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组建东林内阁，平定奢安之乱

明思宗刚就帝位时，内阁首辅是黄立极，次辅是施凤来，阁臣有张瑞图、李国。自天启三年(1623)魏忠贤引其心腹魏广微、顾秉谦入阁，到天启五年(1625)顾秉谦升任首辅，内阁便为魏忠贤所控制。魏忠贤被贬自缢后，户部主事刘鼎卿上疏弹劾唯魏忠贤之命是从的黄立极，要求将他立即罢斥。明思宗虽然对当时内阁的状况很不满意，但为了集中力量清除魏阉的势力，继而清查阉党逆案，不想扩大打击面，影响政局的稳定，对刘鼎卿的上疏不作理睬。不久，客氏被笞死，崔呈秀被抄家，“五彪”“五虎”连遭弹劾，国子监生胡焕猷又上疏弹劾黄立极等四位辅臣，请求绳之以法。明思宗不仅没有采纳，反而降旨斥其“逞臆妄言，轻诋大臣，难逃出位乱政之咎”，要求“大小九卿、科道从公会审，依律定罪” ，并抚慰黄立极等四位辅臣。

黄立极等四位辅臣眼看魏忠贤及其骨干、爪牙纷纷遭到清算，自己又受弹劾，心怀忐忑，各自请求辞职，明思宗仍然优旨慰留。他们求罢不成，便于天启七年(1627)十一月中旬联名请求增补阁臣。明思宗觉得改组内阁的时机渐趋成熟，下旨依照廷推旧例，由九卿、科道从公博议。由于当时外廷许多部门在阉党把持之下，推出的名单鱼龙混杂，明思宗觉得很难点用。当月下旬，黄立极致仕。十二月，明思宗命以枚卜法选用，于是选出了钱龙锡等6人，由这6名新阁臣与施凤来等旧阁臣，共同组成新的内阁班子，总算实现了内阁的更替。

新组建的内阁，以施凤来为首辅，张瑞图为次辅，仍然受到言官的弹劾。施、张只好辞官而去，李国继任首辅，五月他又以母亲年老为由乞求休致，推荐天启后期的首辅韩爌和孙承宗来顶替自己的职位。明思宗乃下旨召回韩爌，准许李国致仕，令来宗道代为首辅，杨景辰为次辅。来宗道与杨景辰两人都是《三朝要典》的副总裁。当廷臣纷纷请毁《三朝要典》时，他们自然受到言官的交章弹劾，崇祯元年(1628)六月被罢归。接着，由李标继任首辅，阁臣有周道登、钱龙锡、刘鸿训等，而周道登“无学术，奏对鄙浅” ，且为人贪鄙，庇护私交，于崇祯二年(1629)正月被罢归家居。

崇祯元年十二月，韩爌应召返京。韩爌为山西平阳蒲州人，万历二十年(1592)中进士，选为庶吉士，后历任编修、少詹事、东宫讲官，万历四十五年(1617)晋升礼部右侍郎，协理詹事府。明光宗继位后，拜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他为官清廉，“老成慎重” ，得到广大正直官员的尊敬和信赖，却为魏忠贤和客氏所不容而乞休。韩爌是著名东林党人，其资历与声望皆在李标之上。他还京后，李标将首辅的位子让给他，自己与钱龙锡悉心协理，辅佐朝政，当时人称这届内阁为“东林内阁”。

东林内阁秉政虽只一年时间，但辅佐年轻的明思宗，沉稳地处理各种繁重的政务，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第一，参定逆案，颁示中外。定阉党逆案是铲除魏忠贤集团的最后一步，不走完这一步，对阉党集团的斗争就无法结束，必将留下无穷的后患；而这项工作就是由韩爌、李标、钱龙锡主持的。尽管韩爌、钱龙锡最初不想广搜树敌，但最后还是按照明思宗的旨意，开列261人的阉党名单，分八等定罪，交皇上裁定，颁示中外。这对阉党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实为晚明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第二，辅佐皇上，期于至当。崇祯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明思宗在文华殿批阅章奏，召见韩爌等辅臣，“谕以拟旨务消异同，开诚和衷，期于至当”。韩爌等顿首言谢，退出文华殿后，针对魏忠贤专权时内阁首辅不在朝房而在私邸处理百官奏章，并与次辅甚至众辅分头拟票，以行其私的做法，向明思宗进言，说：“上所谕甚善，而密勿政机，诸臣参互拟议，不必显言分合。至臣等晨夕入直，势不能报谢宾客。商政事者，宜相见于朝房，而一切禁私邸交际。”意思是，票拟之事在首辅主持下秉公办理，而不必强调是分是合；辅臣早晚在朝房值班，不在私邸接见朝臣，有要事相商，一律到朝房来谈。明思宗听后，即“谕百官遵行” 。

崇祯元年(1628)十一月初，吏部依照明思宗的指示，会推增补内阁辅臣的候选名单，结果推出东林党人成基命、钱谦益等11人，而被明思宗看重的礼部右侍郎周延儒不在其中。周延儒暗中散布流言，谓：“此番枚卜，皆谦益党把持。” 一心想钻进内阁的礼部尚书温体仁见有机可乘，遂借天启元年(1621)的所谓“关节受贿”事件，递呈《直发盖世神奸疏》，指责钱谦益“关节受贿，神奸结党，不当与阁臣选” 。明思宗问他奸党指谁，温体仁先是指主持会推的吏部和科道官员，后又将为钱谦益辩白的辅臣也说成是钱谦益的同党。所谓“关节受贿”事件本来在天启年间早已结案，明思宗下令重审，结论与原先一样，证明“关节受贿”与钱谦益无关。廷臣因此愤愤不平，纷纷上疏弹劾温体仁。十二月，御史毛九华揭发温体仁家居时曾向崔呈秀行贿，另一御史任赞化也弹劾温体仁娶娼、纳贿、夺人财产等不法行为。明思宗在文华殿召见大臣对质，温体仁乃力诋毛、任为钱谦益死党。明思宗深以为信，深夜召见大臣对质，明思宗对韩爌说：“卿见他何曾有国家的意思？若实（为）国为家为封疆生民，朕自看得出来。如今定有一件私意，方才上本。方今是何时？东西交警，南北用兵，到（倒）不忧国，只是分门立户，动说什么党，什么东林，何益国事家情？” 从内殿回来，韩爌具揭上奏，说：“人臣不可以党事君，人君亦不可以党疑臣。但当论其才品臧否、职业修废，而黜陟之。若戈矛妄起于朝堂，畛域横分于宫府，非国之福也。” 但明思宗听不进去，未予采纳。

第三，保护正直之士，抑制邪恶小人。天启元年(1621)八月，抗金名将熊廷弼被魏忠贤陷害致死，传首九边，遗体不得归葬，并被抄家追赃，是一大冤案。崇祯元年(1628)秋，工部主事徐尔一曾为之诉冤，要求为之昭雪，未获批准。第二年，熊廷弼之子诣阙上疏，请求携父尸归葬。韩爌即为之申冤，说：“廷弼之死，由逆阉欲杀杨涟、魏大中，诬以行贿，因尽杀涟等，复悬坐廷弼臧银十七万，刑及妻孥，冤之甚者。” 明思宗终于允许熊廷弼之子携其父之遗骸归葬。

天启年间，由阉党杨维垣引进的御史史、高捷，在内阁大学士刘鸿训罢斥杨维垣等阉党分子后，合力攻击刘鸿训，因而为言官所不齿而被罢官。王永光执掌吏部后，又极力推荐他们两人，拟重新起用。内阁大学士钱龙锡坚决反对，终使此事告寝。

刘鸿训当辅臣时，锐意任事，痛斥阉党杨维垣、李恒茂、杨所修、霍维华之流，因此引起阉党分子的刻骨仇恨。他们合谋攻击刘鸿训，诬以受贿、而擅自改敕，并劾以用田仰巡抚四川、受贿2000金。辅臣李标、钱龙锡都站出来为之辩护，力言“鸿训不宜有此（改敕之事）” ，“力辩其纳贿之诬” 。

第四，悉心处理军国重务。韩爌复任首辅后，辽东形势危急，以李自成为首的农民大起义已经爆发，但国家财政困难，朝议多主张裁汰驿卒。明思宗拿不定主意，向韩爌征求意见。韩爌回答说：“汰兵止当清占冒及增设冗兵尔。冲地额兵不可汰也。驿传疲累，当责按臣核减，以苏生民困，其所节省仍还之民。” 在当时的形势下，韩爌的意见周密妥当，得到明思宗的赞同。

明思宗好察边事，常派厂卫的旂尉四出侦伺。宣府巡抚李养冲上疏委婉地批评道：“旂尉往来如织，踪迹难凭，且虑费无所出。”明思宗将这个奏疏拿给李标等辅臣看，说：“边情危急，遣旂尉侦探，奈何以为伪？且祖宗朝设立厂卫，奚为者？”李标说：“事固宜慎。养冲以为不赂恐毁言日至，赂之则物力难胜耳。” 原来，明末的官场贿赂风行，腐败透顶。厂卫的旂尉领着侦察敌情的任务出京，走到哪里，哪里的官员就得向他们送礼行贿，否则他们回到京城就会说地方官的坏话；但要行贿，这笔钱又不能由地方官府的财政支付，该怎么办呢？明思宗听后觉得他的话完全在理，因而默然不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