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清末民初的性骚扰与流氓罪

传统中国城市没有专门的管理机构，主要依靠传统社会组织和保甲维持治安。20世纪初警察出现以后，便将维护公共秩序视为其主要职责，即“管制坏人，杜绝坏事”。任何“行为暴戾”、扰乱公共治安的人都将受到警告，甚至被拘捕。

根据晚清传教士的观察：“穿戴整齐的警察不时地在城内巡岗，每个警察都配有一根警棍，个个看起来都训练有素。毫无疑问，法律和治安事业取得了新的进步。”

晚清成都街头。钱柏林摄，1909年。

警察的出现对恶势力来说确实是一大威胁。在成都，有不少关于“歹人”的词语，如“痞棍”、“地痞”、“棍徒”、“亸神”、“恶少”、“轻薄少年”、“无赖”、“混蛋”、“无业流痞”、“撞客”，等等。来自富有家庭者则被叫作“纨绔子弟”。“亸（音duǒ）神”一词为成都方言，使用频率很高，在清末民初的地方报纸中，这个词几乎和流氓同时使用。

他们三五成群地闲荡，在公共场合聚众赌博，惹是生非，扰乱秩序，影响市民正常生活，成为警察首要控制的对象。但由于他们活动分散，警察不得不投入很大的精力来对付他们。

这些人喜欢穿“奇装异服”，那些“绿面红里者”，警察称之为“匪服”；“缘饰不伦者”，警察称之为“邪服”。在街上发现有穿此类服装者，都会强令其脱下。

妇女是流氓们的主要骚扰目标，特别是那些出身普通人家、坐在门口做针线活或干其他家务活的妇女深受其害。据当地报纸《国民公报》1914年的一篇报道，住在少城三道街的一个劳工的妻子，被几个“无人格之浑蛋”纠缠。在她丈夫出去工作时，他们便上门来窥视，并伺机调戏她，如果她反抗就暴力相向。其中一个流氓叫吴焕章，当他的名字见报后，当地一位同名同姓的著名律师非常生气，要求报纸澄清自己的名誉。

一些轻浮的年轻人也经常聚集在各种公共场合，如花会、庙会、戏园等出入口，对女人评头论足，并趁她们进出时动手动脚。根据一项新的法令，警察将对那些貌似无赖、举止粗俗轻浮、引诱“良家少女”的人，对那些在剧院、茶馆或酒店纠集成群的人，进行跟踪调查。

晚清时期成都街头的农民和劳工。钱柏林摄，1909年。

1917年，警察禁止在花会和附近的路上赌博、随地小便、对妇女评头论足、算命、耍流氓、打骂和卖淫。任何违反规定的人都将受到处罚。在当地的《国民公报》中，经常可以读到关于警察怎样对付流氓的报道。有这样一则案例，有两个年轻女子游览劝业场，有些“轻浮子弟”对她们言语轻佻，还诽谤她们是妓女，警察把他们抓进了警局。另一个案例讲的是一个男子调戏一个店主的妻子，这个男子也被拘留并受到了惩罚。

为了避免出现性骚扰，警察在花会分别为男人和女人设立了不同的出入口，但是他们仍能逮到一些“扮作女人”想走女性通道的男子。

有些流氓结成了团伙，警察对他们的打击也是不遗余力。这些人集体行动，欺凌弱小，对普通人家、店铺、小本经营者进行敲诈勒索。有一伙由“无耻流痞”组成的集团，“三五成群，凶狠万状”，闯进妓院“任意需索”，警方宣告将严惩。

当地一家报纸报道：有一名“无业流痞”自称“姚大爷”，每天带着“同类数人”，到天涯石街的妓院“哄取酒食”。公众谴责姚和他的同伙“可谓无耻极矣！”呼吁警察“欲正风俗”，就应立即把他们抓起来。还批评那些妓女屈从于他们的淫威，“乐其甘为奴隶”。不过当时公众意识不到的是，这些青楼女人无依无靠，靠卖身和卖笑为生，怎敢得罪这些地痞？

民国初年，一些纨绔子弟组成了一个名叫“亸神会”的帮伙，他们经常在剧院和饭馆里聚集，“种种丑行”逐渐引起了公众的注意。由于他们经常在街头制造麻烦，警方贴出了告示禁止他们的活动，令其父母严加管教。根据新的规章，这些有钱人家的放荡子弟不许在街上闲逛。如果他们违反了法令，其父母也将承担责任。

《国民公报》还报道了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一个流氓抓住一个乘轿人的脚，以为乘客是女人，企图调戏，但谁知轿内人竟是华阳县知县，这岂不是老虎头上抓虱子？这个流氓当然受到了严厉的处罚。

警察对那些行为不检点的“无赖”进行严厉惩处，经常是采用公开羞辱的方式。比如，有流氓朝那些坐着轿子路过的女人扔水果和石头骚扰，他们被抓住后将戴枷惩罚一天，被公众谴责，结果是“千人共观，大伤颜面”。

后来警方还在二仙庵的大门外面竖起一个石柱，在上面刻着“锁示亸神处”几个大字，那些在花会骚扰妇女的“亸神”便被链子锁在柱上受罚。流氓们还经常被游街示众，每当警察惩罚这些流氓时，总是围观者甚众，这也因此最大限度地起到了公共警示的作用。

不过，一些所谓的“调戏妇女”的事件，实际上是由于保守的社会风气而被夸大。例如，一个年轻女佣傍晚去店铺购物，有一个轿夫“跟随使女”，无非是与她“笑谈”，结果她叫来警察，把这个轿夫带到警局惩处。在另一个案例中，一个衣着整齐，带着相机的男子看见几个漂亮的女孩在荷花池边喝茶，他假装拍景物，镜头却对准了那几个女孩。于是他被警察当流氓抓了起来，处以鞭刑。

据1919年《国民公报》的报道，一个被当作“流氓”的年轻人被警察用警棍打了“两千”下，又被捆到了二仙庵门前“锁示亸神处”的柱子上，有近千人围观。他受到如此严厉的惩罚不过是因为一个小脚女人在跨沟坎时，他说：“你的脚包得太小了，等我牵你。”即使这个男人的所谓帮助是居心不良，这样的行为在今天看来也仅仅是言语和举止轻佻，但是在民国初年，这却是一种严重的犯罪。

这样的处罚似乎太过严厉，用警棍打两千下可能会致命。但是报纸误报似乎又不大可能，因为在第二天的《国民公报》中，另一则报道题为“摸一下打你两千”，称一个“流氓”仅仅因为对一妇女“出手摸之”，就挨了“大板二千”，并且还“罚锁流氓桩一月，以警丑类”。

一次，有老少穷富十余人被罚跪在花会门口，因为他们试图从女性入口进入会场。记者注意到，在他们当中，甚至有一个“戴金丝眼镜者，周身丝绸，手提皮包”的男子，看来是一个有身份的人。

警察还禁止妓女、年轻妇女和儿童参加公共活动，以免造成混乱。在举行盛大的宗教仪式时，警察站在拥挤人群的两旁，以维持秩序，防止局面出现混乱，保护妇女儿童，同时杜绝有人趁机“扯厂集众”、“口角打架”、“割包剪绺”等。

警察还禁止小孩在晚上去茶铺、酒楼这样的地方，并发布公告，要求父母必须严格管教自己的小孩，远离那些“街市恶习”。如果小孩子在街上聚集捣乱的话，他们的父母也会因此而受到惩罚。

对在公共场所打架和大吵大闹的人，警察也加以控制。1909年的《通俗日报》报道，一个喝醉酒的人闯进第一茶楼，大喊大叫，警察来了才被制服。评论说，要不是因为他“穿得光华，几乎要送警署解酒了”。看来警察也会以穿着来决定处罚，这里的潜台词是，如果是一个下层的劳工，恐怕警察就不会这么轻易放过他了。

《通俗画报》还刊登过一幅漫画，描述了一名醉汉在劝业场的宜春茶楼里大呼小叫地要茶和点心，在和警察吵架的过程中，他从楼梯上摔了下来，引起观者哄堂大笑。

醉汉坠楼的漫画，《通俗画报》，1909年

在早期中国城市改良中，警察是以社会现代化和改革者的形象出现的，所以警察的功能是多种多样的，不仅要维持公共场所的治安，还要提供各种社会服务，特别是消防。火灾一直是这个人口稠密城市的一大危害，那个年代的报纸经常有关于火灾造成破坏的消息。

据1903年英文《华西教会新闻》的报道，“市中心的一条商业街发生了一场重大的火灾。街道两旁一百多码的房屋建筑都被烧毁”，这场火灾是由于“点着煤油灯睡觉”而引起的。仅一周之后，“在离上次灾难发生地不远的地方又发生了另一场火灾”。

成都直到20世纪初才建立起一套新的消防体系。而在此之前的漫长时期，成都主要依靠于街头的“太平石缸”，当火灾发生时从中取水。为了防止商业区拥挤的店铺发生火灾，警察局制定了防火章程，其中包括煤油储存和电灯使用的规定。警察还在城内外东南西北各处修建了四个钟楼，若遇火灾发生，立即撞钟，各路可闻声相救。

警察还成立了第一支专业的消防队，有成员一千多人。他们负责给街上一千一百多个太平石缸注水并定期换水，又将城内各水井调查清楚，有水井之处用木牌写一“井”字，使人人知井之所在，便于火灾时取水。

成都的外国人注意到了防火体制的缺陷和设备落后的问题。1905年发生在东门的一场大火，使对新防火设备的需求提上了议事日程，之后，成都引进了较为有效的工具。正如一位西方人注意到的，“庞大的消防工具”——“水龙”在灭火时喷水十分有力，比过去的灭火手段改进了许多。

消防队经常公开举行消防演习，既进行了训练，又向公众传播了消防知识。消防演习逐渐成为受欢迎的公开表演。如1909年消防队点燃了几间用于演习的茅屋，消防队员用水龙灭火时，围观群众众多。最大的一次消防演习是清末在北较场举行的，有1400名警察和消防队员参加，观者万余人。

抗战时期成都郊区龙泉驿的消防队。

麦登斯摄，1941年。

警察也管许多小事。1914年的《国民公报》的新闻称：一个抱小孩的妇女丢了钱，被一个“下力人”拾到，警察看见后监督他将钱还给了那位妇女。据另一则报道，一个骑马的年轻人撞翻一名老穷妇，当行人拦下那年轻人之后，老妇人站起来说她没有受伤。警察确认后，还是令年轻人雇一顶轿子送她回了家。那穷妇说：“我不坐轿，给我200文钱就是。”警察责备说：“拿200文做甚，坐轿归去可也。”后说服老妇人坐上了轿子回家。

在成都的外国人也赞誉警察是居民的“好帮手”，尤其是在遭遇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时。例如，当洪水淹来，警察“再一次显示了他们训练有素的优点。他们立即赶赴现场援救，有秩序地将食物分发给受灾群众，安排处于危险地带的群众转移”。此外，他们也帮忙解决街头发生的争端，而在过去，这些事都是由邻里、同乡、宗教等社会组织来处理的。

成都一直到1928年才第一次出现市政府，在此前的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内，警察在城市管理中扮演了主要角色。在外国传教士的观察和地方报纸的新闻报道中，警察的影响基本上是积极和正面的，这个机构是向西方和日本学习的结果，为城市改良的需要而发展。所以要研究一个城市的现代化，警察是必须考察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