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杨嗣昌的“十面张网”与起义的暂时沉寂

崇祯九年(1636)八月，兵部尚书张凤翼因清兵入犯而受到言官的纠弹，害怕遭到皇上的惩罚，于九月初自杀身亡。明思宗环顾周围的廷臣，觉得没有人懂得军事，于是想起杨鹤之子、丁忧在家的原宣大总督杨嗣昌。杨嗣昌，字文弱，万历三十八年(1610)举进士，历任杭州府儒学教授，南京国子监博士、户部清吏司主事、员外郎，河南按察司副使，山永巡抚，宣大总督等职。后以其父杨鹤去世，返乡守制，又遭母丧，久居不出。崇祯九年十月，明思宗不经廷推，径自下旨复起杨嗣昌为兵部尚书。

崇祯十年(1637)三月，杨嗣昌从家乡常德武陵县来到北京。明思宗平台召见，他“博涉文籍，多识先朝故事，工笔札，有口辨”，侃侃而谈，颇得皇上的信爱。此后每次召见，他不断向皇上大谈振刷军政的主张，迥异于对兵事无所作为的前任兵部尚书张凤翼，明思宗更觉得他是难得的能臣，“所奏请无不听”，叹曰：“恨用卿晚！”

赴任之后，杨嗣昌面对中原农民起义军和辽东清兵的威胁，在《敬陈安内第一要务疏》中，提出了“必先安内方可攘外”的主张。早在一年之前，兵科给事中颜继祖即曾提出“灭奴（指满族建立的后金———清）先灭寇”的主张 ，但未受到明廷的重视。明思宗起用杨嗣昌的圣旨谈及用兵要务时用的是“安边荡寇”四个字，似乎是“安边”第一，“荡寇”次之。杨嗣昌的这个奏疏以人身打比方来论述他的主张，说京师是头脑，宣、大、蓟、辽等边镇是肩臂，黄河以南、大江以北的中原地区是腹心，现今的边境烽火出现于肩臂之外，乘之甚急；而“流寇”则祸乱于腹心之内，中之甚深，急者固然不可缓图，而深者更不容忽视。腹心流毒，脏腑溃痈，精血日就枯干，肢骸徒有肤革，形势十分危急，所以“必先安内方可攘外” 。根据这个主张，杨嗣昌把消灭“腹心之患”的农民起义军作为用兵的主要方向，提出“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围剿战略。其具体方案是，以农民军的主要活动地点陕西、河南、湖广、江北为“四正”，由四地的巡抚分剿而专防；以农民军活动的非主要地区延绥、山西、山东、江南、江西、四川为“六隅”，由六地巡抚分防而协剿，这就叫作张“十面之网”。另以陕西三边总督与中原的五省总理率领机动部队作为主力，随“贼”所向，专任剿杀。明思宗对此十分赞赏，说：“非卿莫能办之也！”

为了实现“十面张网”的战略计划，杨嗣昌建议增兵12万，兵增加了，饷自然也随着增加。按杨嗣昌的计算，12万官兵中，步兵7.4万名，每名每天发给饷银5分，一年共需银133.2万两；马兵3.6万名，每名每天支饷银、草料银1钱，一年共需129.6万两，两项合计需增饷银262.8万两。后经户部尚书程国祥计算，262.8万两白银只够11万名兵员之用，还需再增18万两，总计增饷280.8万两，称为“剿饷”。明思宗召开几次御前会议，商议筹措这笔巨款的办法。在四月二十七日的会议上，他自己首先喊穷，说：“去岁谕令勋戚之家捐助，至今抗拒，全无急公体国之心。就是省直乡绅也不捐助，及至贼来，都为他有了，怎么这等愚？”接着，就责问大臣们：“贼定要大剿，定要用大兵，只是钱粮若不出于民间，就该发帑藏了。目今帑藏空虚。” 皇上带头喊穷，勋戚和乡绅自然也都不肯捐助。怎么办呢？明思宗想借用一年各省“存留的税粮”（地方的财政收入）。杨嗣昌曾在户部任过职，了解地方的财政收支，说各地存留的钱粮，除了开支官吏、师生和宗藩的俸禄，还要用于防海、防江、防倭、防矿盗，而自辽东发生战事以来，各地抽扣、搜刮、捐助又都从存留中开支，如今虽有剩余，也无济于大事。最后，杨嗣昌建议，将这笔剿饷全部加派到百姓身上，但将一年以前“因粮输饷”的加派办法改为“按亩均输”。此前实行的加派办法是根据卢象昇的建议，规定凡缴纳地亩税粮在5两以上者加征若干，一般农民缴纳税粮都达不到5两，不在加派之列，多少体现了分别贫富的精神。这次杨嗣昌借口“欲分贫富，其事甚难”，主张一律按亩均输，不管缴纳多少税粮，均按田亩一体加征，每田一亩，派米六合，每米一石，折银八钱，每年合共征银280万两。明思宗急于剿灭农民起义，批准了他的建议，诏曰：“流寇延蔓，生民涂炭，不集兵无以平寇，不增赋无以饷兵。勉从廷议，暂累吾民一年，除此腹心大患。”

实现“十面张网”战略计划的重任，落在三边总督和五省总理的身上。三边总督洪承畴能征善战，新任五省总理的王家祯却是个庸才，难以同洪承畴一起担当合力围剿的重任。因此，杨嗣昌特向明思宗推荐两广总督熊文灿来顶替王家祯。熊文灿，贵州永宁卫人，万历三十五年(1607)举进士，自诩知兵，实际上没有什么军事才能。崇祯初年，他在福建巡抚任上招抚了海寇郑芝龙，后升任两广总督，兼任广东巡抚，又借助郑芝龙的海上武装力量平定海寇锺凌秀、刘香。明思宗曾怀疑刘香未死，而且不知道熊文灿的为人，便派身边的太监以赴广西采办为名，前往广东秘密侦伺。两广物产丰饶，又是对外贸易门户，“文灿官闽、广久，积赀无算，厚以珍宝结中外权要，谋久镇岭南”。这次见到皇上派来的太监，他更是“盛有所赠遗，留饮十日”。就在招待太监饮酒时，太监谈到中原的“寇乱”，熊文灿就乘着酒兴，击案骂道：“诸臣误国耳。若文灿往，讵令鼠辈至是哉！”太监起立曰：“吾非往广西采办也，衔上命觇公。公信有当世才，非公不足办此贼。”熊文灿后悔失言，“随言有五难四不可”。但这个太监回朝后，还是在明思宗面前将熊文灿的胆识和才气吹嘘了一番，给皇上留下深刻的印象。杨嗣昌原先从未与熊文灿一起共事，对他并不了解。熊文灿的姻亲、礼部侍郎姚明恭，同杨嗣昌关系密切。“嗣昌握兵柄，承帝眷，以帝急平贼，冀得一人自助。明恭因荐文灿，且曰：‘此有内援可引也。’嗣昌喜，遂荐之。” 明思宗欣然同意，任命熊文灿以兵部尚书衔兼右副都御史，代王家祯出任五省军务总理。

经过一番紧张的策划和筹备，到崇祯十年(1637)十月，杨嗣昌认为增兵、增饷诸事皆已就绪，上疏请求明思宗下达围剿令，说：“臣计边兵到齐，整整在十二月、正月、二月为杀贼之期”，“下三个月苦工夫，了十年不结之局，是在我皇上赫然一震怒闻耳！” 明思宗急于平“贼”，毫不犹豫地批准了这个“三月平贼”计划，命从速付诸实施。

杨嗣昌的“十面张网”计划付诸实施之后，从崇祯十一年(1638)至十二年初，官军加紧对农民军的剿杀，并且取得了某些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