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过去城市中人与人之间的歧视非常普遍

在传统中国城市里，社会排斥和歧视的现象一直都存在，一个族群或行业集团会对另一个族群或行业集团持敌视的态度，城市居民欺侮乡下人的情况也很普遍。这里的“族群”并非指不同种族的人群，而是指由于地理、经济、文化、社会地位等因素造成的社会隔阂中不同人的群体。

排斥和歧视激起了被排斥者、受欺侮者和受歧视者的愤怒，促使他们为自己的权利而进行斗争。上海人歧视苏北人就非常典型，在成都也存在类似的歧视现象。与上海一样，方言、历史和籍贯都能在人们之间划出界线。与上海不同的是，在成都没有特定的地域偏见，但是居民们对满族人怀有敌意，对乡下人持明显的歧视态度。

成都汉人和旗人被满城（又叫少城或内城）的城墙分隔在不同的区域，但是他们之间的冲突发生得仍然十分频繁。晚清时期，成都有四千多户满人，总人口一万九千多，大都住在满城。

地方文人在竹枝词中有不少描绘成都满人打猎、看戏、钓鱼的生活方式：

旗人游猎尽盘桓，

会馆戏多看不难。

逢着忌辰真个空，

出城添得钓鱼竿。

在城西的兵营附近，市镇居民能看见满族人在牧马。有竹枝词写到成都满人的其他嗜好：

西较场兵旗下家，

一心崇俭黜浮华。

马肠零截小猪肉，

难等关钱贱卖花。

这是说旗人喜花，一收到月钱即买花用光，但等买食物无钱时，只好贱卖花以维生。

在当地文人的作品里，对旗人总有不少负面的描述。由于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认同，加之政治因素而产生的相互憎恶，一代代传承下来。在晚清，地方文人指出满人之所以变得越来越穷，是因为他们的懒惰和闲散，一首竹枝词写道：

吾侪各自寻生活，

回教屠牛养一家。

只有旗人无个事，

垂纶常到夕阳斜。

另一首竹枝词也表现了类似的抱怨：

蚕桑纺织未曾挨，

日日牌场亦快哉。

听说北门时演戏，

牵连齐出内城来。

这是说满人不干活维生，整日沉溺于棋牌赌博，一听说有戏看，便蜂拥而至。

有身份人家的少妇拒绝到少城去，因为她们认为那里的人们“懒散”、“肮脏”和“粗鲁”，而且老是盯着她们看。在汉人居住的“大城”里，不断有年轻女士在满城受到骚扰的传闻。当地文人在描述满人时经常使用的语言，很清楚地反映了成都满汉族群之间的对抗。

族群冲突问题在政治危机期间变得更为突出。在1911年革命前，居住在“大城”的汉人与居住在“少城”的满人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张，李劼人在他的小说《大波》里便描述了这样的矛盾。积淀了二百多年的汉满之间的敌对终于在1911年爆发了，但是爆发的导火线不是民族问题，而是与清政府的政治冲突。

当成都宣布独立时，城里的满人听说在西安、锦州等城市，许多满人被汉人杀死，他们开始为自己的生命安全担忧。他们决定当无法保护自己时，让所有的妇女和孩子都自杀，男人则去拼命。然而，新成立的军政府承诺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没有发生他们所恐惧的族群间的屠杀事件。

成都居民也看不起来自边远地区的人们，特别是那些住在四川西部边境沿线的藏人。成都既是中草药、毛皮和藏货贸易的中心，也是本地商人到全国各地贸易的中转站。成都居民将那些来自边远地区的人看作“乡巴佬”或“野蛮人”。

正如一个地方文人用谐谑的口吻所写的：“西蜀省招蛮二姐，花缠细辫态多憨。”一位文人在其竹枝词中，嘲笑那些来自大小金川和西藏的藏人：

大小金川前后藏，

每年冬进省城来。

酥油卖了铜钱在，

独买铙钲响器回。

有意思的是这位作者为这首竹枝词加了个注，让我们进一步了解了成都市民对这些远道而来的藏民的态度：“蜀中三面环夷，每年冬，近省蛮人多来卖酥油，回时必买铜锣铜铙等响器，铺中试击，侧听洪音，华人每笑其状。”

对藏民来说，成都是做生意和联系外部世界最近的一个重要商业中心，而成都居民也同样依赖这些商业活动，虽然经济交往能够增进相互理解，但文化隔离和歧视却根深蒂固，这从作者所用的“夷”、“蛮人”等词中表露无余。在他们的文字中，“我们”与“他们”的区分是十分清楚的。

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研究了城市与乡村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并努力去“重新发现一种全世界城市都存在的共同现象”，即城乡间的既相互依赖又有着隔阂的关系。他发现，“同农村持续不断的对立似乎是在日常生活中不可避免的”。

成都与临近的乡村有着密切的联系，尽管一堵城墙将城市围了起来，但是城市居民不可避免地依赖与城外地区的交易。这样一来，一个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靠的模式建立了起来。例如，如果没有周围农村，城市居民便不能享用新鲜食品和雇用来自乡下的廉价劳动力。

另外，成都平原的农户的居住模式是分散型，每个家庭都住在他们的耕地附近，基本上不存在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村庄”。在成都平原上，田野中间被竹林环绕的一家一户或若干农舍成为其独特的自然景观。由于没有或缺少紧密的邻里关系，平原上的农家们会产生一种孤独感，因此频繁地赶场和进城就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中的必要之事。

成都城墙外面的乡村景色。钱柏林摄，1909年。

每天都有很多人来到成都的街上、酒馆和茶馆里寻求与他人的——既有经济的亦有社会的——联系。而且他们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城镇市场来交换农产品和手工品。

在繁忙的春秋季节里，农民们在田地间辛勤耕作；但是在夏冬农闲时，他们又作为游方小贩或匠人出现在成都街头。因此，在成都街头可以定期看到来自农村的小贩和手艺人，他们大多是早来晚归，但是如果有些路程较远的外来客，需要在城中逗留几天或更长的时间，也会在小客栈，特别是在廉价的“鸡毛店”过夜。

城市居民认为他们比乡下人高一等，嘲笑后者“愚蠢”、“幼稚”、“粗俗”，称他们为“乡巴佬”、“乡愚”，说他们的闲话，传播一些关于乡下人的“离奇”故事，把他们作为茶余饭后讥讽的对象。尽管两者都生活在成都平原，但他们看起来却有极大的不同。

住在城墙外的农民——哪怕是离城仅一两里远——外表、口音、穿着等都与城里人有明显区别。乡下人的出现不时会引起饭馆、茶馆里的城里人许多好奇的打量甚至议论。下面是1917年发生在一个茶馆里的谈话，便充分说明了都市人和“乡巴佬”间的鸿沟：

昨有一个农民来省，到某茶园吃茶。闻有人说：“西南政策把我们害了。”农民上前怒谓之曰：“稀烂政策害了你们？闻省中善人很多，生的死的都被怜恤。我们乡下人受稀烂政策的影响，银钱衣物要抢去；莫得现银物，人也要拉去。挨打受气，又出钱，有哪个怜悯你？”其人见农民误解，复谓之：“现在讲的是云南政策了。”农民更惊，旋又答之曰：“说起营盘，我辈更怕！”农民方开口，其人知不可谕，遂起而去。

汉语中有许多同音词和近音词，因此人们在对话中可能会曲解对方。不同口音的人相互交谈时，这种情况就更为严重。从表面上看，这个故事是关于那农民对城里人谈话一些近音词的误解，但弦外之音，却是与“愚蠢”的农民无法进行“政治话题”的谈论，进一步反映出城市居民的优越感。从“其人知不可谕，遂起而去”来看，这个城里人是不屑与这个“乡巴佬”费口水，干脆一走了之。

不过，这个发生在茶馆的插曲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了，在军阀割据时期人们仍然可以在茶馆中自由谈论政治，还表明陌生人之间可能进行无拘束的闲聊，哪怕是农民，也可以随便插入他人的谈话。然而，在国民党时代，这种自由受到极大的限制，唯恐惹麻烦的店主总是贴出“休谈国事”的告白，以警告人们在各茶馆中不要议论敏感话题。

除了城乡冲突之外，新老移民之间的对立在中国城市里也很普遍。由于明末清初战争之破坏，成都几乎很少有真正的本地人。清初以来，通过不断地移民，城市恢复了昔日的繁荣。地方文人吴好山写道：

三年五载总依依，

来者颇多去者稀。

不是成都风景好，

异乡焉得竞忘归。

来自外省的大批商人到了成都后就逐渐定居下来，开店营业，他们大多数人都专营一种或者几种商品。随着他们人数的增加，他们建立了行会或会馆。

小乡场上的大牌坊。甘博摄，1917～1919年。

对于移民来说，成都有更多谋生的机会，特别是对那些因自然灾害和土匪横行而背井离乡的人们来说，这里也要安全得多。另外，他们在成都扩大经营，并由此与其他商人产生了竞争，也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当地人的抵制。

在成都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可以增加我们对新老移民之间紧张关系的了解：19世纪80年代，陕西人在成都立脚后，他们想为同乡会建造一座会馆，但是成都人不喜欢这些暴发的商人，拒绝将土地出售给他们。后来经过多方努力，陕西人买到了一处低凹泥泞的土地。此地开建前必须用石头和泥土来填平，但成都人不允许他们从成都就地取土，以此阻碍他们的修建计划。同乡会只有号召所有的陕西人从自己的家乡带回一袋干燥的泥土。两年内洼地即被填平。

现在无从考证这个故事的真假，但故事本身可能夸大了成都人的心胸狭窄和他们与陕西人之间的矛盾。不过这个故事的流传，的确反映了存在于本地人和外来者之间的经常不断的形式繁多的冲突。

清末民初，来成都的移民数量大幅度增加。一份1917年的报告指出，成都最近增加了二万余户家庭，引起一些人担心城墙内这有限的地方，如何能容纳下这样多的人口。一些人认为，清政府倒台后，失业人数增长，这加剧了谋生的困难。成都吸引了来自各个地方的新移民，所以是良莠混杂，一些坏人隐藏在人群中，可能对社会安全有潜在的威胁。当地报纸报道了一个乡下人是如何在骡马市认出一个“面目可憎”的汉子，这人是曾经在什邡县抢劫过他家财物的匪徒。因此，一些地方精英呼吁政府对流动人口给予更多的限制。

成都同中国其他城市一样，由族群、籍贯等的差别引发的问题非常普遍。或许城市中邻里之间的亲密关系强化了“我们”（邻里）与“他们”（乡下人或移民）之间的隔阂。

成都居民不喜欢“陌生人”来改变他们的日常生活，而那些被排除在外的人努力在公共空间维持生计和寻求娱乐，这便是在城市中每天都不断出现的纠纷、冲突乃至暴力的土壤。

其实，这不是成都的独有现象，在中国任何一个传统城市里，这种冲突都是见惯不惊的，而且实事求是地说，成都算是一个很包容的城市了。直到今天，这个城市仍然是中国让外来人最感亲切的城市之一。

实际上，虽然我们指出了城市中存在的这些问题，但这并不否认在长期历史过程中成都社会所建立的一种稳定机制。也就是说，即便是在冲突发生时，这种能自我调节的机制也能把冲突限制在比较低的层次上，而很少发生那种不可收拾的大规模骚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