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中国传统文化的西传

明朝末年，在西方科技文化传入我国的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也逐渐向西传播到欧洲，对欧洲的文明发展进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明末来华的西方传教士，为施行“文化适应”之策，必须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典籍。他们首先认真地钻研中国儒家的经典著作，并把它们传到欧洲。万历二十一年(1593)，利玛窦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的一部分译成拉丁文，寄回意大利出版。这是中国古典经籍传入欧洲的最早西文译本。天启六年(1626)，比利时会士金尼阁将《诗经》《书经》《易经》《礼记》《春秋》五经译成拉丁文，在杭州刊印。来华传教士这股翻译儒家经典的热潮，一直延续到清朝初年。

这些儒家经典西传后，在当时欧洲的上层社会和知识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一些思想家，就曾从中国儒家经典中吸收过营养。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从年轻时就开始研究中国文化，他十分崇尚中国儒家哲学的自然神论，认为中国的天命、天道是天在其运行中确定不移的法则，要服从理性的法则就必须顺天，说：“中国具有（在某方面令人钦佩的）公共道德，并与哲学理论尤其自然神学相贯通，又因历史悠久而令人羡慕。它很早就成立，大约已有三千年之久，比希腊罗马的哲学都早。” 莱布尼茨十分赞赏中国的实践哲学，说：“欧洲文化的特长在于数字的、思辨的科学，就是在军事方面，中国也不如欧洲；但在实践哲学方面，欧洲人就大不如中国人了。”因此，他甚至主张，“像我们派遣传教士前往中国传授上帝启示的神学一样，有必要请中国派遣人员，前来指导我们关于自然神学的目的与实践” 。莱布尼茨的一些科学成就，如他所写的《论二进制计算》，和宋儒的《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完全一致；他的《单子论》，也吸收了老子、孔子和中国佛教关于“道”的观念。

法国百科全书派的不少思想家，都热衷于研究中国的历史、文化、政治制度和社会习俗。他们将儒家的自然观、道德观和政治理想，作为无神论或自然神论的有力武器，批判欧洲基督教的神权统治和君主专制，并通过对中国文化和政治的赞颂，表达他们追求一个具有崇高理性、合乎道德、宽容而有节度的政治制度的理想目标。伏尔泰把孔子的儒家学说当作一种自然神论，认为它是和欧洲盛行的基于迷信的“神示宗教”完全不同的“理性宗教”的楷模，是一种具有崇高理性、合乎自然和道德的新的“理性宗教”。他认为“孔子使世人获得对神的最纯真的认识”，这就是唯以德教人，要求人们修身、治国，都必须遵循自然的规律———理性，“而无需求助于神的启示” 。狄德罗夸赞儒教，说它“只需以理性或真理，便可治国平天下” 。霍尔巴哈称赞中国是政治与伦理道德相结合的典范，说：“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将政治和伦理道德相结合的国家。这个国家的悠久历史使一切统治者都明了，要使国家繁荣，必须仰赖道德。”他主张以德治国，写作了《德治或以道德为基础的政府》，公开宣称：“欧洲政府必须以中国为模范。”

继百科全书派之后，法国的重农学派在18世纪60年代再次以中国文明作为欧洲思想的旗帜，在政治经济领域加以推广。重农学派以“自然法则”和“自然秩序”代替上帝的启示。重农学派的创始人魁奈在1767年出版《中国的专制制度》的专著，因而被称为“欧洲的孔子”。他在1758年出版《经济表》一书，将中国人发现的自然秩序法则用图表的形式具体表现出来，使人们更容易理解和接受，正如马弗里克所说的：“中国人发现了自然秩序的法则，但未勾画出它的全部细节；一直留待这位天才（魁奈）在十年前提出《经济表》，才发展了这个原则，并且可以说是提供了图像。” 魁奈的《中国的专制制度》一书内容非常丰富，论述到中国的疆域、人口、经济、政治、法律、社会、伦理等方方面面，重点是论述中国的重农思想，说中国“胜过最文明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一个古老、博学和文明的民族”；中国和欧洲一样“呈现出相同的智慧，相同的理解力与相同的多样性，不同之处似乎是在那个国家（中国），几乎包罗了散在世界各地人们所能发现的所有物产” 。还说中国是以“农民列在第一位”，其次才是商贾、工匠和其他普通劳动者，足见中国对农业和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之重视。他在充当御医时，就劝说法国国王路易十五在1756年仿效中国皇帝的做法，春耕时在巴黎凡尔赛宫举行“籍田”的仪式，以示对农业生产的重视。

唐宋以来，中国的瓷器大量输往西亚，通过阿拉伯商人之手销往地中海周围各国。但直到15世纪，中国的瓷器在欧洲还是极为罕见的珍品。因其稀少珍贵，所以价格也特别昂贵。据达米·德·戈斯的说法，当时欧洲一件瓷器的价值，等于七个奴隶。新航路发现后，中国的瓷器源源不断地输往欧洲。这类外销瓷，最初都由葡萄牙商人所垄断，到17世纪，荷、英商人也参与其中。欧洲学者根据荷兰东印度公司往来的信件统计，估计在明万历三十年(1602)至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的80年间，有1600万件以上的中国瓷器被荷兰商船运到世界各地。 1604年，荷兰人还曾洗劫装载瓷器返回欧洲的葡萄牙圣·卡特林号大帆船，将这批中国瓷器运往阿姆斯特丹拍卖，法王亨利四世、英王詹姆斯一世都争相购买。中国的瓷器，因其高雅的艺术性和广泛的实用性，深受欧洲各国上层社会的喜爱。法国人用1610年巴黎流行的巴尔夫小说《牧羊女爱丝坦莱》中时常穿青斗篷的爱丝坦莱的情人赛拉同来称呼中国的青花瓷，英国人则用“中国货”指称来自中国的瓷器。除了一般民众购买中国瓷器作为生活用具，各国君主与上层贵族的妇女乃至中产阶层及文人雅士，更因酷爱中国瓷器工艺美术之精致而作为艺术品收购，用作厅堂的摆设之用。

英国诗人约翰·盖伊曾写了一首诗，描述酷爱中国瓷器的贵妇人：

古瓷是她心中的爱好所在，

一个杯子，一只盘，一个碟子，一只碗，

都能点燃她肠中的火焰，

给她欢乐，或叫她不得安闲。

各国的王室均把中国瓷器视为最珍贵的馈赠礼品，达·伽马、阿尔曼达都曾用中国瓷器来博取葡萄牙国王的欢心。1578年葡萄牙国王赠送意大利国王一箱礼品，其中就有四件描金的中国瓷器。由于中国瓷器是如此珍贵，葡萄牙的国王、王后、贵族及航海家在中国定制瓷器，往往要求在瓷器上描绘自己的肖像，写上自己的名字，留作永久的纪念。西班牙人在为国王和王后举行葬礼时，都要用中国瓷器及金银首饰作为陪葬。

中国的丝绸、茶叶、中医药及各种手工艺品乃至绘画、雕塑也不断传入欧洲，对欧洲文化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顾炎武曾提到中国丝绸对欧洲的出口，说：“是两夷者（指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皆好中国绫缎杂缯，其土不蚕，惟藉中国之丝到彼，能织精好缎匹，服之以为华好。是以中国湖丝百斤，值银百两者，至彼得价二倍。” 中国的丝绸服装，成为法、德上层妇女争艳不可或缺的装饰。随着中国茶叶的输入，荷兰在1610年率先兴起饮茶的风气，1636年又在巴黎普及，至1650年已在伦敦成为一种社会习惯。饮茶习俗的兴起，又促使英国茶叶的进口量增大，至17世纪末，每年输入英国的茶叶达到2万磅。中国的壁纸经由西班牙、荷兰商人运往欧洲销售，由于纸上有花鸟、山水、人物等各种精美的图案，甚受英、法等国民众的欢迎。后来，不少欧洲国家纷纷仿制，1608年法国人仿制成功，至1746年英国人也仿造出2米长的壁纸，但其工艺仍然不及中国壁纸的水平，而且成本比较高，故至1766年前后，英国商人仍从中国广州、厦门等地购买大量的中国壁纸，以供欧洲市场之需。中国的园林艺术，也经由欧洲传教士介绍到西方，从而促成了欧洲建筑的“中国热”，正如英国的桂冠译人威廉·怀特海所说的：“几年前，一切都是哥特式的……如今又有一种奇怪的主意占了上风，弄得样样东西都是中国式的，或者是按中国的情趣设计；若用较为谦虚的说法，便是半中国式的。” 正是在中国文化艺术的影响下，17、18世纪的法国，“中国风格”“中国趣味”曾经盛行一时，人们都以使用中国物品、模仿中国式样为时尚。欧洲启蒙运动时期，适应个性解放、要求冲破刻板和形式化的时代潮流，于17世纪末在法国兴起了一种新型的艺术风格———洛可可风格。这种艺术风格大量吸收了中国艺术新奇、精致、柔和、纤巧和幽雅的情趣，形成了一种以生动、优美、轻倩、自然为特色的艺术式样，在西方的艺术史上独放异彩。当时的法国，是欧洲文艺、美术、戏剧、礼节、服饰、装潢的中心，流风所及，遍及周边的许多国家，这种洛可可风格，自然也就风靡于欧洲各国。

西方传教士的东来，促进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与融会，推动中西文化的发展，产生了会通以求超胜的积极作用。德国著名哲学家莱布尼茨就曾做出这样的评论：“我认为（在中国的）传教活动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壮举。它……将大大促进人类的普遍进步，以及科学与艺术在欧洲与中国的同时发展。这是光明的开始，一下子就可完成数千年的工作。将他们（中国）的知识带到这儿，将我们的介绍给他们。两方面的知识就会成倍地增长。这是人们所能想象的最伟大的事情。” 遗憾的是，我们的一些学者在研究中西文化的交流中，往往只强调这个时期西学东渐所起的作用，突出欧洲传教士东来对中国文化的积极影响，而忽视中学西渐所起的作用，看不到中国文化西传对西方文化的积极影响。如果说14世纪时中国的四大发明传入欧洲，为欧洲从中世纪向近代社会过渡的历史变革提供了物质条件的话，那么从16世纪中叶开始持续不断西传的中国文化，则为欧洲近代国家文明的诞生提供了丰富的养料，从而为人类文化的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可以说，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中，欧洲的获益远远超过了中国。法国历史学家米歇尔·德韦兹就曾十分感慨地评论道：“在1800年以前，中国给予欧洲的比它从欧洲获得的要多得多。历史事实确实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