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他们都在书写土耳其的故事。” 罗斯·麦考莱（Rose Macaulay）小说《特拉比松塔》（The Towers of Trebizond）里的多特阿姨说。这本书就是我写的土耳其。

我花三年写完了这本书，却构思了整整二十七年。1987年暑期，我和大学室友、如今的医学博士凯文·库姆顿（Kevin Crumpton）一同背包旅行，第一次抵达伊斯坦布尔的时候，我就迷上了这座城市。我每一次到来似乎都是全新的体验，或许只有这个地方能带给我这么多惊喜。过去的二十五年，甚至未来更长的岁月，我都对在伊斯坦布尔结识的朋友们心存感激。

我有幸在哈坎·阿尔特（Hakan Altɪnay）、托尼·格林伍德（Tony Greenwood）和卡甘·厄纳尔（Kagan Önal）的热情招待下，住过伊斯坦布尔三个最有趣的社区：如梅利堡垒、库兹甘库克（Kuzguncuk）和阿纳伍特科伊（Arnavutköy）。托尼是不可或缺的大人物，他是土耳其美国研究所的主任，总能借参加深度会谈或钓鱼活动等机会返回阿纳伍特科伊。米歇尔·图曼（Michael Thumann）和苏珊娜·兰德韦尔（Susanne Landwehr）是当代政治和社会方面的专业人才。我从前的两个学生莱尔纳·亚尼克（Lerna Yanɪk）博士和诺拉·费舍尔·奥纳尔（Nora Fisher Onar）博士也酷爱土耳其，他们教会了我不少东西。我还有多位土耳其语老师，包括近期的泽伊内普·吉尔（Zeynep Gür），他们纠正了我对土耳其语从句的理解。还有我现在和以前的同事们，盖博·阿高斯顿（Gábor Ágoston）、穆斯塔法·阿克萨卡勒（Mustafa Aksakal）、西尔维亚·昂德（Sylvia Önder）、斯科特·雷德福德（Scott Redford）、萨布里·萨亚尔（Sabri Sayarɪ）和已故的法鲁克·塔巴克（Faruk Tabak），他们对我这个初入行的新手总是很宽容，不断提供帮助。

我的这本书借鉴了土耳其、托洛茨基和探戈等许多不同领域的著作，这些素材通常很少组织在一起。我非常感谢众多历史学家和学者的贡献，他们的作品已经详细列在了注释和参考书目部分，尤其是瑞法特·巴厘（Rɪfat Bali），正是他为公众提供了这么多的原始资料，我们才能够更加了解那个几乎被遗忘的时代。我很高兴能和这些人交谈，格克汗·阿克朱拉（Gökhan Akçura）、奥赞·阿尔斯兰（Ozan Arslan）、萨瓦斯·阿尔斯兰（Savas Arslan）、穆拉特·贝尔盖（Murat Belge）、叶利夫·巴图曼（Elif Batuman）、安德鲁·芬克尔（Andrew Finkel）、卡洛琳·芬克尔（Caroline Finkel）、科里·古特斯塔特（Corry Guttstadt）、霍普·哈里森（Hope Harrison）、布莱恩·约翰逊（Brian Johnson）、图纳·阿克索伊·科普尔鲁（Tuna Aksoy Köprülü）、史蒂夫·拉格菲尔德（Steve Lagerfeld）、安塞尔·马林斯（Ansel Mullins）、卡伦·纳特（Cullen Nutt）、伊格尔·施莱弗（Yigal Schleifer）、道格拉斯·史密斯（Douglas Smith）、杰拉尔德·施纳彻（Gerald Steinacher）、罗纳德·格里戈尔·尚米（Ronald Grigor Suny）、利昂·塔兰托（Leon Taranto）、弗朗西斯·特利克斯（Frances Trix）、托马斯·德瓦尔（Thomas de Waal）、苏菲安·哲姆克沃夫（Sufian Zhemukhov），他们的话让我受益匪浅。我亲爱的伙伴玛格丽特·帕克森（Margaret Paxson）一直引领我探求真相，她就是我的灯塔（bay mir bist du sheyn）。我还要感谢在伦敦调研期间，好客的劳伦斯·塔尔（Lawrence Tal）和艾米·塔尔（Amy Tal）、阿纳托尔·利文（Anatol Lieven）和萨莎·利文（Sasha Lieven）、莱斯利·维涅穆里（Leslie Vinjamuri）和奥利弗·莱特（Oliver Wright）对我的盛情款待（同时也要感谢马修、卢克、菲比、美莎、卡佳、亚历克斯、亨利、奥丽维亚和斯库比，我偶尔也会占用他们的地方）。

我尤其要感谢的是伊斯坦布尔亚比信贷银行（Yapɪ Kredi）档案馆的阿卜杜拉·居尔（Abdullah Gül）和艾汗·乌卡尔（Ayhan Uçar），他们俩帮我找到了塞拉哈廷·吉兹的影集。我的合伙人弗拉·洛伦佐·皮雷托（Fra Lorenzo Piretto）给我讲解了拉丁社会的历史，让我知道了圣彼得教堂和圣保罗教堂的奇迹。弗斯蒂克·艾哈迈德·坦瑞维尔蒂（Fɪstɪk Ahmet Tanrɪverdi）曾经是托洛茨基的保镖，他向我描绘了自己的童年时代，并且帮助我在布尤阿达找到了托洛茨基的旧居。哈罗德·哈格皮安（Harold Hagopian）在曼哈顿的小提琴商店里为我重现了20世纪20、30年代伊斯坦布尔音乐演出的场景。我很遗憾没能和科瑞曼·哈里斯·埃杰对话，她在我动笔前的几个月过世了，但是她的女儿埃杰·萨普耶纳尔（Ece Sarpyener）和孙女艾瑟·托菲里（Ayse Torfilli）亲切地跟我分享了她的往事。梅拉尔·穆海耶斯（Meral Muhayyes）陪伴玛格丽特和我一同乘船游览了博斯普鲁斯海峡，并且告诉我一些关于她的舅姥爷米斯巴赫的故事。朱美拉佩拉宫酒店的总经理皮纳尔·卡塔尔·蒂莫尔（Pɪnar Kartal Timer）和营销部的苏赞·托玛（Suzan Toma）跟我讲述了酒店修复维新的历程。

弗拉特·卡亚（Fɪrat Kaya）展现了他在伊斯坦布尔的建筑和城市景观方面渊博的学识。我们在城市漫游——时常随身携带一本1934年的旅行指南——仿佛在时光隧道里穿梭。伊金·奥兹别卡罗格鲁（Ekin Özbakkaloglu）仔细翻看了土耳其二十几年的报纸，发现了其中一些非常珍贵的信息。法蒂玛·阿布山纳（Fatima Abushanab）查阅了很多文献，向我普及了女性和伊斯兰教方面的知识。罗恩·普莱坎尼（Ronen Plechnin）和M.法提赫·卡利斯尔（M. Fatih Çalɪsɪr）帮忙找到了一些有价值的希伯来语和奥斯曼土耳其语的原始资料。这是我出版的第五本书，克里斯·罗宾逊（Chris Robinson）还为此精心绘制了几张地图。

许多机构院所的档案保管员和图书管理员列示的目录能指引我浏览他们收藏的文献。我尤其感谢敦巴顿橡树园影像和田野调查档案馆的夏尔美·怀特（Shalimar White）和罗娜·拉宗（Rona Razon），他们帮助我了解了托马斯·惠特莫尔的事业和生活。我很幸运，住所距离美国国会图书馆和大屠杀纪念馆仅有几步之遥。纪念馆的罗纳德·科尔曼（Ronald Coleman）、丽贝卡·厄贝尔丁（Rebecca Erbelding）、克丽斯塔·黑格博格（Krista Hegburg）和文森特·斯拉托（Vincent Slatt）的讲解真是一级棒。

穆斯塔法·阿克萨克勒、朱莉娅·菲利普斯·科恩（Julia Phillips Cohen）、丽贝卡·厄贝尔丁、赖安·金杰斯（Ryan Gingeras）、科里·古特斯塔特、安德里亚·奥佐夫（Andrea Orzoff）、莫根斯·佩尔特（Mogens Pelt）、迈克尔·雷诺兹（Michael Reynolds）和夏尔美·怀特仔细审阅了我的手稿。我对他们的批评指正表示真心的感谢。这本书如果还有什么不足之处，那都是我自己的问题。

1998年，在土耳其和罗马尼亚做富布莱特高级职究员期间，我的一些灵感和想法最终促成了这本书的面世。2012～2013学年，威尔逊中心的奖学金让我能够安下心来，集中精力研究土耳其的前世今生。该中心图书馆的工作人员——珍妮特·斯派克斯（Janet Spikes）、米歇尔·卡玛里克（Michelle Kamalich）和丹格·吉萨瓦（Dagne Gizaw）——干劲十足，总是友好地回应我的各种请求。借助乔治敦大学埃德蒙·A.沃尔什外交事务学院和政府系提供的研究基金，我才能多次游览伊斯坦布尔。我还要感谢外交事务学院的院长卡罗尔·兰卡斯特（Carol Lancaster）、资深副院长詹姆斯·离尔登-安德森（James Reardon-Anderson）、教务主任大卫·埃德尔斯坦（David Edelstein）和杰弗里·安德森（Jeffrey Anderson）、系主任乔治·香博（George Shambaugh）和迈克尔·贝利（Michael Bailey）的领导。

这是我和利平科特·马西·麦克奎金（Lippincott Massie McQuilkin）文学机构的威廉·利平科特（William Lippincott）合作完成的第二本书。如果没有他的热情建议，我肯定茫然无措。我十分荣幸能够再度与W.W.诺顿出版社的阿兰·萨列尔诺·梅森（Alane Salierno Mason）共事，这位理想的编辑教会了我心里装着读者去写作。还有安娜·玛格拉斯（Anna Mageras）、艾琳·张（Eleen Cheung）、南希·帕姆奎斯特（Nancy Palmquist）和凯思琳·布兰德斯（Kathleen Brandes），在这本书印刷出版的过程中，他们都是必不可少的伙伴。

卡塔林·帕特尼是我在扉页上致谢的唯一一人。二十多年以前，我和他在牛津大学的布告栏前偶遇，自此开启了我在另一半欧洲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