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会推阁臣事件与党争的再起

明思宗在承继大统之前，对万历中期以来的党争多少有所耳闻，深知这种门户之争对朝政的深刻影响。他就帝位后，崇祯元年(1628)正月，御史罗元斌又上疏提出，“国家不得其理者，无实心任事之臣，则门户为之祟也”，认为“当今之世，革道也，不惟革小人恣祸之阶，并宜革君子道长之名，不惟革借门户以锢人之弊，并宜革借门户以图报之端”。明思宗“嘉纳之” 。同月，明思宗在一道谕旨中明确表示，“分别门户，已非治征”，要求群臣“化异为同”，“天下为公”，精诚团结，共同致力于中兴之治 。崇祯二年(1629)三月，“钦定逆案”颁布后10天，户科给事中解学龙上疏弹劾蓟镇巡抚王应豸克饷激变。明思宗见疏中有王应豸系“魏党私人”等语，非常反感，批评道：“应豸克饷虐兵，罪在不赦，何必又引魏党所私！”

明末的党争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明朝建立之初，明太祖曾积极鼓励臣民谏诤，说：“臣不谏君，是不能尽臣职；君不受谏，是不能尽君道。臣有不幸，言不见听，而反受其责，是虽得罪于昏君，然有功于社稷人民也。” 当时有不少耿介正直之士，遵照明太祖的谕旨，曾对他的某些错误决策提出谏诤，甚至不惜为此献出宝贵的性命。此后，直言谏诤便成为明代士子的一种传统。每当有昏庸的君主在位，就常有正直的大臣敢于冒杀身之祸犯颜直谏，要求革故鼎新。酒色财气俱全的明神宗亲政不久，懒于上朝而勤于搜刮，臣僚更是纷起谏诤，并逐步发展成激烈的党争。以东林党人为一方的清流派，与以宣、昆、齐、楚、浙诸党为另一方的浊流派，围绕着一系列政治事件展开长期的争斗。前者多为敢言直谏的正直之士，他们要求重振清明之治，体恤民瘼；后者多为附顺明神宗旨意的邪恶之徒，他们处处看明神宗及其宠信之阁臣与宦官的眼色行事，以谋一己之私利。但东林党人过分依赖皇帝，热衷于宫廷斗争，结果导致愿望的落空而陷于失败。后来得到东林党人支持的明光宗继位，擢用东林党人入阁，为天启年间的“众正盈朝”创造了条件。天启朝的明熹宗却是一位昏庸的君主，继位不久，宦官势力迅速膨胀，齐、楚、浙诸党竞相投靠魏忠贤，组成阉党集团，把持朝政，东林党人随即遭到残暴的迫害和打击。明思宗继位之后，虽然铲除了阉党集团，并为遭到迫害的东林党人平反，但他未能将阉党集团一网打尽，东林党人势必要求继续清除阉党余孽，而阉党余孽又力图翻阉党之案，双方的斗争必将继续下去，这绝不是一纸禁令所能制止的。明思宗见不及此，未能抓住引发党争的症结，正确加以引导与解决，反而猜忌多疑、刚愎自用、不辨是非，提拔任用奸佞之徒，结果必然会导致党争的复炽。

明思宗刚继位时，为了稳住魏忠贤，对其安插的内阁辅臣未加触动。随着清除阉党工作的深入开展，多名与阉党有染的辅臣相继致仕，到崇祯元年(1628)十月，内阁只剩下周道登、李标、钱龙锡三名辅臣。天启四年(1624)被排挤出阁的韩爌虽已下诏召回，但尚未到位。明思宗决定乘机改组内阁，命吏部提出会推增补辅臣的候选名单。消息一传出，各派势力立即四出活动，力求进入会推名单，得到皇上的点用。

觊觎辅臣之职，活动最为积极的，首推周延儒。周延儒，字玉绳，常州府宜兴人，万历四十一年(1613)会试、殿试第一名，授翰林院修撰。天启年间，先后掌管过司经局、南京翰林院。明思宗即位后，被任为礼部右侍郎。他“性警敏，善伺意指”。崇祯元年(1628)冬，锦州守军哗变，督师袁崇焕请求发给拖欠的军饷，明思宗召问诸大臣，皆请发内帑。当时国库空虚，只有内帑储积充盈。但周延儒揣摩皇上的心思是不想动用内帑，便上奏道：“关门昔防敌（指后金），今且防兵（指明军）。宁远哗，饷之，锦州哗，复饷之，各边且效尤。”明思宗问：“卿谓何如？”他答道：“事迫，不得不发。但当求经久之策。”明思宗连连点头，降旨切责诸臣。过了几天，召见周延儒询问有何经久之策，周延儒回答说：“饷莫如粟，山海粟不缺，缺银耳。何故哗？哗必有隐情，安知非骄弁构煽以胁崇焕耶？” 言外之意，应该揪出幕后挑唆煽动哗变的“骄弁”，严加惩处，才能彻底加以平息。明思宗觉得他的眼光高于众臣，因此对他另眼看待。周延儒还极力巴结外戚、郑贵妃的侄子郑养性、明神宗的妹婿万炜和东厂头目唐文征以为内援，而且花费8万两银子买通内廷，排挤东林党人。他认为，自己既已被皇上看中，又有郑、万、唐的内援和内廷的支持，被列入会推名单是十拿九稳了。

另一个谋求辅臣职位的人物是钱谦益。钱谦益，字受之，号牧斋，苏州常熟人。万历三十八年(1610)举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他博学，工辞章，29岁点中探花后，即结交叶向高以及孙承宗、高攀龙、杨涟、左光斗、周顺昌、黄道周、文震孟等东林名流，往来密切。后来东林名士纷纷遭到阉党迫害致死，他也遭到阉党的攻击而罢归，却声誉日隆，俨然东南一隅之东林首领。以他的资望与才学，被列入阁臣会推名单，应该说是最合乎情理的事。但钱谦益的同乡及门生、户科给事中瞿式耜看到明思宗高看周延儒，担心周若与自己的老师同列会推名单，可能会被皇上看中，而对老师不利，便极力阻止周延儒进入会推名单。当时的吏部尚书王永光是由于瞿式耜的推荐，于五月间由礼部尚书改任吏部尚书的，但因与阉党有染正杜门乞休，势在必去。御史梁子璠上疏，请求由吏部侍郎张凤翔代为主持枚卜（即会推之事）。瞿式耜上疏反对，主张仍由王永光主持此事，待事毕再听其离职，这个请求得到批准，他又私下叮嘱王永光：“摈延儒弗推，而列谦益第二。” 十一月初三，吏部提出一份会推名单，第一名为吏部左侍郎成基命，第二名是钱谦益，以下分别是郑以伟、李腾芳、孙慎行、何如宠、薛三省、盛以弘、罗喻义、王永光、曹于汴，共11名。礼部尚书温体仁和周延儒均未列入名单。周延儒大失所望，称“此番枚卜，皆谦益党把持”。明思宗阅视名单，未见到周延儒的名字，“遂入其说” ，怀疑是近臣结党营私。温体仁见状，便公开挑起党争。

温体仁，字长卿，湖州乌程人，万历二十六年(1598)举进士，累官至礼部侍郎，崇祯初年迁礼部尚书。他“为人外曲谨而中猛鸷，机深刺骨”。此次会推阁臣，温体仁作为礼部尚书，志在必得，但因资望不高，未被列入会推名单。他揣摩，皇上高看的周延儒亦未列入名单，必然生疑，便在十一月初五递上《直发盖世神奸疏》，攻击钱谦益“关节受贿，神奸结党，不当与阁臣选” 。所谓“关节受贿”，指的是天启二年(1622)钱谦益以翰林院编修身份主持浙江乡试时发生的事件。当时，金保元和徐时敏两个奸人假冒钱谦益的名义，策划了一场科场舞弊案。他们采用科场常见的舞弊手段预捏字眼，假称关节，卖给应试的士子，约以中举后收取报酬。有个叫钱千秋的读书人，花了2000两银子，买到“一朝平步上青天”的七字关节。他将这七个字置于应试文章每个段落的末尾，考官据此判断这名士子已买了关节，便予录取。发榜时，钱千秋果然中试而成举人。钱谦益被蒙在鼓里，懵然不察，但金保元和徐时敏却因分赃不均，将此事抖了出来。浙党的韩敬当初与钱谦益同时参加殿试，因为巴结宫中的大太监，得了头名状元，钱谦益仅中第三名探花。后来，钱谦益在三年京察时，便借故将韩敬革职，从此两人结下深仇。韩敬听到钱谦益“关节受贿”的消息，立即派人到京都大肆宣扬，并联络礼科给事中顾其仁查阅试卷，寻找证据，具疏弹劾。恰好钱千秋已到北京参加会试，钱谦益一问果然属实，只好上疏检举金保元、徐时敏与钱千秋的舞弊行为。刑部审讯结案，三人“俱依律遣戍”，后来金保元、徐时敏两人瘐死狱中，钱千秋发东胜右卫所充军。钱谦益以“失于觉察”之罪“罚俸三个月” 了结。

温体仁之所以将七年前已经结案的“关节受贿”事件重新提起，目的是想将这次会推搅黄，阻止钱谦益入阁，由自己取而代之。明思宗既已听信周延儒关于此番枚卜都是钱谦益一党所把持的谗言，看过温体仁的奏章，更进一步加深对钱谦益的怀疑，第二天便召对内阁、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大臣及翰林院记注官、科道掌印官、锦衣卫堂上官等，让温体仁与钱谦益当面对质。

对质在文华殿举行。明思宗先问温体仁：“卿参钱谦益受钱千秋贿，以‘一朝平步上青天’为关节，结党欺君之罪，可是实的吗？”温体仁答：“字字都是实的。”又问：“疏中语‘欲卿贰则卿贰’‘欲枚卜则枚卜’，是怎么说？”答：“此番枚卜，都是钱谦益事体。不曾结（指钱千秋案未曾了结），不该起升，如何起升？如今枚卜，不该推他在里面……”明思宗又问钱谦益：“温体仁参卿，可是真的吗？”钱谦益书生气十足，不是理直气壮地说此事早已结案，自己并未参与其中，只是犯了失察的过错，而是先自我批评一番，说：“臣才品卑下，学问荒疏，滥与会推之列，处非其据。温体仁参臣极当。但钱千秋之事关臣名节，不容不辩。臣于辛酉年（天启元年）典试浙中，与科臣暴谦贞矢公矢慎，一时号称得人，初不肯有钱千秋之事，臣到京方闻其事，当时具有疏参他勘问明白，现有案卷在刑部。”温体仁随即插话，说：“钱千秋逃了，徐时敏、金保元过付之人提到刑部，如何赖得过？”明思宗让刑部尚书乔允升作证，乔允升说：“此事在天启二年，臣三年才到刑部，现有卷案。”但温体仁一口咬定“钱千秋并不曾到官”，意即并未结案。钱谦益则肯定“其实到官，岂敢欺皇上”。明思宗见他们各执一词，要在场的部臣、科道官奏明情况，吏部尚书王永光和吏科都给事中章允儒都证明已经结案。温体仁仍然坚持说：“钱千秋未曾到官，只是照提。” 明思宗于是命人将礼部卷子和刑部招稿（案犯供状）一并取来查验，自己则回到暖阁歇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