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谦益案与钱龙锡案的最大得益者是周延儒与温体仁。钱谦益案结束后，明思宗即于崇祯二年(1629)三月的一天午后，在文华殿单独召见周延儒，密谈至深夜。言官猜测皇上因钱谦益案而暂停会推阁臣，此番单独召见周延儒，可能是想让他入阁辅政，便纷纷上疏纠弹周延儒的劣迹秽行，借以阻遏他的入阁。明思宗一概不予理睬。到十二月，趁钱龙锡引疾辞职之机，突然下达特旨，授周延儒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崇祯三年(1630)二月加太子太保，改为文渊阁大学士。周延儒为扩大自己的势力，推荐姻亲吴宗达和温体仁入阁。明思宗认为温体仁孤立无党，朴忠可用，于六月间命他与吴宗达以原官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办事。接着，周延儒、温体仁又唆使锦衣卫佥书张道浚、工部主事陆澄源攻讦继李标为首辅的成基命，迫使他于九月辞官而去，周延儒遂一跃而为内阁首辅，明思宗赐少保衔，改为武英殿大学士。

为内忧外患所困扰的明思宗，擢用周延儒和温体仁，自然是希望他们能助自己一臂之力，挽狂澜于将倒，实现中兴之治。但是，周延儒和温体仁并不把国家民族和王朝的命运放在心上。在当时的众多社会矛盾中，阶级矛盾是主要的社会矛盾。正是阶级矛盾的尖锐，导致了明末农民战争的爆发，构成对明王朝统治的最大威胁。但是就在广大农民已经极端贫困的状况下，崇祯三年(1630)秋，兵部尚书梁廷栋因军饷不足，请求再增田赋，说“今日民穷之故，惟在官贪。使贪风不除，即不加派，民怨苦自若。使贪风一息，即再加派，民欢忻亦自若”。明思宗下令部议。户部尚书毕自严阿顺梁廷栋之意，“即言今日之策，无逾加赋，请亩加九厘之外，再增三厘” ，加征辽饷165万余两。作为首辅的周延儒和辅臣温体仁当然明白，百姓的穷困并不仅仅是官吏贪贿一个原因，何况梁廷栋在没有提出解决官贪的有效对策之前，即遽然加派辽饷，必然使本已愁苦不堪的百姓陷入更加愁苦的困境而怨恨和反抗，使阶级矛盾更加激化，但他们都默不作声，不曾表示反对。明思宗竟将他在即位诏书中所许诺的要设法解决“民艰”的诺言抛诸脑后，在当年十二月批准实行辽饷的加征，从崇祯四年(1631)起，每年的辽饷田赋部分数达667.9万余两 ，如果加上辽饷中的杂项如盐课、关税等，辽饷的总数则高达1029.9万余两 ，结果是“海内并咨怨” 。

周延儒与温体仁根本不顾国家民族和王朝的命运，整天想的是如何谋取一己之私利。周延儒当上首辅之后，大权在握，肆无忌惮。“（崇祯）四年春，延儒姻娅陈于泰廷对第一，及所用大同巡抚张廷拱、登莱巡抚孙元化皆有私，时论籍籍。其子弟家人暴邑中，邑民热其庐，发其先垄，为言官所纠。兄素儒冒锦衣籍，授千户，又用家人周文郁为副总兵，益为言者所诋。”

温体仁入阁比周延儒晚，资历也较周延儒浅，只能屈居其下。他表面上对周延儒毕恭毕敬，极尽谄媚，暗中却打着取而代之的算盘。为此，他一面对明思宗务为柔佞，以讨其欢心，一面则加紧拉帮结派，培植自己的势力。崇祯四年三月，吏部尚书王永光被罢官后，他即用自己的同乡亲信闵洪学顶替王，此后凡异己者皆令闵洪学以部议之名论罢，并起用想翻逆案之御史史、高捷、侍郎唐世济及副都御史张捷等，以为心腹。双方的矛盾，很快就发展为公开的冲突。

崇祯四年(1631)春季的会试，按照惯例，一般应由次辅温体仁主持。周延儒看到这是收揽名儒作为自己的门生、扩大自己势力的好机会，于是不顾公务繁忙，亲自出面主持会试。结果，将自己的连襟陈于泰列为殿试第一名状元，自己老友吴禹玉之子吴伟业列为会试第一名会元，名士张溥、夏日瑚等人也同时中了进士。温体仁对周延儒越例以首辅的身份担任主考官本就十分不满，他的党羽薛国观又打探到周延儒主考时的违规行为，便准备向其发难。据说周延儒曾事先嘱咐各分房考官在呈卷之前，偷看密封的号码，从中舞弊，吴伟业的本房考官李明睿就是受周延儒的指使，把吴伟业的试卷放在最前面，让评卷官员首先看到。薛国观便将这些情节透露出来，闹得舆论哗然。御史正拟上疏进行弹劾，老奸巨猾的周延儒抢先一步，将吴伟业的卷子呈给明思宗御览。皇上阅后，批了“正大博雅，足式诡靡” 八个字，表示赞赏。既然明思宗已表态，人们不好再说什么，此事便不了了之。

至闰十一月，周延儒贪污受贿、家人横暴的种种劣迹逐渐暴露，陕西道御史余应桂、山西道试御史卫景瑗等纷纷上疏弹劾。至崇祯五年(1632)二月，毛文龙旧部孔有德、耿仲明在登州发动叛乱，俘虏登莱巡抚孙元化，舆论更是哗然，人们一致把矛头指向重用孙元化的周延儒，认为促使孔有德等叛乱的罪魁祸首是周延儒。周延儒一再为自己辩白，甚至假惺惺地请求辞职。明思宗虽然下旨挽留，但对他的宠信已经开始动摇。温体仁正暗中组织力量，准备给予致命一击。周延儒却指使其亲信、兵部员外郎华允诚于六月间上疏，攻击吏部尚书闵洪学朋比为奸，驱除异己，说：“我朝罢丞相，以用人之权归之吏部，阁臣不得侵焉。今次辅体仁与臣洪学，同邑朋比，惟异己之驱除，阁臣兼操吏部之权，吏部惟阿阁臣之意，造门请命，夜以为常。”明思宗阅后觉得华允诚胆子太大，诘问他受何人指使，华允诚再疏，说：“体仁生平，臂涂颜，廉隅扫地。陛下排众议而用之，以其悻直寡谐，岂知包藏祸心，阴肆其毒。又有如洪学者，为之羽翼，遍植私人，戕尽善类，无人敢犯其锋者，臣复受何人指使？”明思宗原以为温体仁纯忠亮节，遂摘疏中“握定机关”之语，再令陈状。华允诚复上疏陈言：“二人朋比，举朝共知。”并列举具体事实以证之。明思宗由是隐约感觉到温体仁与闵洪学两人既为同乡，恐怕不能免除朋党之嫌，于是下令“夺允诚俸半年，而洪学亦旋罢去” 。这等于给两边各打五十大板，想借此止住双方的争斗。

但是，温体仁与周延儒的争斗并未因此而止息。崇祯六年(1633)正月，周延儒的连襟、翰林院修撰陈于泰借疏陈时弊之机，影射攻击温体仁。温体仁则指使宣府监军太监王坤疏劾陈于泰盗窃科名，牵连到周延儒。周延儒上疏乞请辞官，未获允准。二月，他即指使给事中傅朝佑上疏，说太监不当弹劾首辅，蔑视朝廷，怀疑其背后有邪恶奸人指使。吏部尚书李长庚率同列上言：“陛下博览古今，曾见有内臣参论辅臣者否？自今以后，廷臣拱手屏息，岂盛朝所宜有。臣等溺职，祈立赐谴黜，终不忍开内臣轻议朝政之端，流祸无穷，为万世口实。” 左副都御史王志道也写了一个慷慨激昂的奏疏，抨击内臣的越职行为。遣用宦官原是明思宗的主意，见到弹劾宦官的奏疏自然大为恼火。他又在文华殿召见廷臣，对王志道说：“遣用内臣，原非得已。朕言甚明，何议论之烦也。”王志道答曰：“王坤参及辅臣，故举朝皇皇，为纪纲法度之忧。”明思宗还是坚持：“朕见廷臣于国家大计不之言，因内臣在镇，未便作弊，故举王坤疏挟制朝廷，诚奸巧也。且文武各臣，朕未尝不用，因其蒙徇，勉用内臣耳。” 周延儒一看苗头不对，赶忙打圆场，说王志道之疏并非专论内臣，实际上是谴责臣等失职。明思宗火气渐消，令王志道退出文华殿；第二天，下令将王志道革职为民，并对周延儒说：“卿昨辩王坤疏，日后录入史书，甚是好看！”

温体仁见扳倒周延儒的时机已经成熟，便唆使刑科给事中陈赞化于三月间递上一疏，说他的同乡湖广副使张凤翼在崇祯四年(1631)夏曾对他提起一件事：有一年内阁收到一个将狱囚提出行刑的奏稿，明思宗也表示同意，但周延儒将原疏封还，皇上又同意停刑。周延儒即令武弁李元功去找那个狱囚，说停刑是周延儒的功劳，向他索要酬金。事后，周延儒还扬扬得意对辅臣李标说：“上先允放，余封还原疏，上遂改留，余有回天之力！看来今上是羲皇上人。” 所谓“羲皇上人”，是指传说中的伏羲时代的太古之人，讥讽不识时势、脱离实际之人。把当朝皇上称为羲皇上人，为大不敬之罪。明思宗大为震怒，下令将李元功逮入诏狱，并穷诘陈赞化疏中揭露周延儒所说的话是从哪里听来的。陈赞化说得之上林典簿姚孙渠、给事中李世祺，而副使张凤翼还曾对他复述过。明思宗更是怒不可遏。锦衣卫统帅王世盛对李元功严刑拷打，李元功死不认账。明思宗将王世盛连降五级，令其加强审讯。周延儒向温体仁求救，温体仁不仅不予回应，还暗中将同周延儒关系密切的官员罢黜殆尽。周延儒四面楚歌，被迫于崇祯六年(1633)六月引疾乞归。温体仁当即代皇上拟旨准其归里。

周延儒在与温体仁的倾轧中落马，眼看温体仁就要接替其首辅之职，心有不甘。他知道温体仁人品不行，廷臣都不愿让这种小人当政，便怂恿他们劝皇上重新起用同自己一起入阁、不久致仕的何如宠。何如宠昔日在内阁中的地位高于温体仁，如果被重新召回，温体仁升任首辅之路将被堵死。明思宗觉得何如宠操行恬雅，与物无竞，无党无派，是个可用之人，果然下诏命其从速进京。何如宠当年在内阁任职仅一年半，接到诏令，不禁回忆起当年辞职的情景：崇祯四年(1631)春，周延儒越例主持会试，让他充当副手。事后温体仁借机大加攻击，他连上九疏乞休，总算躲过了一劫。回到安庆桐城老家后，他曾向明思宗递上一疏“请时观《通鉴》，察古今理乱忠佞” ，实际上是劝皇上提防温体仁这种小人。如今皇上要他返朝复职，自己哪是温体仁的对手？于是赶紧上疏辞谢。但在皇上没有允准之前，他还得启程赴京。途中走走歇歇，尽量拖延时间，并多次上疏引疾推辞，希望能得到批准。见何如宠迟迟未能到京，刑科给事中黄绍杰对明思宗指出：“君子小人不并立，如宠瞻顾不前，则体仁宜思自处！” 言外之意是，温体仁应该主动辞官。明思宗觉得他太过放肆，把他降调外任。但何如宠坚决不入京，并递上第六个请辞的奏疏。既然无人肯出任首辅之职，温体仁也就如愿以偿地升任首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