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议和没有结果，皇太极便将其“夏秋必有举动”的声明付诸行动，发动了第四次迂回入边的战争。崇祯十一年(1638)九月，皇太极命睿亲王多尔衮、贝勒岳托联络蒙古，分兵两路，从西协墙子岭、中协青山口突破长城要塞，至通州会合，然后大举南下。皇太极则亲统满洲、蒙古八旗向山海关进发，以牵制明军。

十月初二日，明思宗下令京师戒严，征调辽东前锋总兵祖大寿入援，命宣大总督卢象昇麾下的总兵杨国柱、虎大威进抵易州（今河北易县）作为左翼，调登、莱、天津的兵马作为右翼，檄山东总兵刘泽清遏其前锋，高起潜为应援。同时，命卢象昇总督天下援兵，赐尚方剑，保卫京师。当时卢象昇正在服丧，他连上五疏乞求奔丧，明思宗不允，于七月初一日下旨加兵部尚书职衔，照旧总督天下兵马。卢象昇只好率军督师，赶赴京郊。十月初四日，明思宗在武英殿召见文武大臣及卢象昇，问卢象昇有何御敌方略，他答曰：“命臣督师，臣意主战。”这话明显是针对杨嗣昌等人先前的议和活动而说的。明思宗脸色突变，停了一会儿，才说：“朝廷原未云抚。所云抚，乃外议耳。”卢象昇便简要地讲了他的想法：“敌之所忌，着着宜防。逼陵寝以震人心，可虑也；趋神京以撼根本，可虑也；分兵畿南，剽旁郡，扼我粮道，可虑也。厚集我兵备之，则寡发而多失；分兵四应，则出而无功。兵少则不备，食少则生乱，此御之难也。”末了表示：“臣枕戈待敌，望中枢（指兵部尚书杨嗣昌）勿掣臣肘。” 明思宗激励了他几句，让他与杨嗣昌商议。卢象昇主战，杨嗣昌劝他不要浪战，两人谈不到一块儿。卢象昇只好起身拜别，赶赴昌平。

十月初五日，卢象昇以3万兵马扼守昌平。此时清兵已绕过京师北面，从京西向京南挺进。卢象昇令诸将各选劲卒，组织敢死队，于十五日夜分兵四路，袭击敌营。总监高起潜闻讯写信劝阻，说什么只听说过雪夜下蔡州，未曾听说过月夜搞突袭。他还提前把夜袭指挥官总兵陈国威调往东路。为了避免高起潜的掣肘，卢象昇要求分兵应敌，自己驻守昌平，高起潜驻守通州。明思宗于是下旨将宣大、山西的3万军队划归卢象昇统辖，关宁入卫的4万军队划归高起潜统辖。但不久，明思宗又令卢象昇赶往通州，与高起潜合剿。杨嗣昌担心引起卢象昇的误会，并怀疑他在暗中捣鬼，想用高起潜来牵制他，力劝明思宗维持原先的分兵方案，并主张卢象昇不宜赴通州，而应驻守在德胜门外。随后，他特地出城，到卢象昇军营向他解释。但卢象昇仍然认为杨嗣昌从中作梗，气愤地说：“公等坚主和议，独不思城下之盟，春秋耻之乎？长安口舌如锋，倘唯唯从议，袁崇焕之祸立至，纵不畏祸，宁不念衰衣引绋之身（指守丧之身），既不能移孝作忠，奋身报国，将忠孝胥失，何颜而立人世乎？”杨嗣昌听得脸红耳赤，浑身颤抖，气呼呼地说：“公直以尚方剑加我颈乎？”卢象昇说：“尚方剑须先我颈，如不歼敌，未易加人，舍战言抚，非某所知也。”杨嗣昌说：“从未言抚。”卢象昇说：“周元忠赴彼讲款，数日往来，其事始蓟镇督监（指方一藻、高起潜），受成本兵（指兵部尚书杨嗣昌），通国共闻，谁可讳也。” 杨嗣昌一时语塞，两人不欢而散。

就在明军将帅内部发生争吵之时，清兵已于十月十二日逼近通州，随后即在通州两路会师。十五日，卢象昇仍按原定计划，于夜半向清军兵营发动突袭，先头部队开战奏捷，但因担任指挥的总兵陈国威被调走，指挥失灵，后续部队在孙堠被击败。同一天，高起潜部将刘伯禄在卢沟桥与清兵接战，也失败逃回。十九日，明思宗命诸大臣分守京师九门，同时调孙传庭出潼关，檄延绥、宁夏、甘肃、固原征剿农民军的官军入援京师。孙传庭急遣白广恩率兵万人出关，总督洪承畴以左光先、马科、贺人龙等领4万人继出潼关，合共15万兵马北上救援。

十一月初三，京师闭门自守。初五，清兵攻占良乡，进击涿州，然后分兵三路向南深入，一由涞水出易州，一由新城（在今河北新城东南）出雄县，一由定兴出安肃（今河北徐水）。在清兵四出攻略之际，明思宗再次召见文武大臣，商议如何退敌的问题。工科都给事中范淑泰说：“今敌已临城，尚无定议。不知战乎款乎？”明思宗问：“谁款？”范淑泰说：“外间皆有此议，又凡涉警报，秘不传，俱讳其事。”明思宗说：“机事不抄传，如行间塘报可禁也。”意思是，军事机密禁止传抄，这没有什么可隐讳的。翰林院编修杨廷麟也上言，曰：“始建虏未犯塞，高起潜、方一藻曰当款，杨嗣昌也曰当款，吴阿衡（总督蓟辽兵部侍郎）曰款必可恃，嗣昌亦曰款必可恃，表里煽谋，宣情泄弱，大言张虏，恐喝国中，以抗圣谕。” 意在指责杨嗣昌等主张以款致敌。明思宗大怒，当场把杨廷麟降为兵部赞画主事，令赴卢象昇行营去当参谋。

内阁首辅刘宇亮对清兵入塞十分忧虑，自请出京督察军情。明思宗当即批准，将卢象昇革职听勘，命刘宇亮代行总督之职。根本不懂军事的刘宇亮，见皇上将督察改为总督，自知无法胜任，急忙找薛国观与杨嗣昌帮忙。经杨嗣昌劝说，明思宗才收回成命，令刘宇亮督察各镇援兵，明思宗又剥夺卢象昇的兵部尚书衔，让他以侍郎衔总督军务，仍与高起潜一起戴罪御敌。

十一月初九，清兵进攻高阳。高阳县令雷觉民是大学士薛国观的亲信，只身悄悄逃离县城。已退休家居的少师、大学士孙承宗虽无守土之责，却率全家儿孙入城，领导高阳军民顽强抗击清兵。他们在敌众我寡、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英勇地击退了清兵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握有重兵的高起潜，此时就驻守在百里之外的容城县，却按兵不动，袖手旁观。经过一天的激战，城中炮石竭尽，清兵终于攻上了城墙，俘获了在北面城墙指挥战斗的孙承宗，将他押到城南三里的圈头桥兵营。清将包括他昔日的部将、已经降清的登州参将孔有德反复劝降，他始终坚贞不屈，不为所动。清兵见劝降无望，在地上铺了一片苇席，孙承宗在苇席上向北面的京师行三叩首之礼，然后厉声吩咐清兵取来一条白绫，从容地自缢而死。全家30多口人，除一名6岁的孙子躲在草丛中得以逃生外，其他都不屈而死，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

受到戴罪立功处分的卢象昇，心灰意懒。闻知清兵分道南下，他率部从涿州进扼保定，命诸将分道出击，并派兵部赞画主事杨廷麟去真定向高起潜求援。高起潜不仅不予支援，反而率部向临清移动。卢象昇所率五千士兵陷于绝粮的困境。他自知必死，一大早走出营帐，对周围的将士拜曰：“吾与汝辈并受国恩，患不得死，勿患不得生！”畿南三郡的父老，聚集军门之前，劝卢象昇移师广平、顺德（治今河北邢台），召集义师共同御敌，说：“三郡子弟喜公之来，……同心勠力，一呼而裹粮从者可十万，孰与只臂无援，立而就死哉！”他泪流满面地回答道：“感父老义。虽然，自予与贼角，经数十百战未尝衄。今者，分疲卒五千，大敌西冲，援师东隔，事由中制，食尽力穷，旦夕死矣，无徒累尔父老为也。” 群众号泣雷动，都拿出家中仅有的斗粟升枣，送给军士当口粮。十二月十一日，卢象昇率部进至巨鹿贾庄，遭到清兵的三重包围。卢象昇麾兵疾战，呼声动天地，自辰时（相当于现今上午7至9时）战至未时（相当于现今午后的1至3时），炮矢俱尽。虎大威请求突围，他未允，犹奋身力战，杀敌数十人，身中四箭三刃，从马上跌落，壮烈牺牲，一军尽没。高起潜闻讯，慌忙逃遁，又遇到清兵的伏击，一军尽溃，仅高起潜只身脱逃。刚刚赶到保定的刘宇亮，听到卢象昇战死的消息，大惊失色，急忙逃到晋州躲避。

清兵不断向前推进，深入到河北南部，抵达景州（今河北景县）。杨嗣昌急命山东巡抚颜继祖移师德州防御。清兵绕过德州，分兵两路杀向济南，于崇祯十二年（崇德四年，1639）正月初合兵攻占了济南。山东布政使张秉文，副使邓谦、周之训及知府苟好善等被杀，德王朱由枢也被俘虏，押解沈阳。济南城也被洗劫一空，城内外积尸达13万具。接着，清兵又攻下东平、莘县、馆陶、阳谷、寿张、兖州。

洪承畴与孙传庭于崇祯十一年(1638)十月奉诏率陕西精锐之师，入卫京师。十二年正月，明思宗任命洪承畴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督蓟辽军务，孙传庭为保定总督，不久又改为总督保定、山东、河南军务。孙传庭随即率部进入山东，杨嗣昌从登莱、祖大寿从青州赶来，安庆巡抚史可法也自徐州前往声援。清兵因此无心恋战，饱掠一番之后，退向沧州、青县、天津，拟于二月由青山口出塞。因见驻守喜峰口的明总兵陈国威戒备森严，并派出军队阻击，又于三月初五转至丰润，但还是遭到明副总兵杨德政、虎大威的阻截。初九又转至冷口，见各路明军齐集，又经迁安县青山口出塞，返归辽东。

这次清兵入塞，历时五个月，深入两千里，遍蹂京畿、河北、山东，攻下州县大小70余城，掠走大量的人畜物资。

三月十一日，京师解严。工科都给事中张缙彦上疏，请求惩处墙子岭入口、青山口续入、残破城邑、失陷藩封、饱飏出口五等罪的失职官员。明思宗命杨嗣昌主持查核工作。最后经明思宗审批，开列一批负有重大罪责者的名单，共有蓟镇总监邓希诏，分监孙茂林，顺天巡抚陈祖苞，保定巡抚张其平，山东巡抚颜继祖，蓟镇总兵吴国俊、陈国威，山东总兵倪宠，援剿总兵祖宽、李重镇，以及副将以下至州县官共36人，于当年五月在京处死。这是明思宗继位以来惩治封疆失事诸臣最为严厉的一次。但是，对这次清兵入塞负有重大责任的兵部尚书杨嗣昌，却没有受到任何处分。言官愤愤不平。给事中李希沆上疏说：“圣明御极以来，北兵三至。己巳（崇祯二年，1629）之罪未正，致有丙子（崇祯九年，1636），丙子之罪未定，致有今日。”拐弯抹角地要求惩治杨嗣昌。御史王志举更上疏直接弹劾杨嗣昌误国四大罪，“请用丁汝夔、袁崇焕故事” ，即依照以往失事兵部尚书丁汝夔及督师袁崇焕处死的先例予以惩处。明思宗却勃然大怒，贬去李希沆的官职，并将王志举革职为民。

祖宽、李重镇过去一直统率着关宁劲旅，明思宗担心他们被处死会影响到蓟辽的防务，于是便命洪承畴率陕西精锐之师驻防蓟辽边境。但这个决定遭到了孙传庭的反对，他致信杨嗣昌，谓：“是兵必不可留，留则徒强寇势，而究无益于边。且兵之妻孥蓄积皆在秦，强之在边，非哗则逃，是驱兵从贼也，天下安危之机在此。” 此前，孙传庭奉命提兵赴京，在近郊设防抵御之时曾上疏说：“年来疆事决裂，由计画差谬。事竣，当面请决大计。” 杨嗣昌觉得这是冲着他来的，非常不满，两人之间产生了隔阂。现在再听到孙传庭的建议，更是心生疑忌，不仅不予采纳，而且不向明思宗报告。京师解除戒严后，孙传庭请求面见皇上，杨嗣昌更怀疑他是要向皇上揭发自己的过失，即命来人将奏疏带回，并添油加醋地奏报明思宗，以引起皇上对孙传庭的猜疑。孙传庭大为恼火，便上疏以耳聋为由辞去保定、山东、河南总督之职，乞请退休。杨嗣昌又对皇上说孙传庭的耳聋是“托疾非真”。明思宗十分生气，下令巡按御史杨一俊查明真伪。杨一俊奏报孙传庭系真聋而非托疾。明思宗一气之下派锦衣卫缇骑赶赴易州公署传达圣旨：“孙传庭托疾规避，显属歁罔，有旨责令监察（巡按御史杨一俊）按明，乃挟同奏报”，“孙传庭并杨一俊俱革了职，锦衣卫拿解来京究问！” 朝野百官都知道孙传庭是冤枉的，却没人敢站出来为之申辩。

清兵在难以突破宁锦防线的情况下，先后四次迂回入塞，袭扰明朝腹地，并在崇祯六年（天聪七年，1633）攻占旅顺，进而于崇祯十年（崇德二年，1637）攻克皮岛，控制辽东沿海岛屿，打破了明朝的海上封锁线。通过这些战役，清兵不仅掳掠大量财物和军事装备充实自己，而且大大消耗了明朝的有生力量，并侦知明军的虚实，这就为其突破宁锦防线进一步与明军展开决战创造了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