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皇太极迂回入犯内地

为了对付此伏彼起的农民起义军，明廷动用了宣府以西几个边防重镇的精锐之师，有时甚至动用保卫京畿的通州、昌平驻军和京营禁旅，对东北后金的防御力量相对削弱，这给了后金皇太极以可乘之机。

皇太极在大凌河之战后，继续执行其避关外、扰关内，迂回袭扰，摧残明朝腹地，削弱明朝军事实力，再伺机与之决战的作战方针。继崇祯二年（天聪三年，1629）第一次绕道内蒙古入边，突袭京师之后，又于崇祯七年（天聪八年，1634）五月，第二次绕道内蒙古，突袭宣府、大同。明思宗担心后金兵东向进击京师，宣布京师戒严，命总兵陈洪范守居庸关，保定都御史丁魁楚等守紫荆关、雁门关（在今山西代县），并调宁远总兵吴襄、山海关总兵尤世威率兵2万，分道往援大同，还命宣、大等地严备固守。但后金军队仍如入无人之境，深入到冀晋北部，纵深至山西中部，攻围大小50余座镇、台、堡，至闰八月初饱掠而去。

崇祯八年（天聪九年，1635）九月，后金大将多尔衮率兵出征察哈尔凯旋，带回林丹汗之子额哲保存的元朝传国玉玺。至此，皇太极继承汗位已届九年，朝鲜“称弟纳贡”，漠南蒙古被彻底驯服，黑龙江流域也被统一，明朝屡经攻击已是奄奄一息，后金已经具备夺占中原的实力，传国玉玺的获得，更有着“天命”有归的象征意味。皇太极于是决心攻入中原，与明廷争夺全国最高统治权。同年，他下令改女真族名为“满洲”，以掩盖其曾臣服明朝的历史。第二年四月，按照汉族最高统治者的传统，登基称帝，改国号为大清，改元崇德，以示其夺占中原、取代明王朝的决心。

就皇帝位的登基大典刚刚结束，为了掠取人畜财物，并试探京师附近的明军实力，皇太极决定以武英郡王阿济格为统帅，对明朝发动第三次入边袭扰的战争。崇祯九年（崇德元年，1636）四月，阿济格率10万满洲八旗精骑进至大同、宣府长城脚下，六月十六日分三路进入喜峰口（在今河北迁西县北）。明巡关御史王肇坤拒战失利，退保昌平。阿济格纵兵进击，攻占居庸关、昌平北路。大同总兵王朴急往驰援，与当地军民一道浴血奋战，取得击杀敌兵1104名、收纳降丁143名的胜利，但清兵仍于七月初分三路会师于延庆，然后突入居庸关，进围昌平。

七月初三，明思宗宣布京师戒严，并针对清兵自宣、大入侵的进军路线，命宦官李国辅守紫荆关，李进忠守倒马关，张元亨守龙泉关（在今山西五台东北），崔良用守固关。得知清兵入居庸关围攻昌平的消息，又命张元佐为兵部右侍郎镇守昌平，遣司礼太监魏国征守卫埋葬着明朝诸帝的天寿山。清兵从西山抄小道进抵昌平，利用降丁为内应，攻占昌平。阿济格令清兵放火焚烧明熹宗的德陵，然后进逼西山，攻巩华城。守将姜瑄以火炮迎击。阿济格见巩华城防御坚固，一时难以攻下，决计继续南进。临走之前，又仿效皇太极使用反间计的做法，写信给曾经降清而后脱逃而回的明副总兵黑云龙，约为内应。黑云龙将来信上交朝廷，以表自己的忠心。明思宗这次未再上当，召谕黑云龙曰：“尔第安之，朕悉虏计，对群臣焚之矣。尔且诱之入，亦一机也。” 黑云龙果然将计就计，在西山之北隅设计引诱清兵，斩杀无数。阿济格乃引兵南下，侵掠良乡。

七月初十，叛变的昌平降丁逼近西直门，驻屯清河、沙河的清兵也陆续南下。震恐不已的明思宗急命文武大臣分守京城各大门，并令兵部檄调山东总兵刘泽清率5000人，山西总兵王忠、猛如虎率4000人，山永总兵祖大寿率15000人，大同总兵王朴、保定总兵董用文各率5000人，关、宁、蓟、密各总兵祖大乐、李重镇、马如龙共率1.7万人入援。调兵檄文发出后，明思宗见京城斗米300钱，物价飞涨，深感忧虑，又召见廷臣商讨防御之策。大臣们提出的却是禁止买卖、破格用人、列营城外、收养民间老弱等不着边际的建议，明思宗更主张廷臣捐俸助饷，根本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一向才鄙而怯、巧于趋利避患的兵部尚书张凤翼，只得自请总督各镇援兵出师，与宣大总督互为犄角。明思宗批准他的请求，赐尚方剑，给赏功牌500个，令监理关宁太监高起潜为总监，总兵祖大寿为提督，与山海关总兵张时杰皆归高起潜指挥。

当明思宗召集廷臣商议攻防之策，调兵遣将之际，阿济格采用避实就虚之策，攻占定兴、房山。八月，又下文安、永清，分兵攻漷县（今北京通州区东南漷县镇）、遂安、雄县。不久，又从雄县奔赴涿州，遭到刘泽清的阻击；又转攻香河，再返回涿州，攻占顺义；复至昌平，向东北攻至怀柔、大安口（在今河北遵化西北），分兵屯密云、平谷；又返回雄县，再向北袭扰掳掠。

清兵入塞一个多月，迭克十二城，俘获人畜十七万余，督师张凤翼和宣大总督梁廷栋只是尾随清兵，不敢出战，最后驻屯于迁安之五重安，固垒自守。九月初一，清兵出建昌冷口，携带掳掠来的大批人畜财物，趾高气扬，“俱艳饬乘骑，奏乐凯旋归，斫塞上木白而书曰：‘各官免送。’凡四日乃尽。侦骑拾其遗牌，亦书‘各官免送’” 。高起潜估计清兵已悉数出关，才下令追击，结果仅斩杀三名清兵而还。张凤翼想起崇祯初年己巳之变后兵部尚书王洽下狱而死，还被处以大辟之刑，自知罪责难逃，饮药自尽。梁廷栋随后也自杀身亡。后来，因言官弹劾，刑部论罪，罢免张凤翼官职；梁廷栋处大辟之刑，但梁廷栋已死，免于施行。

在京师戒严之时，明思宗担心仅从北方几个边镇抽调兵力入援，难以抵挡清兵，还下诏调正在鄂西围剿农民军的卢象昇入京。但待卢象昇抵京，清兵已经退去，明思宗遂诏擢其为兵部左侍郎，赐尚方剑，总督宣大、山西军务，整饬蓟州边备兼巡抚顺天。同时谕兵部曰：“（清兵）今年饱扬，计来年复逞。练兵买马，制器修边，刻不容缓。连年变故，帑匮民穷，令兵部司官借武清侯李成名四十万金，发关宁治备；借驸马都尉王昺、万炜、冉兴让各十万金，发大同、西宁；令工部借太监田诏金十万，治甲胄；借魏学颜金五万，治营铺。俟事平帑裕，偿之。如尚义乐助，从优奖叙。” 这些银两，名义上是借贷，实际上就是捐助。

面对关外清兵日益频繁的入犯和内地农民起义烈火越烧越旺的局面，明思宗束手无策，一筹莫展。把沿边兵力都调往内地征剿农民起义军，边防空虚，清兵的入犯将更加频繁，京师不保；从内地抽调兵力加强北方的防御，农民起义的烈火必定越烧越旺。如何兼顾安内与攘外，他苦思焦虑，也想不出一个好办法。崇祯十一年(1638)五月初三，他便借考选内阁辅臣之机，在中极殿召见大臣，就如何兼顾安内与攘外出了一道试题，让大家发表意见。接替张凤翼出任兵部尚书的杨嗣昌，在答卷中继续发挥他此前《敬陈安内第一要务疏》的观点，主张必先安内方可攘外。他列举三个历史典故，以古喻今：东汉建武年间，光武帝接受五官中郎将耿国的建议，批准呼韩邪单于的求和，实现与匈奴的和好；唐元和年间，魏博镇田兴来降，唐宪宗采纳李绛之议，遣知制诰裴度至魏博镇宣慰，以百十万缗钱犒赏军士，减免六州百姓一年赋役；北宋初年出师北伐，征讨北汉、契丹，连遭败绩，宰相齐贤上疏，强调“必先本后末，安内养外”。所举事例两正一反，皆在说明必先安内方可攘外，暗示必须与清议和，“力主市赏” ，以便集中全力剿杀农民军。中国古代传统的政治伦理，历来讲究“华夷之辨”，宋朝就因对辽、金的议和而累遭后人的唾骂。五月十五日，给事中何楷、钱增和御史林兰友相继上疏，弹劾杨嗣昌。何楷的上疏指出杨嗣昌援引建武与元和两个历史典故，是“欲借以伸市赏之说”“招抚之说”，而援引太平兴国的历史典故，则是“欲借以伸不敢用兵之说” ，希望引起国人的警觉。明思宗对这些奏疏一概置之不理，因为与清议和的活动此前已在秘密地进行着。

原来，杨嗣昌就任兵部尚书后，为了实施围剿农民军的“十面张网”的计策，已暗中指使辽东巡抚方一藻派一名算命先生周元忠到清方去试探口风。皇太极予以热情接待，表示“如有确议，即撤兵东归”。杨嗣昌接到方一藻、高起潜的奏报，对明思宗指出，既然对方有意议和，我方可以请他在宁远谈判，不必在宣府谈判，如此，我运用稍闲，不致频年岌岌有京辅之忧，得以其暇，尽平流“贼”，得算已多，请许方一藻、高起潜“便宜从事” 。周元忠返回宁远，带回皇太极给高起潜的信件，信中说：“仍言讲款，若不许，夏秋必有举动。”方一藻给皇上的上疏委婉地提出：“势危兵弱，边腹交疲，绝款（拒和）尚宜详酌。”他同时致信杨嗣昌，极力主张议和以消祸。杨嗣昌也上疏，对方一藻的上疏加以说明，末了提出自己挽回危局的主张：“故臣以练兵为正道，开市（议和）为权宜，舍此而以陵京频试边锋，臣不敢知。” 这就是以议和争取北方边境无事，集中力量平定内乱。明思宗在内心深处赞成杨嗣昌的主张，觉得这是当前唯一的可行计策，但又不好明确说破，一来担心有失君主的颜面，二来担心万一将来出了问题，自己要承担责任。经过反复考虑，他模棱两可地指示方一藻、高起潜“细酌”。如果将来事情办成了，当然是自己发纵指示的功劳；如果办砸了，也可把罪责推到方一藻、高起潜身上，同自己毫无关系。杨嗣昌看透了明思宗的心思，再次上疏，请求皇上明确表态，批准“允行”，说唯有如此，“边臣乃敢从事” 。到了六月，皇太极屯兵大青山，派人向方一藻催促议和。方一藻奏报朝廷，“言敌强我弱，引隆庆封俺答故事” ，与皇太极议和。

六月十八日，明思宗不顾许多大臣的反对，提名杨嗣昌与程国祥、蔡国用、薛国观、方逢年为礼部尚书，范复粹为礼部侍郎，俱兼东阁大学士，参与机务；杨嗣昌仍兼兵部尚书，执掌兵部。杨嗣昌是在丧服未满之时由皇上下诏夺情起复为兵部尚书的，他入阁后又以丧服未满夺情起复的陈新甲为宣大总督。何楷、林兰友及少詹事黄道周立即抗疏指斥。黄道周更是连上三疏，其中一疏抨击方一藻议和，另外两疏弹劾陈新甲夺情起复为宣大总督、杨嗣昌夺情入阁。他力斥杨嗣昌的议和主张：“无论建虏（指满洲）必不可款，款必不可成，成必不可久。即款矣成矣久矣，以视宁锦遵蓟宣大之师，何处可撤？而遽谓款建虏后可撤兵中原以讨流寇，此亦不思之甚矣！” 明思宗遂于七月初五在平台召开御前会议，参加者除按惯例应该出席的内阁、五府、六部及有关部门的官员之外，还特地召来黄道周。杨嗣昌因为遭到弹劾，为避嫌则未出席，皇上命太监去催，午时才匆匆赶到。这次会议就是专门为他和黄道周两人而开的，让他们就议和问题展开辩论。在辩论中，他们各自陈述自己的观点。辩论结束后，明思宗先做自我检讨，承认自己不才、不智、不武，“凡此皆朕之寡昧，即朕之愆尤”。接着，便毫不客气地批评“一等机械存心的，专于党同伐异、假公济私，朝廷才简用一大臣，百般诋毁”，然后恶狠狠地说：“看来这贼盗却是易治，衣寇之盗甚是难除，以后再有这等的，立置重典。” 最后宣布将黄道周连降六级，贬为地方小官，弹劾杨嗣昌的何楷等人，也皆给予降级处分。

从明思宗提升杨嗣昌的职权，惩处抨击杨嗣昌的官员等举措来看，他显然是支持杨嗣昌必先安内方可攘外的主张的。但他毕竟没有对议和问题做出明确表态，方一藻、高起潜也就不敢擅自做主，贸然行动，与清的议和活动不了了之。后来，清兵入犯，明思宗曾抚膺长叹：“大事几成，为几个黄口书生所误，以至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