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数学子朝拜的北大花神庙和一位公主的哀愁

北大“花神庙”坐落于未名湖南岸，孤零零，只一座山门，旁侧有不搭界的汉白玉石件，但不知所谓何来，与原有的寺庙无关。这件文物遗址与“花神”无关，倒是浸润过一位中年失意公主无限的哀愁。

我有幸在燕园度过四年读书时光，在此来去匆匆，只对小山门感觉好生奇怪，前后无依靠，落在小丘和小湖之间，从过去时光突兀而来便带着有点笨拙的老气。大二时我们军训，在未名湖北岸一字排开卧地练习瞄准，扛的是真枪——56式步枪，当然空弹膛，只为摆个瞄准的英姿。一个星期下来，趴在湖北岸向南岸瞄啊瞄，没什么显著的目标给大家瞄，于是我们就瞄那个有些迷离而神秘风情的小山门，它就这样被大家众矢之的般狠瞄了一个礼拜。

仅仅留下山门的庙宇，就是托付山门给后人讲述其凄美的过往。此“花神庙”，非“花神庙”也，是名“慈济寺”。芳名“花神庙”只是个传说，抬眼望去，门额上明白无误五个蓝色字：“重修慈济寺”。而花神庙被广泛传播则全拜“北大游”的导游们大忽悠神嘴所赐。

未名湖畔今天俨然成了旅游热地，来京旅游的学生团体最爱来这里“朝圣”般游玩。假期来临，未名湖畔几乎被蜂拥而至的各类中小学生旅行团占据，就如同莫言老家的院子里野草也是仙草一般被崇拜者拔去供着，燕园里的草木沟壑似乎也是仙气十足，亲近一番必得秘籍灵丹。旅游公司总是把这种校园游当作某种契合功利心的法器，好像一番游览亲泽就会让那些苦读学子多少沾上了北大的灵气，不来呢，似乎就没找到门儿。不知北大有没有统计过，真正考进来的有多少是中小学时代因为游燕园而得了真经？

这种痴迷心也落在这座小小山门上，这是“燕园游”的重要景点。导游总是口若悬河地介绍这里是什么“花神庙”，又是“花”又是“神”，乾隆皇帝慈禧老佛爷，总是一番神奇噱头。美好的花神总是暗合观瞧者那颗溢满希冀的心，为多少求个灵验，于是这里便成了“许愿门”，可怜一座小小山门里外被涂满各种奇葩留言。诸如“我要上北大”“北大等着我”（应该是等着北大批评你吧，乱涂乱画），还有“我要成名”“XX到此一游”，并郑重写下自己尊号陷入重症幻想。更有甚者写下：“北大，请保佑我明年考上复旦！”这各种涂抹不是压力所致的发泄，而是压力所致之神思恍惚，包括那些忽悠人的导游在内，大家都是一群实利追逐者，不明就里不着边际地许愿，不知道他们面对的是一座比他们爷爷的爷爷还老迈的清初文物。

“慈济寺”明显是佛寺门额，而“庙”，归属民间诸神灵。“花神庙”之名应属中国民间信仰尊奉的百花之神，膜拜对象是晋代女道士、上清派第一代太师魏夫人之亲授弟子女夷。“寺”与“庙”并不在一个宗教体系内。“花神庙”听说读写都是活色生香的，人间味道十足，令观者感应花香沁脾，加之恰好有两通关于花神的石碑落入燕园，这种联想便有了存在的基础。而“慈济寺”最大的硬伤就是缺乏史书材料记录，尤其是官方记录，属于典型的“知道怎么没的，不知道怎么来的”那种庙宇。后人只能从今天它所属的园林历史来研究判断。大抵而言，慈济寺是一座私家佛寺，属于和珅家族，应为和珅拥有淑春园时期大肆建筑的作品之一。和珅死后，由其后人丰绅殷德夫妇维持。丰绅殷德死后，其夫人即乾隆最宠爱的有着靓丽而骄人少女时代的固伦和孝公主，勉力支撑慈济寺最后的时光。

“慈济寺”规模不大，山门北开，对着小湖，向南逸去，沿小丘递升，拾级而上，有主殿一座，东西各有偏殿，主殿的正中央位置现在有美国人埃德加·斯诺墓茔。四周寻去，今天仍可以看到当年大殿的后山墙墙基残部，离地二三尺高，但地基土石牢固，两旁山林仍随处可见殿宇被拆除遗留的零散石件。越过小丘继续向南，便是一泓幽静湖水，西侧忽有高台，竹林隐蔽通幽处，便是曾经的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的住所，今天是学校贵宾接待场所——“临湖轩”。而“临湖轩”的原址便是和珅在淑春园里建造的地标性建筑——“临风待月楼”。可见无论是淑春园时期还是后来的燕园时代，这一带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园林的核心——寺院与重要楼宇相互呼应，相映成趣。

但我怀疑“慈济寺”这个名字本身的可靠性，因为门额的写法太过奇怪，罕见“重修”某寺这样的写法。一般我们见到的佛寺门额都是“敕赐”“敕建”，如果沾不上“敕”，就直接叫某寺好了，如此“重修”某寺为额，不合常理。此外，“慈济寺”也从来没被重建过，而山门无所谓重建，它本身就没被毁，无非涂料褪色墙皮斑驳，但涂一遍颜色也叫“重修”？此外，以蓝色书写门额也极为罕见，中国内地佛寺匾额、门额书写一般喜用金色、红色，即使藏传佛教门额一般也是蓝底金字，如雍和宫。用蓝字书写寺院门额显示出书写者是极为随意的，至少是对中国传统寺院的规制了解不多。至此，我高度怀疑这五个蓝字与司徒雷登建燕京大学、据有燕园期间有关，是不是某位对中国文化或者佛教寺院有些知识的洋教授的创意，或者是留洋归来的我中土博士所为？在我看来，“重修慈济寺”如果再加个感叹号，那就是一句表决心的标语口号，作为寺庙门额有些不搭调，只是表个重建寺院的决心而已。

飘忽的“花神庙”之说也并非空穴来风。在北大校园里真有与“花神”相关的遗迹，但与这座“慈济寺”没有任何关系，那便是坐落于燕南园北口的道路两旁、碑身上百分之八十的字迹已漶漫不清的两通石碑。它们来自圆明园，记载的是乾隆时期圆明园花圃园艺的繁盛景象。

根据拓片资料，其石碑文字情况如下：

石碑一

碑额正书：万古流芳

碑文内容：

洪惟我皇上德溥生成，庥征蕃庑。万几清暇之余，览庶汇之欣荣，煦群生于咸若，对时育厥功茂焉。王进忠、陈九卿、胡国泰，近侍掖庭，典司艺花之事，于内苑拓地数百弓，结篱为圃，奇葩异卉，杂莳其间。每当露蕊晨开，香苞午绽，嫣红姹紫，如锦如霞。虽洛下之名园，河阳之花县不是过也。伏念天地间一草一木，胥出神功。况于密迩宸居，邀天子之品题，供圣人之吟赏者哉！爰引列像以祀司花诸神，岁时祷赛，必戒必虔。从此寒暑益适其宜，阴阳各遂其性，不必催花之鼓，护花之铃，而吐艳扬芬，四时不绝。于以娱睿览，养天和，与物同春，后天不老，化工之锡福岂有量乎？若夫灌溉以时，培护维谨，此小臣之职，何敢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也。乾隆十年花朝后二日圆明园总管王进忠、陈九卿、胡国泰恭记。

石碑二

碑额正书：万古流芳

碑文内容：

钦惟我皇上德被阳和，幸万几之多暇，休征时若，睹百卉之舒荣，撷瑞草于尧阶。春生蓂荚，艺仙葩于阆苑，岁献蟠桃，允矣鸿禧，夐哉上界。彭文昌、刘玉、李裕，职在司花。识渐学圃，辟町畦于禁近；插棘编篱，罗花药于庭墀。锄云种月，檀苞粉蕊，烂比霞蒸，姹紫嫣红，纷如锦拆。虽有河阳之树，逊此秾华；宁容洛下之园，方兹清丽。伏念群芳开谢，胥有神功。小草生成，咸资帝力。荷荣光于上苑，倍著芬菲；邀宠睐于天颜，益增旖旎。爰事神而列像，时崇报以明禋。必戒必虔，以妥以侑，从此阴阳和协。二十四番风信咸宜，寒燠均调；三百六日花期竞放，何烦羯鼓。连夜催开，岂必金铃？长春永护，于以养天和之煦妪，供清燕之优游，则草秀三芝，并向长生之馆，花开四照，纷来延寿之宫矣。乾隆十二年中秋后三日圆明园总管彭开昌、刘玉、李平恭记。

这两通石碑隶属圆明园，一是因为落款都是圆明园总管题记，二是文中分别指出“于内苑拓地数百弓，结篱为圃”及“识渐学圃，辟町畦于禁近；插棘编篱，罗花药于庭墀”。这说明花圃建在离皇帝住所较近的地方，而绝非圆明园的附属园林淑春园。石碑分别于乾隆十年、乾隆十二年由两拨不同的圆明园总管刻记。

石碑一是为纪念“花朝节”而记。花朝节是我国民间的岁时八节中最富诗情画意的节日，俗称百花生日。石碑一记述花匠们是如何精心耕植花圃以致繁花满园，表彰了他们出色的工作：“从此寒暑益适其宜，阴阳各遂其性，不必催花之鼓，护花之铃，而吐艳扬芬，四时不绝。”但他们敬畏“司花诸神”，虔诚祈祷，繁花似锦的景象只是他们按时节浇水侍弄的成果，“何敢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也？”

石碑二记述的时间是乾隆皇帝中秋节游园之后，“锄云种月，檀苞粉蕊，烂比霞蒸，姹紫嫣红，纷如锦拆”，描述了圆明园花圃的美丽景象，当然“伏念群芳开谢，胥有神功。小草生成，咸资帝力”，歌颂花神与帝王的神奇功力，视之为百花盛开的根本。

圆明园本身自有花神庙，即“汇万总春之庙”，但它建于乾隆三十四年。长春园也有花神庙。长春园之始建约为乾隆十年，第一通石碑很可能就是立于花圃之畔，并非“汇万总春之庙”所属。而第二通石碑倒是有可能立于长春园花神庙内。由此可见，流落到燕园的这两通石碑当是长春园出品，与当年的淑春园没有半点关系。

恰恰因为有庙碑之名而无庙宇之实，人们便把石碑附会到那一道慈济寺残门之上，且花神之美且柔，成就一番美妙搭配，春去秋来，倒也贴合未名湖畔那绰约的姿影。

今天北大燕园的主体部分是乾隆时期的淑春园。淑春园的历史终结于庚申之变（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事件），它曾经的主人是钮祜禄·和珅。

在乾隆四十年前后，淑春园被赏赐给大学士和珅之前，它是相对比较自然的田野风光园林，隶属于圆明园，但并没有什么现成的建筑，也没有刻意规划的园林。往更远时代推演，这里曾属于明朝米万钟勺园的范围，但世事荒乱朝代更迭，到清初，勺园本身早已是芜杂废园了。淑春园之名称最早出现在乾隆二十八年，《大清会典事例》记载：乾隆二十八年，内务府“奏准圆明园所交淑春园并北楼门外等处水田”。由此可知，在乾隆四十年前后，淑春园被赏赐给和珅之前，淑春园已从勺园原址演变至自成一园，经过整理成为附属于圆明园的皇家园林。水田居多，没有可圈可点的建筑，更没有宅邸功能。如果有官办的寺院，皇室文档及《日下旧闻考》里一定会有所记载，所以在赐给和珅之前，这里就是以水田湖塘为主，不大可能存在“慈济寺”。

和珅得到乾隆赏赐的淑春园，固然与其得到乾隆非同寻常的荣宠有关。此外，皇帝赏赐皇家苑囿也不单单是让宠臣们当作郊野别墅享乐的，因为皇帝有相当的时间在圆明园居住并工作，这些赏赐地点也是为方便臣子们候场子觐见行公务。但和珅还是大兴土木有恃无恐，因为后来他竟然成了皇室亲家，乾隆皇帝最为宠爱的十公主嫁给了他的儿子丰绅殷德。和珅把淑春园建成了当时京城首屈一指的私家园林别墅，并在其中建了大量房屋。未名湖北岸原被称为镜春园的地方在二十几年前还有许多破旧的院落，即是当年和珅建设的。当然，他还建了不少堪比宫廷规格的高堂大屋，这就成为后来嘉庆皇帝追究其“园寓点缀，竟与圆明园蓬岛瑶台无异”的罪过。在未名湖南岸，和珅为自家建了一间寺庙，位于今天上书门额“慈济寺”的山门处。

这间小寺庙，可以推测就是和珅家自己烧香祭祀的地方，反正建个私家小寺院，自顾自烧香拜佛保佑自己及子孙兴旺，也没有什么利世利他的真心意。他如此贪得无厌且权势横行，早已令嘉庆皇帝不耐烦了。嘉庆四年（1799）正月初三，太上皇乾隆宾天，尸骨未寒，嘉庆帝便以和珅二十大罪将其赐死。根据《清史稿》的记录，其中第十三条罪状即是：“昨将和珅家产查抄，所盖楠木房屋，奢侈逾制，其多宝阁及隔断样式，皆仿照宁寿宫制度。其园寓点缀，竟与圆明园蓬岛瑶台无异，不知是何居心！”这“园寓点缀，竟与圆明园蓬岛瑶台无异”便是直指淑春园内的湖中小岛及华丽奢侈建筑——“临风待月楼”。

和珅占据淑春园时期曾重新命名园子为“十笏园”，被嘉庆帝收回后，“十笏园”又恢复“淑春园”之名。园子主体一分为二，西部仍归和珅家使用。这不是看在嘉庆皇帝的悔意上，而是他对亲妹妹即丰绅殷德福晋——固伦和孝公主的怜悯。按和珅大罪株连九族亦不为过，但唯其一人受死，儿子丰绅殷德并未治罪，嘉庆皇帝多少是因为不愿让自己的妹妹成为寡妇。即使淑春园被查抄，理论上收回皇室，嘉庆帝还是留出其中大部分的园子给妹妹、妹夫居住。淑春园的东部，园子的一小部分即赐给了成亲王永瑆。除了以上两部分外，淑春园北部剩余部分收归内务府管理并再行分配。根据《中国古典园林史》的记载，内务府在收回淑春园之后划出东北面的一部分，由嘉庆皇帝赐给四公主庄静固伦公主，名“镜春园”；再划出西北面的一部分赐给皇五子惠亲王绵愉，名“鸣鹤园”。至此，淑春园一分为四。

丰绅殷德死后，嘉庆十五年，固伦和孝公主已无心力打理花费浩繁的园林，遂请求上交园子与内务府。但内务府碍于公主的尊贵并未正式接收，只是使用一些房屋来办公，也取用他们认为多余的山石木料，蚂蚁搬家式拆捡建筑饰材。但小寺院并没有被拆除，至少在嘉庆年间，这间寺院还在，甚至还有香火。有诗为证：

一径四山合，上相旧园庭，绕山十二里，烟草为谁青。昔日花堆锦绣，今日龛余香火，忏悔付园丁。……谁弄扁舟一笛，斗把卅余年外，绮梦总吹醒。悟彻人间世，渔唱合长听。

这首诗来自潘德舆《养一宅祠》中的《水调歌头·游海甸和相旧园》。我判断潘德舆描写的是1830年至1839年间淑春园的状况，因为有“斗把卅余年外”，指和珅之死于1799年后过去三十余年。潘德舆于1839年过世，他诗中提到“今日龛余香火”，说明小寺院依旧有香火，虽然冷清但并未灭失。

道光三年（1823），成亲王永瑆与固伦和孝公主先后去世，内务府按照惯例将两处地方正式收回。道光末年，道光皇帝把淑春园旧址赐予清初摄政王多尔衮继子的后代——睿亲王爱新觉罗·仁寿居住。这时的淑春园便成为“睿王园”，“睿”字满语称“墨尔根”，所以也被称为“墨尔根园”。睿亲王的后代进入民国就成了败家亵祖之流，几万大洋就将园子卖给了陕西督军陈树蕃，拿着大洋下天津狎妓荒唐，说是一天便花掉一万大洋。又是几番因缘巧合，美国人司徒雷登辗转西安，各种花言巧语打动了军人陈树蕃将原淑春园旧址以极低的价格卖给燕京大学。其中曲折动人故事不再赘述。总之，淑春园至1921年正式演变为燕京大学校园即燕园之主体部分。而慈济寺山门，挪也挪不走，烂也没烂掉，自从被英法联军烧掉后，不知是内务府还是睿亲王家，将寺院主体建筑基本拆光，剩下的山门随着园子易主燕大。

“慈济寺”毁于1860年9月庚申之变，被英法联军放火烧掉。当时英法联军从圆明园自东向西一路抢劫放火烧过去，从淑春园、畅春园直到清漪园（颐和园）、静明园（玉泉山）、静宜园（香山），“慈济寺”与这些大型园林比较起来，微乎其微，不值一提。

光绪时期醇亲王奕譞因办理颐和园修建事务，曾两次游历此园。淑春园火劫之后，慈济寺被多方拆除，大殿及偏殿已不复存在，故而他为淑春园写下了一组四首诗，并没有提到小寺庙，说明慈济寺是在1860年到1880年被拆毁灭失的。醇亲王来此游历的时间大约在1884年到1890年（颐和园启动重修）。奕譞本性谨慎低调，所以不吝大段赘述了他来此游历的缘由：其府邸园林即是与“淑春园”西部毗邻的“蔚秀园”，算是邻居，但自己从未前来游览（显得他是多么勤于公务，不会轻易游荡玩乐），后来只是因为公务之需才仔细地考察了此地。

需要强调的是，“慈济寺”自始至今没有见诸任何正式记载，无论是淑春园文档还是清史文档。我穷尽查到的资料，只有前述潘德舆提及的在19世纪30年代尚有香火之说。醇亲王奕譞游历此园时，庙宇已不复存在，他只是对当时园子里尚存的、有代表性的景物写下了四首诗，分别是《临风待月楼》《石坊》《巨石》《孤屿》，未提及寺宇，说明当时情形已如今日所见。他记录道：

是园乾隆年间归和相珅。籍没后入官。传闻禁园工作，每取材于兹，足证亭台之侈，之巨。后辗转为睿邸园寓，虽栋宇仅存，山水之秀美固自若也。余园近在比邻，曾未获游览。迨庚申变后，逐就荒芜。去岁匆匆一涉，辄为俗沉所扰，未得从容吟咏，兹赴差之便，逐物成诗四章。

这段记录更加证实了庚申之变洋人只是点了把火，大拆迁工作还是清廷自己干的，即把有用的材料拆卸下来用于“禁园”物料，而奕譞“赴差之便”，就是他承担修复颐和园工程，也来这里看看还可以搜罗出什么石材木料。

今天占据“慈济寺”原正殿遗址中心位置的是埃德加·斯诺墓。土丘之上，俯视着“慈济寺”山门，长方形的墓碑上有叶剑英题写的金色字：

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

埃德加·斯诺

1905～1972

斯诺于1934年1月在燕京大学开设新闻写作课程，他住在海淀军机处8号。1936年他从燕大出发，前往陕北考察，撰写了《西行漫记》（又叫《红星照耀中国》）一书。1972年2月15日斯诺逝世于瑞士日内瓦，其遗嘱希望安葬燕园。其实在1970年，斯诺夫妇就访问过燕园，据他的夫人洛伊斯回忆说：

我们在一个略为发灰的浅红色的亭子（指慈济寺山门）边停了下来，眼光穿过它的拱顶，凝视阳光下碧波荡漾的一片湖面。在我们身后，拾几步石阶向上的那块稍为高起的地方，有一片蔓草丛生的空地，四周松树围绕，遮住了我们的视线。

请注意，他们在1970年10月之秋的未名湖，透过山门看到的那片“空地”就是两年后斯诺的埋葬之地！这件事未免神奇，冥冥中是何等神力指引他考察了自己的墓地？

一座安静的寺院山门在一所活力四射的大学里，它的活力不仅来自青春喷薄的莘莘学子，还来自无数天南地北到此膜拜的年轻人，这是寺院修建者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的。如果说当年和珅出于一己私利，为求神拜佛保佑而建造此寺，那真是没有任何神佛可以保佑这位大贪蠹。同样，“燕园一日游”随便拜拜寺院剩下那道残门，和珅的寺院残门又能保佑什么呢？同样荒诞不经。来此求神助的学子们，学到了我们年长者灌输给他们的功利世俗，以为直截了当的索要可以暗合神祇保佑，得以名利一蹴而就。而事实上，形式礼仪往往沦为自我欺骗的笑柄，似乎与和珅家建寺的唯利初衷无异。

和珅那么聪明绝顶的脑子都看不透世间财富的本质，以为狂搂豪揽便能获得永世长存的富贵保障，而保全他的子嗣还是靠着十公主那点亲情的力量。“慈济寺”最后的恩主便是这位生趣乏味、心灰意懒的固伦和孝公主。公主没少来此烧香礼佛，但这并没有改变她不幸的家庭人生，她的孩子夭折而丈夫丰绅殷德也过早离世，留下她一人徘徊至四十八岁黯淡往生。

人世间各种欲念也会进入寺院形成暗流涌动，人们对待宗教也往往拿着世俗的解决方式，比如给予好处行使贿赂，交易交换，无力而为之的事情试图请求宗教的法力助力解决。这表明世俗心态的大胆与对欲念的渴求，甚至可以纵横捭阖于自己未知的领域行大无畏闯荡之举，以乐此不疲的世俗技艺驰骋想象中的法海无边，所以便有了游客对一座佛教山门的崇拜、许愿。而距离十几米处的小山坡上还有一位高度同情共产主义的异国人的墓茔，每天沐浴在种种欲念之光中。

2016年8月7日 于万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