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叙利亚

叙利亚阿勒颇，男爵酒店，1994年8月28日

男爵酒店是个富于传奇色彩的地方。从阿加莎·克里斯蒂到凯末尔·阿塔图尔克，大家都在这里住过，阿拉伯的劳伦斯1914年6月8日的账单仍然陈列在大堂的玻璃柜里。楼下的装潢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起就没怎么改动过，不禁让人回忆起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黎凡特，你几乎能听到飞来波短裙^[1]和宽松的热带套装的窸窸窣窣声，回响在如今这破败而寂静的舞场。

尽管叙利亚复兴党经济搞得不好，许多城镇凋敝不堪，但从外部看上去，男爵酒店仍不失为一座宏伟的建筑：一座石质的奥斯曼别墅，有一条仿马穆鲁克风格的盲拱拱廊，通往一楼宽阔的露台。建筑正面的最上方，用法语、亚美尼亚语和奥斯曼语写着“男爵酒店，1911，马兹卢米昂兄弟”。里面的天花板很高，装着横梁和黄铜枝形吊灯。一张巨大的告示——其历史可以追溯到法国托管早期^[2]——宣称男爵酒店是“阿勒颇唯一的顶级酒店：绝佳的舒适度，独一无二的地理位置”。另有一张同时期的告示，用一幅泰西封水彩画装饰着，说辛普隆东方快车（Simplon-Orient Express）可以在七天之内（原本写的是六天，这承诺显然过于乐观，后来被划掉了）把你“安全、快捷、经济”地从伦敦送到巴格达。

虽然男爵酒店有诸多迷人之处，但人们还是不能昧着良心说它没有过更风光的过往。自从1922年伦纳德·伍利（Leonard Woolley）在去乌尔金字形神塔（Ziggurat of Ur）挖掘的路上住在这里以来，这些房间看上去就像没有粉刷过一样，现在已经破旧不堪，招人嫌弃，墙纸斑驳脱落，镶木地板坑坑洼洼。它独一无二的风景——阿拉伯的劳伦斯在信中提到的成荫的柏树、花园和泛着泡沫的运河，早已被一排排破旧的色情电影院取代，影院门口贴满了几乎一丝不挂的美国少女的骇人海报（本周播放的是《拉斯维加斯的最后一个处女》），每晚都有大批饥渴的阿拉伯少年涌进这些电影院。

大街上，一辆接一辆的四十年代产庞蒂亚克车吐着浓浓的黑烟，把路堵得水泄不通。尾气飘进街边的餐馆，附着在烤肉串溢出来的层层油脂上。在烤肉店和色情电影院之间，坐落着重工业零件铺和汽车行——Sarkis Iskenian Caterpillar Parts，A.Sanossian Grinding：Vee Rubber Wambo Superstone——它们都是亚美尼亚企业家的产业，这些人在过去的四十年里主宰了一度充满活力，而如今萧瑟凋零的阿勒颇经济。如果你今日像劳伦斯一样，试图“在男爵酒店门口一百码的距离内射击”，你更有可能打中的是一个爱好色情电影的贝都因人，或某个蓬头垢面的亚美尼亚机械师，而不是劳伦斯要打的鸭子。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这家酒店如此吸引老一辈的英国游客。今天早晨八点，我从睡梦中醒来，一时竟茫然不知自己身在何处。我望向床旁边的墙壁，上面挂着一幅英国马车的装饰画，还有一张裱起来的画像，画的是一条黑色猎犬从一座茅草屋旁的乡村小溪中探出头来，嘴里叼着一只野鸡（“这是所有猎犬中最有用、适应性最强的一只，在郡里的比赛中有着令人生畏的胜绩，这条黑色猎犬有一条强有力的水獭状尾巴，非常适合游泳”）。于是我恍然大悟了。难吃得令人费解的伙食、衰朽的新哥特式建筑、深深的浴缸和令人浑身难受的床——难怪阿拉伯的劳伦斯和他的同时代人对这里有如此强烈的宾至如归之感——男爵酒店完美复刻了一些特别富有斯巴达风格的英国公学，然后奇怪地出现在了中东的沙漠里。

虽然这个地方有诸多缺陷，但我还是逐渐喜欢上了它。我一直很喜欢这样一个事实：在叙利亚，你可以走在自戴克里先时代起就没有重新铺过的罗马道路上，或者站在自萨拉丁进攻后就没有重修过的城堡上。而在男爵酒店里，你可以睡在自劳伦斯以来就没洗过的床单上，甚至咬你的臭虫也是当年咬过伟大的阿塔图尔克的那一群，所以我同样应该对此感到高兴。

此时我坐在这里喝着一杯威士忌，旁边的墙上挂着一张滑稽照片，拍的是两个戴高帽的英国马车夫，圣加百列的那些麻烦事如今思来恍如隔世。不过，我必须写下我是如何穿过图尔阿卜丁的路障和雷场来到这里的。

当我们在米迪亚特被放出来以后，马苏德和我沿着戒备森严的主道路开回马尔丁。在那里，在藏红花修道院的拜占庭圆顶和穹顶的视线范围内，我们沿着陡峭的山坡进入美索不达米亚灼热而泥泞的大平原。我们从那里沿着叙利亚边界继续向东，驶在通往伊拉克边境和巴格达的主要军事道路上。我们右边紧挨着两道边境线电网和一个雷场，一直延伸到叙利亚北部平原之外。宽阔平坦的军事道路上空无一人，偶尔会有土耳其坦克从对面缓慢地轰鸣而过。

因为半路被抓和没完没了的盘问，我们很可能无法在边境哨所关闭前抵达。但马苏德把车开得飞快，不到四十分钟，尼西比斯边境小镇的塔楼就在前面的平原上闪闪发光了。在古代晚期，尼西比斯在拜占庭帝国和萨珊波斯之间几次易手，最终在公元363年向波斯人投降。然而，尽管该城位于两国接壤处，波斯驻军和拜占庭前线哨所达拉（位于尼西比斯西边四十英里以内）冲突不断，它还是设法维持了一种活跃的知识分子的氛围。

在被萨珊波斯占领后，尼西比斯成了聂斯托利派的主要中心。尼西比斯的大学拥有八百名学生，与埃德萨大学形成了竞争关系。事实上，聂斯托利派正是通过尼西比斯——连同另外两个伟大的聂斯托利派大学城，贡代沙布尔（靠近德黑兰）和梅尔夫（现位于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发挥了它的重要作用，将希腊哲学、科学和医药学首先引进波斯，然后再传入伊斯兰世界。此外，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许多著作也是从尼西比斯的聂斯托利学派那里，途经摩尔人治下的科尔多瓦（Cordoba），传到中世纪欧洲那些新开的大学。

但对希腊人来说，这座城市的沦陷仍然有损拜占庭的颜面，雪上加霜的是，它还成了相当一部分基督教异端的庇护所。因此，尼西比斯在拜占庭人的书信中格外引人注目。约翰·莫斯克斯记录过一个关于尼西比斯的故事，它为六世纪美索不达米亚边境城镇的市井生活提供了一幅细节生动有趣、令人信服的画面。

该故事讲述了一个女基督徒嫁给了一个“异教徒”（大概是琐罗亚斯德教徒）士兵。这个士兵有一小笔钱，想用于投资。但他信奉基督教的妻子（大概是个聂斯托利派信徒）说服他把钱送给在尼西比斯大教堂的五拱门前等待施舍的穷人，并承诺基督徒的上帝会奖赏他许多次。

三个月后，这对夫妇入不敷出了。士兵对他的妻子说：“姊妹，基督徒的上帝还没有回报我们，我们现在需要帮助呀。”女子回答说：“他会报答的。去你布施的地方，他会马上回报你。”于是她的丈夫一路小跑去了教堂。他来到之前施舍穷人的地方，绕着教堂转了一圈，希望有人能把钱还给他。但他目之所及全是穷人，还是坐在那儿等待施舍。正当他犹豫该向哪个乞丐开口时，注意到他脚边的大理石地板上有一枚银币，是他当时舍出去的。于是他弯腰把它捡了起来，回家去了。他对妻子说：“你看——我刚刚去了你们的教堂，相信我，女人，我根本没看见你说的基督徒的上帝。他除了地上的这个银币外什么都没给我，可我之前散了五十枚出去呢。”

他的妻子让他别再抱怨，赶紧拿这个钱去买点吃的。随后这个男人带着面包、一瓶葡萄酒和一条鲜鱼回来了。当他的妻子处理这条鱼时，在鱼肚子里发现了一块漂亮的石头，于是她要丈夫把它拿去卖。

“他头脑简单，不知道这块石头是什么。但他带着它去了交易所。此刻已是傍晚时分，老板准备回家了，士兵就说：‘你看着给钱吧。’对方回答说：‘我出五枚银币。’士兵以为这个商人在耍他，便说：‘你能给这么多啊？’可商人以为士兵在嘲讽，便回答说：‘好吧，那我给你十枚银币。’士兵不吭声，仍然觉得商人在拿他开玩笑，于是商人又说：‘行——二十枚银币。’士兵还是不说话，不搭腔，商人便抬价到了三十枚银币，然后是五十枚。这时士兵意识到这块石头肯定很值钱。商人开出的价格一点点提高，直到三百枚银币。”

除了大教堂的洗礼堂，尼西比斯现在几乎没有什么古代晚期的遗迹了。洗礼堂上的一篇希腊语铭文显示它建于公元395年。而在其他地方，尼西比斯的缪斯女神早已不见踪影。马苏德在人头攒动的集市上飞驰而过，推手推车的男孩和驮着货物的驴子来不及躲避，掉进沟里。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座城市曾经别有一番面貌，它现在只是一个尘土飞扬的边防哨所，挤满了土耳其士兵和持枪的守卫。过境点是一间铁皮小屋，周围有一圈带刺的铁丝网，旁边是一排谜样的拜占庭立柱。我们抵达过境点时距它关闭只有五分钟。我拥抱了马苏德，祝他好运，付给他的钱是我们当初在迪亚巴克尔说好的两倍。

土耳其边防军把我的背包翻了个底朝天，怀疑地闻了一下驱蚊水，但谢天谢地，他们并没有注意到我的笔记本。最终，下午三点差两分时，在美索不达米亚夏日午后酷热的天气里，我穿越无人区进入叙利亚。

气氛瞬间就变了。十年前我第一次踏上近东之旅，我至今还记得在离开土耳其东南部宁静的乡村，前往让我有些发悚的叙利亚时的紧张心情。而现在角色颠倒过来了。叙利亚可能仍是一个一党制国家，但它是一个只要公民不参与政治，它就不会干涉公民的国家。与边境线另一边的紧张气氛比起来，叙利亚简直像伊甸园。移民棚里，库尔德人和图罗尤人在畅快地聊天。路上没有检查站，没有坦克，没有装甲运兵车，也没有被烧得只剩骨架的汽车。出租车司机看上去很放松，挺乐意在夜里开车。没有人悄声说“麻烦”、空无一人的村庄或“没了”的亲戚。

头一晚我住在哈塞克（Hassake）的克里夫酒店（令我失望的是，克里夫这个名字指的是奥斯曼帝国的一位哈里发，而不是那个上了年纪的流行歌手^[3]），这里只有阿萨德总统和他的儿子巴兹尔（前不久在一次高速车祸中丧生）挂得到处都是的肖像提醒人们，叙利亚仍然是一个到处都是“穆哈巴拉特”（mukhabarat，即秘密警察）的复兴党一党制国家。

第二天早上，我在哈塞克四处转悠。在光鲜的现代街道、环形交叉路口和街灯后面，是一片泥墙林立的建筑群。这是一座分辨不出年代的迷宫，它的建造时间可以是巴别塔和海湾战争间的任意时间点。

我在其中一处院落里找到了乔治·约瑟夫（George Joseph），他是圣加百列修道院一位修士的表亲。乔治身材魁梧，大腹便便，留着浓密的黑胡子。他受过很好的教育——在伦敦取得了某个文凭——现在靠开出租车和在伊拉克-土耳其边境经营各种可疑的进出口业务赚钱。当我自报家门时，他大声招呼人上茶，同时很快地说服我坐出租车去阿勒颇。我本来打算坐公共汽车，因为便宜，但我很快就被乔治说动了，相信他的出租车是唯一明智的选择。

当乔治的一个跟班去给他的皮卡加油时，我们谈起尼西比斯的聂斯托利派大学的历史，我问这个地区是否还有聂斯托利派信徒。

“海湾战争以前没有，”乔治回答说，“但1991年的时候，五万名聂斯托利派难民从伊拉克西部逃到这里。他们看到了库尔德人的遭遇，担心萨达姆·侯赛因接下来会用毒气对付他们。”

“那他们如今在什么地方？”我问。

“绝大多数都跑了，”乔治说，“有些人拿到了去西方国家的签证，另一些人则偷偷穿越边境跑到土耳其去了。在土耳其搞假护照和假签证比在这里容易些。”他露出一个狡猾的笑容。“走私的和造假的在叙利亚并不那么活跃。你必须非常出色——非常非常出色——才能在这里做这种生意而不被查。”

“剩下的聂斯托利派难民呢？”

“大约一万人如今还被关押在离这儿十英里的难民营中，那个难民营靠近伊拉克边境，是个很吓人的地方。他们被铁丝网关着，只有两千个‘拜魔鬼的人’跟他们做伴。”

“拜魔鬼的人？”

“就是雅兹迪人，”乔治说，“他们是伊拉克的一个教派。严格来说，他们是‘安抚魔鬼的人’，而非‘拜魔鬼的人’。他们供奉的是路西法，称他为‘孔雀天使’（Malik Tawus）。他们相信路西法——也就是魔鬼——已经得到了上帝的宽恕，并重新成为天使长，监督人间事务的日常运作。”

“他们和聂斯托利派徒相处得怎么样？”

“其实很好，”乔治说，“有些人认为雅兹迪人最初是聂斯托利派的一个奇怪分支。我不知道这个说法是不是真的，但雅兹迪人的神父和基督教主教们确实会在他们不同的节日里互相拜访。”

我想，不管怎样，这都是一个十分具有异域情调的场景：衣履庄重的聂斯托利派主教，在撒旦生日那天向“拜魔鬼的人”的大司祭致意。乔治还在说着话，而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那座非同寻常的难民营，里面满是雅兹迪的“魔鬼崇拜者”和聂斯托利派信徒，后者是现存最古老的非正统（在许多人眼中是异端）基督教会。

聂斯托利派当初不同意东正教关于基督人性的看法，它坚持认为在化为肉身的基督当中有两个泾渭分明的位格，一个是人性，另一个是神性，而东正教则相信基督是人神二性合一的。聂斯托利派在五世纪被逐出拜占庭帝国，以惊人的速度在更远的东方扎下了根。到了七世纪，聂斯托利派的大主教已经在巴林、印度的喀拉拉邦，以及中国的喀什、拉萨和西安建起了主教座堂。到公元660年，奥克苏斯河以东的聂斯托利派大主教至少有二十位，中国的大多数城市里都有聂斯托利派的修道院。成吉思汗有一个信奉聂斯托利派的侍卫，蒙古可汗们一度就要集体皈依聂斯托利派了，这很可能使教会成为亚洲最强大的宗教力量。但此事并未发生，相反，在二十世纪初，一系列反转使聂斯托利派濒临灭亡。而乔治提到的被铁丝网悲惨地圈禁在沙漠里，只是这个教派遭受的一连串灾难的最新一起。这个教派曾将蚕桑的秘密带给了拜占庭，将希腊医学带给了伊斯兰教，最重要的是，它帮助把失落已久的古代雅典哲学传回了西方世界。

由于和基督教世界的其他地方极度隔绝，聂斯托利派保留了早期基督教会的许多传统，这些传统在其他地方要么消失殆尽，要么鲜为人知。他们的传说——关于生命树的圣木和善恶树的神圣香料是早期基督教民间传说的活化石，而他们的圣餐礼仪——雅代和马里圣体礼仪（Anaphora of the Apostles Addai and Mari）是世界上仍在使用的最古老的基督教礼拜仪式。

记得有一次我在牛津的一个图书馆里逡巡，偶然发现了一本罕见的《保护书》（The Book of Protection）。这是一卷聂斯托利派的咒语，一本奇异而神妙的魔法公式集，据说是由天使们传给亚当，再由亚当传给所罗门王的。这些咒语——天使加百列对邪恶之眼的诅咒、所罗门王戒指上的名字、圣莎丽塔对邪灵的诅咒、女主人对奶牛施的咒语——生动地展现了一群与世隔绝的、迷信的、被敌人和未知的危险包围的山里人。这些咒语还凸显了聂斯托利派在面对敌人的炮火时的落后，其中有一则钳制枪炮和战争起源的咒语：

借着我主能够切断火焰的声音的力量，我把来自战争起源和我们邪恶敌人的枪炮的子弹，从承受这咒语的人身上摒除、驱散、斥逐。借着圣母、火之母的祈祷，愿他们用机器和枪投掷的石头静止、冷却，不从敌人的机器口中出来，不攻击拥有这些魔力的人，而让我们的敌人像在坟墓中一样死去……

战争中这种孤注一掷的原始性，显然还伴随着与邻居不明智的好斗热情。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初，试图和聂斯托利派接触的英国圣公会传教士惊恐地报告说，他们会在他们身穿紫色主教长裤的主教带领下与部落的敌人作战，他们的神父则会把手下败军的耳朵割下带回来。有一次，一位戴着牧师领的英国圣公会牧师接到一位聂斯托利派首领的午餐邀约，他冒失地用一些很蹩脚的借口拒绝了。“我希望你能来赴宴，”首领重复道，“如果你来，我将以接待你为荣，如果你不来，我的荣誉感将使我有必要射杀你。”

我和乔治说我非常想到那个难民营去，和里面的聂斯托利派难民聊聊天。但他听我这么一说就开始摇头。他告诉我，外人不可能进出难民营。它四周都围着带倒刺的铁丝网，唯一的大门由秘密警察把守着。去以身试险就是浪费时间。他说我如果去了，最大的收获就是被秘密警察逮捕，他强烈反对我去。“不过你回到英国以后，也可以设法去采访聂斯托利派信徒的。”他建议道。

“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知道在……在伦敦有一个很大的聂斯托利派社区，好像是叫伊灵（Ealing）？”

“伊灵？”

“对，应该是叫这个，”乔治说，“现任聂斯托利派牧首就是在伊灵加冕的。伦敦的聂斯托利派信徒应该比这里多得多。全欧洲最大的聂斯托利派社区就在伊灵。”

这就是二十世纪末的旅行作家的耻辱：当你跑到天涯海角去寻找最别具一格的异教徒时，蓦然回首，却发现他们已经在伦敦垄断了你家那条街的烤肉串生意。

我把背包扔到乔治的皮卡车后座上，我们驱车穿过哈塞克的大街小巷，开进城外的棉花田。这是一个绚烂的夏末的日子。大风呜呜地刮着，滚滚浓云在大平原上方汹涌。没戴面纱的贝都因妇女把婴儿绑在背上，在田间采摘白色的花蕾。她们的脸上有刺青，头饰上缀着闪闪发光的银币，身上穿的裙子是深紫色天鹅绒的料子，还系着腰带。

我们驶过喀布尔河上的桥，几乎是一下子就开进了沙漠。道路笔直地向前延伸，汇聚的线条将平坦的地平线上干燥而荒无人烟的黄沙一分为二。

“我父亲当年差点把命丢在这条路上。”乔治打破了沉默。

“是怎么回事？”

“说来话长。”

“这车也要开很久的。”

“好吧，”乔治说，“1929年，我父亲在喀布尔河畔、哈塞克附近买下了六万英亩的沙漠。在法国托管之前，这个地方除了贝都因人，几无人烟。但法国人愿意为任何希望灌溉和种植作物的人提供土地。我父亲不是长子，没从我爷爷那里继承任何东西，所以他选择走这条路。这个工作非常累人，沙漠里实在太热，他都快发疯了。但经过五年辛勤的劳作，在地里灌溉和种植，他终于获得了大丰收，赚了一大笔钱——五十金镑。这笔钱足够让他还清买地的贷款。可是有个问题：他不知道怎么把这笔钱从哈塞克带到阿勒颇，因为当时这条路以强盗横行而闻名。但他知道揣着这笔钱待在哈塞克的贝都因人里可能更不安全，所以他找了一个有一辆旧T型福特的亚美尼亚司机，拜托他下次去阿勒颇时把他捎上。到了那天，我父亲把钱藏在裤腰带底下，跟着那个亚美尼亚人出发了。

“车开到半路，傍晚时分，他们看到沙漠里有一个年纪很大的贝都因人。他站在路边，想搭顺风车。我父亲说：‘这人挺可怜的，我们让他上来吧。’但亚美尼亚司机说他从不载陌生人。他们继续赶路，但心里开始有了负罪感，因为他们心知肚明那个老人会在沙漠里被困上整整一夜。于是他们就掉头回去让他上来。这个贝都因老头非常感激，向他们问了好^[4]，然后微笑着坐到了后排。

“十分钟后，这个老头掏出两支左轮手枪。一支顶着我父亲的脖子，另一支顶着亚美尼亚司机的脖子，命令他们把车停下。我父亲都要疯了：他五年来挣的每一个第纳尔都在身上。所以他恳求贝都因老头高抬贵手，放过这两个对他施以援手的人。但那人只是冷笑着说：‘把衣服脱掉。’司机脱了衣服，把他的口袋都翻出来，但他身上带的钱不多。于是贝都因人把枪对准我父亲，说现在轮到他脱了。我父亲动作非常非常慢。贝都因人开始不耐烦了，说：‘你快点。’我父亲脱掉他的夹克，接着脱衬衫，然后脱背心。‘快点啊。’贝都因人催着。我父亲又脱掉他的长裤，这时那五十金镑掉了出来，滚到了地上。

“贝都因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一跃而起，企图在那些硬币滚下路堤之前把它们抓在手里。正当他捡钱的时候，我父亲飞起一脚踹在他脸上。贝都因人一个趔趄，被亚美尼亚人逮住了。亚美尼亚人抓着他，我父亲缴了他的枪。他们三人在沙漠之中的路上互相把对方往死里打，其中两人还只穿着内裤。贝都因人又掏出一把刀来，但亚美尼亚人用一只手反扭住他的手臂，企图用另一只手把他掐死。同时我父亲一直在暴打贝都因人。他完全失控了，下手跟疯子似的。一开始是因为恐惧，后来则是出于报复。

“过了一会儿，那人被制服了，但他们三个人身上都已经沾满了鲜血。于是亚美尼亚人说：‘我们不能把这个人留在这里。明天他会从部落里喊四十个人守在这等我们回来。我们必须把他杀掉。’但我父亲还没来得及回答，那个贝都因人就倒了下去。他已经死了。

“亚美尼亚人说：‘你都干了些什么？’我父亲回答说：‘是你杀的他。’‘不是，’亚美尼亚人说，‘是你杀的。’他们吵了几分钟，然后一言不发地继续上路了，把那个死去的贝都因人扔在路边。他们谁也没碰到过这种事，内心非常紧张。开出十五英里后，他们遇到一支法国巡逻队。警官命令他们停车，问他们这么晚了还在路上干什么。他看出他们手足无措，于是起了疑心。所以命令他们下车，他们一下车，他就看到他们的衬衫上全是血。

“亚美尼亚人说：‘这是他的主意。他刚刚杀了一个搭顺风车的贝都因人。’我父亲回答说：‘不，不是我——是他杀的。’法国人让他们两个都闭嘴，把他们铐了起来并开始搜查。他在车后座上找到了那个贝都因人的身份证件。‘这就是你们刚才杀的人吗？’他问。两人都一声不吭。然后警察说：‘我也许应该告诉你们，这个人叫阿里·伊本·穆罕默德，近东地区头号通缉犯。任何抓到他的人——死的活的都要——都可以得到一百金镑的赏金。’‘阿里·伊本·穆罕默德？’我父亲和亚美尼亚人面面相觑，‘叙利亚最危险的大盗？’‘是我杀的他。’我父亲说。‘他在瞎扯，’亚美尼亚人说，“是我杀的他。’‘不。是我杀的……’”

“然后呢？”我问。

“他们吵了半天以后，”乔治笑着说，“把赏钱平分了。”

快到傍晚的时候，我们看到前方有一股涓涓细流，宛如水银：那是被夕照点亮的幼发拉底河。它苍白而阴森，被一层薄薄的轻雾笼罩着。河流的一边升起一座小山包，上面有史前人类定居的遗迹，旁边是一座现代吊桥，由两名打着瞌睡的叙利亚陆军卫队士兵看守着。我们驶过大桥，上了阿勒颇高速公路。

如今的沙漠里点缀着贝都因人的白色圆帐篷。帐篷周围是一群群瘦弱的绵羊，每只羊身后都扬起一阵尘雾。偶尔会有泥砖房子组成的村落在黄沙中闪现，它们破败的蜂窝状圆顶仿佛打碎在果篮里的鸡蛋。大部分村子看起来都像是无人区，但有些仍然有人居住，古老的房顶上装着电视天线和电话线。

我们继续前行，贝都因人的聚居区越来越多。随后我们来到一个坟头林立的小山坡上。阿勒颇远郊的棚户区和贫民窟展现在我们眼前。前面是阿勒颇城堡的陶土鼓。

阿勒颇，9月2日

昨天晚上，我完成了在圣加百列答应人办的事。

就在我抵达圣加百列修道院之前，修道院院长从伊斯坦布尔的印刷商那里收到了一套明信片，上面印的图案出自一些十分珍贵的中世纪叙利亚手抄本，而这些手抄本都是圣加百列修道院图书馆的馆藏。院长对这些崭新的图片激动不已，拜托我捎一盒给他在阿勒颇的都主教。

然而事实证明，要找到易卜拉欣都主教比我原先设想的要困难得多，因为我错误地选择了男爵酒店的一位出租车司机，让他载我去那里。这位司机是亚美尼亚人，我想，既然是亚美尼亚人，应该比穆斯林司机更熟悉阿勒颇的基督徒社区该怎么走。但实际上，“亚美尼亚人”的真正含义是他爱喝亚美尼亚白兰地，那瓶喝了一半的白兰地就放在他的杂物箱里，在我们等红灯的时候，他就时不时拿出来喝一大口。就这样，他载着我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类教堂间风驰电掣，这些教堂分别属于迦勒底人、拉丁人、希腊东正教徒和希腊天主教徒，到头来他承认他不知道叙利亚正教会的大教堂在哪。

最后，我们把车停在一个出租车站（和男爵酒店的出租车站有竞争关系）。我问其中一名司机：“麻烦您告诉我叙利亚正教的大教堂在什么地方？”

出租车司机：“你找大教堂？哪个大教堂？我们阿勒颇大教堂有很多。”

我：“我找苏里亚尼人的大教堂。”

出租车司机：“哪个苏里亚尼？我们阿勒颇有好多种。有叙利亚天主教，叙利亚新教，叙利亚正教……”

我：“我找叙利亚正教。我不是一开始就说了嘛。”

出租车司机：“哪个正教？在阿勒颇……”

我有些恼火：“叙利亚正教。”

出租车司机惊讶地说：“你找叙利亚正教？”

我：“是。”

出租车司机：“不是叙利亚天主教？”

我说：“不是。”

出租车司机：“不是亚述正教？”

我忍无可忍：“我找叙利亚正教大教堂！！！”

出租车司机陷入沉思：“叙利亚正教大教堂……我不知道。”

幸运的是，旁边站着的一个亚美尼亚人知道。他详细说了地址之后，我们又风驰电掣般地出发了。那个亚美尼亚司机试图向我展示他的驾车技巧来化解尴尬，用脚换挡。

“你是哪里人？”他问，右脚踩到第二挡，同时右手在杂物箱里摸索着酒瓶子。

“苏格兰。”

“我以前去过纽约和洛杉矶。”

“去度假？”

“勉强算吧。”

“什么意思？”

“我去做手术。美国的医院好。去年我出了车祸。很严重。”

事实证明，叙利亚正教会狡猾地把他们的大教堂藏在该市苏莱曼尼耶区的一个加油站后面。我们路过了好几次，但都没有注意到。都主教宫更是深藏不露：它窝在大教堂后面。我在都主教宫门口遇见一个身穿黑袍的仆从，他领着我经过一辆属于教堂的黑色长款凯迪拉克（它的后窗上贴着一张醒目的彩色纸，上面是都主教的纹章），来到一楼的接待室。我被带到一张镀金的扶手椅前，椅子上方是一张光彩照人的阿萨德总统巨幅照片，还有一幅稍小一点的安条克叙利亚正教会牧首的肖像。

几分钟后，接待室的门猛地打开，格里高利奥斯·约翰纳·易卜拉欣那矮小圆胖的身影倒退着走了进来。他手里拿着一部便携式电话，正热情洋溢地对电话那头的人说着什么，同时用那只空着的手向一对年轻夫妇挥手作别。随后他转身朝我走来，一边把那只空着的手伸给我，一边用大拇指啪的一声关闭了电话，把它塞进法衣的口袋里。

“请问是威廉先生吗？”他说，“我一直在等你。我收到了圣加百列修道院来的信，说你来了。来吧，我给你看一些你感兴趣的东西。”

都主教把我领到房间另一头的一张桌子旁，有个工作人员上前鞠了一躬，给他呈上一份文件，他签了字。桌子上放着一些建筑设计图。

“目前叙利亚没有正常运转的叙利亚正教修道院，”他一边说一边打开一卷设计图，“但我现在要重建特尔阿达（Tel Ada）。这是我多年的梦想。高柱修士圣西米恩^[5]年轻时第一次离家，进的就是这所修道院。根据五世纪伟大的赛勒斯的狄奥多勒主教（Bishop Theodoret of Cyrrhus）的说法——你知道他的《叙利亚修士史》吗？我借你一本——特尔阿达曾经有一百五十名修士，但它在约一千三百年前就已沦为废墟。几乎什么都没剩下。1987年，我们从当地农民手里买下了这片土地，我们的计划刚刚得到大马士革当局的批准。”都主教指着设计图中央的一个几何图形道：“你看，这座教堂会建在当年加拉特西曼（Qala’at Semaan）圣西米恩教堂的基础上，我们打算建成一个开放式的八角厅，中间是我们的高柱修士的隐修柱。”

“这柱子是作为一个象征符号吗？”

“不，不。这是个货真价实的隐修柱。到时候会有一名高柱修士在上面的。”

“您是认真的吗？”

“非常认真。”

“但您上哪儿去找一个高柱修士来呢？”

“我们已经有一个了。埃弗雷姆·克里姆（Ephrem Kerim）神父自告奋勇来当我们的第一位高柱居民。他现在在爱尔兰梅努斯写他的博士论文。他希望等拿到了博士学位，就搬到一根柱子上。”

“我不信。”我说。

“但这是真的。”

“我以为高柱修士几百年前就绝迹了。”

“没有，”都主教摇摇头，说，“据我的研究，格鲁吉亚十八世纪还有高柱修士。这是有点难，但并非不可克服。”

“那您的那位朋友，埃弗雷姆神父，真的打算以后一辈子都住在……”

“他决心尽可能地像圣西米恩那样，”格里高利奥斯说，“但是，如果他觉得实在太困难，我认识几个热心于此的年轻见习修士，他们愿意和他一起轮流做高柱修士。”

“高柱修士接力赛？”

“你要是乐意，可以这么说。”

我皱起了眉头：“可是……”

“效仿圣人是件好事，”都主教料到我要出言反对，说，“他们是我们所有人的榜样。”

“站在柱子顶上是不是有点太招摇了？”

“恰恰相反，”格里高利奥斯说，“对古时候的高柱修士来说，外部世界的看法完全无关紧要。圣徒们选择成为高柱修士，是为他们自己好，为他们自己的灵魂能得到救赎。在他们眼中，物质世界和自己的肉身不值一提。精神才是唯一重要的东西。生活在柱子顶上惩罚了他们的肉体，强调了精神世界。”

“您觉得您会成为一名高柱修士吗？”我问。

“不，”都主教微笑着回答，“我太老了。”

我把装着明信片的包裹交给他，他一边拆包裹，一边问我图尔阿卜丁的情况如何。

“真是太可怕了，”当我描述着我的见闻时，他说，“土耳其人……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们对他们做过什么吗？”他摇头叹息。“我父亲是图尔阿卜丁人，我母亲娘家是迪亚巴克尔的。大屠杀之后，他们都是自家唯一幸存的孩子。他们所有的兄弟姐妹都被杀了。1921年，我祖父设法安排他的孩子们^[6]越过边境去卡米什利，他们是在夜里和少数几个朋友一起过去的。那里归法国人管，我父母觉得法国人会保护他们。土耳其还是非常不安全——库尔德部落仍在四处杀害和奴役他们发现的任何基督徒。我的外祖父母是1920年过来的，我母亲出生在阿勒颇。”

“所以您从父母两边算都是难民？”

“我出生在卡米什利，”都主教回答，“我父亲以前是图尔阿卜丁的一个地主，不过，他来到叙利亚之后，当然就一无所有了：所有的东西都丢在了老家。所以他在一户富有的叙利亚人家中做佃农。最后成了那户人家的总管。但尽管如此，我们从来没有把自己当难民看待。叙利亚是苏里亚尼人的故土：我们先辈的遗迹和坟茔举目皆是。我们一直认为自己是这个国家的公民，而非难民。”

“您认为如今住在叙利亚的基督徒安全吗？”

“基督徒在叙利亚的处境比在中东其他任何地方都强。”格里高利奥斯强调，“除了黎巴嫩，黎巴嫩是中东地区唯一一个真正让基督徒感到自己与穆斯林平等的国家——当然，黎巴嫩还是有很多其他问题。在叙利亚，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没有敌意。如果此处不是叙利亚，那我们就完了。真的。叙利亚是避难所，所有基督徒的避难所，比如被赶出伊拉克的聂斯托利派信徒和迦勒底人、被赶出土耳其的叙利亚正教徒和亚美尼亚人，甚至包括被以色列人赶出圣地的巴勒斯坦基督徒。去和这里的人聊聊，你会发现我说的都是真的。”

格里高利奥斯告诉我的话，我的确从入境以来就听别人说过。我今天中午和萨莉·马兹卢米昂（Sally Mazloumian）吃饭的时候，听她讲了更多类似的事情。萨莉的丈夫、了不起的克里科尔（别称“可可”）·马兹卢米昂（Krikor Mazloumian）是男爵酒店的所有人和总经理，已在去年逝世了，留下伤心欲绝的遗孀萨莉在叙利亚，她的家人“分散在全世界，跟联合国似的：阿勒颇、日内瓦、纽约……”克里科尔的总经理职位由他那抽烟斗、养拉布拉多的长子继承，他是马兹卢米昂家这一辈里唯一一个留在叙利亚的人。人们像称呼他的父亲一样，称他为马兹卢米昂男爵。

马兹卢米昂家和酒店就在同一个大院里，紧挨着酒店。墙上挂着一连串马兹卢米昂家族成员的镶框照片，底下坐着一群阿勒颇的亚美尼亚人，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都是亚美尼亚大屠杀的幸存者，从险象环生的沙漠中侥幸跋涉而出，在阿勒颇的小巷子里寻得一隅安宁。他们每周末都聚在一起，来看望萨莉，追荐她的亡夫，为亚美尼亚举杯共饮。

那些上了年纪的人，倚靠在褪了色的印花布扶手椅里，谈论着过往的岁月。他们的故事就这样倾泻而出。那些司空见惯的老生常谈，谈的都是亚美尼亚人难以言说的悲剧：祖母被强奸，叔伯被活活打死，姑婶在沙漠里死于饥渴。这些故事与叙利亚如何为零星的幸存者提供避难所形成对比。

“被奥斯曼军队包围的时候，扎伊通（Zeitun）的亚美尼亚人抵抗了两个月。”一个男人如此讲述道。他年事已高，头发花白，但当他谈起自己的故事时，双瞳明亮而充满生气。“然后，来自西斯（Sis）的天主教徒来劝降他们。他说：‘我已经向他们保证过，你们会放下武器，军队也向你们保证，你们会平安无事的。’我祖父不相信土耳其人的话，所以他和我的父亲留在要塞里。但我祖母认为天主教徒的话应该是可信的，于是她带着我所有的叔伯姑姑们回了自家村子。结果那天晚上他们全被乱棍打死了……”

每个人都竞相诉说自己的往事。“在阿勒颇，每个亚美尼亚家庭的故事都比《日瓦戈医生》更精彩，”萨莉颇为骄傲地说，“但别指望他们哪一个能给你讲得清楚明白。他们太激动了。”

“我祖父的命是被一个朋友救下的，”一个穿着考究、说话带美国口音的生意人说，“那人是一个鞋匠，为奥斯曼军队提供特制靴子。他是亚美尼亚人，但他对军队来说很重要，所以幸免于难。他们把大批的亚美尼亚人驱赶到一个有围墙的墓地里，但那个鞋匠进来了，开始把男孩子牵出来。他说：‘这个是我的女婿，这个是我的侄子，那个是我的孙子。我的铺子里需要他们。如果你们土耳其人还想要你们的靴子，你们就得把我的帮工给我。’他一共救下了三十个人，实在太多了，他几乎养不活：我父亲每天只有一块面包，得和我姑姑分着吃。”

这个生意人突然毫无征兆地呜咽起来。他那跨越大西洋的自信像被扎破的气球一样皱成一团。他垂下了脑袋。萨莉说：“没关系，萨姆。别说了。没关系的。”

“冲突一开始，我父亲就逃到山里去了，”一个年老的寡妇开了口，填补了沉默，“他们开始以‘驱逐’的名义逮捕亚美尼亚人。虽然我父亲当时只有十二岁，但他还是猜到发生了什么事。于是他大雪天赤着脚跑上了他家前面的小山。他运气好：那个村子里90%的亚美尼亚人都没逃出去。我父亲家有四十七口人，最后只剩他一个，其他人都死了。”

带美国口音的生意人萨姆抬起了头。“我要把它讲完，”他轻轻拍了拍脸颊，说了下去，“1962年，我在贝鲁特遇到了那位鞋匠。他已经九十岁，眼睛完全看不见了。我父亲当时和我在一起：他吻了那位鞋匠的手，让我也照做。他说：‘如果没有这个人，我现在已经死了。你根本不会出生。’”

“我父母都是凭一双脚走到阿勒颇的，”另一位老人插话说，他和其他人一样，决心把自己的故事说出来，“我父亲来这儿的时候已经赤身裸体了——他身上的衣服全是破洞，都挂不住了。阿拉伯人给他衣服穿。后来我父母在犹太人聚居区海耶胡迪（Hayy el-Yehudi）落了脚。十户亚美尼亚家庭把所有的钱凑在一起，租了一个单间……”

“我祖父刚到这里时，亚美尼亚人都还很穷。”一位年纪较轻的女子说，她是个音乐家，刚从埃里温开完音乐会回来，“他们来的时候身无分文，但夜以继日地工作，就是为了确保他们的子女能接受教育。”

所有人都认为，大屠杀改变了阿勒颇的面貌：一战前阿勒颇只有三百个亚美尼亚家庭，但到1943年，亚美尼亚人口已经超过四十万。

但正如我所了解的，亚美尼亚人并不是个例。1914年至1924年间，类似的苏里亚尼难民潮（还有一小部分是希腊东正教徒）接踵而至。大批难民的涌入让阿勒颇成了一艘诺亚方舟，成了所有被土耳其人赶出安纳托利亚的基督教社群的庇护所。负责托管的法国官员对流亡者表示欢迎，一方面是因为的确同情他们的遭遇，另一方面则是希望基督徒难民能够打破新生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此外法国人还认为，基督徒自然会更支持他们的统治，并系统性地让他们在政府工作中得到提升。

1946年叙利亚独立后，对基督徒难民潮的接纳不可避免地招致强烈反对。尽管复兴党的创始人之一米歇尔·阿夫拉克（Michel Aflaq），与后来成为总理的叙利亚民族主义运动领导人法利斯·阿尔-库利（Faris al-Khuri）都是基督徒，但反基督教情绪仍很普遍（在后殖民时代，这是可以理解的）。有人试图扶植伊斯兰教为国教，大马士革大清真寺的伊玛目一度宣称，对他来说，一个远在印度尼西亚的穆斯林比他本国的（基督徒）总理阿尔-库利距他更近。叙利亚体制内支持伊斯兰教的呼声日益高涨，导致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有约25万基督徒从叙利亚出走，仅阿勒颇一地就有12.5万亚美尼亚人移民到苏联治下的亚美尼亚。这些难民包括现任亚美尼亚总统列翁·特尔-彼得罗相（Levon Ter-Petrosyan）。

1970年哈菲兹·阿萨德发动“纠正运动”，接管政权，结束了叙利亚基督徒的动荡年代。阿萨德是阿拉维派教徒，这个派别是伊斯兰教的少数派，被正统的逊尼派穆斯林视为异端，蔑称为“努赛里斯”（意为“小基督徒”）。阿萨德通过组建一个由叙利亚的众多宗教少数派——什叶派、德鲁兹派、雅兹迪派、基督教徒和阿拉维派——构成的联盟来巩固自己的权力。通过这个联盟，阿萨德得以制衡占人口多数的逊尼派。在阿萨德掌权的叙利亚，基督徒过得一直不错：目前阿萨德最亲近的七名顾问中有五名是基督徒，包括他的首席笔杆子；十六位内阁部长中也有两名基督徒；武装部队和秘密警察的所有关键职位都由基督徒和阿拉维派共同把持。和我聊过天的所有人都不相信官方发布的人口统计数据，基督徒自己估计他们在叙利亚总人口中的比例应该略低于20%，阿勒颇的基督徒比例则在20%到30%之间，这是整个中东地区基督徒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

一到叙利亚，你会不由自主地注意到这里的基督徒的自信。尤其是如果你像我一样，从尼西比斯越过土叙边境：叙利亚一侧的城镇卡米什利（就是格里高利奥斯·约翰纳·易卜拉欣大主教成长的地方）75%的居民是基督徒，几乎每一家商店、每一扇车窗都装饰着基督的圣像和圣母玛利亚的画像——经历过土耳其基督教徒的偷偷摸摸以后，这里着实算得上光明正大。此外，图罗尤语，也就是图尔阿卜丁的现代亚拉姆语，是卡米什利的第一语言。如果耶稣明天重临人间，卡米什利应该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几个能听懂他说话的城镇之一。

就基督徒而言，所有这一切的唯一问题在于，他们逐渐意识到，当阿萨德逝世或他的政权最终解体时，他们很可能会面临另一场更为酷烈的冲击。叙利亚的基督徒们看着伊斯兰运动在整个中东地区发展壮大，富裕些的基督徒无不两头下注，怀揣两本护照（或至少传言如此），以防叙利亚局势在未来的某个阶段恶化。

我在阿勒颇的集市上闲逛时，遇见一位悲观的亚美尼亚生意人，他说：“宗教激进主义正在穆斯林群体中蔓延。看看这些姑娘，现在她们都戴上了头巾，仅仅五年前她们都还没有戴。没人知道阿萨德去世或辞职后会发生什么。只要这个瓶子被结实的软木塞封着，就一切太平。但塞子总有一天会被拔出来。没人知道到那时我们会遭遇什么。”

当基督徒惴惴不安地为哈菲兹·阿萨德唱赞歌时，绝大多数逊尼派仍在抱怨阿萨德复兴党政府的压迫和他手下秘密警察的冷酷无情，尽管和我聊过的一些穆斯林承认，他们心不甘情不愿地钦佩阿萨德作为领导者的敏锐和坚韧。在不存在任何合法反对派的局面下，心怀不满的叙利亚人通过一系列消费阿拉维派统治集团的政治笑话聊以自慰。当我从叙利亚正教的大教堂出来，所乘的出租车跟在一列慢吞吞的货骡后面穿过集市时，司机给我讲了这个关于阿萨德的故事：

“我的表弟在大马士革跑出租。有一天，他在等红绿灯的时候，一辆挡风玻璃模糊不清的豪车追了他的尾。出租车尾部完全被撞坏了。我表弟容易冲动——我们全家都这样——所以他从车里跳出来，开始激情辱骂那辆豪车里的人，骂他们是未婚母亲的儿子、大小便失禁的骆驼的兄弟、母山羊的父亲等等。骂了两分钟，那辆豪车的后窗降下半英寸，一张名片从窗户缝里塞了出来，上面有一个电话号码。我表弟大喊：‘这是什么意思？’但车窗又关上了，豪车绕开了他和他那辆被撞出褶子的出租车，只留下他对着空气大喊大叫。

“我表弟决定向那辆豪车的车主索取点赔偿，所以第二天他去了一个电话亭，拨了名片上的号码。一开始他说了几句客套话，想让对方态度缓和一些，然后他要求那人赔他一辆新的出租车，说有十五个人指着他挣的钱过日子，他妻子抱病，女儿明年就要结婚。

“电话那头的人不吱声，所以我表弟又发火了，他骂对方是以色列狗的呕吐物和野猪肚子里的蠕虫。他就这么骂了五分钟，突然，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安静的声音：‘你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吗？’

“‘不知道。’我的表弟回答。

“‘你在跟哈菲兹·阿萨德说话，’一个阴恻恻的声音说道，‘你也许知道，我是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总统。’

“‘我知道你是谁，’我的表弟毫不犹豫地说，‘那你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吗？’

“‘不知道。’那边惊讶地回答。

“‘谢天谢地！’我表弟说，砰的一声挂了电话，飞快地窜回他的车里，使秘密警察没来得及追查这个电话的来源，然后依阿萨德总统的心情把他请来小住一番。”

阿勒颇，9月4日

昨晚我熬夜看了都主教借给我的《叙利亚修士史》，作者是赛勒斯主教狄奥多勒。狄奥多勒与约翰·莫斯克斯差不多是同时代人，而从这本书看，他的趣味甚至比莫斯克斯还要古怪。

如果狄奥多勒是可信的，那在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人物既非歌手也非舞星，甚至不是御车手，而是圣徒与苦行僧。老圣西米恩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的隐修柱位于阿勒颇以西几英里的地方。

“当他的声名传扬于各地时，”狄奥多勒写道，“每个人都向他奔去，因此当人们从四面八方、大街小巷如河流一般汇聚到这里时，放眼望去就成了一片人海。不仅仅是我们这一地区的居民，还有伊斯玛尔人、波斯人、亚美尼亚人乃至从更远的地方来的人：泰西之地的人，西班牙人、不列颠人和夹在他们中间的高卢人。意大利人就不必说了。据说他在罗马这座大都市里非常有名，所有的作坊门口都立起了他的小雕像，希望他能给他们带来护佑和平安……”

狄奥多勒是那些了不起的拜占庭苦行僧的主要编年史家，实际上也是他那个时代一流的名人传记作家，远至坎特伯雷也有人读他的作品。但他笔下的人物——有些住在悬挂的笼子里，有些自闭在隐居地，有些藏身在蓄水池里——呈现的是一组截然不同的难题，而对于这些人物的种种小缺点和欲望，如今的传记作家都在进行细致入微的研究。老西米恩也许是狄奥多勒笔下最出名的人，但绝非最古怪的。例如，有一个名叫巴拉达图斯（Baradatus）的人，狄奥多勒恭喜他发明了“新的耐力考验”。此人在隐居处上方的山脊上，用木头做了“一个小箱子，甚至比他的身体还小”，他就住在这个箱子里，不得不一直弯着腰。箱子顶上只有窗洞没有盖板，所以他既遭日晒又被雨淋，但他都忍耐了下来。

最终，巴拉达图斯的主教说服他从这个“格子棺材”里出来，但这位隐士非但没有罢休，反而想出了一种更不寻常的方式来追随他内心的感召。巴拉达图斯决定，他的新修行方式得要一直站着。但这在当时是一种相当常见的苦修形式（金口约翰年轻时曾用这种方法自我惩戒，一口气站了两年），巴拉达图斯最后似乎决定，下半辈子站着度过还不够，他决心给自己制造更多的困难。他用一件皮衣“包裹住整个身体——只在鼻子和嘴巴周围留了一个小小的呼吸口”。这样一来，除了要终日站着，他还得在叙利亚酷热难耐的仲夏时节被活活炙烤，简直是拜占庭时代的带包装加热修士。

然而，与狄奥多勒笔下的另一位主人公萨拉雷乌斯（Thalelaeus）相比，他还是显得不足挂齿。萨拉雷乌斯造了一个笼子，然后把这个精巧的装置悬挂起来。“截至目前，他已经在这个笼子里住了十年了。他是个大块头，所以即便坐下也伸不直脖子，但他总是弯腰坐着，把前额紧紧地贴在膝盖上。”

当狄奥多勒去拜访这个怪人时，发现他“以极度的专注从神圣的福音书中获益”。狄奥多勒貌似至此才意识到，这种行为也许只是有点奇怪罢了。他如是写道：“我询问他为何选择这种新奇的生活方式。”萨拉雷乌斯已有答案：生活要尽可能地不舒服，这是给未来上的一份保险，以防将来生活得更不舒服。他说：“我背负着许多罪孽，我相信审判正在等待我，于是我选择这种生活方式，对肉体施以适度的惩罚，以减轻那些正在等待我的惩罚，因为后者在质和量上都比前者严重得多。因此，如果现在这些轻微的痛苦能够减轻那些在前方候着我的痛苦，那我的收益将是巨大的。”

在绝大多数人类社会里，这样的苦行僧也许会遭到一定程度的质疑。但在拜占庭，似乎每个村庄都希望拥有一名自虐的隐士，他能给村民们带来好运，治愈疾病，驱散魔鬼，并为他们在凡间的君士坦丁堡和更遥远的天堂积福。身边有修士死去则更是一件喜事：这样村庄就可以认领尸体，丰富本地的圣遗物收藏。如果狄奥多勒的记载是可信的，那垂死的圣徒们周围徘徊逡巡着数百个急切的拜占庭农民，等他们一从栖木上掉下来，就把他们瓜分掉——对高柱修士而言，“栖木”就是字面意思。

狄奥多勒记录了这样一个案例：当时有消息说，一位名叫詹姆斯的著名隐士身患沉疴，命不久矣。之前有一次詹姆斯病重，狄奥多勒被迫行使他作为主教的权力，驱散一群手持镰刀前来搜寻圣遗物的人。但没过多久，詹姆斯的病情突然恶化，而此时狄奥多勒到阿勒颇办事去了，赛勒斯的人民不得不实行自治。

狄奥多勒写道：“当听闻发生了什么事后，许多（农民）从四面八方赶来抢夺他的躯体。镇上所有的人，包括士兵和居民，都火急火燎地（赶到詹姆斯居住的地方，在往西四英里处的一座山顶上），有些人拿起了军事装备，另一些人则抓到什么用什么。他们紧密地组织起来，通过弓箭和投掷石块展开战斗——不是为了伤人，而是为了恐吓（他们面前这些乡下的对手）。如此赶走了当地居民之后，他们把詹姆斯安放在一个垃圾堆上，而他本人则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头发被（作为圣遗物）拔了下来——然后人们（带着不省人事的詹姆斯）出发回了城里。”

由于对垂死的苦行僧进行了一系列先发制人的突袭，赛勒斯的圣遗物收藏大获丰收，于是狄奥多勒提议将这座城镇改名为哈吉奥波利斯（Hagiopolis），意为“诸圣之城”。我手中的地图显示它的遗址位于阿勒颇以北四十五英里处。我打算明天乘车去那里，把大主教借给我的书带上，去看看狄奥多勒当年的主教辖区还剩下些什么。

阿勒颇，9月5日

因为发现没有去赛勒斯的巴士，所以我决定搭便车。我一大早就醒了，拿了一小袋菲塔奶酪、一些切片面包和一瓶叙利亚淡啤酒。接着乘旅馆的出租车来到郊区，随后开始步行。

今天的天气相当凉爽，还是个阴天，这很稀奇——从阿索斯山开始，一路上都是烈日当空，热得人乏力。没过多久，我碰到了一个贝都因人开的路边摊。摊位是用棕榈叶搭的，卖的是连枝的熟枣。我买了一根，半小时后，一名库尔德卡车司机来接我，我们一起吃枣子，把枣核往车窗外吐。

我们朝西北方向行进，路上的风景逐渐变得荒凉：阿勒颇北部边缘地带的核桃树与开心果树的浓荫，逐渐让位给更加干旱、崎岖的土地。在那些小块的耕地上，一队队戴着眼罩的马套着挽具，拉着原始的木犁。穿着有刺绣的衣服、头戴白色头巾的妇女锄着地，她们的女儿手提水桶站在一旁看着。在她们上方，山坡的边缘，能够望见废弃的拜占庭瞭望塔的遗址。它们俯瞰的那片薄土，曾经是结实累累的葡萄园，古代晚期安条克的酒馆里人们痛饮的叙利亚红葡萄酒就产自这里。

车开出十几英里后，在路对面的山坡上，我瞧见一座宏伟的罗马式大教堂的废墟，它坐落在一片小小的橄榄树林中。没有屋顶，已经被废弃，但其他部分却几乎奇迹般地完好无损。出于好奇，我让我的库尔德朋友停车放我下去。卡车在一团黑色的尾气中开走了，在骤然降临的岑寂之中，我向那片废墟走去。

穆沙巴克（Mushabbak）教堂隐没在橄榄树林中，完全与外界隔绝。当年这座山上基督徒摩肩接踵，它则是那个时代遗留至今的唯一见证。如果给中殿加一个新的木屋顶，把地板清扫一下，再稍微修理一下山墙，那这座教堂明天就可以投入使用了。但就像中东地区的许多基督教堂一样，这座令人惊叹的大教堂现在只是一个便利的羊圈：我走过田野，穿过橄榄树林，看见一个牧童正从遗址边的一口井里打水。他把水倒进一个水槽里，当我走近时，意识到那个水槽其实是教堂从前的圣水盆。男孩向我打了招呼，领我进去。

两只母羊和四只小羊羔被拴在旁边的小礼拜堂里。不远处站着一头上了鞍的驴和一条狺狺狂吠的牧羊犬。两条宏伟的弧形拱廊沿着素朴端肃的中殿向前延伸，通往一座弧度适中的后殿。虽然既无饰物也乏装潢，但教堂的比例精妙和谐，美轮美奂。它显然是拜占庭极早期的建筑，大约可以追溯到公元五世纪晚期，不过它与罗马式建筑极为肖似，且在规划和风格上几乎全然是十二世纪早期法国教会建筑的先导。如果把它挪到奥弗涅（Auvergne）的一处山坡上，绝不会显得格格不入。尽管如此，它的精神气质却在某种程度上与法国建筑截然不同。

当你想到法国的罗马式建筑——韦兹莱（Vézelay）的、欧坦（Autun）的、安齐-勒-杜克（Anzy-le-Duc）的或穆瓦萨克（Moissac）的——你想起的是那些热热闹闹的、富于生命力的场景：柱头周围雕满咬人的猛兽；门楣上《启示录》中的二十四位长老挤在一起，正忙着演奏他们的维奥尔琴；天使为末日审判吹响号角；逝者复生，仿佛从石棺里爬出来的甲虫。这些雕塑富于趣味，玄妙离奇又无拘无束，就像那些手抄本的旁注，世界被颠倒过来，兔子用弓弩追杀猎人或猎犬。

但在此地，在拜占庭时代的叙利亚的石头外壳中，一种更加克制和清教徒式的精神在发挥作用。拱门中央的拱顶石上雕刻的是一顶月桂花冠，里面刻着一个小小的等臂十字架。除此之外没有任何装饰性雕塑来破坏石雕本身严肃的纯洁。柱头都不具备具象意义，其上的棕榈纹和螺旋状涡纹雕刻得漫不经心，几乎像是不小心划上去的。窗户上方没有线脚，门上和后殿的拱门周围也没有莨苕纹饰。这座教堂的指导精神是近乎狂热的素朴端肃，就像狄奥多勒笔下的苦行僧们信奉的生活方式一样。

这种如出一辙的严峻态度并不是巧合。因为恰恰是在这些偏远的乡村地区，狄奥多勒笔下的叙利亚苦行僧最受欢迎和崇敬。在那些人口素质较高、受过古典教育的城镇里，人们对苦行僧的看法有时会产生分歧：早在四世纪，多神教演说家利巴尼乌斯就称修士是“吃得比大象还多的黑袍部落，像大河一样横扫全国，在神庙和庄园里四处肆虐”。利巴尼乌斯显然不是唯一一个抱此想法的人。金口约翰（他原来是利巴尼乌斯的门徒，后来转而反对他的多神教导师）在一次布道中抱怨说：“无论（安条克的）居民聚在什么地方说闲话，里头肯定有一个吹嘘他是第一个殴打修士的人，一个吹嘘他是第一个发现修士的小屋的人，一个吹嘘他是鼓动地方法官对圣徒采取行动的人，一个吹嘘他是把修士们拖过大街小巷，然后看着他们被关进监狱的人。”

然而在农庄和村子里，情况则大不相同。在这些地方，头脑简单的拜占庭农民在遇到麻烦时，总是向业余的或未经认证的圣徒寻求帮助，而不找帝国官员或专业的神职人员。正如狄奥多勒所言，圣徒取代了多神教的神灵：他们的圣祠取代了供奉多神教神灵的庙宇，他们的纪念活动取代了从前多神教的节日。狄奥多勒的朋友，那位住在笼子里的隐士萨拉雷乌斯就是一个例子。他住进了一座仍在使用中的异教徒神殿，并战胜了所有试图驱逐他的人（“他们根本搬不动他，因为信仰将他包裹起来，上帝的恩典为他战斗”）。后来他凭借一些兽医学方面的超自然力量，设法使当地人皈依：狄奥多勒走访了一些皈依他的人，他们“宣称许多奇迹都有赖于他的祈祷，不光是人，骆驼、驴和骡子都在享受恢复健康的欢喜”。这种对村里的牲畜的治疗似乎打破了平衡：萨拉雷乌斯已经赢得了农民的心，在新的皈依者的帮助下，他“摧毁了恶魔的地盘，为胜利的殉道者建立了一座伟大的圣殿，反对那些被错误地称为神的‘神圣的死者’”。

拜占庭时代的人们相信，圣徒（如萨拉雷乌斯）能够凭借他们忍受肉体磨难的本领，冲破肉眼可见的世界与神圣世界之间的那道帷幕，从而直接触碰到上帝，这些是普通信徒办不到的。因为人们相信肉体受到的摧折使圣徒发生了变化：“你可以变成一团火，只要你愿意。”在一则关于沙漠教父的故事中，主人公约瑟夫神父如是说，他举起他那已经“变成了十盏灯”的手指，它们被“神自存的光辉”点亮，和圣像画上的伟大圣徒头上的光圈一般。人们认为，达到此等境界的圣徒就能将凡人的祈祷传到遥远的天庭，就像古老的神灵有能力让不孕的妇女得子、治愈病人，以及预测未来。

不过，圣徒们的首要任务大概是同魔鬼斗争。当时的人们认为这个世界被看不见的黑暗势力包围，被它们打倒不仅是错误，更是一种罪孽，魔鬼的行动是一种日常的刺激，乃至侵入最寻常的家庭活动。新近发现的一张莎草纸残片，讲述了一对年轻拜占庭夫妇（丈夫是个富裕的面包师，妻子是一位商人的女儿）的婚姻是怎么破裂的。他们在离婚申请中写道：“我们过去维持着平静而体面的婚姻生活，但我们遭遇了一个邪恶的恶魔，它在暗处袭击了我们，企图让我们离婚。”同样，约翰·莫斯克斯也讲过一个故事，莱西亚（Lycia）的一所修女院被一群魔鬼袭击，结果“五个处女思凡，密谋逃出了修女院，然后结了婚”。

就像后来取代了他们的穆斯林精灵一样，拜占庭时代的恶魔们潜伏在古老的庙宇和偏远的山坡上，比如我现在所在的这座大教堂周围：安纳托利亚曾有一位名叫西肯的狄奥多若（Theodore of Sykeon）的圣徒，他的传记里提到，一群农民在一处偏僻的山坡上挖土堆时，无意中释放出了一大批恶魔，恶魔不仅附体了农民，还附体了他们的邻居和饲养的牲畜。只有狄奥多若这样的圣徒才能把邪灵赶回其老巢，使它们永不得出。修士与圣徒被认为是对抗魔鬼的奴仆的“出色战士”，只有在他们（以及他们的护身符、圣遗物和药物）的帮助下，人们才能与恶魔战斗乃至将其击败。在整个东地中海世界，这一传统仍在延续：时至今日，基督教的修士们仍被看作能力超群的驱魔人，和他们共享这一天赋的还有伊斯兰教的苦修者——信仰苏菲主义的穆斯林。

我脑海里想到这些时，正走在空无一人的乡间小径上，希望能搭一辆便车去赛勒斯。两个小时后我才碰了好运气。拯救我的是阿拉伯人阿鲁夫（Alouf）先生，一位上了年纪的法语爱好者，长相酷似欧麦尔·沙里夫（Omar Sharif）。我们驱车上路时，他说现在赛勒斯已经没有人住了，但他知道怎么走，因为在遗址旁边有一座著名的圣徒尼比（意为先知）乌利的圣祠。阿鲁夫先生补充说，他今天不忙。如果我愿意的话，只需花一点钱，他就可以送我去那儿。他说了一个合理的数字，我同意了。

我们沿着一条狭窄的山路一路向北。车开得越远，贫瘠土地上的橄榄树林就越多。我们翻过一段狭窄的山脊后，眼前出现了一片广袤的银灰色树林，把山丘分隔成一个个小方格。在某些朝南的山坡上，农户正开始收橄榄。摇摇晃晃的木梯子架在盘曲多节的老橄榄树上，地上铺着床单。用绳拴着的驴子站在附近，驮着准备用来装橄榄的空鞍袋。不远处，一群群穿着阔腿裤的人正把装着橄榄的袋子运上等候在旁的马车。

我们经过一条瀑布，水潭里面有几个小孩子在玩水，接着驶过两座美丽的拜占庭拱桥。我知道其中一座是狄奥多勒督造的。我们马上就要到目的地了。

这个地方着实偏僻得令人吃惊，但事后回想起来，这是我早该料到的。狄奥多勒在他的私人通信中经常抱怨他所在的主教辖区的小地方习气。他在大都市安条克的一个富裕家庭里长大，时时感到在偏远的赛勒斯的生活令人丧气。他恳求信差们到君士坦丁堡去打听最新八卦，并抱怨说他的辖区里连个像样的面包师都没有。在一封特别能说明问题的信中，他称赛勒斯是“一座小城”，声称自己通过大肆铺张“遮掩”了这座城市的丑陋。在另一封写给他的朋友，即智者伊索卡西奥斯的信里，他说当一位熟练的木匠来到城里时，他非常激动。在安条克，来了个木匠根本不是什么新闻，但在赛勒斯，所有位高权重的人物——总督、将军与狄奥多勒本人——都想雇用他，而狄奥多勒保证，一旦这个木匠给他干完活儿，就会将其送到他的朋友那里。

在越来越陡的山坡上开了三英里后，赛勒斯的断壁残垣骤然从橄榄树林中拔地而起。一堆残破的建筑——弧形剧场、支离破碎的带拱廊的公共建筑、凌乱的柱子和柱子底座——散落在地上。很少有两层以上的建筑物。但在遗址的中心地带，一座锯齿状堡垒矗立在巉岩上，俯瞰着周遭的一切。查士丁尼曾经下旨重修和加固这座堡垒，以抵御波斯人的侵犯。

阿鲁夫先生让我在一座拜占庭时代的大门旁下了车，它呈蜂蜜色，现在已成残骸。我顺着玄武岩城墙向那座堡垒爬去。乱石中游走着出来晒太阳的蜥蜴。虽然已到正午，但气温不高。城堡上空乌云翻涌，吹来一阵清风。爬到一半时，我遇到一只跌跌撞撞的大乌龟，以极慢的速度用腿和乌黑的爪子慢慢地挖洞，准备过冬，乱石随着它的动作发出嘎啦嘎啦的声音。天气转凉了，夏天快过去了。

这座城市的建筑物中只有我眼前的这座堡垒是完好无损的：连接它们的巨大的圆角堡垒和城墙上的方形角楼仍有几个地方升到了原来的高度。我爬上女儿墙，身后的山坡上滚下了松动的碎石，我坐下来啃面包和奶酪，俯视着狄奥多勒的城市破碎的残迹。

在堡垒中间偏北一点的地方，能够望见狄奥多勒大教堂的轮廓，它是献给圣徒科斯马斯和达米安的，一座长长的带拱的大教堂，在周围那些较小的世俗建筑的方形地基中显得格外醒目。教堂旁边的那座建筑想必是主教官邸，狄奥多勒在结束他的拜访后就心潮澎湃地回到这里——也许有个瘦削而衰老的隐修士允许他进入自己紧闭的房门，或某个以脾气恶劣闻名的高柱修士允许他把梯子靠在柱子上，爬上去和他聊聊天。在大教堂的另一边，与后堂的南墙相连，立着一个小的附属建筑的地基，可能是一座圣祠。我在漫步下山时心想，隐士詹姆斯最后是不是在这里去世的，狄奥多勒曾试图把他纳入赛勒斯的圣遗物收藏，尽管他极力抗拒。

墙外，在镇子和大教堂相对的那一头，有一座古代晚期的殉道者陵寝，屋顶呈六面锥形，石料色泽秾丽，仿佛康沃尔浓缩奶油上凝结的硬壳。在十三世纪或十四世纪的某个时候，这座风姿秀雅的古典建筑被墙围了起来，改造成了苏菲派圣徒的圣祠。它如今仍在使用，我此前已和阿鲁夫先生约好在这里会合。

我在塔下的一座小清真寺里找到了他，他盘腿坐在祈祷室的一条地毯上，正和管理圣祠的教长说话。教长是个拄拐的跛脚老人，穿着宽松的沙尔瓦裤，留着稀疏的灰色胡须，卡菲耶系成土耳其的式样，多出来的一截垂到脖子后面。他头顶的天花板上悬挂着一束干枯的黄色花朵。我问我的朋友那束花是干什么用的。

阿鲁夫说，这是防止有人再打清真寺的歪主意。

“以前有人这么干过吗？”我问。

“很遗憾，有，”教长回答说，“在我们把花挂上去之前来过两个小偷，他们把清真寺里所有的地毯、钟、电风扇和扩音器都偷跑了。过来看看吧。”

他领我们穿过一扇门，进入墓室的一个拱形坟冢。穆斯林圣徒的纪念碑被鸠占鹊巢地放置在原来的罗马殉道者的正上方。

“这是病人来过夜的地方，”教长说，“多亏了乌利先知，到了早上，他们就痊愈了。这是个神圣的所在，可那些小偷来这里掘地三尺，以为能找到钱，但他们的所作所为不过是亵渎坟墓罢了。后来我对乌利先知说：‘你要多加小心呀。’我用手杖在他的坟墓上敲了两次，表示我是认真的。”

“你和圣徒说话？”我问。

“那当然，”教长宽容地笑着，好像我问的是一些只有外国人才会问的浅薄问题，“每天都说。”

“通过什么途径？”

“他来梦里找我，”教长说，“他向我传达建议和指示：‘不要离开我的圣祠，好生看管它，把它维护好。’”

“他长什么样？”

“一张圆脸，浓密的黑胡子……”

“穿什么衣服呢？”

“不知道，我只看到他的脸，”教长说，“这二十年来我一直在这里当教长。前一位教长是我父亲，再往前一位是我爷爷。”

“代代相传吗？”

“对，很多代。我叫阿卜杜尔·梅森，我的父亲叫马莫，他的父亲叫谢霍，谢霍的父亲叫米斯托，米斯托的父亲叫马莫，马莫的父亲叫伊珊……再往前我就记不得了。太久远了。”

“和我说说乌利先知吧。”我说。

“你没听过这个人吗？”阿鲁夫先生大吃一惊，“基督徒也敬奉他的。很多基督徒——亚美尼亚正教徒、叙利亚正教徒、天主教徒——都来这里向他致敬。我想你们的《圣经》里有这个人，我们的《古兰经》里也有。”

“是哪一个？”

“先知大卫的军队的首领，”教长说，“大卫为了娶他美貌的妻子把他杀了。两个天使，米迦勒和加百列出现了，问大卫都已经有九十九个妻子了，为什么还要再娶一个。你听过这个故事吧？”

“我听过。但是我们基督徒管先知乌利叫赫人乌利亚。”

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错综复杂的故事：一个中世纪的穆斯林圣徒，被埋葬在一座比他古老得多的拜占庭墓穴塔楼里。而又不晓得是怎么回事，他与《圣经》和《古兰经》里的乌利亚搞混了。也许这位圣徒的名字就叫乌利亚，久而久之，他的身份也就和《圣经》中与他同名的人混在一起了。更引人好奇的是，在这个一直以来都以基督教圣祠闻名的城市，狄奥多勒笔下的那些基督教圣徒刚刚离去，苏菲派的传统就直接接上。就像穆斯林祈祷的形式，他们的鞠躬和跪拜，似乎源于我在圣加百列修道院看到的古老的叙利亚基督教传统，正如最早的宣礼塔建筑明显源于古代晚期的叙利亚基督教堂塔楼，因此伊斯兰神秘主义和苏菲主义的根源，与拜占庭基督圣徒和在他们之前穿越近东的沙漠教父非常接近。

当下的西方世界经常将伊斯兰教视作一种与基督教截然不同的文明，而且伊斯兰教的一些人确实对基督教抱有敌意。但只有当你走在基督教的东方发源地时，才能意识到这两种宗教之间的联系有多么紧密。伊斯兰教吸收了基督教的经典和教义思想，且至今仍然体现了早期基督教的许多方面和实践（在现代西方基督教中已经没有了）。早期的拜占庭人第一次面对先知穆罕默德的大军时，觉得伊斯兰教仅仅是基督教的一支异端，从许多方面来看他们并没说错：伊斯兰教吸收了大量《新约》和《旧约》中的内容，也敬奉耶稣和古代的犹太先知。

如果约翰·莫斯克斯今日重返人间的话，他很可能会发现，比起当代的美国福音派，他对现代伊斯兰苏菲派要熟稔得多。然而这一简单明了的真理失落已久，因为我们一直把基督教这一源自东方的信仰视作一个西方宗教。此外，当前西方对伊斯兰教的妖魔化，以及近年来在部分穆斯林中出现的宗教激进主义思想（从许多方面来讲，它本身是对西方一再羞辱伊斯兰世界的一种反抗），导致很少有人知道或希望知道基督教与伊斯兰教深厚的“血缘”关系。

这些年来，由于这一点，以及其他一些原因，当代东方基督徒本就如履薄冰的处境越来越岌岌可危。他们和西方的教友信奉同一个宗教，却又和身边的穆斯林拥有强大的文化联系，于是尴尬地夹在这两个事实中间。因此，融合的重要性仍然存在于像先知乌利的圣祠这样的地方。这种受人欢迎的融合（基督徒在穆斯林的圣祠礼拜，反之亦然）在中东地区一度非常普遍，但现在只存在于少数几处相对宗教宽容的绿洲之中了。这凸显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两大宗教之间的密切联系很容易归于遗忘，因为东方基督徒——伊斯兰教与西方基督教之间仅存的一座桥梁——为了应对伊斯兰建制派日渐高涨的敌意而逐渐移民国外。

“现在还是有非常多的基督徒到这里来，”教长继续说了下去，打断了我的思绪，“主要是些病人，希望来这里治病。上周来了一个信基督教的女孩子，她病了好几个月——脑袋很不舒服——她梦到了先知乌利。于是她来到这里，在坟墓上过了一夜。第二天她就全好了。上周五她带着一只绵羊回来，羊身上挂满了鲜花和彩带，羊角上也染了凤仙花汁。祈祷过后，他们割断了羊的喉咙。然后把它煮了，大家分着吃了。”

“这种事常有吗？”

“每周都有。我为这只绵羊念了几句祈祷词，然后人们就在墙那边亲手把它宰了。”

“每次都是绵羊吗？”

“也不是，”阿鲁夫先生说，“通常是绵羊，但有时候也会用小骆驼、小公牛犊或者小山羊。不拘是什么，必须是一种好的动物——狗不可以——而且必须年龄小，身体健康。生病和怀胎的都不行。”

“然后，”教长说，“人们拖着动物，围着坟墓绕行三圈，再把血洒在墓上和通往墓穴的门廊上。这是为了感谢先知乌利实现了他们的心愿。”阿鲁夫解释说：“他们来之前已经向先知乌利许诺过，如果他对他们施以仁慈，那他们就给他献祭一只动物。所以当他实现了他们的愿望后，他们必须履行诺言。”

“我们相信，如果他们献祭的动物不是之前许诺的那一种，或者动物不那么好，又或者根本就不来还愿，那乌利先知就会惩罚他们。”教长说。

“怎么惩罚？”

“有很多种方式，”阿鲁夫先生说，“他可以让人生病，也可以让精灵附体。有很多种灾祸等着说话不算话的人。”

“有一回，一具尸体被运到这里安葬。人们把他安放在外面的水井旁边，准备给他清洗遗体。但不久前这个人向先知乌利许了愿，却没来还愿。所以当人们把他抬到这里时，井干了，没办法清洗他的遗体。先知不希望这个人接近他。他拒绝了他，于是这个人不得不被埋到其他地方去。第二天，井里又有水了。”

“圣徒拒绝一个逝者是最糟糕的事情，”阿鲁夫说，“我们认为这是对一个家庭的荣誉的极大侮辱。”

“但如果一个人很慷慨，献祭了一只上好的绵羊来兑现他的诺言，”教长说，“那我们相信他会在末日审判那天骑上这只羊。羊会把他驮到天堂去的。”

“基督徒也信这个吗？”

“在这件事上，基督徒和我们没区别，”教长说，“除了有的时候，基督徒送来的病人额头上有基督的标记。”

我们一边说着话，一边由教长领着走上一段由整块石头造成的台阶，来到这座拜占庭陵墓顶上的带拱露台。六角锥屋顶的每个面上都有一个巨大的拱门，金字塔就从这个拱形物中出现在我们的上方。透过一个拱门，我看到墓地里的树木正在瑟瑟作响。圣祠门口，一辆拖拉机正从一辆满载库尔德工人的拖车上卸货。一群老人拥进屋里做星期五的祈祷，而他们的妻儿则在外面的水井边等候着。

教长面朝南站着，双手捂住耳朵，开始进行宣礼。他那没有因扩音器而失真的、柔和温雅的声音，越过狄奥多勒大教堂的废墟，越过橄榄树林，越过“诸圣之城”中无数圣徒和殉道者倾圮的坟墓，飘向远方库尔德达赫（Kurd Dagh）蓝紫色的群山。

阿勒颇，9月9日

在阿勒颇的最后一个早晨，我偶然发现了一件最意想不到的拜占庭遗物。它隐藏在这座城市肮脏而偏僻的街道旁的教堂里，仿佛一块隐藏在某个不为人知的采石场里的珍稀化石，没有受到潮流变化的侵蚀，保持原貌直至今日，它是一种古老的素歌形式，也许是格里高利圣咏的直接祖先。若真是如此，那它可能代表了整个西方圣乐传统的主要根源之一，就像它听起来那样非比寻常。

这一发现始于和都主教格里高利奥斯的谈话。我们见面的时候，他顺嘴提到在阿勒颇曲折幽深的市井里避难的不同群体中，有乌尔法利人（Urfalees），也就是乌尔法（即古时候的埃德萨）的叙利亚基督徒的后裔。据我读到的乌尔法近代史，以及我上个月访问那里时所了解到的情况，乌尔法的叙利亚正教徒社群遭受了和不幸的亚美尼亚人一样的命运。但事实显然并非如此。虽然乌尔法的很多苏里亚尼人的确在一战中死于屠杀，但阿塔图尔克于1924年从法国人手中夺回乌尔法时，这里的苏里亚尼人仍然不少，足以让土耳其领导人担心乌尔法的民族纯净度。因此，他下令立即驱逐所有从奥斯曼人的刺刀下幸免的基督徒。

乌尔法利人的大篷车接二连三地离开了乌尔法，他们安全地越过了叙利亚边境，这令他们自己都感到吃惊。在法国官员的陪同下，他们来到了阿勒颇郊区一片满地帐篷的地方。这个地方现在还在，尽管那些帐篷已经被一堆破破烂烂的混凝土建筑取代，就像二十三年后巴勒斯坦人搭起的难民营一样。格里高利奥斯告诉我，当年“出埃及”（离开乌尔法）的最后一个幸存者仍然在世，他安排我们见了面。

我在陡峭的楼梯上寻到了马尔福诺·纳梅克（Malfono Namek）的公寓，公寓所在的这条狭窄肮脏的小巷子就是如今叙利亚正教徒的聚居地。马尔福诺（这个词是老师的意思）·纳梅克生着一张瘦削的苦行僧般的脸，蓄着牙刷胡，脸上带着猫头鹰似的警觉神情。他身穿一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细条纹西装，就像以阿尔·卡彭（Al Capone）之事为主题的电影里私酒贩子穿的那种。喝完茶后，我问纳梅克能不能回忆起一点儿1924年他离开乌尔法时的事情，因为他那时年纪应该还很小。

“一点儿？”他说，“我统统都记得！我连在收到伊斯坦布尔下达的驱逐令那天，我在学校里学的是什么都记得。如果我今天回到乌尔法去，我还能认出我住的区、我住的街道、我家的房子！虽然我在叙利亚已经待了七十年，但那里仍然是我的家乡。”

老人捶着桌子道：“如果有机会，我明天就会回去。可当然是没有机会的。”

“那时候你几岁？”

“十二岁。当时我们每个人都只被允许带一套衣服、两条毯子和一周所需的干粮。其他的一切——教堂、修道院、土地、学校、财产、钱——都必须留下来。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是冬天，所以我穿了一件沙尔瓦裤和一件厚夹克。我记得我和我们的土耳其朋友道别，然后离开了家，然后……”他皱起了眉头，“我想到这些事时真的很愤怒……这是土耳其政府的错。我们的不少土耳其邻居看到我们走都很难过。他们很同情我们。你知道我有一个乌尔法朋友现在还活着吗？我们互相通信。我们已经七十年没见过面了，但仍然保持通信。错在土耳其政府：他们管我们叫异教徒（gâvour），说我们必须走人。憎恨基督徒的是土耳其政府，而非乌尔法的人民。”

我问他当时是否意识到了发生了什么。

“没有，完全没有！”他说。他仰头大笑起来，吓了我一跳。“我当时实在太激动了。我们坐拉货的马车去阿拉伯半岛，上那儿去赶火车。我很高兴，因为我之前从来没有见过火车。我们抵达阿勒颇的时候，我特别高兴。我从来没有想过世界上还会有这么大、这么漂亮的城镇。阿勒颇比乌尔法大多了。有许多富丽堂皇的楼房，晚上还有煤气路灯。我也是头一次看到四轮马车和汽车：当时阿勒颇的街道上有十到十五辆汽车，而乌尔法一辆也看不到。乌尔法也不像阿勒颇用路灯，而是习惯拿着煤油灯一家一家地点。这场景对一个十二岁的男孩子来说太激动人心了。”

老人摇了摇头：“然后幻想很快就破灭了，我们发现自己除了帐篷什么也没有。当时是2月，天气很冷，也没有东西吃。我待在帐篷里很不开心。没有钱，没有灯，没有水。我也听不懂他们说的话。突然之间，我们感到周围的一切都很陌生……过了很多年我们才对这里产生家的感觉。其实直到最近，我们才终于拥有了自己的教堂。”

“你们不和其他的苏里亚尼人一起祈祷吗？”

“不，不，”纳梅克说，“我们必须得有自己的教堂，就像我们有自己的礼拜仪式一样，因为我们的圣歌和其他苏里亚尼人的差别很大，比他们的要古老得多。”

我追问他何出此言。他说乌尔法的人们妥帖地保存着古代埃德萨的传统圣歌，尤其是由乌尔法最伟大的圣徒，叙利亚的圣埃弗雷姆（St Ephrem the Syrian）所写的圣歌。他说有一位名叫吉安马利亚·马拉克里达（Gianmaria Malacrida）的意大利音乐学家目前正在阿勒颇，研究乌尔法利人的圣歌。如果我陪他去乌尔法利人的教堂做晚祷，可能会碰见这位音乐学家，然后我就可以找此人谈谈。

老人戴上一顶洪堡帽，伸手去拿拐杖，带我慢慢走下楼梯。我们一起走过阿勒颇的小巷子，每当在路上碰到他的朋友时，他都彬彬有礼地碰一碰帽檐。街道很狭窄，看上去颇有中世纪的味道，因此当我来到新乌尔法利圣乔治教堂时，被它的惹眼和俗艳吓了一跳。它非常引人注目，仿佛一排乔治王时代的新月楼^[7]里夹了一栋办公大楼，所有建筑用的都是预应力混凝土，弥漫着现代气息，与图尔阿卜丁朴素的古典小礼拜堂大相径庭。里面的情况更坏：闪闪发亮的墙壁上挂着刺目的彩印圣像画，在祭坛的后面，一片小彩灯在神父身后像皮卡迪利广场的霓虹灯广告牌一样不停闪烁。

但是，尽管有如此之多的现代元素，这座教堂的歌声仍然令人震惊。一群上了年纪的神父主持礼拜仪式，伴随着哀歌余音袅袅，百转千回，不绝如缕，几乎是非人间的美，而哈利路亚的旋律如同轻柔的落羽，在渐隐的琶音中飘荡，最后消失在深沉的低音中。高处，站在祭坛上的男孩们把弗拉贝拉^[8]扇得哗啦哗啦响，这是一种教会用的扇子，皮克特人和爱尔兰人的十字架石刻上常能见到它的形影，但它在诺曼征服之前就从西方世界消失了，只有东方教会还在使用它。

礼拜结束后，信众们——烫着硬挺的鬈发、戴白色蕾丝面纱的虔诚女子，穿着浅色热带套装的老头儿——潮水般地朝教堂外涌去。在台阶上，纳梅克把我介绍给了吉安马利亚·马拉克里达。他解释说我最近到过乌尔法，我则说我对他的理论很感兴趣，即乌尔法利人设法保存了古代埃德萨的圣歌。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话题，”吉安马利亚说，点了一支烟递给我，“我已经在乌尔法音乐这个课题上钻研了七年，可能还得再来一个七年我才能最终证明点什么。”

我们三个人绕过街角，来到吉安马利亚的住处。屋里空空荡荡，几乎没有什么家具，但书架上摆满了沉甸甸的参考书、一堆堆笔记本和一行行摆放整齐的盒式磁带。

我说：“我有一事不明，你怎么知道我们今晚听到的音乐从拜占庭时代起就没有变化过？”

吉安马利亚答道：“我们并不是很确定。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专门针对乌尔法利人的音乐的研究，而在我来这里之前，这些音乐从来就没有被记录下来过。但这似乎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且非常保守的传统。虽然还没有确凿的证据，但很难相信这种音乐在过去的岁月里发生过什么大的变化：神圣的传统在过去的世纪里即使有变化，也是非常非常缓慢的。我昨天听了七年前我刚开始做这项研究时录的磁带。虽然没有笔头记录，但从那时到现在，它就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没有增添或删除一个音符。”

“如果他们的音乐没有发生过变化，那意味着什么？”

“在埃德萨的圣埃弗雷姆的赞美诗手稿中，其中一些是年代最早的基督教赞美诗，埃弗雷姆于公元370年时写道，他的旋律和节奏来自由埃德萨的异教徒巴尔代桑创作的诺斯替教派歌曲。他说，它们那‘甜美的节奏仍然诱惑着人们的心灵’——换句话说，它们仍然广受欢迎。埃德萨的每个人都熟悉这些曲调。埃弗雷姆只是加入了一些新词语和东正教的情感态度。所以，如果这些旋律一直以来都没有变化，那它们原则上就应该是巴尔代桑创作的。”

“在公元三世纪写的？”

“巴尔代桑去世于公元220年，所以应该更早，在二世纪晚期。”

“它们和最古老的西方音乐有什么区别呢？”

“关于最古老的西方音乐到底是什么还没有一致意见。目前有四种说法，但它们都是格里高利圣咏的早期形式。最有可能的是安布罗斯圣咏，也叫米兰圣咏。还有罗马圣咏，然后是莫萨拉布圣咏，是西班牙的，以及法国早期的素歌。它们都是古代音乐的代表。就安布罗斯圣咏来说，几乎能够肯定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五世纪，但在公元十世纪之前，我们还没有为它们中的任何一种写过乐谱。”

“但它们的旋律可以和乌尔法的一样古老吗？”

“原则上可以，实际上不太可能。”

“为什么？”

“因为最早的西方素歌都带有明显的东方特点。”

“换句话说，它们像是进口产品？”

“没错，而且有靠得住的书面证据。至少米兰教会有，这个新的西方圣咏有意模仿从前叙利亚的实践：圣安布罗斯的传记作家写过，米兰教会的赞美诗和《诗篇》‘应该用叙利亚的方法来唱’，因为它非常受欢迎。”

这一切都相当符合我从前在书中读到的情况。毫无疑问，叙利亚音乐受到整个拜占庭世界的顶礼膜拜。有文献提到，叙利亚修士组成的乐队在圣索菲亚大教堂里放声高歌，这献给受难基督的陌生祷文震惊了周日上教堂的信众。此外，最伟大的拜占庭作曲家圣罗马诺（St Romanos the Melodist），是来自阿勒颇以南的埃梅萨（现名胡姆斯）的叙利亚人。他的赞美诗和交替圣歌传遍了查士丁尼治下的君士坦丁堡，但这些赞美诗和交替圣歌被证明从埃德萨的圣埃弗雷姆那里借鉴了不少。此外，第一个把赞美诗引入欧洲的普瓦捷的圣希拉里（St Hilary of Poitiers），同样在很大程度上参考借鉴了圣埃弗雷姆的埃德萨赞美诗。圣希拉里曾被君士坦提乌斯二世从高卢流放到小亚细亚，他应该是在流放期间第一次听到这种新的音乐形式的。

“那么，可以说我们今晚听到的，就是现存最古老的基督教音乐吗？”

“这就是我目前正在研究的东西。科普特人和东迦勒底人圣歌的历史也很悠久。它们可能同某些非常古老的犹太教圣歌有亲缘关系，特别是那些由也门的犹太人保存下来的。如果是这样，那他们的圣歌可能比乌尔法利人的还要早。然而就我们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古代埃德萨圣歌应该是基督教传统中最古老的。我们今晚所听到的一切都表明，这就是如假包换的古代晚期埃德萨的音乐。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是一个很大的假设——那你当然可以把它认作现存最古老的基督教圣歌，是的。”

“所以，西方格里高利传统的源头，以及后来的一切——帕莱斯特里纳、阿莱格里^[9]和维多利亚^[10]的音乐都是出自……？”

吉安马利亚掐灭了烟。“这些都还只是猜测，”接着他耸了耸肩，微微一笑，“等我的研究发表吧。”

赛德纳亚修女院，9月11日

我搭了一路的便车——一辆卡车、一辆小货车，最后是一辆拖拉机——终于在午饭时间赶到拜占庭小镇谢尔吉拉（Serjilla）的遗址。我坐在山顶上，一边狼吞虎咽着在男爵酒店打包的三明治，一边俯瞰下面山谷中那一大片古代晚期的建筑。

这种古典市景通常只能在罗马和拜占庭的镶嵌画上看到。成群的房屋、一座教堂、一家旅馆、一批公共浴池、两栋带院子的别墅，还有一些零星的农场建筑，在山顶上，能够望见那些带立柱和三角楣饰的建筑物倾斜的屋顶。要是换成其他地方，这些古代晚期的城镇只会留下光秃秃的考古遗址：一列列整齐的褪了色的立柱，支离破碎的排档间饰和散落的额枋。但在此地，出于机缘巧合，我脚下这座鲜为人知的山谷所拥有的拜占庭古建筑的数量，比拜占庭帝国最伟大的三座都市——君士坦丁堡、安条克和亚历山大港——加起来都多。

这里的古建筑品相出类拔萃。有些房屋的外面依然可以看到橄榄油压榨机——一个带石质漏斗的圆盆，底下是一个较矮的用来接油的桶。它仍然立在那里，仿佛已经为今年的橄榄丰收做好了准备。小酒馆的柱廊仍然可为路人遮阳。那座有三角楣饰和住棚的窗子的市政会议大楼，仍然流露出一种洋洋得意的乡下人的骄傲神气，仿佛住在这里的拜占庭乡绅们只是到田野里监工去了，到晚上才会回来商议乡村政治上的重大问题。

六世纪末时，约翰·莫斯克斯在去安条克的路上曾途经这些山丘，而我现在看到的景色和他当年看到的几乎一模一样。往一幢别墅里看，往精雕细琢的门楣下看，我能在黑暗中望见一楼的天花板仍然完好无损：两千年来，地震和社会动荡把安条克夷为平地，却没有在这座建筑上留下任何裂痕。所缺少的只有家具和木器，而这可告诉我们这座精致的老式联排别墅里发生了什么。从山顶看尽风景后，我几乎是失望地发现厨房里竟没有桌椅，梳妆台上也没有摆放水果，这和安塔基亚的镶嵌画上的场景不一样。

在较矮的山坡上，市镇浴场后面，有一副拜占庭时代的石棺，里面空无一物。沉重的花岗岩棺材盖已经断了一半，周围似乎没有人，于是我把沉甸甸的背包藏在剩下的半块棺材盖底下，然后穿过低矮的小山包，向邻近的巴拉镇（al-Barra）走去。

这是一个凉爽而明亮的秋日午后，厚厚的云层从头顶掠过，在山丘上投下转瞬即逝的暗影。群山起伏而多石，山顶上矗立着拜占庭时代的方形瞭望塔。来到巴拉镇时，我的面前赫然是一座五世纪时的方形小教堂。入口由三座相连的拱门组成，每个门洞上都有雕饰精美的半圆形门楣。内部空间很小，只有三个隔间。柱头上雕的是交织缠绕的藤蔓状涡纹，每片树叶都是用浮雕的方法雕刻出来的，就像雕版印刷一样，小小的希腊等臂十字架藏在树叶之间，就像鸟儿在葡萄架上筑巢一般。

我爬上一堵墙，在高处看到了地面上看不见的东西：橄榄树林里散落着另一座完整的拜占庭鬼城，松软的土地上，塔楼、拱顶和半塌的联排别墅的残骸四处可见。从树林的边缘往东，一些最大、最漂亮的别墅里仍然有人居住。我站得高看得远，能够望见最大的一栋房子里，有个戴花头巾的叙利亚妇女从窗户里探出头来。晾衣绳的一端系在她所在的柱廊的最末一根立柱上，另一端则系在一副巨大的罗马石棺的把手上，上面挂着孩子们的衣服，在午后的太阳底下晒着。一群母鸡栖息在附近另一根倒下的立柱上，那根立柱已经被挖空，拿来做了水槽。不过处在低洼地带的小别墅显然就不受村民欢迎了，因为那些房子只有四五间主房，没有足够的空间安置马、驴、山羊和绵羊。我仔细观察时发现，那些房子也没有带地热的浴池，拿它来关矮脚鸡很有用。

我继续向前走去，穿过树林，翻过一堵小小的石墙，它把两户农民的地分隔开来。我翻到一半的时候，才注意到这堵墙是由一堆废弃的门柱、雕花的半圆门楣和有刻字的过梁搭成的，一堆拜占庭时代的雕刻精品堆积在这树林里，多得令人发笑。我想，只有在叙利亚，这种昂贵的通货才会因其泛滥而贬值，以至于被用来搭建如此简陋的隔墙。

翻过这堵墙，穿过镇上老集市的废墟，前方出现了一座金字塔。它坐落在一个低矮的蜂蜜色石灰石基座上。基座的四角各有一根粗壮的壁柱，上面是雕饰华丽的柯林斯式柱头。基座的四面都有雕刻遒劲的爵床叶纹饰带，漩涡状叶纹中穿插着一连串的奖章状雕饰。这些奖章状雕饰里面是凯乐符号^[11]，君士坦丁把它作为他的新基督教帝国的象征。这座表面上的多神教金字塔实际上是一座十分特殊的五世纪初基督教建筑。

在半明半暗的墓室里，安放着五副巨大的石棺。特别之处在于棺材盖依然紧闭着，长眠其中的人不受打扰。墓室的中央是一副巨大的石棺，两侧是两副稍小的棺材，中间那位显然是这个家里的主人：一吨抛光的斑岩，上面没有任何雕饰，除了一个月桂花环，花环里面是凯乐符号。这副石棺巴洛克式的庞大体量多少让人想象出一个发福的地主，一个大腹便便的乡下人，歪在长榻上，手里提着一串葡萄，正准备把它塞进他大张的嘴里。

金字塔后面是一座美轮美奂的别墅的废墟，别墅有三层楼高。金字塔与这栋房子的位置关系表明，它一定是居住在那里的家族的祖坟。这一安排与许多个世纪后、完全不同的世界里的霍华德城堡^[12]没什么不同。

除了一个收橄榄的人拴在这里的驴外，别墅里空荡荡的。但是，我在那些倾圮而荒废的房间里闲逛时，对当年住在这里的家族产生了好奇。这座小小的宫殿是谁的？总督？当地的地主？一位著名元老，在首都的政坛劳碌一生后归葬故乡？这栋府邸及附近的陵墓表明了一个完整的拜占庭贵族世界的存在——书面材料很少提及的存在。十世纪时有个名叫塞考曼努斯的厌世者、一位脾气暴躁的乡绅，在著作中建议他的读者避开宫廷，把女儿关在家里，不要让妻子见任何来客；但从拜占庭早期开始，就很少有与东部诸省的地主阶级生活相关的材料了，除非他们成了某位圣徒的奇迹故事的背景板，或领导一场叛乱，或拥护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异端。

家族石棺的华丽与坚固、工艺的自信和确定性，以及设计的保守性，似乎暗示着这个世界与狄奥多勒笔下住在笼子里、立在柱子上的修士的焦虑的轻信相去甚远。它们还凸显了古代晚期和早期拜占庭世界之间的连续性，我们在阅读编年史家笔下无休无止的宫廷政变、叛变的哥特将军和崩溃的国境线时，很容易把这种延续性忘在脑后。

因为这座表面上的基督教建筑只是勉强从多神教转变过来的，一件极薄的基督教外衣忐忑不安地搭在了这座理直气壮的古典多神教金字塔上。我看着那些巨大的斑岩石棺，思考这座陵墓平静的确定性是不是一种假象——一种勇敢的尝试，尝试在一个古代的生活处处遭到反叛的世界里，在穿着的新式服装中，在所持的信仰中，在叙利亚修士的奇怪吟唱和高柱修士的预言中仍然坚持古典时代的价值观念。又或者它其实代表的是现实？这些石棺里的人仍过着古代晚期的旧地主生活？他们青年时代在贝鲁特的法学院，或利巴尼乌斯在安条克的学院中度过；作为省级官员被派往希波或哈兰工作一段时间；或者可能在莱茵河边境的军队中服役，从科隆或特里尔寒冷的城墙上眺望，瞥见一个哥特侵略者穿过冰面踏上罗马的领土；后来回到家乡，享受帝国最富有、最文明的地区的安逸生活，冬天狩猎宴饮，偶尔参加邻居的婚宴，或去阿帕米亚（Apamea）的剧院；下午在谢尔吉拉洗个澡，晚上在油灯下读荷马。漫步在这座拜占庭别墅，穿过一间间有着高高的天花板的阴凉房间，石料仍然完美地接合在一起，每处窗棂上的古典三角楣饰仍在原地。我感到，拜占庭东部的古代社会生活一定存在了很长时间，比任何现存文献（包括《精神草地》）所显示的更为长久。

我沉浸在对拜占庭的神思中，没有注意到天已经转凉了。橄榄树上已经笼罩了一抹浅金色，斜阳在树林间投下长长的阴影。我忧心自己是不是在巴拉镇待太久了，于是赶忙踏上了回谢尔吉拉的路，在天黑之前去拿我的背包。我一边走一边想，这些古怪而荒芜的拜占庭城镇究竟经历了什么。它们保存得如此完好，肯定不是毁于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的战火与劫掠。那到底发生了什么？

没有人能够给出确切答案，但最近几次考古发掘的结果似乎使考古学家们相信，整个黎凡特海岸在六世纪末，即被阿拉伯征服前半个世纪，经历了某种重大的经济和人口危机。瘟疫、政治动荡、与波斯人的战争以及沙漠游牧民族的袭击，使城市生活逐渐衰微，取而代之的是小村庄和修道院。一些规模更大的世俗庄园及其附属村落可能保存了一段时间（也许就包括埋葬在巴拉的贵族的），但在大多数地方，黎凡特地区那些古老的商贸集镇——帕尔米拉、布斯拉（Bosra）和杰拉什（Jerash）——永远消失了，被世人遗忘。直到这些废墟在苏格兰画家大卫·罗伯茨（David Roberts）的笔下变成了洁净齐整的田园牧歌，完美地契合了十九世纪欧洲浪漫主义者的趣味，这才为大众知晓。在古老的商贸集镇走向衰落的同时，越来越多的修士和隐修士逐渐定居于乡村，接管了废弃的堡垒、公共集会场所和异教徒神庙。

毫无疑问，在约翰·莫斯克斯笔下，安条克、亚历山大港和君士坦丁堡这三个大都市看上去仍在蓬勃发展：比如有一些故事是关于整修公共建筑的安条克工人的。但关于古典时代东部诸省其他地方的市民生活，关于那里的剧院、学校、妓院、集市和马戏团，能了解的就十分有限了。例如，我们读到塔尔苏斯的一位演员与两个姬妾同居，“所作所为当真配得上诱惑他的恶魔”，这间接告诉我们塔尔苏斯的剧院仍运转良好。与此同时，我们还知道古老的商贸集镇阿帕米亚仍然有一座功能正常的竞技场，因为莫斯克斯告诉我们，一位来自阿帕米亚的前冠军御车手去埃及做了一名修士，后来在那里被沙漠游牧民族俘虏并沦为奴隶。

此外，《精神草地》偶尔会提到商人和贸易事宜，这意味着国际贸易——真正的城市生活的先决条件——尚未完全消失。莫斯克斯在阿斯卡隆时，听说一个商人的货船沉没了，商人因此身陷囹圄，而他的妻子则被迫卖淫以偿还丈夫的债务。莫斯克斯还讲了一位乘船旅行的宝石雕刻师，他从船上的侍者那里得知，船员们想为了他的几盒珠宝而谋财害命，于是他把所有的宝贝都丢进了海里。

但这些故事属于例外。更常见的故事是以小村庄或偏远地区为背景，或是在遥远的荒野中，隐士能够在那里独自生活数年，不受任何人的打扰——以至于他们可以死了几十年都没人知道。有一个令人格外毛骨悚然的故事，讲有一个晚上，一群修士望见修道院后面的山顶上有神秘的光。天亮之后他们派人去一探究竟，发现那神秘的光辉是从一个小山洞里出来的。他们在山洞中发现了一个穿着刚毛衬衣的隐修士。一个修士上前想抱起他，却发现他已经死了。这位修士的遗体虽奇迹般地保存完好，但他在临死时写的一张纸条显示，他在十七年前就已经“离开了人世”。

修道院在何种程度上以其神秘和非世俗的面貌主宰了这一地区的文化，体现在一系列手绘福音书上。这些福音书于六世纪时在贝斯扎巴修道院（monastery of Beth Zagba）被绘制出来，而这所修道院现已消失，研究拜占庭的学者认为它坐落在谢尔吉拉周围的山上。在《拉布拉福音书》（Rabula Gospels）的插图中，天使和圣徒一样真实，圣徒又被画得像本地的修士：形容枯槁的乡下人陷入争论，疯狂地打着手势，他们的表情被浓密的胡须掩盖。在最著名的耶稣升天图（Ascension）中，基督乘着他的烈火战车翱翔，距离使徒们并不是很远。他的神圣世界与他的追随者之间没有明显的鸿沟。他和他们身形相似，面貌相似，衣着也相似。自然与超自然之间没有任何隔阂。

另一幅插图是荣耀基督像（Christ Enthroned），它使这种直观性更进一步。基督高居于一尊镶有巨大宝石的黄金宝座上，神态威严。但他两侧不是人们预想中的撒拉弗和基路伯，而是一群穿着粗布长袍的叙利亚修士。他们戴着头巾，身披朴素的棕色麻布，头发灰白，眼睛瞪着，把福音书紧紧抱在胸前，仿佛是身处会议室或食堂，集结在修道院院长周围。这里完全没有拜占庭晚期艺术的那种冷淡的疏远。在这里，超凡之事被认为是真实可感的、日常的，神圣是近在眼前的、触手可及的。

这种神秘的抽象世界，与现实中谢尔吉拉的罗马帝国晚期农场主或巴拉镇的家族金字塔相去甚远。然而，如果最近的研究是可靠的，那么这两个世界——那些乡绅化的地产主和离群索居、给福音书绘图的狂热修士——在这些山岭间比邻而居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而从古典时代的多神教到拜占庭基督教，然后过了三个世纪，再从拜占庭基督教到中世纪的伊斯兰教的转变，是一个比传统印象中的暴力变革和侵略更为循序渐进的过程。

在中东，传承的现实总是被大动乱的表面印象掩盖。

我在暮色中向谢尔吉拉走去，路上差点儿被几只巨大的牧羊犬撕成碎片。我刚从石棺里拿出我的背包，准备回山上时，那些野兽从暗处咆哮着冲了出来，飞快地向我逼近。我在生死攸关的几秒钟里成功爬上了一座摇摇欲坠的拜占庭农舍的墙，我站在这堵凸出的山墙上，仿佛一位站在柱子顶上的高柱修士。我把背包拽到身后，低头看到三条牧羊犬在底下吼叫，嘴巴张得老大，露出一副地道的巴斯克维尔（Baskervillian）猎犬的獠牙^[13]。我不合时宜地想到，在拜占庭时代，牧羊犬似乎也为祸此地：丑陋的反犹主义修士、暴民煽动者巴尔索玛（Barsauma）在年轻时遭到一群狗的袭击，但幸存了下来，据他的传记作者所言，这预示了他未来会成为圣人。

最后，当我开始寻思今晚是不是要在墙上过夜时，牧羊人（一个十五岁的男孩子）出现了。他像对待小卷毛狗一样，一边大声呵斥一边扔石头，轻而易举地把这三条狗轰走了。随后他应我的请求陪我离开遗址，走到小路上，然后他回到他的羊群和谢尔吉拉的旧浴场去，那是他晚上过夜的地方。

我加快了脚步，祈祷千万不要再碰上牧羊人或他们养的狗。我回到大路上，设法在天黑前赶上了今天的最后一班公共汽车。它一路向南开去。

两个小时的车程后，我抵达霍姆斯（Homs）。在约翰·莫斯克斯那个年代，这个地方被称作埃梅萨（Emesa）。这里住着形形色色的人物，既有作曲家圣罗马诺，又有圣愚西米恩（St Symeon the Fool），后者常在集贸市场的正中央大小便，抱怨埃梅萨的姑娘们“和叙利亚人一样淫荡”。霍姆斯以其酒馆、杂耍艺人、丑角、公娼、舞女、乞丐以及神职人员的淫欲而闻名：埃梅萨臭名昭著的执事约翰，“拜占庭教会的卡萨诺瓦^[14]”，淫遍了他辖区里貌美的已婚女子。而盎格鲁-撒克逊早期的一位朝圣者，圣威利巴尔德（St Willibald）在前去耶路撒冷朝圣期间，就在霍姆斯被关押了几个月。如今霍姆斯仍是叙利亚主要的基督教城镇之一，但已经只以其居民的愚笨而闻名了：霍姆斯人在叙利亚笑话中扮演着与美国笑话中的波兰人、英国笑话中的爱尔兰人和爱尔兰笑话中的克里人类似的角色。我决定先不在这个城里过夜，而是去赛德纳亚修女院，那里是叙利亚目前仍在运作的三座拜占庭修道院中分量最重的一座。

我坐在开得乒零乓啷的乡村公共汽车上，身边是一位阿拉伯老农。他得知我的目的地后，便给我讲了几个“罗马的马利克·伊兰”（Malik Jylan of Rum）的传奇故事解闷。直到后来读到关于查士丁尼皇帝建立修道院的传说时，我才意识到我的旅伴给我讲的是同一个故事：皇帝——阿拉伯语里叫马利克·伊兰——在一次外出狩猎中，把一头公鹿围追堵截在一块巉岩上。就在他要开弓射杀那头公鹿的时候，它摇身一变成了圣母玛利亚。圣母要求他在这个地方建一座修女院，她说此地以前就因诺亚而变得神圣，大洪水过后不久，诺亚在这里种下了一棵葡萄树。据我这位阿拉伯旅伴的说法（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皇帝任命自己的妹妹为这座修女院的第一任院长。这个传说似乎有点词源学的味道：在亚拉姆语中，“赛德纳亚”的意思是“圣母”和“狩猎的地方”。

道路陡直地盘旋于群山之间，公共汽车在一个又一个村庄前停驻。等它在夜色中把我送到修女院所在的山脚下时，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我担心它已经关门了。我精疲力竭，步履沉重地朝着修女院的灯光爬去。它坐落在村子最顶端的巉岩上，与其说是一座圣殿，不如说是十字军的城堡。在寒冷和黑暗中，我焦灼地意识到刚刚开走的是最后一班公共汽车，而岩石脚下的那座小村子里没有旅店或其他可供住宿的地方。

修女院的大门前有一段陡峭的台阶，等我爬到顶端时，欣慰地看到门是开着的。我走进一个空荡荡的院子，只听见自己的脚步落在石砖地上的回音，我想知道修女们都上哪儿了。随后便听到远处传来东正教圣咏的声音，是从教堂里传出来的，于是我向那里走去。

诵经台上有两位戴黑色面纱的修女在吟唱圣咏，一位神父在圣幛后面用深沉的男低音伴唱。这座教堂的历史并不早于十九世纪，尽管中殿的墙壁下面有一些中世纪的砖石结构，但它的氛围是真正拜占庭式的，就像我在阿索斯山看到的一样。室内唯一的光源是天花板上用金链垂下的摇曳着的铁制枝形吊灯。烛光随风起伏波动，使穹顶和半穹顶上的湿壁画一会儿闪现在眼前，一会儿又消失在暗影中。

旅行作家科林·图布隆（Colin Thubron）于1966年参观这所修女院时，声称自己见证了一个奇迹：他亲眼看到《赛德纳亚圣母》上圣母泪湿双颊。而今天，在同一座教堂里，我也见证了一个奇迹，或至少在当下中东的其他国家里算得上奇迹——信众貌似不是基督徒，差不多全是满脸大胡子的穆斯林男子。神父手中提着香炉，围着祭坛走来走去，圣所里香雾叆叇，祈祷垫上的人直起身来又匍匐下去，仿佛是在大清真寺里进行每周五的祈祷。他们的女眷有些穿着全黑的罩袍，在外屋前厅的阴影里做祷告。有些仔细观察着女基督徒，走到教堂柱子上悬挂的圣像前亲吻它们，随后点燃蜡烛，把它们安放在圣像前的烛台上。我站在教堂后面，一眼望去，能够看到那些穆斯林妇女的面庞映在被烛光照亮的泥金圣像上。

礼拜快结束的时候，神父又出现了，他的法衣外面罩着一条金色的圣带，手提香炉，绕着教堂走了一圈，那温柔的、几乎带着歉意的脚步跨过那些匍匐在地挡住他去路的穆斯林，步履极轻，仿佛他脚下踩的是珍贵的伊兹尼克花瓶。我曾在伊斯坦布尔附近的比于克-阿达岛见到穆斯林与基督徒并肩祈祷，其中蕴含着某种不寻常的东西，即这两拨信众身上表现出的宽容度，这在如今近东其他任何地方都是难以想象的。当然，这是古已有之的东西：东方的基督徒和穆斯林已经共同生活了近一千五百年，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他们之间有共同的习俗和某种程度上的相互容忍，这在顽固的西方基督教世界是不可想象的。

如今人们很容易把西方世界看作独立思考、信仰自由的家园，却忘了迟至十七世纪，流亡国外以逃避宗教迫害的胡格诺教徒还在赞美奥斯曼帝国的宗教自由政策。也正是这种宽容，庇佑了数十万被西班牙和葡萄牙的铁杆天主教国王驱逐出境的、身无分文的犹太人，保护了留在基督教发源地的东方基督徒，即便有十字军东征和来自西方基督教世界的长期的敌意。只有进入二十世纪，这种宽容的传统才被一种崭新的、强硬的态度取代，而直到最近，赛勒斯和赛德纳亚的宗教交融才变得凤毛麟角。

晚祷结束，前来朝拜的人们开始安静地列队离去，我独自一人背着背包站在教堂后面。当我站在那里的时候，一位年轻修女朝我走来，她身穿一领黑色的针织披风，形状有点像萨顿胡头盔，有一条长长的尾翼一直垂到她的脖子后面。特克拉修女生着一双聪明的黑眼睛，目光中流露出大胆和自信，她英语说得流利，略带一点法国口音。她问我从哪里来，我告诉她以后，又对信众中穆斯林的人数发了议论。我问这是不是有些不寻常。

“穆斯林到这来是为了求子，”修女简洁地说，“圣母展示了她的力量，治好了许多穆斯林。她的名声逐渐传扬开去，现在来这里的穆斯林比基督徒还多。她招之即来。”

就在我们说话的时候，一对穆斯林夫妇走了过来。女人戴着面纱——透过黑布只能看到她的嘴。她的丈夫身材魁梧，留着大胡子，但没有上唇的胡须，看上去酷似黎巴嫩南部新闻报道里的真主党指挥官。但不管他的政治观点如何，此刻他一手提着一桶沉重的橄榄油，另一只手里是一个大塑料盆，里面盛满了新鲜的长条面包，他把这两样东西交给修女，像个小学生似的害羞地低下脑袋，显然很惶恐不安地退下了。

“他们晚上的时候过来，”修女接着说，“先宣誓，然后妻子留在这里过夜。她们就睡在圣路加绘制的圣母像前的毯子上。有时她们会吃掉圣像前面点着的灯芯，或者把圣油喝掉。到第二天早晨，再去喝院子里的泉水。然后过九个月就会有孩子了。”

“这管用吗？”

“我亲眼所见，”特克拉修女说，“一个从约旦来的穆斯林女人，求子求了二十五年了。她已经超过了正常的生育年龄，但有人把赛德纳亚的圣母的事情告诉了她。她于是来了这儿，在圣像前待了两个晚上。她绝望得把将近二十盏灯的灯芯都吃了。”

“然后呢？”

“第二年她回来了，”特克拉修女说，“带着三胞胎。”

特克拉修女领着我走过教堂南边的走道，穿过一条回廊，来到圣像所在的小礼拜堂。她在门口把鞋子脱掉，并示意我也这样做。我把鞋和背包放在前厅里堆积如山的鞋子旁边，特克拉修女把我引进沉闷的圣所。这里甚至比教堂还黑。晚祷时月亮和群星可以将银色的光华洒在高高的祭坛上，而在这里，因为没有窗户，竟照不进一缕朦胧的幽辉。屋里只有一片闪闪烁烁的灯，让我们避免被一对跪在门口祷告毯上的穆斯林绊倒。

“这么多穆斯林到这里来，上你们的教堂祈祷，你们没有异议吗？”我低声问道。

“我们都是上帝的子女，”特克拉修女回答，“那唯一的圣者把我们集结在一起。”

她吻了吻武士圣徒塞吉斯和巴克斯的圣像，然后转向我：“有时，穆斯林会许诺如果蒙圣母庇佑得子，就让孩子受洗。现在这种事不像以前那样多了，但我们当然对它是喜闻乐见的。有些人让自己的孩子信伊斯兰教，但等孩子们到了年纪，他们就把孩子带到这里来，帮我们打打杂，清扫教堂，或者在厨房里做帮工。”

悬挂圣像的殿堂里尽是喃喃的祈祷和吟唱。那些交谈的朝圣者尽量把声音压低。在我身后，一名身穿卡其布作训服的叙利亚伞兵走进了圣祠，他先把沉重的靴子脱在门口，随后膝行至圣像前，在胸口不断画着十字，低声向圣母祈祷。在此地，你会本能地感觉到，整座修女院的中心在这里，而不是教堂。

灯光下到处都是被烟熏得发黑的圣像，其中一些画得极精妙。有一幅施洗约翰斩首图，刽子手的脸被某些虔诚的朝圣者划花了。还有一些圣母像，其中一幅给圣母画上了一双纤长的杏眼，仿佛一位波斯公主。有一幅画的是圣母升天，饶有趣味的是，它的构图似乎源自《拉伯拉福音书》中的耶稣升天图。但那幅最负盛名的、据说是圣路加亲手绘制的《赛德纳亚圣母》是瞧不见的，因为画上覆满了系结的丝带、字迹潦草的许愿单和银牌，它们象征祈求圣母医治的朝圣者的病体。

特克拉修女领着我走出圣祠，说道：“来吧，我带你去客房。你睡觉之前一定要先吃点东西。”在她说这句话之前，我俩谁也没提我要在哪儿过夜的问题。

我被领进客房，在一张沙发上坐下，一个仆人把我的背包拿去我的房间。特克拉修女从保温瓶里给我倒了一小杯阿拉伯苦咖啡，然后让仆人到厨房去拿点吃的。几分钟后，一个年轻的见习修女把东西端来了：一盘清汤、一些菲塔奶酪和皮塔饼。我吃东西的时候，特克拉修女就坐在我对面，桌子旁边的墙上有一张装裱起来的照片，我问她那是什么。

“这几位是我们的叙利亚宇航员。”她指着那张照片，上面是三名身穿宇航服、把头盔夹在胳膊底下的男人，就像舞台上捧着自己的脑袋的幽灵一般。“他们在苏联的和平号空间站待了一个月。”

“但这照片为什么会在这里？”我问。

“这是宇航员回叙利亚后送给我们的。”

“他们来这里送给你们的？”

“当然啊。这三个人都是穆斯林，他们在出发前来了赛德纳亚，祈求好运。他们一安全落地，就过来了。”

“给修女讲他们的冒险经历？”

“不，不是，”特克拉修女说，她看我的眼神仿佛是在看一个十岁小孩，“他们来感谢圣母，然后送礼物给我们：这张照片和一头绵羊。”

“一头绵羊？”

“一头绵羊。”

“作为……作为宠物？”

“不，不是，”特克拉修女说，眉头又皱了起来，“宇航员当然是来把这羊宰了的。”她嫌弃地看了我一眼，然后道：“这是供奉给圣母的祭品，感谢她保佑他们从外太空安全返回。”

[1] 飞来波短裙（flapper-dress）是欧美盛行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一种女装，特点为低腰、短裙摆，不强调身体曲线，以平胸平臀为美。——译者注

[2]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将原奥斯曼帝国的部分领土委托给法国管理，其范围大致包括现在的叙利亚和黎巴嫩。——译者注

[3] 指英国歌手克里夫·理查德（Cliff Richard）。——译者注

[4] 此处原文为“he said，‘Salaam alekum’”。Salaam alekum是穆斯林及中东地区的基督徒、犹太教徒的常用见面语，意为“祝您平安”。——译者注

[5] 此处指老圣西米恩。——译者注

[6] 原文如此。——译者注

[7] 新月楼（crescent）：风靡于英国乔治王时代（1714—1830）的一种建筑风格，其代表作为位于巴斯的王家新月（The Royal Crescent）。——译者注

[8] 弗拉贝拉（Flabellae）：礼拜仪式上使用的一种扇子。现在通常是由一根扇柄和一个圆形金属扇面组成，扇面上装饰有天使的形象。有时可在扇面上挂小铃铛，在礼拜仪式进行到最庄严的部分时摇响弗拉贝拉，象征天使的参与。弗拉贝拉在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和凯尔特爱尔兰十分常见，但它在诺曼征服之前就已经从西方世界销声匿迹了。只有东方教会仍在继续使用。

[9] 指格里高利·阿莱格里（Gregorio Allegri，1582—1652），意大利作曲家。——译者注

[10] 指托马斯·路易·德·维多利亚（Tomás Luis de Victoria，1548—1611），西班牙作曲家、天主教神父。反宗教改革时期著名的宗教音乐家之一，与帕莱斯特里纳齐名。——译者注

[11] 凯乐符号（chi-rho）：基督的符号，由希腊字母Χ和Ρ组成。它可能是君士坦丁大帝在米利维安桥战役（公元312年）前得到神示后引入的。

[12] 霍华德城堡（Castle Howard）：位于英格兰约克郡的著名庄园，英剧《故园风雨后》曾在此取景。——译者注

[13] 典出柯南·道尔的中篇小说《巴斯克维尔的猎犬》（The Hound of the Baskervilles）。——译者注

[14] 卡萨诺瓦（Giacomo Girolamo Casanova，1725—1798），意大利冒险家，一生周旋在无数情人之间，著有回忆录《我的一生》。“卡萨诺瓦”后来成为情圣和浪荡子的代名词。——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