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两代大太监的一种奇异传承

我只是偶然经过定慧桥，才发现了这个寺院的遗迹。当时心中掠过一惊：难道现实中还真有定慧寺的存在吗？北京叫某某寺的地名很多，但大多已无其实。这个都城曾经有几千座寺庙，即使在1958年全国文物统计之时尚有2666座寺庙。不过经过几十年风雨飘摇社会大洗礼，大多数是连点儿残墙颓瓦都没有了。所以，尽管地名还是那么叫着，也无非是个“色空”而已。

清康熙皇帝也是偶然落脚过定慧寺，那时它还叫“云惠寺”。康熙四十一年（1702）的春天，康熙皇帝治水西巡永定河，在赴宛平城途中，座驾幸临该寺院，将这座明代遗存叫“云惠寺”的寺庙改名为“定慧寺”，并留下手书匾额“慈云广覆”。据记载，最开始，定慧寺坐北朝南，门额及天王殿额皆为康熙帝御书。这个贯穿明清两朝的寺院曾经过多次重大的修缮。寺院呈四合院式布局，原寺后有小山、水桥。寺分山门殿、天王殿、钟鼓楼、前殿、东西配殿、大殿、东跨院前后殿，共有数十间殿房，前出月台后出厦，保留的是明代建筑风格。后殿内所悬匾额就是前面提到的康熙帝手书：“慈云广覆”。虽然这个后殿现已无存，但匾额尚有保存。现存碑石五块：明朝碑三座，分别是正德碑二座，万历碑一座；清代碑两座，分别是康熙碑一座，乾隆碑一座。在《日下旧闻考》修编时，乾隆碑尚未竖立，当时的记录是只有三座碑，少了一座正德碑。这是很奇怪的事情，这些碑石依旧保存在遗址中。1984年5月，在大殿后出土明代铜胎布袋僧两尊，造型优美，铸造工艺精湛，为明代佛像的珍品，应该是由相关文物保护部门收纳了。1984年在四季青乡南辛庄村发现了一块“定慧寺开山第一代住持洪修和尚碑”，但碑石残损严重，字迹漫漶。从仅存的文字得知，洪修和尚为山西五台山出家和尚，受到康熙帝召见。康熙认为其才思敏捷，修行得法，便任命他为定慧寺第一任住持和尚。

在2002年前后，北京市政修建定慧桥，需要扩建阜成路。因定慧寺北殿（即有“慈云广覆”匾额的后殿）阻碍了阜成路东西交通大动脉全线贯通，故予以拆除。也就是说，如今的阜成路就是踩踏着定慧寺的北大殿房基贯通而过。

现如今，定慧寺勉强守住一块小小的遗址，它的准确地址是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定慧寺桥北阜成路66号，被空军某部干休所占用，尚存三进殿宇，正殿所在的院落保存得最完整。我在唯一的一次造访中，发现大殿、东西配殿及耳殿俱存，但大殿已被用作办公，不许进入。寺里还有那五块明清敕谕碑，除此之外，就没剩下什么了。

历史的阴差阳错往往有某种机缘巧合。历史上的定慧寺也是一座安排退休人士养老的场所，只不过安排的不是军人，而是那些为宫廷服务一生的太监。

历史上，定慧寺从明朝正德年间开始修建，初名“善法寺”，后更名为“云惠寺”，最后由康熙改名为“定慧寺”，沿用至今。历代都有修葺，曾经是京西大寺，因为此寺坐落在阜成官道之侧，人来人往，香火旺盛。在敕赐云惠寺碑（正德六年碑）上如此描述：

阜城关之西十里许曰香山乡垂杨柳，实都城孔道，界连西山，境接天寿，凡中外官僚出入与君子适景，无不经顾其处；兵民之运煤粟，商旅之输蔬果，旦至暮未尝断绝，其往来之迹，非雨雪通宵不息，乃京师要冲之地也。

这段生动的描述给今天的我们展现了当年阜成路城关一带的繁华景象，无论市井民众还是官员公干，甚至文人出游适景，都要经过或者光顾此地。这个寺院一度统领两旁十八个庵寺（指主寺和附寺的统领关系），规模宏大，全盛时期有殿宇数十间、和尚千余人，在明清时期是名副其实的著名大寺庙。

是何人修建此寺？根据现有的寺院碑文史料记载，这座寺院是由明清几代太监募款修建的。太监为何修寺院？因为他们老无所依，因为他们对今生悲惨命运的痛苦感受以及希冀修福来世的愿望。

王夫之曾在《沿书引义·舜典四》中针对太监议论道：

宫刑施之，绝人生理，老无所养，死无与殡。无罪之鬼，无人除墓草而奠怀染。故宫者，均于大辟也。且宫刑之后，二气时乖，肢体外痿，性情内琢。故阉瘸之子，豹声阴鸷，安忍无亲。且刑人并齿于天地之间，人道绝而发已凋、音已雌矣，何惧乎其不冒死而求逞于一朝？而又美其名曰，姑且怜其无用，引而置之官府之间，不知埋下祸根深矣。宦寺之恶，甚于士人，只因其无廉隅之借，子孙之虑耳，故悯不怕死，何况乎其以淫而在傍君主之侧耳。

由这段议论可知，太监出于生理缘故而有各种异于常人之状，人们进而说他们乖戾无常，会干出出格之事，令人嫌恶，但“老无所养，死无与殡”却是这些可怜又可恶之人的真实结局。

定慧寺缘起究竟如何？根据遗存碑文的记载，定慧寺最初建于宣德十年（1435年，也就是宣德朝最后一年），由内官监太监申用所建，当时募化三千余金，从香山乡垂杨柳村民手中置地一顷八十亩，并请一位叫静允的僧人住持，寺院命名为“善法寺”。申太监当时定是宫中大太监，有一定的盛名与号召力，而他募捐的目的就是为将来出宫的年老体衰的太监们营建一栖身之所。到了正德二年（1507），内官监各衙门太监等官在一位叫马福广的太监的组织下，“各捐俸金，修饰增益，较前颇伟，四年工完”。这时，当时著名的内宫八虎之一、极有权势的大太监张永为太监们的建寺行动出了一回头，他奏请武宗皇帝朱厚照敕赐寺院额名，皇帝非常恩宠信赖张永，不仅赐名“云惠寺”，还钦赏护持敕书二道，敕书内容就是目前尚存的正德明碑所记。武宗是生性放浪之人，喜游乐玩闹，行为怪诞，专宠“八虎”，还闹过因为玩火差点烧掉宫殿却还在一旁看热闹的荒唐事。他的敕书内容也是夸夸其谈好似浮云，说什么自己“臣下有功者，懋赏必加，有善者荣名斯贲”，把自己的厚待属下作风先表扬一番，继而夸他这位近身侍奉的大太监张永如何“素秉勤慎”“益竭忠诚”，但建寺皇家是不出钱的，全仰仗太监们筹措，皇家打赏什么呢？武宗一挥笔，赏了五十个度牒（类似僧人身份证，官家认证可以合法云游化缘），并免了该寺的粮草差役。可见武宗的明朝对民众之苛吝，连一般寺庙出家人也免不了被刮掠膏脂。最后，这皇帝还煞有介事吓唬人，说我这个敕令就是护佑寺院的，以后日子久了，哪个人敢来侵占破坏寺院，究罪不赦。他也不想想他能管这天下多久。这篇敕文是否真为武宗朱厚照的亲笔也未可知。后世对朱厚照的评价极为两极化。他是军事天才，有魄力、有胆识，强有力地击败过蒙古瓦剌军队，在明朝皇帝里是翘楚。但他又喜欢做荒诞不经之事，长期住在为皇宫饲养动物猛兽的“豹房”，点火玩乐差点烧掉乾清宫。他连死法都异于常人。起因是他钓鱼不慎掉到河里淹了一番，虽被救上岸，但没多久就死了。因为玩乐而死的皇帝不大多见。所以每读这方敕碑，文字活泼而夸张，令人忍俊不禁，感觉其还真差不多是他的亲笔。

话说定慧寺在明朝这一段时间是内宫有权势的大宦官张永为其撑腰，所以迅速演变为京西大寺，统领西山一带众多小寺也顺理成章。鼎盛时，殿宇数十间，僧人千余，再加上收留的退休太监，难以想象地人头攒动。到万历年间，寺院又进行了大举修缮，在万历二十七年（1599）秋天竣工立碑，只可惜岁月蚕食，这块石碑上的铭文在今天已是斑驳模糊，断续中看不出个详细究竟。不过，其主旨还是强调皇家对该寺的眷顾，有驸马、亲王奏讨资金，也有官员帮助筹款，不过建设的中坚力量还是内官监太监，在碑阴罗列功劳簿上也是以内官监太监为首，吏部、礼部、刑部、都察院官员、顺天府府尹、宛平知县等官员跟随其后。

太监第一，以太监为本，似乎成了定慧寺兴建及存在的理由，这里自然也是老太监们养老归终的场所。太监们是失去故乡、失去宗族的一群人，壮年且聚集宫中出力，年老后不可能适应他们几十年所不熟悉的宫外生活。他们需要扎堆，彼此照拂温暖，同时赎清累世的罪孽，修得来生的福德——即使没有来生福，也再不要是这种非男人的卑贱的异类。

到了清朝，这间佛寺继续秉承明朝的传统，太监们再接再厉维护这座京西的太监佛寺。尤其在康熙、雍正时期，这里的十里庄建立了几座敕建寺院，如慈育院、慈集寺（现均无存）。雍正十二年（1734），雍正皇帝还赐内监茔地（墓地）一区，名“恩济庄”，并于其地敕建关帝庙，也是方便埋葬这些养老的太监。

从清碑记录的大事上看，康熙时期大太监魏珠做出的贡献最大。清碑上记载：“定慧寺者，御前内侍魏公珠所重建也。”魏珠这名字真是又谦卑又大气，他是康熙帝身边的太监，从小太监俗称“哈哈珠子”做起。好在康熙皇帝并非讲究矫情之人，否则“喂猪”，还“喂公猪”，难道皇帝是猪吗？当然这是笑谈。根据这段记载可知，康熙年间，定慧寺已败落，但建筑筋骨还在，魏珠太监牵头进行重建，这一方面说明了其势力和筹款才干，另一方面亦可见康熙帝对魏珠的青睐，御驾亲自视察了不算，还留下墨宝几许，还有西书房翰林院侍讲学士静海人励廷仪撰写碑文，皇家御前的凛凛威风是有的，怎么也算承继了蒙荫皇室的太监寺院的光荣传统。

魏珠是一位传奇太监，他大约生活于康熙中期到乾隆中期，享了极高寿命。关于他的记载大量出现在康熙五十四年、康熙五十五年前后，说明那是他人生最得意的时期。亦可想见，他从一个哈哈珠子起步，在康熙晚年获得御前特别恩宠，也是与老皇帝几十年朝夕相处获得的信任。被称为“珠子”的都是陪小皇帝玩耍的小太监，皇帝们成人后往往也比较倚重和信赖他们。他的名字魏珠大约起源于其哈哈珠子的身份，而出身卑贱并贱为太监的小男孩应该也是没什么正经的名字大号，姓魏，大概被人潦草地叫“珠子”“珠子”，所以他就以魏珠立名。从史料看出，魏珠的名字大量出现在转传谕旨的记载中。在某些民间官司中，他甚至帮助下层官员向康熙传话，连康熙的皇子们如允禩、允禟也是百般与其交好。允禟之子弘晟年少时奉旨“内廷行走”，因常到皇祖宫中，遂遵允禟吩咐，认魏珠为伯叔。这其实是很失体统的事情。

康熙末年，有一位谕旨“宫中养”的皇孙，即少年弘历，至少看到过这种景象，心中愤懑。所以少年弘历在成了乾隆皇帝后曾经用魏珠的例子训斥太监奴才们：“尊卑有一定之体统，上下有不易之礼仪。自宜循分遵行，岂容稍有僭越！太监等乃乡野愚民，至微极贱，得入宫闱，叨赐品秩，已属非分隆恩。”

他骂了两个太监。一个是其父亲雍正帝的太监总管苏培盛（《甄嬛传》里忠心可鉴的大太监），称其“乃一愚昧无知人耳”，“竟敢肆行狂妄，向日于朕弟兄前或半跪请安，或执手问询，甚至庄亲王并坐接谈，毫无礼节”。二是其祖父康熙帝的太监总管魏珠：“昔者塞思黑^[1]之子弘晸呼魏珠为伯父，皇考曾严切教训，此风不可长也。”由此可见乾隆帝小小年纪时便记恨在心，也可知得宠的太监如此放肆。

魏珠的传奇之处还在于他经历了康雍乾三朝，得宠于康熙，见恨于雍正，但宽宥于乾隆。雍正自然是对康熙身边的得宠太监很有芥蒂，民间传说这与雍正的皇位得到得不那么光彩有关，说什么魏珠似乎知道雍正在康熙濒死之际的行为……事实上，这些传闻没有依据，康熙晚年传位雍正，实际上是以高瞻远瞩地历练他优秀的孙儿弘历并最终使其御宇天下为目的的，雍正篡位之说并无依据。可是毕竟几十年的太子位之争，十几个兄弟打得不可开交，各分党派，雍正上台必须狠狠打击他曾经的那些兄弟政敌。八皇子阿其那、九皇子塞思黑（这是他对两位皇子侮辱性的更名）正是他最讨厌的人，而魏珠恰与其交好，雍正修理魏珠也是顺理成章的了。当然，雍正还是看在老父皇的面子上，只是将其轰出宫去守皇灵，置了罪但并没有处死他，这也说明雍正并非滥杀之人。而乾隆帝当朝后宽宥了众多被雍正治罪的人，甚至那位精神不大正常的废太子允礽及其家人也得到了安置。自然，他也看在其挚爱的祖父的份上宽恕了魏珠。据史书记载，直至乾隆二十六年（1761），魏珠尚在世。这最后一次的记载是寿安宫发生火灾，魏珠禀报有关火情原委。

自康熙二十三年见到有关魏珠传旨的记载，到乾隆二十六年，已足足过去七十余年。如果说掌故不实，但有史实记载的《康熙起居录》里魏珠第一次出现是在康熙五十四年，那时他的职位已是总管太监，所以怎么推算这位老太监在宫中服役都是到了极老的年纪。生命不息，服务不止。他曾经筹款举建的定慧寺（在距离皇宫十几余里的西郊），默默地收留下一茬茬病老体衰的退休太监，而他并未出宫去寺里享清福，颐养天年。

魏珠重建定慧寺的因缘，可从寺内保存的清碑上得知。话说康熙三十年前后，年少的太监魏珠偶然游历到定慧寺（当时是“云惠寺”），碑文如是记载：

魏公弱龄时，随其从祖国辅往游于此，睹其殿宇倾颓，即慨然于中。适有道人顾而语曰：红席时年至重修结胜缘时，魏公心窃异之。今二十年后，以时节因缘成兹善果，其夙根清净，福报之来，又宁可思议耶？

这个故事就是魏珠修寺的因缘，他少年时遇僧得谶语是“红席时年至重修结胜缘时”，他便灵机一动，顺势而为，而且可以猜想他定将这个故事讲给康熙帝听过。

据后来的僧人口述，嘉庆及道光年间，都募资重新修整过殿庭，而至光绪十八年（1892）又重新圈了院墙，大约占地一百八十亩，进行了比较大的翻修，并继续统领寺院周围的十八间小寺，形成“一寺十八房”之说，更加确立了其京西大寺院丛林的地位。我推测光绪十八年的大举重建大约和当时内廷大总管李莲英的推动有关，因为李莲英的墓地就在离定慧寺极近的目前某中学院内。历史记载，李莲英死后隆裕太后赏银千两葬其于海淀恩济庄村太监墓地，这或许并非巧合。可惜，后来的整修都没有碑文记载。

太监们随着清朝倾覆便任由岁月流逝逐渐湮灭。在整个民国时期，这个最卑微最卑贱的群体活在社会的边缘，隐匿在众多破败的寺庙里消亡残生，所以，与太监密切联系的寺庙也随着他们的恩主或者寄生者的渐渐离世而消亡。新中国成立后，各种建设和单位布局占地，定慧寺不可能作为宗教场所或者文物而得到特别保护，基本上被民房、学校以及单位占据。主殿的院落一直为某部队占有，正因此，前面提到的五块明清石碑倒是躲过了“文革”中被打砸毁坏的命运而得以幸存，主殿因被用作办公场所也没有被拆毁。

前些日子，我特意过去参观一番，知道现在为某空军部队干休所占用，大殿禁止入内，用作办公。干休所就是一些退役的军人及其家属在此养老，历史上这里养着退休的太监，所以定慧寺休养退役人士的功能倒是没有多大改变。有一位离休后住在这里的老人名叫徐挺，为保护残破的寺院做了很多工作，他将四处散落、破碎的石碑修复粘牢，费了很大的气力将石碑扶起并复位，还将所有碑文拓印保护起来。这些石碑碑文恰恰是寺院的灵魂，是寺院的历史，这位老人功德甚高！

新中国成立后，寺院被单位占据，虽然不对外开放倒也没被完全拆除。直到2002年，在修建西四环定慧桥扩建阜成路时，定慧寺北殿成了扩路的“钉子户”，故没能逃脱被拆除的命运。

我经常在想，我们这强大国家的军队，真的不会在乎如今定慧寺那区区一小块地皮，要真有某天可以将其腾退出来，把寺院恢复一部分作为历史遗存展示，该是件多么有意义的事情。

2015年7月 于万柳

[1] “塞思黑”是雍正给允禟改的名字，意思是讨厌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