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明思宗的忧勤惕励、夙夜焦劳，是与其急躁和偏执的性格结合在一起的，因而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反而是越搞越糟，导致局势不断恶化。明思宗自小在险恶的环境中长大，形成刚愎自用而又多疑善妒、急功近利而又优柔寡断，虚荣心强而又缺乏担当、专横残暴而又刻薄寡恩的性格。17岁时，他在危难之际继承帝位，毫无治国理政的经验，认为“慎重即因循” ，急于求成，切盼短期内就能重建太平盛世，振兴朱家基业。崇祯元年(1628)十一月，南京陕西道御史陕嗣宗曾上疏，在赞颂明思宗“三不可及”的美德之时，也批评他“五不自知”的弊病，即自视甚高，近于予圣；刚愎自用，习于尊倨；猜忌多疑，任意斥责；急于求治，旦夕责效；过于明察，流于繁苛 。第二年九月，顺天府尹刘宗周也上疏指出：“陛下求治之心，操之太急，酝酿而为功利；功利不已，转为刑名；刑名不已，流为猜忌；猜忌不已，积为壅蔽。”

由于求治太急，急功近利，明思宗治理国政，未能抓住当时主要的社会矛盾，采取相应的解决办法，制定长远的治国方略，而是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左右摇摆，朝令夕改，结果适得其反。崇祯元年(1628)，左副都御史杨鹤上言：“图治之要，在培元气。自大兵大役，加派频仍，公私交罄，小民之元气伤；自辽左、黔、蜀丧师失律，暴骨成丘，封疆之元气伤；自缙绅构党，彼此相倾，逆奄乘之，诛锄善类，士大夫之元气伤。譬如重病初起，百脉未调，风邪易入，道在培养。” 这种看法，时以为名言。此后，成基命、刘宗周等大臣都反复指出他的这一弊病。但明思宗一概置之不理，我行我素地执行他的顾近不顾远、治标不治本的政策，因而只能越搞越糟，直至最后败亡。

明思宗猜忌多疑，对周围大臣多不信任，时刻担心他们怀有二心，或办事偷懒。于是，他极力鼓励告发，并利用锦衣卫的缇骑及东厂的隶役四出侦伺，对大臣进行监视。户部尚书孙居相为官清廉，负气敢言，在与给事中杨时化的通信中，“有‘国事日非，邪氛益恶’语，为侦事者所得，闻于朝”。明思宗大怒，“下居相狱，谪戍边” 。薛国观险鸷忮刻，不学少文，由于首辅温体仁的密荐，得以超擢重用，后升至内阁大学士。“帝始燕见国观，语及朝士贪婪。国观对曰：‘使厂卫得人，安敢如是？’”恰好东厂太监在侧，不禁汗流浃背，于是“考察其阴事”，密报皇上，使之逐渐失去信任。崇祯十三年(1640)，薛国观贪污事发，明思宗“即命弃市”，薛“乃就缢” 。厂卫受宦官控制，东厂提督就是由太监充任的。厂卫肆意侦伺、抓人、审讯、行刑，根本不受法律的约束，刑部也不得过问。刑部如果过问，触怒了厂卫，厂卫寻机罗织罪名，即可置之于死地。

明思宗刚愎自用，极为自负，虚荣心重，极好面子，刘宗周在崇祯二年(1629)九月的上疏，曾一针见血地指出：“陛下所擘画，动出诸臣意表，不免有自用之心。” 后来，内阁大学士谢陞也批评他说：“皇上惟自用聪明，察察为务，天下俱坏。” 由于刚愎自用，明思宗喜欢表扬，喜听阿谀奉承之词，厌恶批评，听不得逆耳之言。对有损其尊严的言论，更是记恨在心，想方设法进行报复。刘鸿训在天启七年(1627)十二月由明思宗钦定进入内阁，起初颇受信任，但他对政务的处理意见有时与明思宗相左，未被采纳，曾私下说“主上毕竟是冲主”，意即皇上还是个孩童。“帝闻，深衔之。”后来阉党分子诬告刘鸿训贪污受贿，擅改敕书，明思宗就想置之于死地。大学士李标、钱龙锡力救，明思宗还是将他谪戍代州，崇祯七年(1634)五月“卒戍所” 。钱士升在崇祯六年(1633)九月入阁当大学士，他见明思宗为政操切，首辅温体仁又以刻薄佐之，上下嚣然，就在崇祯九年(1636)九月撰写《四箴》以献，大意谓应“宽以御众，简以临下，虚以宅心，平以出政”。此箴深中时弊，明思宗表面接受，优旨褒扬，内心却老大不高兴。过了一个月，有个名叫李琎的武生请括江南富户的财产输官，钱士升拟旨将该武生下刑部提问，明思宗不许。他上疏力争，说：“此议一倡，无赖亡命相率而与富家为难，不驱天下之民胥为流寇不止。”不意，明思宗却在其奏疏上批道：“即欲沽名，前疏（即《四箴》之疏）已足致之，毋庸汲汲。”钱士升惶恐不安，“引罪乞休，帝即许之” 。

由于刚愎自用而又求治太急，明思宗对臣工总是求全责备，专横残暴，刻薄寡恩。不论什么事情，他决定之后，立马就要求见到成效。出了问题不是反思自己的决策失误，主动承担责任，而是归咎于文武百官，轻则训斥、罚俸、降职，重则施刑、削职、谪戍、处死。崇祯五年(1632)由举人出任河南府推官的汤开远，曾向明思宗上疏，恳切进言：“陛下临御以来，明罚敕法。自小臣至大臣，蒙重谴下禁狱者相继，几于刑乱国用重典矣。见廷臣荐举不当，疑为党徇；恶廷臣执奏不移，疑为藐抗。以策励望诸臣，于是戴罪者多，而不开立功之路，以详慎责诸臣，于是引罪者众，而不谅其致误之由。墨吏宜逮，然望稍宽出入，无绌能臣。” 在这种严峻的局势下，一些执法的官员遇到明思宗轻罪重罚甚至无罪滥罚的诏旨，都不敢主持公道，而是唯皇上之命是从，有些奸佞之徒为了邀功请赏，甚至加重对蒙冤受屈者的处罚。据统计，明思宗在位期间，先后诛戮总督7人、巡抚11人（河南巡抚李仙风被捕后上吊自杀，尚不计在内）。就连位极人臣的内阁辅臣，也有周延儒、薛国观2人被杀。这是自明世宗诛杀夏言以来所仅见的现象。由于许多大臣不断地受到处罚，官员的更换十分频繁，如蓟镇总督在半年之内就换了5人。明思宗在位17年，兵部尚书换了14人，刑部尚书换了17人，内阁大学士更是换了50人。如此滥施刑罚、频繁换人，不仅使“先才后守”的唯才是举政策大打折扣，严重挫伤了官员的积极性，使其难以施展才干，而且使大批耿直之臣遭到贬斥，许多忠臣良将遭到杀戮。正如刘宗周所指出的，由于明思宗“求治太急，用法太严，布令太烦，进退天下士太轻，诸臣畏罪饰非，不肯尽职业，故有人而无人之用，有饷而无饷之用，有将不能治兵，有兵不能杀贼” 。

在明思宗眼里，文臣武将全都不能尽职尽责，不可信任，他便一反即位之初严禁民间自宫为宦、禁止廷臣结交内侍、撤销各边镇守太监的做法，大力培植忠于自己的宦官势力，并把身边的心腹太监安插到一些重要部门，充当耳目手足，借以强化君主专制的统治。崇祯元年(1628)五月，明思宗就任命司礼监掌管文书的内官监少监宋尚志提督正阳等九门、永定等七门及皇城四门，巡城点军，内官监赵本清为副手，从旁协助。崇祯二年(1629)十一月，后金军队绕道漠南蒙古从蓟门一线越过长城南下，京师戒严，明思宗又命太监提督九门及皇城门，总督忠勇营，提督京营。崇祯四年(1631)九月至十一月，更是大规模起用宦官。从此，北方各个军镇都派有太监监军，职权高于督、抚。文武大臣纷纷上疏表示反对，明思宗或将其撤职罢官，或革职为民，说：“朕览卿等公疏为遣用内臣一事，太祖明训朕岂不知？但成祖以来亦有间用之者，皆出一时权宜。况天启年间所遣（内臣），朕尚撤之，岂至今反用！朕又何尝不信任文武，无如三四年来敝坏不堪，朕是万不得已，亦权宜用之。若文武诸臣实心任事，撤亦不难。”

后来，由于文武大臣的不断劝谏，明思宗只好在崇祯八年(1635)八月下诏，撤回总理及监视各道的宦官，但仍让高起潜督理锦关、宁远军务。仅隔一年，他再次大规模起用宦官。起用的这些宦官，不仅是监军，而且担任总督、分守之职，直接指挥军队，气焰更加嚣张。他们大多是些市井无赖之徒，昏庸愚昧，却又妄自尊大。一旦大权在握，便胡作非为，不仅大肆贪污纳贿，任意克扣军资，而且一遇敌军，便率先逃窜。诸将皆耻于屈居其下，因此皆难以克敌制胜，从而导致内忧外患的不断加剧。许多大臣不断上疏弹劾他们。明思宗虽仍将上疏诸臣降职贬官，但也不得不于崇祯十三年(1640)再次颁布撤回各镇内官诏，将所有边防军务交给督、抚、镇、道负责，次年三月，还下令严禁内臣干预外政，重申廷臣毋结交内臣之令。崇祯十五年(1642)正月，又下令罢提督京营内臣。

然而，仅隔半年，为了抵御清军，明思宗又于崇祯十五年七月命司礼监秉笔太监王承恩提督勇卫营。十一月，又命其督察京师城守，并命太监方正化总监保定军务。此后，宦官的派遣始终未再中断。崇祯十七年(1644)春，面对分兵两路北上的大顺农民军和关外日益壮大的清军，无计可施的明思宗急命宦官奔赴各地，或监军，或统兵镇守，并命宦官分守京师九门。但是，这一切并未能挽救明朝灭亡的命运。相反，许多太监见大势已去，纷纷投向大顺军，甚至打开京师的大门迎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