of Edinburgh）。——译者注

[17] 即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独女安妮（Anne，Princess Royal）。——译者注

[18] 即巴基斯坦前总统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Zulfikar Ali Bhutto）。其长女贝娜齐尔·布托曾任巴基斯坦总理。——译者注

[19] 即埃及前总统穆罕默德·安瓦尔·萨达特（Mohamed Anwar el-Sadat）之妻贾汉·萨达特（Jenhan Sadat）。——译者注

[20] 巴勒斯坦人民反抗以色列对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占领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