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 生活在恐慌年代

对于成都市民来说，民国初年最大的变化，就是他们必须在一种持续不断的混乱环境里维持其日常生活。从辛亥革命以来，成都便像中国其他许多城市一样，进入了多事之秋。

政治局势的不稳，经济状态的恶化，加剧了社会动乱。一个西方人在20世纪30年代曾指出，四川是“辛亥革命后土匪肆虐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作为四川省的政治、经济中心，民国初年的成都并非四川最糟的地区，但人民仍然经历了深重的灾难。

善良的人们从未料到革命竟伴随着如此巨大的浩劫。革命期间清军完全失控，“街头成为士兵的天下”。端着枪和刺刀的士兵在街头耀武扬威，横行霸道。据时人描述，这些士兵的装束非常奇怪，一些头戴“英雄结”，身着五彩裤；一些长发垂耳，一些脚打绑腿，像戏台上的演员。“英雄结”是辛亥革命时期一种独特的头式，因为一些士兵在革命后拒绝剪辫，便把其辫子用一带子扎在前额。

1911年12月8日，一大帮兵痞拥向临时军政府所在的皇城，要求发放拖欠的军饷。当他们强行闯入军政府时，正副都督都已仓皇逃命。乱兵接着抢劫了大清银行和其他两家银行，然后洗劫劝业场。

据传教士描述，在劝业场，“一瞬间这些士兵便把楼上楼下洗劫一空”，玻璃橱窗被砸碎，街上到处是碎片。当天下午乱兵又抢劫了成都最为繁华的地方——东大街，“傍晚，三五成群、荷枪实弹的乱兵闯入成都各大公馆勒索金钱”。

入夜，各典当行成为主要目标，城内发生十余起火灾。“枪声持续了整夜”，市民们“几乎度过了一个不眠夜”。是夜城门亦未关闭，乱兵们源源不断地把赃物运出城。

成都在这次洗劫中损失巨大，除遭抢劫外，“大量银子熔化于大火、消失在灰烬”。仅布政使银库便损失了600万～800万两银子。四川从此失去了稳定局势的金融后盾。

民初的成都成为兵痞的世界，街头被军阀的军队霸占和控制，军警巡逻街头。大量军队驻防成都，散兵游勇更是不计其数。他们成为这个城市的主宰，人们的日常生活受到极大的干扰。

这些士兵在公共场所无恶不作，比如他们经常在街上拉夫，特别以苦力、轿夫、黄包车夫为对象，以至于这些人成为惊弓之鸟，一有士兵在街头呼车，他们便跑得无影无踪。

为避免军队的乱拉夫，商会提出每个轿行出四人作为劳工，以换取停止街头拉夫。那些兵棍不仅以下层人民为拉夫对象，甚至街正、教师等有头脸的人物也会成为他们的牺牲品。

军人欺压市民的报道充斥地方报纸。例如一个士兵在一个饭馆吃完饭，不仅不付饭钱还殴打店主，砸坏碗盏。一位市民端了碗油漆从北门进城，守城门的兵士指控他走私鸦片，当那人力图辩解时，士兵大发脾气，用碗把那人砸得头破血流。一个裁缝路过皇城驻军大门，出于好奇往里看了几眼，门卫便称其为密探将他五花大绑。一次近二十个士兵欺压一个绸店老板，愤怒的街民向他们讲理，士兵用刺刀将人们轰走，街面各店也因之关门，附近警察因慑于军人的淫威对人们的求救不予理睬。

他们还经常占据庙宇作为军营，一位在20世纪20年代访问成都的日本人便看到，青羊宫的大殿里睡着士兵，他们在祭坛上烧饭，在廊柱上晒衣。

由于军人享有“特权”，许多人，特别是那些地痞们经常装成士兵以虚张声势，甚至小孩、军官所雇之人也以着军装为荣，因而在成都，一时领章帽徽成为紧俏商品。由于此风愈演愈烈，军队不得不出令禁止，警察亦令裁缝不得制作军装。

社会动乱的确削弱了警察的权力，而警察权力的削弱又使街头社会秩序进一步恶化。在民国初年，警察、宪兵、民团、军队都有控制社会治安之权，可说是政出多头，然而警察正如时人所称已“形同木偶”，从而给予地痞流氓在街头极大的活动空间。

警察权力经常遭到其他力量，特别是地方土匪和兵痞的挑战，警察本身也成为袭击、抢劫甚至杀害的对象。如当一群兵痞在街上把一个值勤警察殴打致死时，还张狂地叫嚣：“送你去西天站岗。”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警察自己的社团“警界会”，一次也被地方豪强捣毁。这一时期，警察因尽力避免与有势力的集团发生冲突而失职，市民对此十分不满。

然而，似乎外国人对这些耀武扬威的无赖之徒有一定威慑力。这是一个绝妙的例子：一个士兵强行进入二仙庵的女宾休息室，并殴打前来阻止他的警察，“一名外国人手执马鞭上前，二话不说，将该军人背部抽打数鞭，那人只好悻悻而去”。

然而，不能胜任维持治安责任的警察却经常滥用职权，反而成为扰乱市民日常生活的一个消极因素。例如有些警察以搜查鸦片为名闯入百姓人家，侵吞私产，由此造成一些地痞假装警察作案。有些沾染鸦片的警察则在值勤之时入烟馆过瘾。

即使有警察试图恪守自己的职责，但当他们面对蛮横的士兵时，武力冲突便不可避免。例如，一次当八十余女子中学的学生从女子入口进入花会时，两个士兵故意插入队伍逆向而行，值勤警察要求他们出来，从男子入口进入，随后又有士兵故技重演，从而引起争执。其间有军人突然吹哨大喊“紧急集合”，顷刻数十名军人围住一个警察大打出手，有的甚至抓起临近摊子的板凳向警察猛砸。一旁的警察赶紧求情：“各位先生，实在要走女宾路，请走就是。”

他们将那挨打的警察扶起，“令其向众军作揖赔礼”。但军人并未因此息怒，“又将三警围打，且把战刀、指挥刀口鞘等类夺去，又撕毁制服。有喊就刀杀者，有喊不杀他打死了事者。该三警之惨状，故不待言。而秩序亦大乱。观者以千万计，交通为之塞断”。

此事激起极大民愤，军事当局也不得不出告示安抚，明令军人不得扰乱公共治安，违者军法从事。军队还许诺派宪兵巡逻以杜绝军人制造事端。由于当时缺乏强有力的稳定社会的力量，社会状况和日常生活环境日益恶化。

社会动乱导致了土匪的猖獗，这对成都市民来说是灾难性的。辛亥革命之后，土匪数量剧增，抢劫事件层出不穷，并从城郊蔓延到城内。一次，百余穿着军装、扛着大枪的土匪大张旗鼓地开进北门外各街，居民以为是地方军，在这一区域他们抢劫达四个小时，并焚烧房屋。

这一时期，成都近郊成为一个危险区域，土匪甚至经常冲进茶馆抢劫和枪击茶客。许多乡绅为逃避匪灾而移居成都，以为如此便可以求得安全的避风港。但他们发现，成都也不再是一个可以高枕无忧的地方。

抢劫事件急剧增加，成都居民无不感到不安。地方政府为了稳定社会秩序，经常采用公开行刑的方式来威慑土匪（当然这也不失为独裁者压制不同政见者的手段）。

在传统社会，执行死刑犹如公开的死亡仪式，被国家权力用来震骇民众。这类仪式总是在闹市举行，以取得“杀一儆百”的功效。在民初的成都，公开行刑成了家常便饭。像古代一样，在执行之前，犯人们会先游街示众。

在这个时期，人们经常可以看到类似场面：在队伍之前，几个号兵吹着悲凉的号角，其后是一排持枪的士兵（在20世纪20年代，枪毙逐渐取代了砍头）。囚车上，死囚被捆绑或夹在囚笼中，上身裸露，有的嘴里不断叫着“我冤枉啊！”有的则借机展示“英雄气概”，发表演说或高呼诸如“二十年后又是一条汉子”之类的豪言壮语。

被定伪造货币罪的人游街示众，木牌上写着“伪造者斩”，《通俗画报》，1912年

紧跟着囚车的是荷枪实弹的官兵。游街总是吸引了无数的围观者，给了那些对土匪恨之入骨的人们一时的兴奋和暂时的满足，但在一定程度上也给这个城市的社会生活蒙上了恐怖的阴影。

通常行刑游街要穿过东大街，然后出东门，过紫东街、年丰巷到莲花池，途中经过的一座桥也因之被称为“落魂桥”。刑场设在莲花池与地藏庵之间，那里甚至演变为市民寻求刺激的聚会场所，一些人甚至早早地等在现场以便一睹为快，小贩也趁机在那里兜售商品和食物。

一篇报道描述说，一个死囚在行刑时拒绝走出囚笼，刽子手竭力把他拖出，不想那囚犯竟一口咬伤了刽子手的手，刽子手气愤至极，手起刀落将那囚徒砍死。

有些死囚的尸体在运回原籍埋葬之前，存放在地藏庵，那些无人收尸者则由当地保甲雇乞丐就地埋葬。由于这些尸体仅以破席一裹浅埋了事，故经常被野狗撕得七零八落。

在民初，死刑经常在地处闹市的警察局门口，甚至在商业中心春熙路和少城公园执行，社会改良者对此颇有批评，指出此举有碍卫生，且涉鼓励残暴行为等弊端，呼吁将刑场移到城外。1927年，军事当局准备在中山公园前处决一个犯人，市政府亦要求移往城外。

枭首示众也被军事当局用作威慑的工具，这个方法经常被用于处置那些罪大恶极的死囚。如1916年在匪首巫人杰被处决后，其首级被装在木笼中在东城门悬挂了三天，然后陆续移往西门、北门和南门示众。

当然这种方法也用于打击政治敌人。如1917年川军和滇军在成都巷战时，滇军将四个俘虏的首级挂于皇城。虽然枭首在1928年被当局明令禁止，但此后这种古代的“死亡仪式”仍然存在了相当长一段时期。

社会动乱加剧了人们的危机感，而人们的这种惶恐不安正是谣言广为散布之温床。在辛亥革命之前，公共场所便成为谣言散布之地。其实有许多谣言也是空穴来风，常常是与当前人们所关注的问题联系在一起，而人们所关注的问题也不时转移。

正如一个传教士所看到的：“关于英国人占领西藏的谣言在茶馆里已不再引起轰动，人们的注意力都集中于几个星期以来剪辫子的传言。”

有人器官被割的谣言又甚嚣尘上，五人被捕，他们招认捏造这些故事不过是哗众取宠。警察为其戴上枷锁游街以示惩戒，还将他们的供词贴出，警告对谣言制造和散布者将严惩不贷。

一位年轻人在茶馆与一个陌生人议论道听途说的新闻，哪知那人是个密探，年轻人因此而被警察逮捕。在辛亥革命之后，社会承受力更为脆弱，谣言加剧民众的不安，政府则以严惩为手段进行打击，所谓“造谣惑众者”可能被判处死刑。

彭镇观音阁老茶馆。作者摄，2014年。

有一时期成都盛传街头石板地上的黑线是大灾难的预兆，警察逮捕了两个正用铅笔在石板上画线的人，显然两人不过是恶作剧。警察的确被各种谣传所困扰，那时由于土匪猖獗，诸如大量土匪混入城内的谣言甚多，每当此类传言盛行，警察便派密探到各茶房酒肆观察动向。

谣言往往盛行在旧秩序被破坏，而新秩序尚未确立之时。当时便有人力图分析谣言的根源，其结论是“上等社会”和“下等社会”对此都有责任，但问题主要在上等社会：

夫谣之造也，其意必有所图。为名位而造谣者，必上等人物；为财帛而造谣者，必无赖游民。然无赖游民之造谣也，有以上等人物之谣言为动力，其目的虽不同，而其贪得之心则一也。吾甚望为政要者，幸勿信口雌黄，致乱安宁之秩序，任情诬蔑，不计利害之何如。

一家地方报也评论道：在晚清，人们听信谣言是因为人心惶惶，然民初这种不安全感反而加剧，人们时刻感觉大祸临头，如“惊弓之鸟”，从而谣言盛行，因此政治的不稳定为政治谣言的出现提供了环境。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国民公报》刊登一篇讨论“息谣之法”文章的第二天，该报便有一篇关于谣传盐价上涨，人们蜂拥购盐囤积的报道。

然而，有时所谓“谣言”也未必就是谣言。1916年关于军人买米不付钱的“谣言”在南门一带流传，导致各米店关门。尽管警察宣称这是谣言而竭力追查，但是如果我们观察那些兵痞在成都的所作所为，可以看到他们在茶坊酒肆和店铺估吃估拿已经司空见惯，这些很难说都是“谣言”。

此外，地方政府经常以所谓“妖言惑众”，来惩办敢于批评军阀和政府的人士，因而任何政治话题，甚至是“街谈巷议”都可被诬为“谣言”，而被禁止和受到打击。

在民初，成都街头的“地皮风”经常造成极大的混乱。所谓“地皮风”，即“虚惊”，经常由一件小事引起大恐慌。每当“地皮风”刮起，人们便在街头各自奔命，市场是一片狼藉。例如有人在青羊宫附近举行葬礼，当按传统习俗放鞭炮时，整个地区的人们都以为发生了枪战而惊恐万分。

一天傍晚，一阵“地皮风”在许府街、顺城街一带刮起，各货摊和商店立即收摊关门，人们夺路奔逃，轿子价格疯涨，甚至警察也从街头消失。后来人们才搞清其起因不过是两个卖稻草的农民发生争执，一个看热闹的醉汉被绊倒，他爬起后便一阵疯跑还一边狂叫：“打起来了！打起来了！”不知底细的人们也因此受惊。

同一天，一个士兵的枪走火而导致皇城坝、提督街、东御街、西御街等大片地区的人们虚惊一场。上述事件都发生在1916～1917年成都最混乱的时期，这说明不安全感和恐惧感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在那个动乱的年代，街头发生的任何小事都有可能引起人们不祥的联想。例如《国民公报》曾以“恐怖新闻——一小孩的舌头被割”为题，报道了人们在东府街发现一个光着上身、嘴中流血的小孩。当问及发生何事时，发现他只有半截舌头而不能说话，人们料定他舌头被割，警察立即把他送到医院并着手调查。

但第二天该报报道，那小孩的舌头仍在，因头天人们见他满口是血且不能说话，故误判。其实他是一个鞋匠的儿子，患有一种疾病，当他“发狂”时经常咬破自己的舌头。从其症状看，很可能是癫痫，即成都人常说的“扯羊儿疯”。

另一个故事也反映出人们心里普遍的不安和恐怖感：一名警官在街上看到一个人扛着一口揭开的，装着一个小女孩的棺材，警官立即怀疑这男子打算活埋这女孩并开始跟踪。在上升街的拐角处，警察发现那人快速行走，并听到孩子从棺材里发出的要妈妈的哭声，于是警察将他逮捕。

那人解释道：他送一具棺材进城时，一位老朋友叫他把生病的女儿送到平安桥医院，他只好将女孩放在了棺材里以便于行路。警察立即找到女孩的父母，后者证实了他的说法。

虽然从表面上看，这些误会是出于人们过于敏感，但实际上它们反映了社会动乱给人们造成的心理恐慌。除了说明那个时代人们过分忧虑之外，这些故事也展现了一些文化和信仰的因素，满口鲜血而不能言语的小孩，装“死人”的棺材经过拥挤的街道，不可避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

城市里各个角落的居民都担心城里会发生任何非常之事，甚至一件小事也可能引发恐慌。一个简单的误会就能引起骚乱，表明成都居民在这个混乱的时期承受了沉重的心理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