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色舰队

佩拉宫建成的时候，奥斯曼帝国首都还是一派蒸蒸日上的繁荣景象。渡轮在城市水道上来来往往。欧洲的奢侈品陈列于佩拉大街沿街商店的玻璃橱窗里。贝西克塔斯、加拉塔萨拉伊和费内巴切的新足球俱乐部——这几支队伍后来代表着伊斯坦布尔人民内部的基本分歧——主办了庆典比赛和联盟锦标赛。希腊托运人、犹太布商、阿拉伯采珠人、库尔德商队队长和亚美尼亚金融家都自认为他们生活在同一个君主国，是奥斯曼帝国苏丹的臣民。

奥斯曼帝国源远流长，它的覆灭是外交史上始料未及的大事。各国争执不休，如何从帝国的灭亡中渔利成了19世纪大国外交的固定话题之一。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Nicholas Ⅰ）轻蔑地把奥斯曼帝国称为“欧洲病夫”，自1683年，苏丹军队围攻维也纳失败后，奥斯曼帝国确实一直在缓慢撤退。几乎所有奥斯曼帝国的政府官员——从苏丹的高级顾问到巴尔干半岛、安纳托利亚、阿拉伯半岛等敏感边区的地方长官——都能觉察出帝国正在加速衰落。

19世纪50年代，所谓的东方问题——领土争端、民族主义运动和国际僵局——搅起了奥斯曼帝国的暗潮，招致英、法、德，以及奥匈帝国和俄罗斯帝国的强势外交和军事干预。19世纪60年代初，俄罗斯人对高加索地区信仰伊斯兰教的高地人发动攻击，几十万穆斯林难民涌向边境，寻求苏丹庇护。1877年至1878年，奥斯曼帝国、俄罗斯帝国和巴尔干半岛诸国之间兵戈相向，虽然这场灾难性的战争最终和平解决，但奥斯曼帝国却失去了统治长达几个世纪之久的东南欧。五十几万穆斯林被迫迁移^[1]，在苏丹不断缩小的版图上寻找新的避难所，一波又一波的强制移民（muhacirs）直接构成了奥斯曼帝国整整一代的新国民，其中许多人都聚居在伊斯坦布尔。基督教国家的执政者并不在意本国仓皇逃跑的穆斯林，他们更关心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基督教徒能否受到翼护。他们迫使奥斯曼帝国豁免当地刑法和民法对希腊人、亚美尼亚人等非穆斯林的处罚。

20世纪伊始，没有哪个大国领袖——甚至时常担心海外霸业不稳的欧洲君主——会像年迈的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这样接二连三地面对暴动、叛乱和游击运动。19世纪70年代，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继位，接棒此世纪中叶开始的坦志麦特（Tanzimat）改革，这项伟大的改革力图通过精简政府机关、建立现代教育、修筑新的公路和铁路、打造现代化的陆军和海军等一系列举措，推动奥斯曼帝国赶超欧洲列强。然而，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生性多疑，又对改革有一定的抵触情绪。在他治国理政期间，奥斯曼帝国的国家财政主要依靠外国债权人，军事方面听从英国和德国顾问的建议，而他个人的安全感则来自全国的谍报网络，间谍们每天源源不断地把书面报告送达这片能够俯瞰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森林，送进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居住的耶尔德兹宫（Yɪldɪz Palace）。据称，举报人不计其数^[2]，以至于佩拉宫不得不放置指示牌，请求政府特工把酒吧的座位让与消费的客人。

1908年，少数军官组成的阴谋组织——著名的统一与进步委员会（Committee of Union and Progress），又称统一进步党（Unionists）或青年土耳其党（Young Turks）——强迫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接受君主立宪，恢复了先前解散的帝国议会。统一进步党内部几乎清一色都是奥斯曼帝国新一代军官，19世纪70年代，因为巴尔干半岛的领土变更，他们中许多人曾经跟随父辈颠沛流离，所以他们深知这道海湾就是横亘于帝国和强国之间的鸿沟。统一进步党眼见奥斯曼帝国一次次的军事失利，眼看沉重的外债一点点压垮了他们的国家，终于忍无可忍地在萨洛尼卡这个面向海外欧洲的西部城市、这座自由主义思想盛行的前哨关卡发起了改革运动。他们是革命的第一波浪潮，撼动了20世纪许多国家的民心，这一帮雄心勃勃的少校和上校揭竿而起，对抗着垂暮将军和软弱政客所把持的政权。他们相信，只要宪法归位，帝国就会重拾坦志麦特时代凋敝的理想。

几个月以来，伊斯坦布尔感觉像是卸下了重担，人们其乐融融。“就连社会最底层的乌合之众^[3]的内心都激荡着一种崇高的情感，他们脏兮兮的脸庞挂着泪水，一些小掌柜甚至撇下店铺不管，加入了游行队伍。”穆斯林作家、女权主义者哈莉黛·埃迪布（Halide Edip）回忆，“小偷和罪犯似乎也没有了……简直就是太平盛世。”只是新得到的自由很快就衍生出各种开脱的借口。报业工人断章取义地援引宪法，要求雇主支付更高的工资；贩夫走卒公开在大街上售卖烟草，叫嚷着宪法支持他们打破国家垄断；小男孩一边向过路的汽车投掷石块^[4]，一边大喊：“自由！自由！”（Hürriyet var！）各民族社会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亚美尼亚人、库尔德人、阿拉伯人、阿尔巴尼亚人、土耳其人——都主张帝国转型，要么改造成多民族的君主制国家，要么解体为多个主权国家，要么转变成土耳其民族国家。

1909年，有人在伊斯坦布尔发动政变，企图撤销宪改，统一进步党奋起反击，派遣武装部队前去保卫改革成果。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细瘦孱弱，弯腰弓背，总是一副疲惫不堪的模样，他象征着衰落的帝国，他的因循守旧促发了宪制改革——被强行送上火车，流放到萨洛尼卡，统一进步党在当地的支持者严密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统一进步党推举他的兄长穆罕默德五世（Mehmed Ⅴ）坐上了王位，并且控制了关键的政府部门和地方行政机关。各个派系你争我抢，从坚定的君主主义者到支持帝国分权管理的政治精英，人人都想在伊斯坦布尔争得一席之地，最终，三位统一进步党的领导人——军官恩维尔（Enver）、杰马勒（Cemal）和平民塔尔（Talât）——脱颖而出，形成了三头统治，成为操控王权的幕后势力。

国内的政治动乱啃噬着伊斯坦布尔，反对派和外国势力也在帝国边缘不断挑起事端。保加利亚在自封的国王的带领下宣布独立。奥匈帝国吞并了过去三十年一直由奥斯曼帝国受权托管的波斯尼亚至黑塞哥维那一带。1911年秋，意大利宣告扩大版图，跨越地中海侵吞奥斯曼的黎波里塔尼亚省（现在的利比亚）。1912年至1913年的两次巴尔干战争更是让奥斯曼帝国丢盔弃甲，阿尔巴尼亚独立，马其顿和克里特岛被割让，帝国几乎完全撤出了欧洲大陆。伊斯坦布尔距离前线战场仅仅二十多英里，城市向陆一侧的土方防御工事闹得人心惶惶，连绵不绝的炮火几乎能震碎门窗玻璃。大量穆斯林难民从农村涌入，遭到了本地人的报复和营地士兵的排挤。

1914年夏天还未来临，奥斯曼人就已饱经风雨，这个国家经历了太多的战争、人口迁徙和经济危机。欧洲各国之间的矛盾持续升级，苏丹原本想要保持中立，但是因为与英国的经济纠纷，再加上德国的利诱，为统一进步党效力的部长与司令们最终倒向了德国阵营。德国军事顾问奥托·冯·桑德斯（Otto Liman von Sanders）接过了奥斯曼军队的作业指挥棒，对他们进行了改组整编。两艘德国巡洋舰——“戈本”号（Goeben）和“布雷斯劳”号（Breslau）——作为新型现代化海军核心力量的代表驶进了马尔马拉海，船长和全体船员都是德国人。10月，这两艘军舰横渡黑海，先发制人地炮轰了俄国南区舰队的驻地塞瓦斯托波尔。没过几天，俄、法、英三个协约国政府就向加入德国和奥匈同盟国阵营的奥斯曼帝国宣战。穆罕默德五世作为哈里发——沿用了四个多世纪的宗教头衔——全球伊斯兰教领袖也号召全体穆斯林发动讨伐协约国的圣战（jihad）。这是全球伊斯兰教统治者最后一次以这个身份发布圣战的号令。

随后的若干年，帝国不知不觉地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奥斯曼国民非常后悔，他们指责这是柏林的威逼利诱，是统一进步党的阴谋诡计。战争的浪潮和爱国主义的热情席卷首都，奥斯曼帝国各条战线的士兵都被动员起来，协约国也部署了双管齐下的作战计划：一支武装力量突袭巴尔干半岛，直逼伊斯坦布尔；另一队自俄罗斯高加索地区向西挺进，攻占奥斯曼帝国安纳托利亚东部的阵地。不过交战双方在这两条战线上都没能迅速取胜。这场仓促的军事行动很快就变成了新盟友争夺赛，双方都想拉拢中立国家——希腊、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加入自己的阵营。

协约国和同盟国争取支持的筹码都是领土承诺和战后自由。协约国宣称，阿拉伯人可以借此摆脱苏丹的操控，俄国人可以接管伊斯坦布尔以及经由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通往地中海的战略要地，英、法、俄三国可以瓜分安纳托利亚东部、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广袤无垠的土地，希腊可以得到爱琴海沿岸的部分地区。对普通的奥斯曼士兵来说，这些预想的疆域划分——虽说是秘密协商的，但几乎人尽皆知——很快把军事对抗演变为生存之战，因为失败的代价太过高昂：奥斯曼帝国覆灭，国家支离破碎，甚至首都可能都保不住了。

“艾莎，美丽的天使，”^[5]开战几个月后，奥斯曼步兵队长给妻子写信诉说，

我们这里被英国人轰炸了。我们无法休息，粮食也所剩无几，我们的人正在因为疾病而大批大批地死去。大家怨声载道，我祈求上帝让这一切赶快结束吧。我眼看着美丽的君士坦丁堡变为废墟，孩子们倒在屠刀之下，现在或许也只有上帝的恩泽可以阻止这一切了……天呐，我们到底为什么要加入这场邪恶的战争？

这封信是在这名队长的尸身上发现的，奥斯曼军队与大英帝国部队当时刚刚在加里波利结束了一场战斗。加里波利半岛原本是协约国进军伊斯坦布尔计划的第一站，他们想要牢牢控制住达达尼尔海峡，切断经由地中海运输到伊斯坦布尔的补给。但是因为作战方案考虑不周，又遇上奥斯曼将士的顽强抵抗，1915年，协约国部队基本一直被打压，只能退守在距离沿海登陆地点不远的沟壑和灌木林里。最后，协约国放弃并终止了一切军事行动。奥斯曼人民虽然取得了实质性的胜利，但是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交战双方都精疲力竭，投入加里波利战役的兵力多达七十五万，充分说明了海陆攻击对伊斯坦布尔构成的巨大威胁。达达尼尔海峡布满了水雷，协约国战舰散落的残骸堵塞了航路，原本活跃的海上贸易只得中止。

在奥斯曼帝国政府供职的统一进步党意图借由这场战役挑唆海外的穆斯林起义，他们想利用苏丹的哈里发身份鼓动俄罗斯高加索地区、法属北非和英属印度的穆斯林反抗当地政府。英国人反过来也企图煽动苏丹的阿拉伯国民起来抗争，其中最著名的人物当属探险家T.E.劳伦斯（T. E. Lawrence）。尽管诡计没能得逞，但是统一进步党的领导人仍然时时留意着国内政治与外交阴谋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官员热衷于揭发所谓的第五纵队，声讨他们赞同协约国对帝国领土的图谋不轨。安纳托利亚东部的正规军队和编外民兵组织了围捕，驱散了可能效忠俄国的亚美尼亚人和其他东正教教徒聚居的村落。亚美尼亚革命团体也在帝国人口稠密的地方举行了多次起义，其中一些人甚至在伊斯坦布尔公然行动，1896年，他们筹划了一次惊人的袭击，抢劫了佩拉大街北段的奥斯曼帝国银行。可是以恩维尔、杰马勒和塔拉特三位领导人为核心的军方与政界，尤其是统一与进步委员会内部的特设机构（Special Organization）却官方回应说这是一场大规模的死亡运动。

这个特设机构的首要任务是组建听从军队指挥的准军事组织，消灭国家的潜在敌人。奥斯曼军队在东部战线接连受挫，尤其是1914年12月至1915年1月，他们在萨里卡米士与俄军殊死拼杀，遭受重创，特设机构及其支持者认为亚美尼亚人在暗中破坏了战争努力，于是加快了消灭亚美尼亚人的节奏。1915年3月，统一进步党的领导人^[6]决定屠杀或驱逐生活在敏感边境地区的几十万亚美尼亚人，逮捕或暗杀亚美尼亚社会的关键人物和政治领袖。19世纪70年代，大批穆斯林因巴尔干半岛的领土变迁而四处流浪，现在他们的后代加入了统一进步党^[7]，又开始为奥斯曼帝国的基督徒谱写相同的命运篇章。1915年4月24日至25日晚间^[8]，两百多名亚美尼亚知识分子和社会活动家从伊斯坦布尔被赶到了安纳托利亚乡村，其中一些人原本就是难民，他们好不容易逃脱了东部地区反亚美尼亚人的暴力行动，千里迢迢前来首都寻求中央政府的庇护和救济，结果却也惨遭驱逐。亚美尼亚牧师格里戈里斯·巴拉肯（Grigoris Balakian）回忆，除了他，被关押在中央监狱里的还有伊斯坦布尔亚美尼亚社区的许多重要人物——议员、编辑、教师、医生、牙医，银行家——以及一同被卷入暴力狂潮的普通人。没过多久巴拉肯又被送往安纳托利亚中部，他在那里被迫游街示众，忍受监禁、辱骂和虐待，度过了一段相当艰难漫长的岁月。三年后，他假扮成一名德国士兵，想方设法回到了伊斯坦布尔。

巴拉肯把他自己的苦难经历以及朋友、牺牲者、通敌分子的悲惨遭遇编录成辑。他说自己是其中的幸运儿^[9]，“多亏了大笔的贿赂或者权势阶层的人物关系，我才能成功返回君士坦丁堡，才会有机会获救”。许多人命丧黄泉，即使死里逃生也会留下不可磨灭的伤痕。亚美尼亚教会的首席作曲家、唱诗班主唱高米达斯·瓦达巴德（Gomidas Vardabed）后来获得准许回到首都，但是很快就逃去了巴黎，年复一年，他最终精神崩溃，死在了法国的精神病院。

与此同时，伊斯坦布尔又组织了多次围捕。博斯普鲁斯海峡波澜难平，三角绞刑台^[10]就立于宏伟的奇力克阿里帕夏清真寺（Kɪlɪç Ali Pasha mosque）的墙外，在大群男女老幼和德国士兵的围观下，许多亚美尼亚人在这里被处死。后来，或许是因为德国官员施压——他们担心无法无天的私刑和驱逐会对战争产生不良影响——伊斯坦布尔剩余的亚美尼亚人才免遭清洗。此次战争期间^[11]，反亚美尼亚的暴力行动和驱逐政策导致安纳托利亚的亚美尼亚人口几近消灭，造成奥斯曼帝国六十万至一百多万名基督徒死亡。

这些种族灭绝式攻击是为了促进奥斯曼帝国新一轮的战地胜利，但是接下来三年的军事消耗削弱了奥斯曼帝国的优势地位。在巴尔干半岛和高加索地区奥斯曼针对希腊和俄国的新进攻毫无进展，在南部的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勒斯坦，军队面对大马士革的失守和英军的火力压制又乱了阵脚。德国在西线也越陷越深，被协约国的新攻势围困。

伊斯坦布尔的英法侨民的房屋屡屡受袭。达达尼尔海峡有效的封锁措施和俄国在黑海的巡逻队阻断了航运，港口整日空空荡荡。煤炭短缺，煤气厂关闭，夜晚的城市一片漆黑。百姓每天多买一条面包都需要警方许可，面包店因此频繁爆发争斗。即便限量供应，制作面包的面粉仍然不足，有时也只能混合一定比例的稻秸。城内毒虱肆虐，数千人感染恶疾，民众都尽量避免进入拥挤电车等密闭空间。

战争刚刚打响，西部邻国保加利亚就加入了奥斯曼帝国的同盟阵营。但随着战争的发展，1918年9月，伊斯坦布尔的报纸爆料面对战场失利、腹背受敌的局势，保加利亚权衡再三，同意和协约国单独签署停战协议。奥斯曼帝国西面的防御土崩瓦解，而协约国部队集结在希腊边境，伊斯坦布尔又恰好位于容易攻击的范围之内。奥斯曼政府很快就传话给英国人，表示希望通过谈判来结束战争。

1918年10月，“阿伽门农”号（Agamemnon）战舰停靠在爱琴海的穆德洛斯，英国战争办公室和奥斯曼帝国两方代表在船上会谈了三天。10月30日，双方签署停战协定，结束了奥斯曼帝国与主要协约国的战争。没过两周——1918年11月11日11时——德国也宣布停火，请求和谈，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画上了句点。全面停战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大街小巷，还未等伊斯坦布尔人思忖作为战败国的未来，协约国就赶来告诉了他们答案。

1918年11月13日早晨，阴云密布，一支钢铁舰队自南驶入博斯普鲁斯海峡。每艘战舰的主桅上都迎风飘扬着大面的海军舰旗，打头的是英国的旗舰“苏佩尔布”号（Superb），其后依次是“无畏”号（Temeraire）、“纳尔逊勋爵”号（Lord Nelson）、“阿伽门农”号，以及五艘巡洋舰和几艘驱逐舰；紧接着是法国的无畏战舰，意大利的巡洋舰和希腊的驱逐舰则走在队尾。

极目远眺，灰色的舰船星星点点。遍布整片海域的“那个宏大的场面^[12]令人难忘，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希腊的海军联合舰队威风凛凛地驶进了博斯普鲁斯海峡，从此（我相信是永远）结束了土耳其的暴政——男女见面可以握手，但不准讲话——全体基督教徒内心激荡着巨大的喜悦。”一名英国目击者写道，这是伊斯坦布尔有史以来迎接的最大规模、最致命的外国武装舰队。

上午8时左右，舰队司令和船长们下令抛锚。船上的水手放眼望去，叹为观止的古老的海堤背后布防着成排的海岸炮和其他工事。虽然船已进入苏丹宫殿四面的火炮射程，但是并没受到火力拦截。

胜利者一边在曾经的对手面前耀武扬威，一边长驱直入奥斯曼帝国的中心城市。其余战败国的首都——柏林、维也纳、索非亚——并没有进驻这么庞大的协约国部队。这些初来乍到的外国人自认为他们不仅是战胜方，而且是解放者，自认为他们来到伊斯坦布尔是顺应天意，解救当地人民免遭愚昧政府的荼毒，帮助基督教徒摆脱伊斯兰教规则的束缚。“阿伽门农”号的炮手、二等水兵F.W.特平（F. W. Turpin）感慨：“我何其有幸，可以亲眼看到这一幕。”^[13]

每个人内心都有自己的看法。麦加埃米尔的女儿穆斯巴哈·海达尔（Musbah Haidar）和博斯普鲁斯海峡周边高地聚集的数万群众一起目睹了协约国部队的威仪。她是王室宗亲，她的父亲是伊斯兰圣城的守护者。她从自家的宅院向外张望，默默注视着希腊旗舰“阿维奥芙”号（Averoff）扬帆直抵苏丹多尔玛巴赫切宫（Dolmabahçe Palace）门前的帝国码头。当地希腊东正教教徒^[14]“掩饰不住的狂喜”，穆斯巴哈回忆说，而像她这样的穆斯林却“一脸茫然……他们的帝国崩裂了”。

穆斯林难民逃离了巴尔干半岛的战火，在古老的瓦林斯水道桥周围搭建了棚户区。他们压平废弃的油罐^[15]，修建铁皮房屋来抵御冬雨，整个社区看起来就像是标准石油公司的巨型广告。牧师格里戈里斯·巴拉肯在亚美尼亚种族清洗时期曾被驱逐出城，后来，他乔装打扮坐着小船横渡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时候恰逢协约国舰队抵港。“阿凡提，我们生活的时代可真糟糕！”^[16]穆斯林船夫向他抱怨说，“外国舰队明目张胆地开进君士坦丁堡，我们穆斯林却只能眼睁睁地旁观，说出去谁会相信？”

协约国占领的那段日子，人们常常看见头戴蓝纹平顶帽的法国军官和身穿卡其制服、头戴钢盔的英国同僚在老城街道上并肩前进。塞内加尔步兵^[17]和意大利神枪手（bersaglieri）沿着佩拉大街来回巡逻，他们帽子上的长羽毛随着微风轻轻舞动。英国代表团高级将领乔治·米恩（George Milne）先是下榻在佩拉宫，后来住进了从德国克虏伯钢铁集团征用的位于郊区塔拉布亚的滨海小屋。法国元帅路易斯·弗朗谢·德斯佩雷（Louis Franchet d’Espèrey）^[18]原本想骑着白马，派头十足地进城，却发现英国上将埃德蒙·艾伦比（Edmund Allenby）前一天也举行了相同的仪式，而且排场更加盛大。他即刻搬到了帕夏建在风景宜人的村庄奥塔科伊（Ortaköy）的宅院，聊以自慰了。“这就像是……舞台上同时出现了两位女主角，”^[19]英国联络官汤姆·布里奇斯（Tom Bridges）回忆道，“如果我们能把其中之一留在更衣室，这出戏就会更加精彩。”

不久，伊斯坦布尔就唯主要协约国马首是瞻，被划分成不同的控制区。英国人管治着佩拉区和加拉塔区，法国人控制着金角湾南部的老城区，意大利人则占领了亚洲区边缘的于斯屈达尔（Üsküdar）。协约国的联军接管了城市治安，特派专员接受委任，负责审判罪犯、监视港口活动、监察维持监狱秩序、提供公共卫生服务，以及管理部队的医疗和康复机构、督导奥斯曼军队的裁员和遣散。

没等协约国进驻博斯普鲁斯海峡，统一进步党的三大领导人恩维尔、杰马勒和塔尔，就已乘坐德国潜艇逃离了首都。所以，他们没有目睹协约国的占领。三年后，一名亚美尼亚刺客在柏林街头枪杀了塔尔，报复他推波助澜地掀起了种族大屠杀。次年，杰马勒在第比利斯遇袭，刺客也是亚美尼亚人。与此同时，恩维尔则因为企图号召穆斯林反抗布尔什维克而在中亚毙命。

奥斯曼帝国世代存续六百一十九年，最终停在了“苏佩尔布”号抛锚的那一刻。截至协约国舰队抵港之日，从帝国的创建者奥斯曼（西方人所称的“奥斯曼帝国”就得自他的名字）算起，在位的苏丹穆罕默德六世——1918年7月王兄过世，他才登基——是奥斯曼帝国的第三十六代君主。他与15世纪君士坦丁堡的两位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和先知穆罕默德（Prophet Muhammad）用了同一个名字。他的先祖是突厥部落的首领，是切尔克斯人的奴隶，可世界各地亿万穆斯林却敬重他是先知的继承人，是忠实信仰的世俗领袖。

伊斯坦布尔一直是“欧洲和亚洲的主要风暴中心”^[20]，美国海军人员即将抵达，作为协约国的分遣队，他们拿到的简明手册这样评价这个城市：穆斯林“误导了这个城市，这里的民生五彩斑斓却骚乱难安……或多或少地搞臭了它在国际事务中的声誉”。现在仁慈的西方势力接管了城市，直到和平协议最终落定，奥斯曼帝国再也无力回天。

协约国官员逐步组建了他们自己的行政机构，伊斯坦布尔人记忆中最冷的冬天悄然而至。西班牙流感^[21]在本地人和外国人之间大面积传播。暴徒四处洗劫防备不严的豪宅。土耳其穆斯林齐亚·贝（Ziya Bey）亲历了协约国占领的头几个月。虽然他来伊斯坦布尔的时间也不长，但他无论如何也不愿意把自己和源源不断涌入的难民与协约国士兵相提并论。他出生在佩拉区以北上流社会聚居的尼桑塔斯区（Nisantasɪ），周围都是静谧的林荫大道和世纪末的华厦寓宇。他们一家常常搭乘客轮从中央码头出发去马尔马拉海的王子群岛消夏，那里是伊斯坦布尔富裕的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少数穆斯林传统的避暑胜地。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齐亚尚且年少，他的父亲为了照管手头的出口贸易举家搬去了纽约。齐亚在美国邂逅了一名家乡在新奥尔良的年轻女孩，两人坠入爱河，闪电结婚。战争临近尾声，贸易开始回温，他们一家人又在新机遇的召唤下回到了伊斯坦布尔。虽然政治前景仍不明朗，但是齐亚认为，无论什么样的国家取代了旧帝国，在建国之初占取先机都是合理的选择，尤其是对这位胸怀大志、四海为家的年轻人来说，这正是他走出父亲阴影的大好机会。

然而，经过多年风霜雨雪的洗刷，伊斯坦布尔再也不是齐亚当初离开的那个城市，“贪婪或诱人的目光”^[22]时刻追逐着他。难民们衣衫褴褛，骨瘦如柴，一些残疾的奥斯曼士兵还穿戴着帝国的军队制服和装饰品。穷人向过往的行人兜售着老旧的木制玩具、假花、糖果和报纸。一名神色悲伤的年轻母亲挺着大肚子倚在墙角，轻声叫卖着手里的一束彩色气球。许多睡在路边和门口的孩子，不停被联军巡逻队驱赶。

齐亚一家起先租住在佩拉区，不久就搬去了金角湾对岸、托普卡珀宫附近的一所房子。佩拉区的寓所或许更加宽敞，可是本区的外国大使馆犹如磁铁一般吸引着寻找工作、等待签证以及讨要食物的各类难民。“卖淫、欺诈、穷困与酗酒公开标榜，”^[23]他回忆道，“这片城区仿佛复活了拜占庭和所多玛的全部恶习。”奥斯曼警察^[24]只能解决这片区域的交通问题，而协约国士兵组成的巡逻队又常被认为处理纠纷时偏袒外国人。

据齐亚估计^[25]，伊斯坦布尔不到十五个人里就有一个穆斯林。协约国联军是国际常驻部队的先锋，他们将会开创帝国故都善政良治的新纪元。奥斯曼帝国名义上依然存在。这个王朝确实比历史上许多友国和敌国延续的时间都要久远。俄国革命搞垮了罗曼诺夫王朝；德国民主起义推翻了霍亨索伦的统治；奥匈帝国解体也将哈布斯堡家族扫地出门；只有穆罕默德六世仍然是公认的国家元首，在近臣和包裹头巾的骑兵队的护卫下，故作镇定地端坐在破旧的耶尔德兹宫（Yɪldɪz Palace）里。“如果这些外国人留下不走，四处宣扬他们的不满、不安和不法……君士坦丁堡未来将会怎样？”^[26]一名本地的穆斯林向齐亚发问。没有人能够预测未来，占领者不能，被占领者也不能。

[1] Zürcher，Young Turk Legacy，287.

[2] Price，Extra-Special Correspondent，40.

[3] Edib，Memoirs，259.

[4] Pears，Forty Years in Constantinople，249.

[5] Letter from a Turkish Officer，IWM.

[6] Akçam，From Empire to Republic，166.

[7] 见 Zürcher，Young Turk Legacy，285-95.

[8] Akçam，Young Turks’ Crimes，183-93.

[9] Balakian，Armenian Golgotha，77.

[10] 见C. J. Brunell Photograph Collection，IWM.

[11] Reynolds，Shattering Empires，155.有关伊斯坦布尔驱逐出境的详细讨论的证据，见Akçam，Young Turks’ Crimes，399-406；以及 Kévorkian，Armenian Genocide，251-54，533-43。这段描述来自Charles and Louisa Vinicombe to Hélène Philippe，Oct. 25，1920，C.Vinicombe Papers，IWM.

[12] Charles and Louisa Vinicombe to Hélène Philippe，Oct. 25，1920，pp. 20-21，C. Vinicombe Papers，IWM.

[13] 条目Nov. 12，1918，F. W. Turpin Papers，IWM. 特平把他的这段描述记成了第二天，11月13日。

[14] Musbah Haidar，Arabesque，165.

[15] Mufty-zada，Speaking of the Turks，150，153，229.

[16] Balakian，Armenian Golgotha，414.

[17] Sperco，L’Orient qui s’éteint，46.

[18] Bridges，Alarms and Excursions，257.

[19] Bridges，Alarms and Excursions，258.

[20] Constantinople，9.

[21] MusbahHaidar，Arabesque，169，187.

[22] Mufty-zada，Speaking of the Turks，153.

[23] Mufty-zada，Speaking of the Turks，153.

[24] Mufty-zada，Speaking of the Turks，151.

[25] Mufty-zada，Speaking of the Turks，150.

[26] Mufty-zada，Speaking of the Turks，136-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