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斯普鲁斯的莫斯科

    查尔斯·哈林顿将军是在奥斯曼帝国衰败的决定性时刻抵达伊斯坦布尔的。哈林顿的任期与凯末尔主义者的西进同时开始，稍后又在场见证了士麦那之秋，策划拐走了奥斯曼帝国的末代苏丹。然而，这些事件当时很难被写进帝国崩溃与民族革命的叙事鸿篇。哈林顿的困扰也只是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那个年代生活在伊斯坦布尔的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难民、逃兵以及失业工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鼓刚刚擂响，一些人就来了。接着，希腊军和土耳其民族军打得难解难分，更多的人跑来避难。尽管几年前，统一进步党驱逐过[1]城里的亚美尼亚社会活动家和知识分子，但是如今，大量的亚美尼亚难民为了躲避安纳托利亚的战火，又不顾一切地冲了回来，伊斯坦布尔没多久就成了土耳其亚美尼亚人口最多的城市。1912年以来，四十余万穆斯林从希腊和巴尔干半岛移居伊斯坦布尔和安纳托利亚西部，这些背井离乡的穆斯林如今和亚美尼亚人共居一地[2]。

    照顾这些人的重任理所当然地落在了协约国的肩头，他们是唯一有能力争取到充足的食物、衣服和医疗服务的官员。协约国原本一致同意由法国军队全权处理难民问题，可是问题确实非常严重，所以其他国家也纷纷参与进来。美国海军[3]在锡尔凯吉车站的院子里搭了个露天食堂，放置可以制作面包的烤箱和冲调热可可的烧水壶。英国汉普郡军团成员[4]拿出了他们个人的口粮，包括从当地征调数千难民儿童需要的牛奶。私人慈善机构也加倍努力。哈林顿到达伊斯坦布尔没几周[5]，就制订了群众住宿和食物供给计划，甚至还设计了一个票务系统，负责分拣大量的求助信息。他们向难民家庭分发彩色代用券[6]，这些家庭可以凭券取用同颜色桶里的汤等餐食。到1920年底[7]，协约国的流动厨房每天救济16.5万人，差不多是伊斯坦布尔战前人口的五分之一。

    除了当地的基督徒，穆斯林也一样深陷贫困之中，这些人离开色雷斯和安纳托利亚的家园，辗转来到这个看似风平浪静，实际局部区域暴力生长的城市。这些人——定义了伊斯坦布尔20世纪20年代早期的难民状况——都不是本地人，他们占用了哈林顿大部分的精力。他们与周围的土耳其人一样痛失帝国，而且帝国的覆灭并不是他们自己造成的后果。他们现在很难想象一个新国家，恰恰因为他们还没有放弃重回旧帝国的想法。他们紧握着回忆，脑海中满是俄罗斯帝国和沙皇的影子，他们是流亡人士，他们出现在奥斯曼帝国首都是无法预料的意外。俄国人的涌入对这个收容他们的避难所也产生了深远的文化影响。

    土耳其人和俄国人经历过同一种革命，而且他们都深感自己当年对待失败者的方式既不道德，也不合逻辑。苏联历史的必胜主义版本反复强调布尔什维克注定是全人类工人阶级和剥削者之间斗争的赢家。1917年2月，俄国民众起义，推翻了沙皇统治，组建了临时政府，为工人阶级的十月革命铺平了道路。但是布尔什维克始于政变的迅速掌权原本打算在议会选举之前撤销临时政府，结果没想到革命声浪席卷了整个俄罗斯帝国，演变成了一场血雨腥风的长期内战。英国驻伊斯坦布尔的联络官汤姆·布里奇斯（Tom Bridges）当时报告说，这完全是“一场敌对的团体和派系之间的混战”[8]。暂且不论帽徽和意识形态，房屋被一把火烧毁，百姓纷纷投入战斗，乡间小路上都是些无人看管的牲畜。

    1917年秋，哥萨克社区拒绝承认彼得格勒的社会主义新政权，几股反对布尔什维克力量受其感召，在顿河边聚集。哥萨克起义就是一块磁铁，吸引了一批愤愤不平的帝国军官、旧贵族、俄罗斯民族主义者以及追求冒险精神的男学生，他们决意集结起来，阻挡红军的前进。他们组成了所谓的志愿军[9]，这支小部分最初服役的士兵不足四千人，后来却逐步发展成为能够与弗拉基米尔·列宁、列夫·托洛茨基等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抗衡的最强大的反对党派。布尔什维克党素来以团结统一为使命，执行任务时一贯冷酷无情，然而，他们的对手——统称为白党——却只有一个模糊的计划：恢复旧秩序，保护传统特权，否认调转历史风向的革命。1920年2月，白军全面撤退，回到了黑海海岸的避难所。俄罗斯国民如潮水般从敖德萨和塞瓦斯托波尔等地的港口涌出，布尔什维克军队紧接着就占领了这些城市，志愿军司令安东·邓尼金（Anton Denikin）也被迫放弃了罗西斯克港的防守阵地，乱糟糟地组织撤离。

    英国海军战舰“珀加索斯”号（Pegasus）上的飞行员查尔斯·斯塔福特（Charles Strafford）是协约国派去掩护邓尼金撤退的分遣队队员。一战期间，沙俄帝国曾是协约国之一，所以英、法、美三国军队一直在有意无意地帮扶苦苦挣扎的俄罗斯保皇派对抗社会党人。斯塔福特身临混乱绝望的境地，一时之间内心的震惊无可比拟。港口人头攒动，俄罗斯士兵的制服和他们家人的便衣上全都粘满厚厚的污泥。码头火光冲天，英国和法国的船只四处晃动着探照灯，再加上海军和海岸炮兵发射的闪光弹，整个夜空在火光、灯光的照耀下犹如白昼。哥萨克骑兵卸下辔头，赶马进山。逃亡部队在协约国的护航下，乘坐疏散船只陆续撤离，据说有哥萨克人的马飞奔入海，不停游向乘船远去的旧主人。人们站在船栏边[10]，看着马儿在深水中逐渐没顶，激起的泡沫慢慢平息。

    罗西斯克港的难民刚刚安全抵达仍在白军控制下的克里米亚，邓尼金就灰溜溜地下了台。“俄国目前的形势非常非常糟糕，能跑的都跑了，可是我们只能留下来。”[11]克里米亚的俄罗斯人、十七岁的卡佳·特纳（Katya Tenner）写信给斯塔福特说道。每个人都在权衡离开的利弊。富裕家庭虽然拥有更多选择命运的机会，但是每个人都面临着共同的计划不确定性问题。小说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当年二十岁[12]，他的父亲是邓尼金政府的司法部长、彼得格勒的著名律师，弗拉基米尔先是被父亲送往克里米亚，紧接着他们一家人又背着家厨准备的鱼子酱三明治继续迁移，后来决定在沙皇的避暑别墅、雅尔塔附近的里瓦几亚宫（Livadia Palace）暂时落脚。纳博科夫的父亲在那里找到了一艘运送干果出国的货轮，他们随船先去了伊斯坦布尔，短暂停留后又前往比雷埃夫斯，接着转乘长途火车和渡轮远走英国，一家人在伦敦开始了新的移民生活。

    其余数万人就没有这么幸运。志愿军的残部挤进了克里米亚半岛，伏在山岳海岸之间沉潜待发。这支军队现在由彼得·“白雪”·弗兰格尔（Pyotr Wrangel）率领。他的绰号说明了[13]他对细腻丰富的白雪香槟的喜爱，可在战场上，他却是宁折不弯的猛将。弗兰格尔四十出头，高大轻盈，他总是穿着样式独特的哥萨克制服，披着切尔可萨大衣（cherkeska），戴着阿斯特拉罕小羊皮帽。他出身军人世家，家族先祖曾出过多位帝国元帅。

    据弗兰格尔估计[14]，敌众我寡，布尔什维克的武装部队多达60万人，他的兵力尚不及对方的三分之一。1920年11月初，布尔什维克军进入克里米亚，向弗兰格尔的平民政府和军队集中的沿海城市逼近。1920年11月11日，冬日的塞瓦斯托波尔寒风刺骨，弗兰格尔从这个昔日俄国南方海军所在地的总部发布了一份公告。他说，在这场实力悬殊的比赛中，他们是输了，但是俄国基本的法律与秩序仍然存在，最后的幸存者将会尽快撤离。前几周，他一直在克里米亚的港口聚集船只，正是出于这一考虑。

    那一天，大海风平浪静，弗兰格尔登上了他的旗舰，巡洋舰“科尔尼洛夫将军”号（General Kornilov），没过多久，法国巡洋舰“皮埃尔-瓦尔德克卢梭”号（Waldeck-Rousseau）也鸣放了二十一声礼炮，加入了撤离的船队[15]，还有甲板上堆放着大量裘皮帽和马肉的大型运输船“顿”号（Don），以及沿海轮船、破冰船、货船和各种吨位的军舰，大大小小一共一百二十六艘。海鸥在头顶盘旋[16]，粉红色的薄雾笼罩着海岸，弗兰格尔在俄国海域下达了他的最后一道命令：开向伊斯坦布尔。

    三天后，船队缓慢费力地驶进了港口，停泊在伊斯坦布尔亚洲区与托普卡帕宫仅一箭之遥的莫达（Moda）。自上个世纪，四次俄土战争尘埃落定，这次弗兰格尔率领俄国海军抵达奥斯曼帝国首都的方式并不是历代沙皇军事战略家的梦想，也不是世代奥斯曼人的企盼。时过境迁，俄国人如今是难民，而土耳其人也接受着外国占领者的管治。

    “那些穷人的窘迫难以形容。”[17]哈林顿将军回忆道。美国高级专员、海军上将布里斯托尔汇报说，一些大一点的船[18]甚至运载了几千名乘客，甲板上下都挤满了人，“就像是牲口船”[19]，他们没有篷布等任何能够挡风遮雨的东西，也没有足够的食物和水。当一小队轻帆船[20]和巡逻艇靠近海岸时，女人们为了交换一些面包，会义无反顾地把自己的裘皮大衣和珍珠扔下船。

    哈林顿登上其中一艘船[21]，发现“众人都在忍饥挨饿”。虱子和寄生虫肆虐。如果算上弗兰格尔的船队[22]，俄国内战期间，约有185000人从俄国撤到伊斯坦布尔，这次最大规模的人口疏散导致伊斯坦布尔的人口猛增了百分之二十。寒冬腊月[23]，物资匮乏，流民涌入给社会治安带来了潜在的威胁，而且十多万难民是白军士兵，他们渴望重整队伍，发动针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新战争。一些外交官出于对这些因素的考量，建议把俄国人再往南送，或许可以把他们安置在北非。但船队在莫达就停了下来，俄国人的用意不言自明，至少就目前而言，他们唯一想要征服的地方是伊斯坦布尔。

    轮船还没进港，佩拉宫等酒店的代理[24]就已在码头守候，希望拉到几个富有的顾客。为了向绝望的俄国人收取更高的房价，这些酒店的老板[25]似乎很愿意赶走现有的房客（包括一群一伙的妓女，她们的生意全靠城里的外国士兵和水手捧场）。没什么钱的移民只能依靠占领当局搭建的临时食堂和简易小屋。一份英国的外交报告指出，伊斯坦布尔很可能是全世界营房最多的城市[26]，但是一战期间，因为移民潮一波接一波，有些人还是不得不露宿街头或蜷缩于废弃的散兵坑。尸体[27]有时几天都没人收，旧营房和帐篷还没来得及消毒，下一批难民就已从船上挣扎上岸。

    佩拉大街上的俄国大使馆成了俄国人自发组织的救济中心。鉴于俄国战乱，从沙皇到临时政府，再到布尔什维克党，接着到邓尼金和弗兰格尔领导的俄国南部政府，最后又回到布尔什维克党，旧帝国的权力疯狂转移，大使和工作人员只能自力更生，编造指令，随着时局变化不断表忠心。现在，至少大使馆还可以自称代表俄国政府，即使代表的只是一个流亡政府。部队司令的妻子弗兰格尔男爵夫人[28]在使馆内设立了医院，收治病情和伤势严重的人员，她的狐狸犬杰克[29]也为大家带去了不少欢乐。城外的图兹拉和加里波利也建立了营地[30]收容难民，尤其是弗兰格尔部队编内的士兵。志愿者组织、职业公会和慈善基金会积极协调，共施善举。不过讽刺的是，俄国历史上公民社会最伟大的繁荣却出现在俄罗斯政权青黄不接的时期。

    “我想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31]，在四处移居的这段时光，君士坦丁堡最让俄国人有家的感觉，即使是随时欢迎我们的斯拉夫国家都不会比它更温暖。”俄国律师、前参议员尼古拉·切比雪夫（Nikolai Chebyshev）回忆道。苏联宣传部门后来把这些人都刻画成了流亡贵族的形象，说他们欺压农民，致使俄国陷入灾难性的战争，即使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他们还不忘享用鱼子酱。不过话说回来，许多来自黑海的难民确实代表着一群不同的政治派别、社会阶层和种族划分。

    一名英国士兵在给父亲的家书中写道：“一些人似乎生活优渥，他们一身奇特又华丽的哥萨克装束，胸前斜挎弹药袋，身披黑色长风衣，脚蹬长筒靴，佩带精巧的银匕首，炫耀扬威地在佩拉大街上闲逛。另一些人则明显出身贫寒，只能靠摆路边摊来勉强维持生计。”[32]在这些人中，有的是在邓尼金战败后到达，有的是跟随弗兰格尔的船队一起抵港，还有的是从克里米亚或高加索地区漂洋过海而来。贵族只能和律师、马戏团演员、哥萨克骑兵、家仆等中下层人士共乘一船。白军的领导阶层刻意回避讨论政治纲领和意识形态，他们唯恐参与这场时代运动的民族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农业党，甚至反犹主义者等众多派系另谋生路，或者单独和列宁政权讲和。他们一同流亡，在伊斯坦布尔这座饱受战争之苦的陌生城市挣扎。

    德米特里·沙里卡什维利（Dmitri Shalikashvili）是十月革命之后，随民族浪潮涌入伊斯坦布尔的一分子。他是俄国国民，但不是俄罗斯人，他出生于高贵的格鲁吉亚家族，曾在圣彼得堡念书，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授勋为俄国禁卫军军官。沙俄帝国崩溃时，地处高加索山区的格鲁吉亚宣布独立，声明自己是社会主义国家，但不属于布尔什维克。格鲁吉亚在布尔什维克党的左翼大敌孟什维克党的治理下，成了旧帝国唯一的残迹。尽管沙里卡什维利与孟什维克党在工人权利、土地改革等方面的观念并不一致，但是他们都承诺建立一个民族的格鲁吉亚国家，从而吸引众多与其社会阶层相同的人民。他利用自己的经验和军事技能全心全意地为祖国服务。然而，1921年，布尔什维克突袭格鲁吉亚，轰走了孟什维克，赶跑了整个格鲁吉亚政府，沙里卡什维利最终也被困在了伊斯坦布尔。

    “就这样，我们在一个明媚的春日开始了悲哀的难民生活。”[33]沙里卡什维利回忆道。他不久便脱下了骑兵制服，换上了平民衣衫，并且搬出了伊斯坦布尔郊外专门为格鲁吉亚难民搭建的小营地。城市的大街小巷聚集了不同民族的男女，他们的衣着各异，有些人还把军装和平民服饰混穿在一起。俄国人、格鲁吉亚人、阿塞拜疆人、乌克兰人等各地的难民带着他们对往日生活和消失祖国的残念余思，一股脑都涌进了伊斯坦布尔。大量印有俄国双头鹰标饰的纸张被贴上墙壁、置于桌台、捆进包裹或者摆放在文具店的货架上，很多地方都能看见印有俄国双头鹰的纸张。这些纸张曾被用来印制货币，在俄白军控制的地区流通，不过现在这些纸币也仅值印刷纸张的价钱。

    有些人逃跑时在行李物品里夹带了珠宝和黄金，只要有适度的抱负，这一点点资本也能产生不错的收益。1921年，沙里卡什维利抵达几个月后，王子吉古沙·埃瑞斯塔（Gigusha Eristavi）、伯爵佩蒂娅·扎尼克（Petya Zarnekow）和上校雷迪兹斯基（Ladyzensky）在距离伊斯坦布尔中部不远的马尔马拉海边的浮罗亚（Florya）附近租下了一片海滩。这处岩石海岸杂草丛生，但稍事修整，居然变成了一处优良的浴场。他们借来了一些英国人的旧帐篷，建造了一个粗糙却很受欢迎的海滨度假胜地。

    沙里卡什维利受雇成了经理。他薪水微薄，但可以在海滩吃住。他大多数时候都在清理海滩上散落的垃圾，监督帆布帐篷内部更衣间的建设。穆斯林在城市其他地方有专用的浴场，他们用帘幕隔出长方形的水域，这样在不冒犯任何人情感的情况下，女性也可以在海里嬉戏。与之相较，浮罗亚浴场对男女都开放，海域也没有区隔两性的幕帘，但是因为有埃瑞斯塔王妃和扎尼克伯爵夫人这些身份高贵的创始人的妻室做担保，这里仍是纯洁庄重之地。

    除前俄国国民以外，还有协约国部队的将士与他们的家人，这些欧洲人都是现成的主顾，浮罗亚海滩因此大受欢迎。一位哥萨克将军的遗孀本想在同一地点再开一间自己的浴场，她们之间的财产纠纷差点扰乱了海滨的生意，不过问题最终还是友好地解决了。自此，哥萨克人供应食物，格鲁吉亚人管理更衣室，来自格鲁吉亚共和国首都第比利斯（Tiflis）的金嗓子斯纳斯基兄弟提供音乐[34]。

    整个夏日，人们纷至沓来，恣意享受大海的精彩，就好像这里是雅尔塔等旧帝国的度假胜地。天气慢慢转冷，天空总是阴云密布，浴场的游客日渐稀疏，沙滩上的帐篷也很快被折叠起来，还给了英国人。沙里卡什维利的收入越来越少，他通过一个朋友打听到两位格鲁吉亚王子在佩拉区投资了一桩生意。

    科基·达迪安尼（Koki Dadiani）和尼科·尼扎兹（Niko Nizharadze）[35]是萨梅格列罗（Samegrelo）和伊梅列希（Imereti）王室的子孙，他俩一位苗条纤细，常常穿着定制的切尔可萨大衣，另一位健壮结实，周身散发着锦衣玉食的贵族之气。他俩在佩拉区的某条小巷[36]里开了家名为“科基和尼科”的小酒馆。这家酒馆小有名气，汤羹酒水十分丰盛，而且提供餐桌服务的都是俄国将军的遗孀和俄国海军传奇探险家的姐妹，充分体现了格鲁吉亚人的热情好客。沙里卡什维利凭借浮罗亚的工作经历，得到了一份陪客人聊天并管理现金的吧台工作。

    对旧帝国一连串落败者来说，科基和尼科的酒廊在某种意义上很快就变成了他们的非官方福利社。圣彼得堡卡巴莱歌舞团曾经名噪一时的吉普赛吉他手萨莎·马卡罗夫（Sasha Makarov）[37]如今成了酒馆的夜场艺人，当年气宇轩昂的旧帝国海军军官格里佐（Grizzo）现在的工作是烤羊肉串，某个名叫尼里杂夫的饭桶没什么一技之长，可王子又不忍心将他拒之门外，于是他成了名誉的法律顾问。王子们的慷慨为破产埋下了伏笔，再加上科基赌博，尼科豪饮，酒馆不久就入不敷出，关门大吉了。

    沙里卡什维利——在一本未公开出版的回忆录中表达了他当时内心的痛苦挣扎——感觉无所适从。他离开佩拉区，搬进了城内穆斯林聚居区的便宜出租屋。好在伊斯坦布尔的食物仍然廉价又丰富[38]，遇上好时节，街边有煮熟的新鲜鲭鱼、罐装的沙丁鱼、橄榄，还有黏糊糊的芝麻蜜饼，光景差些，至少也能吃上土耳其面包。但是稳定的工作很难找。他的一些朋友去协约国当局做起了仓库保安或消防员，而沙里卡什维利却总耗在附近的茶馆里，与其他格鲁吉亚人交换信息。他的日程表曾经排满了狩猎、骑兵操练和化装舞会，现在却一片空白。偶尔，茶馆里有人会宣布自己将要返回格鲁吉亚，加入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党派运动。过不了几天，此人被杀的消息就会传来。还有一些年轻人[39]会离开茶馆去喝酒，灌了一整夜的伏特加和葡萄酒后，常常在伊斯坦布尔曲折的巷道里迷失方向。

    沙里卡什维利从过军，这项可靠的技能及时帮他在波兰军队谋得了差事。事实上，1919年和1920年，波兰曾展开过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战争，这次冲突的停火最终让红军转移了重心，集中全部力量打击弗兰格尔的白军。波兰人现在急切地想要拉拢格鲁吉亚人、乌克兰人、阿塞拜疆人等所有被逐出祖国的人民，组成某种反布尔什维克的外籍志愿军，成为新的反列宁联盟的先锋部队。

    没有一个大国承认新的布尔什维克政权，而且大多数国家都担心这场“社会主义瘟疫”会从俄国传播到它们等级分明的社会。革命分子已经想方设法推翻了德国和匈牙利的政府，现今波兰也岌岌可危，它正在联合一切力量遏制世界革命的发展。在伊斯坦布尔，波兰人领导了针对布尔什维克的情报收集工作。他们源源不断地[40]把从白俄难民那里搜集到的所有信息都提供给协约国当局。他们还招募了大量上阵心切的战士，这些人憎恨布尔什维克都是出于非常私人的原因。1922年秋，沙里卡什维利和他的兄弟——刚被格鲁吉亚布尔什维克党拘留并释放的大卫——一起离开了伊斯坦布尔。他们先坐船去了罗马尼亚东南部港城康斯坦察（Constanta），之后转乘火车前往波兰。他们的母亲与姐妹[41]留在了高加索，无论在格鲁吉亚，还是在伊斯坦布尔，两兄弟再也没见过他们的家人。

    不顾一切与智谋是伊斯坦布尔的白俄人最典型的两个特质。佩拉区的二手店里[42]摆满了白俄人寄售的零碎小物，浸透着他们过去生活的点滴：银器、瓷器和亚麻布，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照相馆拍摄的家庭相片，带有罗曼诺夫家族饰章的鼻烟壶，瓷质的复活节彩蛋，军人的绶带和勋章，哥萨克匕首和金银丝细工项链，银盖上的圣像，古董礼服的刺绣片，各种主题的书籍和羊皮手稿，叶卡捷琳娜大帝（Catherine the Great）面首的细致画像。

    就像是一个世界通往另一个世界的灵魂大迁移，过去的才华统统以新的方式被唤醒。一支十二人的三弦琴乐队[43]在英国军舰的后甲板上卖力演出，只是为了交换军官室的一顿晚餐。数学教授[44]或许是理想的餐厅收银员。社交上健谈的妇人可能成为夜总会里的八卦小姐。漂亮天真的少女本该在圣彼得堡的社交季舞会上初次登场，现在她们却只能顶着一头金色短发，穿着露脐装在夜总会表演歌舞。从墓园大街[45]横穿加拉塔大桥，深入大巴扎四周纵横交错的小巷，整个社区都变成了俄国艺术家的露天画廊，路边摆满了他们创作的风景画和人物肖像。其他更多人只能依赖[46]更基本的技能讨生活：在城市的太平间清洗尸体，推销带有薄荷味的牙签，制作涂画了苏丹穆罕默德六世脸庞的碎布玩偶，甚至去造船厂捉老鼠，向皮货商兜售动物毛皮。

    穆斯林传记作家齐亚·贝[47]回想起自己做出口贸易时曾接洽过一位自称王妃的俄国女人。他对此深表怀疑，特别是她提议了一连串的买卖，希望引起他的兴趣，她说她家控制着克里米亚多处房产，还拥有几口高加索地区油井的开采权，她现在情愿低价出售这些权利。齐亚·贝跟她解释说，这个要约如今不值一文，布尔什维克政府已经将全部工业企业收归国有，并不承认以前的产权人或者境外雇主。眼看提议被否决，她紧接着又提出另一个，她说自己在匆忙撤离克里米亚前私藏了一些珠宝，询问齐亚是否有兴趣购买。齐亚答道，这也没什么用，因为多年来，各路军队在该地区你来我往，这些珠宝不一定能找到；即使找到了，这些珠宝也带不出国境，因为布尔什维克党限制出口贵重物品。这个女人最终想出了一个为数不多的仍在她掌控之中的事情，她询问齐亚是否认识有兴趣学习法语的人。他回答说，这个或许有用，正巧他的美国妻子报名参加了不定期的法语对话练习，这位俄国女人可以与他的妻子联系。

    “君士坦丁堡完全是一座俄国城市。”[48]弗兰格尔部队的士兵格奥尔基·费奥多罗夫（Georgy Fyodorov）回忆道。他记得佩拉区的小贩都是一边清理商品，一边用俄语大声叫卖：

    “新鲜出炉的甜甜圈，味美香甜！”
    “黎巴嫩的坚果！”
    “你不喜欢仿真花吗？”
    “《晚间新闻》（The Evening Press），俄罗斯最新消息！快来看，快来买！”
    “卖了卖了，便宜的衬衫，全新的衬衫！只穿了两次！”
    “我要买货币，邓尼金纸币，沙皇的也要一些！”

    另一名老兵记得加拉塔石塔附近有个露天市场，难民可以在那里交换许多白军印制发行的不同类型的纸币。市场里的买家和卖家手中攥着大量的俄国纸币，大声吆喝着各类货币名称，这些钱币成了难民当中的非正式通货。

    “我买入也卖出[49]。沙皇的纸币！罗曼诺夫的！克伦斯基的！杜马的！阿尔汉格尔斯克的！阿斯特拉罕的！塔什干的！高尔察克的！什么都有！”
    “我只卖尼古拉耶夫的！”
    “我要买弗兰格尔和顿河的纸币！我出最高价！”

    莫斯科总会（Grand Cercle Moscovite）[50]是伊斯坦布尔一家俄国移民经营的著名餐厅，这里的夜宴和舞场可以让每一位到场客人身临其境地体会沙俄帝国昔日的乱世浮华。门卫从前是一名哥萨克骑兵，来自传闻只听从沙皇母后懿旨的哥萨克军团。经理昔日是基辅的一位工厂主。厨师长曾经是沙皇克里米亚里瓦几亚宫的主厨，而副厨以前专门为沙俄高加索地区的总督烹饪食物。领班曾在莫斯科最著名的亚尔餐厅任职，而他的助理之前是禁卫军轻步兵团的军官。所有的服务员都曾是沙皇部队或义勇军的军官，现在他们却端着罗宋汤、凯瑟琳排骨（côtelettes à l’Impératrice Catherine IIème）在席间穿梭服务。管弦乐队最常演奏格林卡、鲍罗丁和柴可夫斯基的乐曲，有时也会来一段狐步、一步、探戈和华尔兹之类的舞曲，或是把舞台让给在科基和尼科酒吧倒闭后仍不甘寂寞的吉他手萨莎·马卡罗夫。你起身离开时，沙皇尼古拉二世曾经的保镖还会为你服务，帮你取来外套或斗篷。“这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餐厅，”[51]威尔士卫兵比利·福克斯-皮特在给母亲的一封信中写道，“但是绝对不能养成习惯，要不然会上瘾，还会破产！！”

    一位当时住在佩拉宫的美国人最能理解这个世界。他打开房间的落地玻璃门就能饱览金角湾的美景，可是他却几乎没有时间欣赏。他的小桌子上总是叠放着成摞的活页纸[52]。木箱和旅行袋不是堆在墙边，就是塞在床下。打字机被搁在了梳妆台上。他实在是太忙了，忙到有时甚至会穿着两只不同的袜子与别人会面。他的房间在四楼，每天近午，俄国人在他门外排起的长队能顺着楼梯一直排到东方酒吧。

    1871年，托马斯·惠特莫尔（Thomas Whittemore）在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出生。他沿用了祖父的名字，他的祖父是一位杰出的普救派牧师和新英格兰出版商。这位牧师的神学理论不只强调“救赎是适用于所有人的礼物”这个普救教信徒都知晓的基本教义，还包含地狱与博爱的上帝互不相容此类更为激进的观点，相信人类的普遍联系也是他可贵的箴言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年轻的惠特莫尔曾游历过保加利亚和沙俄帝国，他受雇于红十字会，负责管理驶往克里米亚的补给船，为逃避布尔什维克的难民家庭运送衣物。俄国危机波及伊斯坦布尔时，他正处于救援行动的第一线。他可能是伊斯坦布尔除协约国政府官员之外最有名的外国人，至少城里的贫民都知道他的名字。朋友都叫他“飞行的神秘人”[53]。“惠特莫尔从来不会在一个地方久留，”[54]策展人、艺术史学家马修·普里查德（Matthew Prichard）这样评价他的知己，“他以前是这样，以后也会是这样。他总是来来去去，永远不会安定下来。”

    1914年，惠特莫尔为解决流离失所的战争难民所带来的种种问题，创立了俄国流亡青年教育委员会（Committee for the Education of Russian Youth in Exile，以下简称“教育委员会”），他自己出任教育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会没有办公室，也没有工作人员，仅有惠特莫尔本人以及一些被他吸引或劝服前来帮忙的人，所以他的酒店房间自然而然也就成了总部。十月革命发生以前，惠特莫尔在俄国的经历已使他对整个帝国中的不同社会组织有了大概的认识。许多人背井离乡，却能很快找准位置，融入新的社会，惠特莫尔知道，这些组织功不可没。而且还知道一件俄国人自己还没想明白的事：他们十有八九是回不了祖国了。

    佩拉宫的大堂总是挤满了形形色色的、等待面见惠特莫尔的人，从认为他会购买自己新画作的艺术家到希望为自己的慈善组织争取赞助的伯爵与贵族。这些流亡人士虽然离开了等级森严的国家，但他们仍坚守着十月革命之前世代承袭的地位、特权和职业等框定他们生活的阶级层次。佩拉宫的休息室就像是沙俄社会的缩影，人们聚集在小桌子和扶手椅周围，三五成群，交头接耳。俄皇禁卫军的骑兵；[55]骑炮兵和帝国海军；日俄战争的退伍军人；圣乔治勋章的受勋者；司法、内政和外交部门的官老爷；年迈的议员；工程师、医生、律师、小说家和雕塑家；俄罗斯东正教主教；库班、顿、捷列克和阿斯特拉罕的哥萨克人；高加索的登山者；黑海海岸的穆斯林；西伯利亚的佛教徒，还有地方自治会（zemstvos）委员，这些重新集结的人群曾经跟随弗兰格尔撤退，现在又要争抢协约国和其他捐助者提供的有限资源。

    每一个社区的领导人都站在自己的角度思考问题，彼此如同打内战一样争论不休。惠特莫尔的部分任务就是凝聚相互竞争的派系，尤其是要动员那些精力充沛、天天结伴前来佩拉宫找事做的伯爵夫人。弗兰格尔的大部队撤出克里米亚没几周，登记局就开始建立难民名册，列示他们的特殊技能，帮助他们重新与家人取得联系。女士们被安排[56]去挨家挨户地搜集难民信息，并且用旧雪茄盒里不值钱的纸片记录下来。

    培训是开启新生活的关键之举，惠特莫尔为此专门创建了一个教育体系。他在距离佩拉区中心不远处找了一小块地皮，搭起了几个大帐篷。俄国男青年可以分到营帐的铺位[57]，他们白天当搬运工（hamal）、销售员或者送货人，在外奔波劳碌，夜晚可以回来休憩安眠。傍晚时分，他们陆续返回帐篷营地，搬运工扛着沉重的特殊背囊，街头小贩推着当天没卖出去的巧克力和鲜花，报童抱着次日只能折价出售的报纸，卖水人提着干净的标准石油油壶。与此同时，渔民在修补渔网，街道清洁工在修理扫帚。

    但是真正的功课才即将开始。惠特莫尔安排的帐篷营地不仅是难民之家，而且是人员预修中心。他向国外的大学发出了无数封信件，想方设法争取到了数百所院校，愿意接收那些有能力通过基础入学考试的优秀俄国学生。每天晚餐结束后，帐篷就成了自习室，俄国教授会辅导这些俄国男青年学习数学、工程、物理、生物和化学方面的知识。接触过一些大学课程的学生也可以帮助只受过中等教育或军事训练的青年。

    恰逢此时，久负盛名的俄罗斯帝国学院（Russian Imperial Academy）的前成员组建了一个认证委员会，为专业知识水平符合法国、比利时、瑞士、意大利、希腊、德国、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外高校入学资格的学生出具证明文件。等待大学最终决定的几周是最难熬的[58]，每一封巴黎或布拉格等地的来信都会让整个营地突然安静下来。在从前的奥斯曼军营举行的年度颁授典礼上，每位到场的学生都要临时换上俄罗斯民族服装——红十字会提供的宽大的白色衣裤，腰间扎紧腰带——走上台，从穿着破旧西服的教授手中接过毕业证书。他们现在从这所行政办公室设在佩拉宫的非正式进修学校毕业了，这张文凭让他们有资格进入查理大学（Charles University）、索邦大学（Sorbonne University）等著名的高等学府深造。1921年秋[59]，数百名学生前往欧洲，开始了他们的新生活，一些人还是搭着货车车厢过去的。后来，更多的学生踏上了这条求学之路。纽约档案保管员煞费苦心地把惠特莫尔的文档保留至今，这些文档包含了一千多名学生的个人档案，他们的名字读起来就像是帝国舞会的宾客名单，沃尔科斯基（Volkonsky）、奥斯特罗戈尔斯基（Ostrogorsky）、库兹涅佐夫（Kuznetsov）、托尔斯泰、伊格纳提耶夫（Ignatiev）。这些文档是全世界自我改进与不断迁移的线索文件。

    “年轻人背井离乡，学习有用的知识[60]，待他们返回俄罗斯，就构成了知识分子的核心，注定要担负起重建国家的责任。”弗兰格尔写信给惠特莫尔，表达了他对教育委员会工作的深切的感激之情。话虽如此，可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这些听上去也只是乐观的阿谀奉承。弗兰格尔下令撤离克里米亚之前[61]，曾向他的军士保证，撤退只是一时的休整，稍后他们就会“从敌人手中夺取胜利”。现在军费吃紧[62]，只要布尔什维克稍稍松懈，他们就有机会返回祖国——最迟也就到1921年秋天，德米特里·沙里卡什维利预言。然而没过多久，白俄人就跨越了这条奔逃和流亡的心理边界，他们开始明白，战争失利的权宜之计如今已变为令人心碎的残酷现实，他们永久地失败了。

    惠特莫尔的学生是俄罗斯帝国的最后一代，而且很可能也是新纪元的第一代。如同1789年法国革命分子口中的没落贵族一样，他们如今也变成了现代版的遗老遗少（les ci-devants）。布尔什维克对他们也有类似的称呼，守旧派（byvshie）、“老古董”。维拉·托尔斯泰（Vera Tolstoy）伯爵夫人是列夫·托尔斯泰（Leo Tolstoy）的堂妹，也是惠特莫尔的支持者之一，她在《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总结了当时的情势。“如果……法国大革命的烈士曾经向他们的屠夫表现了贵族如何死去，”[63]她在伊斯坦布尔郊外的小屋里写道，“那么我们，这些深受布尔什维克残害的人，这些已然脱离原本人生的人，应当向他们展示贵族会如何生活下去。”

    [1] Ekmekçioglu，“Improvising Turkishness，”10.

    [2] Yɪldɪrɪm，Diplomacy and Displacement，90.

    [3] “Russian Refugees in Constantinople，” p.2，Bristol Papers，LC，Box 74，File “Russian Refugees”.

    [4] Harington，Tim Harington Looks Back，101.

    [5] Harington to High Commissariat for Refugees，League of Nations，July 14，1923，p.1，NAUK，FO 286/800.

    [6] Harington，Tim Harington Looks Back，100.

    [7] Harington，Tim Harington Looks Back，101.

    [8] Bridges，Alarms and Excursions，279.

    [9] Robinson，White Russian Army in Exile，3.

    [10] Strafford to mother，Mar.31，1920，Strafford Papers，IWM，Box 2，Folder “Transcriptions of Original Letters.”例外的是船上装运的两匹马——明纳和阿柏玉——后来作为1909年和1913年德比赛马的冠军而一举成名。它们先是被卖给了俄罗斯买家，协约国撤离时，竟被英国士兵发现。它们最后在塞尔维亚安稳度日。Bridges，Alarms and Excursions，292.

    [11] Tenner to Strafford，Nov.14，1920，Strafford Papers，IWM，Box 2，Folder “Transcriptions of Original Letters.”

    [12] Nabokov，Speak Memory，176-77.

    [13] Robinson，White Russian Army in Exile，13.

    [14] Wrangel，Memoirs，307.

    [15] Kenez，Civil War in South Russia，307.

    [16] Wrangel，Memoirs，320-26.

    [17] Harington，Tim Harington Looks Back，101.

    [18] “Refugees from the Crimea，” Dec.18，1920，p.1，NAUK，WO 32/5726.

    [19] Bristol to Secretary of State，Nov.19，1920，Bristol Papers，LC，Box73，File “Russia—Denikin and Wrangel Campaigns，January-December，1920.”

    [20] Harington，Tim HaringtonLooks Back，101.

    [21] “Refugees from the Crimea，” p.1.

    [22] “Russian Refugees in Constantinople，” p.1.彼得·凯内兹计算弗兰格尔撤离共疏散了145693人。Civil War in South Russia，307.

    [23] Bristolto Secretary of State，Nov.15，1920，Bristol Papers，LC，Box 73，File “Russia-Denikin and Wrangel Campaigns，January-December，1920.”

    [24] Konstantinopol’- Gallipoli，34.

    [25] Stone and Glenny，Other Russia，152.

    [26] Hobson to Rumbold，Mar.26，1923，p.1，NAUK，FO 286/880.

    [27] Hobson to Rumbold，Mar.26，1923，p.2.

    [28] “Refugees from the Crimea，” p.2.

    [29] Bumgardner，Undaunted Exiles，79.

    [30] Harington to High Commissariat，July 14，1923，p.1，NAUK，FO 286/800.

    [31] Chebyshev，Blizkaia dal’ in Konstantinopol’-Gallipoli，127.

    [32] Carus Wilson to father，July 19，1922，Carus Wilson Papers，IWM.

    [33] “Constantinople，” p.2，HIA，Shalikaskhvili Papers，HIA.Massive sheets of paper：“Constantinople，” p.4.

    [34] “Constantinople，” pp.7-13.

    [35] “Constantinople，” p.17.

    [36] “Constantinople，” p.20.

    [37] “Constantinople，” p.22-24.

    [38] “Constantinople，” p.29.

    [39] “Constantinople，” p.35.

    [40] Bristol to Secretary of State，Aug.22，1921，NARA，RG59，M340，Reel 7.

    [41] “Constantinople，” pp.42-43.

    [42] Bumgardner，Undaunted Exiles，56.

    [43] Memoir of George Calverley，p.36，Calverley Papers，IWM.

    [44] Stone and Glenny，Russia Abroad，231.

    [45] Bumgardner，Undaunted Exiles，142.

    [46] Bumgardner，Undaunted Exiles，148-58.

    [47] Mufty-zada，Speaking of the Turks，124.

    [48] Giorgii Fedorov，“Puteshestvie bez sentimentov，” in Konstantinopol’-Gallipoli，273.

    [49] A.Slobodskoi，“Sredi emigratsii，” in Konstantinopol’-Gallipoli，80.

    [50] Bumgardner，Undaunted Exiles，117-29.

    [51] Fox-Pitt to mother，Oct.19，1922，Fox-Pitt Papers，IWM，Box 2，File 10.

    [52] Bumgardner，Undaunted Exiles，42-44，53.

    [53] Bumgardner，Undaunted Exiles，29.

    [54] Prichard to Gardner，July 5，1924，Thomas Whittemore Papers，DO-ICFA，Box 11，Folder 161：“Materials from Isabella Stewart-Gardner Related to T.W.”（信笺的复印件来自the Isabella Stewart Gardner Museum，Boston，via Archives of American Art，Smithsonian Institution）.

    [55] Bumgardner，Undaunted Exiles，172-73.

    [56] Bumgardner，Undaunted Exiles，189-202.

    [57] Bumgardner，Undaunted Exiles，54-55.

    [58] Bumgardner，Undaunted Exiles，55-56.

    [59] Bumgardner，Undaunted Exiles，20-25.

    [60] Wrangel to Whittemore，Nov.24，1923，CERYE，Box 1，File 32.

    [61] Wrangel，Memoirs，311.

    [62] “Constantinople，” pp.4-5.

    [63] Tolstoy，“Compensations of Poverty，” 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