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周延儒短暂的布新与败亡

周延儒得任内阁首辅之后，一改施行已久的温体仁路线，大力革除温体仁之流的弊政。计六奇有一段文字，综述当时的政局说：“（周延儒）首复诖误举人，广天下取士额；次释漕欠并蠲民间积逋。会忧旱，禁狱、戍遣以下悉还家。再陈‘兵残岁歉处，减现年两税；于宗室保举，格拔异才；修练储备，严核讨实’事，凡捍御、凡民生、凡用人理财，无不极其讨究、极其调剂；至望恩请恤、昭忠铭节等事，向期期不予，复核至再，以限于格、限于分、阻滞停阁者，沛然弗吝，天下仰望风采。考选四十六位，悉登台省以示宠，人亦归之，诵太师者无间口。使天意向平，安在非救时之宰相！” 周延儒还对明思宗建议：“老成名德，不可轻弃。”于是重新起用先前被罢废的郑三俊主持吏部，刘宗周主持都察院，范景文主持工部，倪元璐主持兵部。其他如李邦华、张国维、徐石麒、张玮、金光辰等也都被提拔上来，担任重要职务。并将被关押的傅宗龙释放出狱，为已故的文震孟、姚希孟追赠官衔。与此同时，周延儒还奏请皇上停止中官的内操，罢黜厂卫的侦伺缉捕之权，除谋逆乱伦，其他作奸犯科案件一律移交刑部审理。这一系列举措，受到朝廷内外的普遍赞誉，咸称善政。

周延儒还设法为张溥恢复名誉。崇祯十四年(1641)五月，在周延儒已接到复出的诏旨但尚未抵京到任之际，年仅40岁的张溥暴病而殁，但一些人对复社的攻击仍持续不断。不知道张溥已死的刑部侍郎蔡奕琛因坐薛国观党而下狱，还攻讦张溥“遥握朝柄”，声称自己的罪名是张溥捏造的，并攻击张采“结党乱政”。明思宗下诏，要求张溥、张采做出回答。张采回奏说：“复社非臣事，然臣与溥生平相淬砺，死避网罗，负义图全，谊不出此。念溥日夜解经论文，矢心报称，曾未一日服官，怀忠入地。即今严纶之下，并不得泣血自明，良足哀悼。” 当时温体仁已被罢斥，继为首辅的张至发、薛国观皆不喜东林，奏疏递上之后，有关衙门不敢报告明思宗。周延儒抵京就任首辅后，才将张采的奏疏呈递给明思宗，并极力为张溥美言。明思宗这才放弃对张溥的追究，并让进呈张溥的著作以备御览。

面对难得一见的新局面，明思宗感到十分高兴，因而对周延儒等辅臣颇为感激，特地举行了一场拜师礼，以表达他对周延儒等辅臣的崇敬与寄予厚望的急切心情。崇祯十五年(1642)正月初一日，他在御殿接受群臣朝贺后，便召见辅臣周延儒、贺逢圣、张四知、魏炤乘、谢陞、陈演，谦恭地对他们说：“古来圣帝明王，皆崇师道。今日讲犹称先生，尚存遗意。卿等即朕师也，敬于元旦端冕而求。”然后恭恭敬敬地向他们作了个长揖，说：“经言：‘尊贤也，敬大臣也。’朕之此礼，原不为过。今而后，道德惟诸先生训诲之；政务惟诸先生匡赞之。调和燮理，奠安宗社民生，惟诸先生是赖！” 必须指出的是，明思宗的这场拜师礼，拜揖的虽然是六辅臣，其实他心中所要拜揖的是周延儒。因此《明史·周延儒传》说：“帝尊礼延儒特重，尝于岁首日东向揖之，曰：‘朕以天下听先生。’因遍及诸阁臣。”

此时的明思宗，对周延儒可谓是眷顾殊深，尊礼备至。因此，周延儒有时也敢于请求明思宗纠正自己钦定的冤案。崇祯十五年(1642)八月二十四日，明思宗在文华殿听完日讲后，召集周延儒、陈潢、蒋德璟、黄景昉、吴甡到文华殿后殿议事，拿出一本奏章问道：“张溥、张采何如人？”周延儒答：“读书的好秀才。”明思宗又问：“张溥已死，张采小官，科道官如何尚说他好？”周延儒答：“他颇有胸中书，亦会做文章，科道官做秀才时见其文章，又以其用未竟惜之。不然，张溥已死，说他亦无用。”明思宗不以为然地说：“亦不免偏。”周延儒借机把话题转到持有不同意见的黄道周身上，说：“张溥、黄道周皆有些偏，只是会读书，所以人人惜他。”明思宗听后默然不语，因为直言无忌的黄道周，早年授翰林院编修，为经筵展书官，由于得罪魏忠贤而归家赋闲。崇祯二年(1629)起复后又两次遭到明思宗的贬斥；崇祯九年(1636)再度起复，后进右谕德。崇祯十一年(1638)六月廷推阁臣，黄道周名列其中，但明思宗不用黄道周而用杨嗣昌等五人。黄道周连上三疏，弹劾杨嗣昌及兵部左侍郎陈新甲、辽东巡抚方一藻，接着又在文华殿召对时与明思宗发生争吵。明思宗以“朋党”的罪名贬其六秩，降为江西按察司照磨，寻又下旨将他和推荐他的江西巡抚解学龙逮至刑部，一并廷杖八十，然后下令将黄道周谪戍广西。蒋德璟、黄景昉见明思宗默不表态，又站出来为黄道周求情，周延儒还说：“道周在狱中尚写许多书，即向前章奏，皆系亲手写的。” 明思宗只是面带微笑地听着，沉默良久，忽然想起岳飞，问道：“撼山易，撼岳家军难，何以能至此？”周延儒答：“飞在当时，固是忠勇，然亦未必尽如所云，但因秦桧谗构，飞不得其死，后世怜之，所以说得飞更好，就是古今所无。即如黄道周，皇上罪之甚当，但此人素有浮名，亦只是做得时文好，故一时文士多称其美。今在瘴疠之乡，一旦不保，则后世只知怜他，就与岳飞相类。”皇上微笑不答。蒋德璟看出皇上有些心动，接着说：“道周在狱逾年，只是读书，及感戴圣恩，曾手书《孝经》百卷，各有题跋。此人大要，还在忠孝一边，还望皇上赦他。”明思宗最后说：“既是卿这等说，岂止赦他，就用他也不难！” 八月二十六日，便特准黄道周赦罪复用。但黄道周已看透明思宗猜忌多疑、刻薄寡恩的性格特点，虽进京泣谢皇上让他重见天日，却表示自己有犬马之疾，乞请离京调养。明思宗也不挽留，放他回乡养病。

周延儒复出后采取的这些措施，基本上是治标而不治本，无法解决百姓穷困这个根本问题。农民起义的烈火很快复燃，张献忠转战于四川、湖广，李自成更是挺进河南，攻克洛阳，进围开封，把农民起义推向高潮。清军则乘机再度越过长城，入犯京畿。面对危急的形势，周延儒束手无策，不仅在军事上无所谋划，而且由其推荐派出的两员督师，都因缺乏军事才能而偾事，从而暴露其庸驽无才略的致命弱点。

崇祯十四年(1641)年底，李自成第二次进围开封。明廷调集各路兵马驰援开封守军，在朱仙镇与李自成展开激战，其中力量最强的左良玉“见贼势盛，一夕拔营遁” ，最后退守湖广襄阳。崇祯十五年(1642)五月，李自成再围开封。六月，以周延儒为首的大臣廷议，主张起用侯恂，令督左良玉部再援开封。左良玉年轻时曾因犯下抢劫军装罪被削去官职，屈身走卒之列，后被侯恂看中，授以兵权，才在援辽战役中崭露头角，从此步步高升而成大将。廷议认为，由于有这层关系，如果令侯恂前往督师，“目不知书”、骁勇善战而又“骄亢自恣”的左良玉当能听其调遣。但侯恂因“徇私养奸”之罪，已于崇祯十二年(1639)被关进监狱。明思宗于是特旨将他释放，命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保定、山东、河北军务，并辖“平贼”（指挂“平贼”将军印的左良玉）等援剿官军，进行南北合击，以解开封之围。侯恂认为此时的官军已处于劣势，不宜主动寻求与农民军作战，只能扼险据守，等待时机。但朝廷否定了他的意见，坚持要他先解开封之围，严令其调左良玉向开封靠拢，侯恂只好命左良玉率部北上。左良玉部按编制只有2.5万名，由官府发给粮饷，他用招降纳叛的办法自行扩充至30余万，靠就地打粮自行筹饷。左良玉深知自己不是农民军的对手，全军北上可能会有被歼的危险。他派部将金声桓先率5000士卒前行，充当侯恂的护卫军，同时捎信给侯恂，说他统率30万大军随后前来会合。侯恂一听说是30万人马，就回信说：“若悉以来而自谋食，咫尺畿辅，将安求之？” 请他不必北上。明廷令侯恂督师以解开封之围的愿望，也随之化为泡影。当年九月，河南的官僚眼看救援无望，挖开黄河大堤，水淹开封。闰十一月，侯恂也被罢官，重新投入大牢。

周延儒的门生范志完，也以督师而偾事。崇祯十四年(1641)冬周延儒主政，将范志完由分巡关内佥事超擢为右佥都御史，巡抚山西，不久又擢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蓟州、永平、山海、通州、天津诸镇军务。翌年正月，督师关外的辽东总督杨绳武病死，命范志完为兵部左侍郎，督师关外，而以张福臻督蓟镇，驻关内。六月，又易范志完头衔为钦命督师，总督蓟、辽、昌、通等处军务，节制登、津抚镇。十一月，言官弹劾张福臻昏庸无能，建议移督师于关内，裁撤蓟辽总督。朝廷于是调回张福臻，令范志完兼督关内，移驻关门。范志完深知责任重大，再三推辞，未获批准，又请求致仕，也不准许，不得已上疏请求仍设蓟辽总督，明思宗命赵光抃赴任。就在此时，清兵已越过墙子岭（在今北京密云东）、青山口（在今河北迁西北）等处入侵，大举南下。“兵部劾志完疏防，廷臣亦言志完贪懦。帝以敌兵未退，责令戴罪立功。然志完无谋略，恇怯甚，不敢一战，所在州县覆没，惟尾而呵噪，兵所到剽虏。至德州，佥事雷祚劾之，自是论列者益众。帝犹责志完后效，志完终不敢战。明年，大清兵攻下海州、赣榆、沭阳、丰县，已而北旋。志完、光抃卒观望，皆不进。” 事定议罪，遂命逮范志完下狱，于十一月处斩。

周延儒还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贪婪成性。他复出之后，大肆招权纳贿，拉帮结派。名列逆案的冯铨对周延儒的复出捐资出力，周延儒许诺让他到户部任职。消息一传开，舆论哗然。冯元飙劝说周延儒将兵部左侍郎吴甡引入内阁，共同掌握人事的任用权。周延儒暗中活动，促使明思宗于崇祯十五年(1642)六月擢其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当周延儒向吴甡提起任用冯铨的事时，吴甡却不置可否，回头召见户部尚书傅淑训，告以逆案不可翻。周延儒这才发现吴甡骗了他，从此与之结仇。周延儒想起用张捷为南京右都御史，拟引用锦衣卫都督骆养性，吴甡都加以阻挡。此后，两人各自拉起自己的小帮派，因吴甡是江北扬州府兴化人，周延儒是江南常州府宜兴人，这两个小帮派便分别被称为“北党”与“南党”。两派互相倾轧，制造谣言，混淆视听，使政局更加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