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阁臣的拣选，并不专用翰林院的官员，“成祖初年，内阁七人，非翰林者居其半。翰林纂修，亦诸色参用。自天顺二年，李贤奏定纂修专选进士。由是，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 。到成化、弘治年间形成入阁必由翰林的格局。明思宗继位后，召见内阁大学士商议政事，发现有些辅臣虽然饱读诗书，有文学之才，但往往不谙政务，更不了解现实的国情，不仅没有应变济时的能力，而且时常闹出一些大笑话。比如大学士郑以伟，有次代皇上拟旨，竟将奏疏中的“何况”两字当成人名，在票拟中写道“何况着安抚提问” ，让人哭笑不得。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明思宗先是往翰林院掺沙子，改变非进士不入翰林的格局。崇祯七年(1634)，他下令考选推官（知府、同知、通判的下属官员，掌管司法监察）、知县，从中选拔编修、检讨，进入翰林院，从而改变翰林院官员清一色进士出身的状况。接着，又于翌年六月，任命非翰林之外僚张至发为内阁大学士，从而打破非翰林不入内阁的惯例。张至发为万历二十九年(1601)进士，历任知县、礼部主事、御史、大理寺丞，因“精核积弊，多所厘正” ，得到明思宗的赏识。崇祯八年(1635)春，擢为刑部右侍郎。六月增置辅臣，遂擢为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此后，还有多名非翰林的外僚，被擢入内阁，参与机务。崇祯十一年(1638)六月，吏部官员反对这种做法，拟用老办法从翰林中会推辅臣。明思宗不允，命再斟酌，说：“词臣不拘资序，前旨甚明。何滥徇游移也？其并推在籍勘任者。” 他之所以一再坚持“并推在籍”即外僚中的“勘任者”，是“欲阁臣通知六部事” ，了解、熟悉六部的政务。由于原有的阁臣中已有首辅刘宇亮出自吏部，于是吏部官员便从户部推出程国祥，从礼部推出方逢年，从兵部推出杨嗣昌，从工部推出蔡国用担任辅臣。刑部推不出合适的人选，便以大理寺少卿范复粹代之。其中，仅有方逢年曾担任过翰林院编修，其他人皆出自外僚，而范复粹由少卿擢任辅臣，尤属异数。

为了求得更多的人才，明思宗还进一步开放藩禁，允许宗室子弟入学，应试授官。

明制，除皇帝的嫡长子封为皇太子作为储君之外，其余皇子皆封亲王。亲王嫡长子年及10岁，立为世子，长孙立为世孙，其余诸子年及10岁，立为郡王。郡王嫡长子为郡王世子，嫡长孙授长孙；其余诸子授镇国将军，孙授辅国将军，曾孙授奉国将军，四世孙授镇国中尉，五世孙授辅国中尉，六世以下皆授奉国中尉。这些宗藩，世世皆食岁禄，不授职任事。而且，藩禁越来越严，藩王就国后不允许再度入京，甚至不准出城，即使给父母扫墓也得事先提出申请。同时，还规定“二王不得相见” ，宗室子弟形同囚徒。亲王和某些郡王既有丰厚的岁禄，还可以在岁禄之外得到各种名目的赏赐，生活优裕。将军以下，特别是中尉，岁禄不那么丰厚，也没有什么门路可以获得朝廷的赏赐，只能尽量多娶妻妾，多生子女，或者收养异姓，以增加禄米。因此，宗室人口迅速膨胀，岁禄的数量也大量增加。朝廷负担不起，常常不能按时发放，致使许多将军以下的宗室成员穷困潦倒，衣食无着。嘉靖初年，枣阳王朱祐楒上疏朝廷，说“宗室久锢穷困”，请求“开四民业，以安贫宗，且省禄粮” ，明世宗未予批准。后来，南陵王朱睦楧又条陈七事，提出请“立宗学以崇德教，设科选以励人才” 的建议，也未被理睬。隆庆二年(1568)，王世贞应诏上疏，建议“于奉国将军诸子，免其禄秩，分居附近州县，废著之日给与房价，量复徭役终身，使得毕力农贾。其有志科目者，照常肆学应试，以为南京及司、府、县官” ，也未被采纳。万历年间，刘应秋上《议处宗藩事宜疏》，认为对宗室子弟“开四民之业，弛出城之禁，严吏氓之形”，既“坐食可益省”，减轻国家的财政负担，又能“诏禄可常给” ，使宗室子弟得到固定的收入，缓和朝廷与宗室的紧张关系，引起明神宗的重视。万历二十二年(1594)正月，郑世子朱载堉疏请“宗室皆得儒服就试，毋论中外职，中式者视才品器使” 。明神宗终于下诏允行，但只令奉国中尉以下人等入学应试，而辅国中尉以上不在其内，理由是辅国中尉以上爵位尊荣，难以授职。万历三十四年(1606)八月，礼部左侍郎李廷机对此提出异议，指出封爵与科目原属二途，如果辅国中尉以上的宗室子弟愿从科目，中试后自应按照士子出身的资格一体选任官职，而不拘泥于原先的爵位。明神宗这才再次下诏，“令宗室将军、镇辅国中尉俱得与生员一体应试”，并规定“进士出身者，二甲选知州，三甲选推官、知县。其于乡试出仕者，亦照常除授”，但“俱不得选除京职” 。

嘉靖以来，所有请求开放藩禁、允许宗室子弟入学应试的建言，都是从减轻朝廷经济负担的角度着眼。明思宗进一步开放藩禁，更多的则是从延揽人才的角度着眼。崇祯四年(1631)，宗室子弟朱统铈考中进士，初选庶吉士，吏部以“统铈宗室，不宜官禁近”为由，请求改任中书舍人。朱统铈据理力争，明思宗下令“仍授庶吉士”《明史》卷七〇，《选举志》二，第1707页。。崇祯八年(1635)正月，吏科左给事中阮震亨上言，请求仿效明太祖重定《祖训录》颁赐诸王的办法，申饬《宗藩事例》。当时，农民起义军刚攻破凤阳，焚毁皇陵，明思宗亟思广罗贤才，遂重申祖训的规定：“郡王子孙有文武才能堪任用者，宗人府具以其名闻。朝廷考验，换授官秩，其升转如常选法。” 翌年二月，礼部拟出选用宗室人才的具体条例，规定分为荐举、考验、换授、升转、举核、体统、解任几项。条例规定宗室子弟“先由五宗保结，长史据结详访，启亲王核勘，开才能实迹以闻”，再由“部院疏列学行俱卓、博学多闻、精于心计、熟于刑名、娴于礼乐文章，兼通屯田水利、保障拊循，一一叩其经纶，各分差等，请临轩策问，或召对平台，然后因才授官” 。但宗室子弟长期在王府过着娇生惯养的生活，对明思宗此举的意图并不理解，他们渴望的是高官厚禄，并不愿意从事繁杂的日常工作，因此往往产生失望的情绪。比如辽王的后裔朱术珣，以钦召入京，授户部主事，管理草场。他老大不高兴，上疏发牢骚说：“以奉旨钦召，亲承召对之官，一出门外，便被户部尚书拿去买草！”

为了求得更多的人才，明思宗还重申保举之制。崇祯八年(1635)八月，他告谕百官大臣：“致治安民，全在抚按道守令。抚道得人则守令自肃。年来推升抚道，内地竟营，边缴规避，或其老耄贪庸，又情面枯容，兼以守令不才，民生愈悴。今后吏部务在详核，见在抚道不堪者，科道直纠，按祖宗朝保举成法可遵，着两京文职三品以下五品以上，各举堪任知府一人，亡论科第贡监、翰林科道；在外抚按、司道、知府官，各举州县官一人，亡论贡监吏士。过期不举者议处，失举连坐。”

在提高行政效率方面，明思宗反复告谕百官，办事应注重实效。他对人们习以为常的官僚主义作风提出严厉的批评，说：“祖宗设立部科衙门，各有职掌，内外监察，法甚明备。乃近来人情玩惰，废弛成风，即如各项章奏，或奉旨而科抄久不到部，或已抄而该部久不题覆，以致紧要事务率多稽迟，殊非政体。”

明思宗对文牍主义盛行、奏疏越写越长之风十分不满，崇祯元年二月特谕各个衙门：“条奏须简明，毋出千字。如词意未尽，再奏。”

不过，明思宗的整肃吏治，并没有触及吏治败坏的核心，即官吏的贪腐问题。明朝建立之初，明太祖就深刻地指出：“吏治之弊，莫甚于贪墨，而庸鄙者次之。” 如不大力惩治贪腐，只单纯改革用人制度、惩办官僚主义、改革文风等，是无法取得成功的。因此，他把惩治贪腐当作治国的第一要务来抓，使用严刑酷法加以惩办，甚至将贪赃60两以上者枭首示众，剥皮实草，从而收到“吏治澄清者百余年” 的效果。明思宗对官吏的贪贿、官场的腐败虽然也深恶痛绝，却未曾采取有力的措施加以惩治，而只做口头上或文字上的告谕和训示，结果贪风愈刮愈盛，官场的腐败现象也愈演愈烈，几乎变得无官不贪。在如此恶浊的环境里，整肃吏治的其他措施自然难以得到真正的落实。再加上明思宗本人猜忌多疑、刚愎自用、急功近利而又极好面子的性格弱点，更使他整肃吏治之举措大打折扣，未能坚持到底，因而成效甚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