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子祭酒倪元璐，字玉汝，浙江上虞人。天启二年(1622)成进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明思宗即位后，魏忠贤已伏诛，阉党余孽杨维垣上疏，将东林党人与魏忠贤、崔呈秀一伙并称为邪党，企图把水搅浑，破坏对阉党的清查工作。倪元璐挺身而出，第一个上疏严加驳斥，寻进侍讲。接着，又上疏请毁《三朝要典》。后累迁至右谕德，充日讲官，进右庶子，又上“制实八策”，对温体仁进行规劝，并批评张捷推荐吕纯如图谋翻逆案之举，惹怒了温体仁及其亲信。但他颇负时望，也很得明思宗的欣赏。“一日，帝手书其名下阁，令以履历进，体仁益恐。会诚意伯刘孔昭谋掌戎政，体仁饵孔昭使攻元璐，言其妻陈尚存，而妾王冒继配复封，败礼乱法。诏下吏部核奏，其同里尚书姜逢元、侍郎王业浩、刘宗周及其从兄御史元珙，咸言陈氏以过被出，继娶王非妾，体仁意沮，会部议行抚按勘奏，即拟旨云：‘登科录二氏并列，罪迹显然，何侍行勘？’遂落职闲住。”

温体仁还想方设法打击正在崛起的复社。复社继承东林党人的政治主张，反对以“私权”定朝政，主张“以国事付公论” ，得到官府中与东林党有联系的官员的支持，而遭到与阉党有瓜葛的官员的仇恨。复社中的吴伟业、张溥等人是在崇祯四年(1631)的会试中中进士的。这次会试，本应由温体仁担任主考官，却被周延儒所取代，从而成为温、周互相倾轧的一个由头。作为周延儒的门生，张溥、吴伟业等进士及第的复社士子，同情周延儒，而对嫉贤妒能的温体仁持鄙视的态度。

崇祯六年(1633)春，温体仁之弟温育仁请求加入复社，遭到复社领袖张溥的拒绝。温育仁恼羞成怒，雇人写了《绿牡丹传奇》，影射张溥等复社名士，在浙江等地演出。张溥和复社另一首领张采，亲自跑到杭州，向好友浙江督学副使黎元宽求援。黎元宽下令查禁《绿牡丹传奇》，并追究作者的责任，但碍于温体仁的权势，没有直接处理温育仁，只将温育仁的奴仆关进了监狱。温体仁随即进行报复，将黎元宽革职查办。

崇祯九年(1636)，在社会上还流传着一篇署名徐怀丹的檄文，攻击复社首领犯有僭拟天王、妄称先圣、煽聚朋党、妨贤树权、召集匪人、伤风败俗、谤讪横议、污坏品行、窃位失节、召寇致灾十大罪。这篇檄文据说是温体仁找人写的。复社成员纷纷上疏弹劾温体仁。温体仁遂派亲信到苏州一带担任地方官职，就近到张溥家乡太仓搜集张溥的黑材料，并暗中募人弹劾张溥。崇祯十年(1637)三月，张溥的同乡陆文声因想加入复社而遭拒绝，诣阙上疏，极言“风俗之弊，皆原于士子。溥、采为主盟，倡复社，乱天下” 。温体仁马上命南直隶提学御史倪元珙核奏，倪元珙回奏说：“（复）社有之，非有把持武断之迹。”明思宗“责其蒙饰，俾更核”，但倪元珙没有屈从，后被“降光禄寺录事” 。

清代官修《明史》将温体仁列入《奸臣传》，说他辅政数年，“流寇躏畿辅，扰中原，边警杂沓，民生日困，未尝建一策，惟日与善类为仇”，“其所引与同列者，皆庸材，苟以充位” 。在内阁中同他合得来受他信任的只有吴宗达和王应熊。吴宗达是个庸才，一切皆听命于温体仁。王应熊刚愎自用，溪刻强狠，但善承帝意。入阁后，与温体仁狼狈为奸，倾陷忠良，当时北京街头流传着一首民谣，讥讽内阁说：“内阁翻成妓馆，乌归王巴篾片，总是遭瘟。” “乌归”指温体仁，因为他是乌程籍的归安人；“王巴”指王应熊，因为他是四川巴县人；“篾片”指吴宗达，因为他碌碌无为，事无主见，可以像篾片一样任意弯曲，一切听命于温体仁。由这些乌龟、王八和篾片组成的内阁，就如同妓馆一样，毫无操守可言。“瘟”是温体仁之姓的谐音，指瘟神，是说皇上使用温体仁为首的这些阁臣辅政，就像遭到瘟神一样，总要遭殃的。京城还有一首民谣唱道：“崇祯皇帝遭温了。”

明思宗猜忌多疑，对臣下总是疑神疑鬼，唯独对善承帝意的温体仁宠信有加，让他辅政前后八年（实是七年），担任首辅也有四年的时间。温体仁所上的密揭，明思宗全都批准照办。温体仁的头衔也越升越高，官至少师兼太子太师，晋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阶左柱国，兼支尚书俸，恩礼之优渥无人可比。

温体仁自度受其排挤、打击的正直之士太多，积怨极深，担心将来会遭到报应，因而“倡言密勿之地，不宜宣泄，凡阁揭皆不发，并不存录阁中，冀以灭迹，以故所中伤人，廷臣不能尽知” 。但是纸毕竟包不住火。崇祯九年(1636)至十年间，不少大臣纷纷上疏纠弹温体仁。工部左侍郎刘宗周劾其有“十二罪”“六奸”，被明思宗罢斥为民。新安卫千户杨光先效法海瑞，带着棺材上疏，参劾温体仁的亲信、贪横无赖之言官陈启新，并及温体仁，要他自动“引罪归去”，也被明思宗施以廷杖，谪戍辽东。

温体仁自以为有皇上的庇护，越发恣意妄为。他想起当年被他攻倒、革职为民、在家赋闲七载的钱谦益，近时声誉日隆，担心他日东山再起，会对自己构成严重的威胁。崇祯十年(1637)，便让其亲信、负罪逃至京师避风的常熟巨奸陈履谦设法除掉钱谦益。陈履谦找到常熟县衙门书手张汉儒和奸人王藩，说杀钱谦益以应温相之募，富贵可立至也。几个人商议的结果，决定由张汉儒出面告御状。张汉儒施展其刀笔吏的伎俩，无中生有，草拟了一份弹劾钱谦益及瞿式耜58条大罪的奏疏，交给温体仁呈递上去。温体仁随即代皇上拟旨，令逮捕钱、瞿下诏狱，严加审讯。钱谦益在狱中写了两份奏疏自辩，明思宗未予理睬。于是又托自己的座师孙承宗之子向司礼监太监曹化淳求援。曹化淳出自早先的司礼监太监王安的门下。王安为人刚正，明神宗死后，他为明光宗的继位立下了汗马功劳，后被魏忠贤杀害。钱谦益曾为王安写过墓志铭，曹化淳对他怀有感激之情，得知其冤情后，立即设法营救。温体仁闻讯，又指使陈履谦散发匿名揭帖，称钱谦益出4万两银子托周应璧求款于曹化淳，并让王藩出面检举告发。安排妥当后，温体仁以为胜券在握，便如往常兴起大狱前夕那样，照例称病，乞请休假，住进了刚刚修缮的湖州会馆，以示自己同即将发生的案件毫无瓜葛。

但是，这次温体仁搬起的石头砸在了自己的脚上。曹化淳见温体仁的亲信诬告自己收受4万两银子的贿赂，被彻底激怒，主动向明思宗请缨，由他负责彻查此案。明思宗批准后，他以“奉旨清查”的名义，派出锦衣卫的缇骑四出缉访，很快查明陈履谦的罪行，把他逮入东厂，与东厂太监王之心、锦衣卫掌印指挥吴孟明在五更突击审讯。陈履谦招出这次密谋的全过程，交代所有情节，“俱出乌程（温体仁）一手握定” 。明思宗看了审讯报告，终于悟到“体仁有党” ！一气之下，命将陈履谦、张汉儒各打一百棍，立枷三月而死。并决心除掉温体仁。由温体仁一手提拔上来的辅臣张至发还蒙在鼓里，在温体仁的乞休奏疏上拟好挽留的谕旨，呈给皇上。明思宗毫不犹豫地提起朱笔，抹去“挽回”及优待温体仁的几个语句，大书三字云：“放他去！”正在湖州会馆吃晚饭的温体仁，听到太监宣读的圣旨，大惊失色，手中的筷子掉在了地上。京城百姓闻讯，欢声雷动，“虽妇人孺子，皆举手相庆” 。

第二年，温体仁在家中病死。不争气的明思宗竟还为之惋惜，“赠太傅，谥文忠”。大概在其心目之中，温体仁“有党”固然可恨，但他的“朴忠”还是值得肯定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