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己巳之变与袁崇焕被冤杀

皇太极在宁远、宁锦之战失利后，意识到后金的八旗铁骑长于野战，却拙于攻城，攻打宁锦一带依靠西洋大炮固守城地的明军，实难得手。于是决计避关外、扰关内，避开宁锦防线，取道内蒙古，从明军防守薄弱的蓟门一线入关，深入明朝腹地，逐步削弱明朝的军事实力，再伺机与之决战。皇太极说：“彼山海关、锦州防守甚坚，徒劳我师，攻之何益？惟当深入内地，取其无备城邑可也。” 为此，他一面加紧对漠南蒙古的征战与招抚，一面又和袁崇焕重开和议谈判，为其战前的准备工作争取时间。

袁崇焕与皇太极的和谈，始于天启六年（天命十一年，1626）八月努尔哈赤死后，皇太极继承汗位之时。当时，袁崇焕担任辽东巡抚之职，议和的主要目的是争取时间修复宁远之战中遭受破坏的宁锦防线。皇太极为了实施其“先抢江东（指朝鲜），以除根本之忧，次犯山海关、宁远等城” 的战略计划，也需要争取时间用兵朝鲜，因此同意展开和谈。但由于双方议和的条件相差悬殊，在皇太极征服朝鲜之后，谈判即告终止。宁锦之战失败后，皇太极调整对明的作战方略，又主动向明朝展开和平攻势，多次派人向辽东巡抚表达和谈的意愿，但遭到明思宗的坚决拒绝。袁崇焕复出督辽，继续执行“和为旁着”之策，未经朝廷允许，便于崇祯二年（天聪三年，1629）四月遣使携书随同后金来使抵达沈阳，与皇太极展开和议谈判。双方使臣几次往返，皇太极要求以三岔河、大凌河为界划分两国边界，袁崇焕要求后金退出辽东、归还辽人，双方达成和议的根本条件差距太大，谈判只能无果而终。

崇祯元年（天聪二年，1628）皇太极联合敖汉、奈曼、内喀尔喀、喀喇沁、科尔沁等部攻打察哈尔，打败林丹汗，脚踏两只船的喀喇沁部在遇到大饥荒时向袁崇焕请粟，但因畏惧林丹汗，担心明朝自顾不暇，又深结皇太极以自保。到崇祯二年(1629)中，喀喇沁部彻底倒向后金，并将从明朝低价买来的粮食提供给后金军队食用。皇太极认为绕道内蒙古南下攻明的时机已经成熟，随即于当年十月，亲率后金八旗与蒙古骑兵约10万人，由喀喇沁首领束不的引导，向明朝发动大规模的进攻。

皇太极率领的后金、蒙古骑兵，避开防守坚固的宁远、锦州防线，绕道辽西，分兵向蓟门一带前进。孙承宗、袁崇焕往年重视对漠南蒙古的抚赏，却忽视了对蓟门一线的防御。袁崇焕复出督辽后，虽曾上疏明思宗，说：“唯蓟门凌京肩背，而兵力不加，万一夷（指蒙古）为向导，通奴（指后金）入犯，祸有不可知者。” 他建议“蓟门单弱，宜宿重兵” 。但此时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烽火已在陕北点燃，明廷很难再调集大量兵力来加强蓟门的防御。蓟门一带“兵马瘦弱，钱粮不敷，边堡空虚，戈甲朽坏” 。后金和蒙古骑兵很快从喜峰口西边的大安口、龙井关、马兰峪等几个隘口南下，几乎没有遇到有效的阻击，就抵达遵化城下，离城五里扎营。这一年为农历己巳年，史称“己巳之变”。

遵化县城距北京不过二三百里，后金铁骑五日即可抵达京师。十一月初一，京师戒严。长城以南遵化到蓟州一线，属蓟辽总理刘策的防区，关内兵力空虚，守御疏虞。身负督师蓟辽重任的袁崇焕，急令山海关总兵赵率教带兵驰援，并亲赴榛子岭调动兵马，命保定巡抚解经传驰赴救援。赵率教火速起兵，三昼夜赶到蓟州镇的驻地三营屯。但驻守三营屯的总兵朱国彦不让他的部队入内，于是他又策马西向。十一月初四，在遵化城下同后金、蒙古骑兵展开激战，赵率教战死，全军皆没。次日，遵化为后金和蒙古军队所占。袁崇焕闻讯，未经请示朝廷，即率祖大寿、何可纲入卫，于初七抵达蓟州。明思宗闻讯，极为高兴，温旨慰勉，发帑金犒赏将士，要他“鼓励立功，以膺懋赏” 。袁崇焕立即部署各路兵马：“以故总兵朱梅、副总兵徐敷奏等守山海关；参将杨春守永平；游击满库守迁安；都司刘振华守建昌（在今河北迁安东北）；参将邹宗武守丰润；游击蔡裕守玉田、昌平；总兵尤世威仍还镇护诸陵；宣府总兵侯世禄守三河，扼其西下；保定总兵曹孟雷、辽东总兵祖大寿驻蓟州遏敌。保定总督刘策兵亦至，令还守密云。又游击锺宇、中军王应忠、李应元为右翼，继张弘谟而进；中军何可纲，游击靳国臣、赵国忠、孙志远、陈景荣、陈继，都司刘抚民为中权，继朱梅而进；祖大寿为后勍，继何可纲而进。崇焕居中应援。” 明思宗接到奏报，对袁崇焕的部署表示赞许：“卿部署兵将，精骑五支，联络并进，蓟兵总属节制，分合剿击，一禀胜算。宁镇守御，当有调度，相机进止，惟卿便宜。卿前在关忧蓟，遣兵戍防，闻警驰援，忠猷具见，朕用嘉慰。”

此次后金兵绕道内蒙古闯关南下，兵部的反应十分迟钝。遵化失陷后三天，兵部尚书王洽才上报。明思宗大为震怒，下令将王洽逮捕下狱，后瘐死狱中，复坐以大辟之刑。十一月初十日，刚入阁办事的大学士成基命力请起用原内阁辅臣孙承宗。明思宗下诏命孙承宗以原官兼兵部尚书，督理兵马钱粮，筹划通州防务，并先入京陛见。孙承宗，字稚绳，直隶高阳（今属河北）人，万历三十二年(1604)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后调入詹事府任职，寻遭齐、楚、浙党排挤再次告老还乡。明熹宗继位后，任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侍讲。翌年，受命为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天启二年(1622)自请督师辽东，遂以原官督理关城及蓟、辽、天津、登、莱等处军务，后受魏忠贤排挤告老还乡。他此次接到明思宗的任命，即于十一月十五日黄昏匆忙赶到京城。明思宗在平台召见，询以御敌方略。孙承宗认为袁崇焕收缩京师外围的防线过于保守，他赞同防守蓟州、顺义、三河一线，而不赞成退守昌平、通州一线，说：臣在途中，曾接到来自兵部的消息，谓袁督师已率所部兵马驻扎通州，又闻昌平总兵尤世威往密云，大同总兵满桂驻顺义，宣府总兵侯世禄驻三河，此布局甚为得策。后来又听说尤世威回昌平，侯世禄驻通州，似未合宜。明思宗问：“卿欲守三河，何意？”他回答：“守三河可以沮（敌）西奔，遏（敌）南下。”明思宗又问：“若何为朕保护京师？”他答说：“当缓急之际，守陴（古代城墙上的短墙，也叫女墙。这里泛指城墙，即京师）苦饥寒，非万全策。请整器械，厚犒劳，以固人心。”明思宗见他对京师的防务已成竹在胸，便改变对他的任命，说：“卿不须往通（州），其为朕总督京城内外守御事务，仍参帷幄。” 到十七日，明思宗听说后金军队逼近通州，又改变主意，给孙承宗下旨，“报虏逼通（州），命卿驰赴”，孙承宗“不及召见而辞” ，赶往通州。

就在明思宗召见孙承宗的当日，袁崇焕经侦察发现，皇太极已越过蓟州，直扑京师，使他在蓟州阻挡敌军的计划落了空，急忙率马步军2万追蹑。皇太极连下京师东面的玉田、香河、顺义等县。袁崇焕决定疾驰京师，于十六日清晨抵达运河重镇河西务（即今天津武清区西北河西务）。副总兵周文郁提醒他，外镇之兵，未奉明旨即入京城，恐生嫌疑，认为“大兵宜向贼，不宜先入都”，况且在通州，我军屯张家湾，就食于河西务，如果敌弱就战，敌强则守。当时社会上曾有袁崇焕与后金勾结的流言，朝廷下达了不许袁崇焕越过蓟门一步的命令，但袁崇焕被蒙在鼓里，全然不知，只是担心皇太极不与明军交战而直扑京城。京师自嘉靖二十九年(1550)“庚戌之变”后未曾遭受敌军的攻击，一旦遇袭，民心动摇，后果不堪设想。他抱着“君父有急，何遑他恤？苟得济事，虽死无憾”的一片忠心，不顾劝阻，于十六日抢在皇太极之前抵达京师左安门外。但由于京师戒严，他未能及时入城，直到深夜，才驰奏后金、蒙古兵逼至城下的消息。消息一传开，京城人竟称是袁崇焕召敌入犯，生性多疑的明思宗为之心动。皇太极在通州北面20里处扎营，派200名骑兵至京城试探，闻炮声而退。至十九日，后金八旗和蒙古骑兵气势汹汹地杀向京城。其时宣府总兵侯世禄、大同总兵满桂俱戍守德胜门外，侯世禄胆怯避战，满桂孤军拼杀，不少士兵反被城上发炮误伤，终于抵挡不住。满桂率残兵退入城里，自己负了伤，被士兵抬进关帝庙内暂歇。驻屯广渠门外的袁崇焕，率祖大寿诸将士以品字形队列迎敌。袁崇焕肋中数箭，仍身先士卒，奋勇拼杀。士卒也勇猛异常，久战不退。孙承宗从通州遣还援救京师的尤岱，率三千精骑赶到，与袁崇焕、祖大寿两路夹击，殊死搏杀。双方血战六七个时辰，后金八旗与蒙古骑兵力渐不支，开始退却。明军乘胜追击，直至运河边上。敌军仓皇渡河，溺死无数。皇太极只好放弃攻城，下令进往南海子（在今北京永定门外20里处）。

皇太极见攻城不能克，野战不能胜，决定采纳汉官、后金章京范文程的建议，用反间计来除掉袁崇焕。当时后金军队俘获明朝宦官杨春和王成德，令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宁完我、巴克达什海等监守之。皇太极退至南海子后，密嘱高、鲍两人，坐在靠近两个太监的地方，故作耳语云：“今日撤兵，乃上（即皇太极）计也。顷见上单骑向敌，敌有二人来见上，语良久乃去。意袁巡抚有密约，此事可立就矣。”当时杨春太监“佯卧窃听，悉记其言”。过了两天，后金故意放跑杨春。杨春一跑回皇宫，即“将高鸿中、鲍承先之言详奏明主（明思宗）” 。

生性多疑、刚愎自用的明思宗，本来对袁崇焕就存有疑心。当初袁崇焕未经请示斩杀毛文龙，他虽然“优旨褒答”，但心中并不愉快。这次袁崇焕未经朝廷允准，又径自率兵来到京城，更加深了他的疑虑。而己巳之变的发生，又使京畿地区遍遭后金、蒙古铁骑的蹂躏，不仅城外许多戚畹、中贵的园亭庄舍横遭洗劫，而且不少黎民百姓也惨遭杀害，家破人亡。他们并不了解辽事的种种艰难，反而认为这是袁督师有意通敌和防御无方酿成的恶果。一些戚畹、中贵纷纷向明思宗告状。杨太监的密报，正好印证了这些戚畹、中贵的哭诉。一个惩处袁崇焕的计谋已在悄然酝酿。不过，面对强敌兵临城下的危局，为了稳定军心，明思宗还是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于二十三日在平台召见袁崇焕、满桂、祖大寿、黑云龙等将领和新任兵部尚书申用懋，嘉奖德胜门、广渠门之战的有功之臣，并对袁崇焕深加慰劳，还脱下自己身上的貂皮大衣给袁崇焕披上。但是，当袁崇焕提出由于连日征战、士马疲惫，请求入城休整时，明思宗却断然拒绝。

袁崇焕对明思宗的戒备之心，浑然不觉。二十七日，他派出五百精骑，潜至南海子附近，用火炮轰击皇太极军营，皇太极慌忙逃遁。几天后，京师外围局势趋于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