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种不祥的预兆,固然使明思宗心中不快,但作为一国之君,他又不得不面对严酷的危局,考虑应付的对策。正月初三日,他在德政殿召见其所信任的左允中李明睿,征询“御寇急策”。李明睿请屏退左右侍臣,趋近御案,小声地说:“(臣)自蒙召,道闻贼氛颇恶,今近逼畿甸,诚危急存亡之秋,可不长虑却顾!惟有南迁,可缓目前之急,徐图征剿之功。” 其实,明思宗心中早有此意。早在崇祯十六年四月,清兵第五次入塞侵略行将撤退之前,明思宗见各路官军不是胆怯不战,便是望风而逃,召见周延儒等大臣,表示要亲自出征,周延儒只得请求代替皇上前往前线督师。临出都门之前,明思宗就曾同他“议南迁,命无泄”。明思宗的兄嫂懿安皇后张氏,不知从什么渠道得知这个消息,找到明思宗的皇后周氏,表示坚决反对,说:“此周延儒误皇叔(明思宗)也。宗庙陵寝在此,迁安往?”周皇后将此话转告明思宗,明思宗大怒,“遣宦者往询索传语者,懿安坚讳,上坚请,迫欲自缢” ,此事只好不了了之。不过,明思宗还是在暗中做着南迁的准备。先是命给事中左懋第“往南中,察沿江舟师士马之数” 。继而在崇祯十六年(1643)十月,天津巡抚冯元飙“密陈南北机宜,谓道路将梗,当疏通海道,防患于未来”,为来日南迁做准备。明思宗即“俞之”,冯元飙“乃具海舟二百艘以备缓急” 。明思宗一听李明睿说到南迁,连忙阻止道:“此事重大,未可易言,亦未知天意若何?”李明睿说:“惟命不于常,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天命几危,人定则胜天,事势至此,讵可因循不决,至有噬脐之忧。皇上内断圣心,外度时势,不可一刻迟延,若筑室道旁,后悔何及。”明思宗见四顾无人,这才轻声细语地道出自己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曰:“朕有此志久矣,无人赞襄,故迟至今。汝意与朕合,朕志决矣,诸臣不从奈何?尔且密之。”接着,明思宗又问起如果南迁,该怎么走,途中如何接应。李明睿对此早有考虑,回答说,不如四路设兵,东走山东,或西走河南,这是陆路;也可从登莱上船,或从通州走运河,这是水路。但皇上还是须走小路,轻车南行,20日可抵淮上,距离南京也就不远了。明思宗点头称是。李明睿见皇上同意他的意见,又请求皇上当机立断,说:“臣谋不敢泄,但求圣断。皇上但出门一步,龙腾虎跃,不旋踵而天下运之掌上。若兀坐北京,坚守危城,无益也。”

    午间,明思宗命近侍在文昭阁宴请李明睿,然后又在内殿与之商议一些政事,包括军饷的筹措问题。李明睿指出:“兵饷缺乏,民穷财尽,惟发内帑,足济燃眉。”明思宗却说:“内帑如洗,一毫无措。”晚上在内殿召见李明睿,问:“所奏事,即欲行之,谁可接济?途间用何等官领兵措饷?驻扎何地?”李明睿答道:“济宁、淮安俱要地,不可不设官,须择重臣领兵,预为之防。”又问何等官衔,李明睿奏:“须户、兵二部堂上官。”又问:“此时兵在关门,大将俱在各边,调遣甚难,奈何?”李明睿答道:“近京八府尚可募。皇上此行,京师须人料理。关门兵不可尽撤,各边大将不可轻调,惟在公侯伯及阁部文武大臣,试其能才,推毂而遣之。”明思宗点头称是。李明睿又重申下午曾经谈及的拨发内帑的问题,说:“内帑不可不发,除皇上服御外,一毫俱是长物,当发出犒军。若于中途不足,区处甚难。留之大内,不过朽蠹。”明思宗说:“然,户部亦该措置。”李明睿回说:“今三空四尽,户部决难措手。皇上为宗庙社稷计,决而行之。” 这次密谈,直至深夜二更时分方告结束,明思宗深感满意。

    将都城南迁,这在当时未尝不是一种可行的选择。当初明太祖创建明王朝,就把南京定为首都。后来,明成祖迁都北京,但南京仍然保留着陪都的政治地位,保存着一套形式上与北京相同的中央机构,只是任职的官员多为虚衔,握有实权的只有南京参赞机务兵部尚书、南京守备太监和提督南京军务勋臣。此时长江中游驻扎着左良玉号称数十万的军队,下游又有江北四镇的重兵把守,南京比北京要安全得多。南京所在的江南地区,又是当时全国经济最发达、人口最密集的财赋之区,受到的战争破坏也比北方小得多。如果退守南方,即使丢了北方,也可划江而治,凭借南方充裕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与北方相抗衡,最后鹿死谁手尚难预料。但是,将政治中心南迁,涉及放弃宗庙陵寝的敏感问题,这就需要手握全国最高统治权的皇帝敢于做出决断,并将南迁的理由对臣民做出明确的说明。明思宗的为人刚愎自用,又优柔寡断,死要面子又缺乏担当,他想等大臣出面陈请再付之施行,结果便将此事暂时搁置。

    李自成派先头部队渡河东征时,就决定兵分两路,对明王朝的政治中心北京采取南北两面包抄的钳形作战方略:北路为主力,由李自成和权将军刘宗敏率领,渡黄河入晋,占领平阳,攻取太原、宁武、大同、阳和(今山西阳高),再入冀攻占宣府、居庸关等战略要地,歼敌重兵,断绝京师的援兵,最后攻占北京;南路为偏师,由制将军刘芳亮统率,渡河后沿黄河北岸东进,进入畿辅南部,防止明思宗南逃,阻击南来援兵,而后北上,助攻北京。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初八日,李自成亲统大顺军主力从西安出发,开始了东征的进程。

    正月初九日,兵部收到李自成亲率大军东征之前派人送来的通牒,“署文以大顺永昌年号,约战,三月十日至” 。明思宗得报,寝食难安,几天里粒米未进,忧愤交加,疲惫不堪。正月十一日上朝,当着阁部、九卿、科道等官叹道:“朕非亡国之君,事事乃亡国之象,祖宗栉风沐雨之天下,一朝失之,将何面目见于地下?朕愿督师,以决一战,即身死沙场亦所不顾,但死不瞑目!”说罢痛哭流涕,责问群臣道:“贼势如此,阃外(指统兵在外)无人承任,府库殚竭,将如之何?卿等无为朕分忧哉?”一听这话,内阁首辅陈演急忙表态,说愿代帝出征,明思宗说:“南人不可。” 意思是陈演是南方人,不熟悉北方的山川形势,无法承担此行。次辅魏藻德、蒋德璟、邱愉、范景文、方岳贡俱请往代,也皆不允。去年十一月与方岳贡一起入阁的曲沃人、大学士李建泰跪奏道:“主忧如此,臣敢不竭驽力?臣晋人,颇知贼中事,愿以家财佐军,可资万人数月之粮。臣请提兵西行。” 明思宗即破涕为笑,说:“卿以西人平西贼,朕愿也。” 并表示:“卿若行,朕当仿古推毂礼,亲饯之郊,不敢轻也。” 正月二十六日,举行特别隆重的遣将礼,赐予尚方剑、斗牛服,然后在正阳门城楼上大摆宴席,为李建泰饯行。饯行之后,李建泰率领三千京营禁军出宣武门,向涿州进发。

    李建泰出京后,经涿州取道保定南下。行前,明思宗与左右大臣都认为,在大同、宣府一带有朝廷派驻的重兵,大顺军如想攻打京城,必定会避开朝廷重兵把守之处,故而“朝廷之忧,则在保定,不在宣大” 。但是,他们高估了自己的力量,也没有料到大顺军竟会实施南北两面包抄的作战方略,以致完全陷于被动的境地。

    李建泰一出京城,立即感到举步维艰。他走到畿辅的一个县城,“县人漫视不为礼。李从者饥,求食。县人曰:‘汝官为大明乎?为大顺乎?’诡对曰:‘大顺。’乃为设食甚丰,饱餐而去” 。李建泰继续领着禁军前行,走到距京师200里的河北定兴县,地方官竟然拒绝这位大学士入城。他发兵攻打后才得以进入定兴城,将那个地方官狠揍了一顿;往南走到邯郸,听说大顺军左营刘芳亮正统兵沿着黄河北岸东进,“心怖,北向鼠窜,兵遂溃,所过恣意劫杀” 。走到广宗县,知县李弘基率领县民登城设守,拒绝他入城。李建泰又下令攻城,城破后乡绅王佐责问他:“阁部受命南征逆闯,赐尚方剑、斗牛服,推毂目送,圣眷至渥。今贼从西南来,正宜迎敌一战,灭此朝食,上报国恩。奈何望风披靡,避贼北遁,陷城焚劫耶?” 恼羞成怒的李建泰下令将他处斩,然后纵兵将官库民舍洗劫一空,继续北逃。后来,听说他的家乡曲沃被农民军占领,财产被没收,更是像泄了气的皮球,吓出一场大病,逗留畿南,不敢前进。

    二月初九,明思宗得知李建泰家乡被大顺军攻占并逗留不前的消息,又给他送去一道亲笔敕谕:“今卿代朕亲征,鼓励忠勇,选拔雄杰。其骄怯逗玩之将,贪酷倡逃之吏,当以尚方剑从事。行间一切调度赏罚,俱不中制。卿宜临事而惧,好谋而成,真剿真抚,扫荡妖氛,旋师奏凯,勒铭鼎钟。” 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所谓“骄怯逗玩之将,贪酷倡逃之吏”不是别人,正是自己委以重任的督师大学士!李建泰根本没有将这道敕谕放在心上,继续徘徊观望。他手下的士卒仍然继续逃亡,最后只剩下几百名亲兵簇拥着饷银,跟随他逃到保定。二月下旬,刘芳亮统率的大顺军从南路攻到保定,李建泰派中军郭中杰投降。一场代帝亲征的闹剧,就这样草草收场了。

    在大顺农民军的凌厉攻势下,晋豫官军的败报和求救奏疏,如雪片般传到京师。自孙传庭统率的陕西三边精锐覆灭之后,李建泰督师出征又带走三千京营禁军,明思宗手里已经没有多少兵力,除了驻守宁远的辽东总兵吴三桂部,已无兵可调。因此,在命李建泰督师出征之后,他在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十九日召对廷臣时,表示了想抽调吴三桂入关前往山西征剿农民军的意向,但又不愿承担决策的责任,要求大臣就此事进行讨论,发表意见。大臣当然知道,吴三桂的五千精兵内调,辽东就只剩下一些滥竽充数的官军,根本抵挡不住满洲八旗军的进攻,等于将山海关外的大片土地和辽民拱手送给了满洲贵族,谁也不愿出头来承担“弃地”的罪名,故意拖延不决。过了两天,明思宗又给陈演等阁臣发去一道谕旨,强调抽调辽东五千精兵随吴三桂助剿,关外“余兵尚多”,未尝不可支撑局面,并要他们就此事表态,并承担责任,说:“此等重大军机应行与否,原应先生每主持担任,未可推诿延缓误事。”但陈演等大臣回奏说:“第关宁迫切神京,所系尤重。三桂兵五千为奴(指满洲贵族)所畏,不独宁远恃之,关门亦恃之。……倘一旦调去,其余皆分守各城堡之兵,未必可用也。……此真安危大机,臣等促膝密商,意皆如此,实未敢轻议也。”兵部尚书张缙彦更将问题直接挑明:“三桂调不调,视宁远之弃不弃,两言而决耳。”明思宗见无人肯站出来承担责任,只好自己决策放弃宁远,说:“收守关(退守山海关)之效,成荡寇之功,虽属下策,诚亦不得已之思。” 他谕令陈演等阁臣代为拟旨施行,陈演为了推卸责任,再次召集大臣会议,通过之后,又与督、抚、镇进行协商,拖了一个多月,也未能将调吴三桂之议付诸施行。调吴三桂入晋助剿的计划,也告彻底流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