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大数已终”，煤山断魂

崇祯十七年（永昌元年，1644）正月，李自成亲率大顺军主力渡过黄河到达山西平阳，明知府张璘然投降。二月初八攻占太原，然后北上，经过两天的激战，于二月二十二日攻占宁武，俘杀明总兵周遇吉。刘芳亮率领的南路军也于二月从蒲坂（在今山西永济西南蒲州镇）渡河，沿黄河北岸东进，进入河南怀庆地区。农民军的攻势如涨潮的怒涛，汹涌澎湃，迅猛地向畿辅地区逼近。明思宗不甘心明王朝的大厦在自己的手里崩塌，相继采取一系列措施，力图挽狂澜于既倒。

首先，诏令天下兵马勤王，以增强北京及周边地区的防御力量。明朝建立之初，就确立重京师、守冲要、实边防的国防思想，京师的防御是其重中之重。然而由于长期以来军政败坏，武备废弛，到崇祯末年京师的防务也是七零八落，百孔千疮。一方面是由于在崇祯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京师不曾发生战事，戈矛等武器装备长久不用，朽蚀严重，破损不堪；另一方面是兵员严重不足，京营禁军有相当部分被派往南方镇压农民起义未归，留在京师的又多系羸弱之卒。其中，稍微强壮一些的京营禁军只有5万，驻扎在城外；老弱残兵约五六万，负责城墙的防御。北京的城墙共有15.4万个城堞，一名士卒要看守好几个城堞，根本照管不过来。有人建议签发民兵，以弥补兵员之不足，但又担心他们不可靠，万一有人逃跑，就会起到连锁反应，后果不堪设想。二月二十八日，明思宗只得“诏征天下兵勤王” ，包括征调吴三桂入卫京师。但以陈演为首的阁臣，仍然坚持反对调吴三桂入关。三月初一日，“昌平兵哗，焚劫一空，宣府告急” 。三月初四日，诏封辽东总兵吴三桂为平西伯，平“贼”将军左良玉为宁南伯，蓟镇总兵唐通为定西伯，凤庐总兵黄德功为靖南伯，加山东总兵刘泽清秩一级（不久补封为平东伯）。三月初六日，“始弃宁远，征吴三桂、（蓟辽总督）王永吉率兵入卫。又召唐通、刘泽清入卫” 。吴三桂远在宁远，直到三月上旬才带领五千士卒和50万宁远汉人启程，十三日进入山海关。未等他赶到京师，京城已被大顺军攻破。刘泽清则拒不奉诏，大掠临清南下，远避至江淮一带。只有唐通在三月初七日率8000人到达京师，后被遣至居庸关设防，但不几天就投降了大顺军。

其次，派遣亲信宦官，监视各镇。二三月间，在大顺军的凌厉攻势之下，各地的文官武将纷纷投降，京师人心惶惶，进一步加重了明思宗的猜忌心理。于是，他再次派遣宦官分赴各镇，担任监督防范工作。二月下旬，即“命内臣监制各镇：太监高起潜总监关、蓟、宁远；卢惟宁总监通、德、临、津；方正化总监真定、保定；杜勋总监宣府；王梦弼监视顺德、彰德；阎思印监视大名、广平；牛文炳监视卫辉、怀庆；杨茂林监视大同；李宗先监视蓟镇、中协；张泽民监视西协”。兵部尚书张缙彦提出异议，认为“各处物力不继，而事权纷拏，反使督抚藉口”，但是明思宗“不听” 。三月初，又命太监杜之秩与定西伯唐通一起“守居庸关” 。但是，这些宦官不仅没能尽到监督之责，而且后来绝大部分投降了大顺军。

再次，下罪己诏，以图挽回人心。为了收拾人心，明思宗在二月十三日发布罪己诏，检讨自己继位17年来的种种过失，承认“胡（指满洲贵族）寇（指农民起义军）并急”，“罪非朕躬，谁任其责”；承认“使民罹锋镝、蹈水火”，“使民输刍挽粟，居送行赍，加赋多无艺之征，预征有称贷之苦”，“使民室如悬磬，田卒污莱，望烟火而无门，号泣风而绝命”，“使民日月告凶，旱潦洊至，师旅所处，疫疠为殃”，皆“朕之过也”；“至于任大臣而不法，用小臣而不廉，言官首鼠而议不清，武将骄懦而功不举，皆朕抚御失宜，诚感未孚”。诏书表示要“痛加创艾，深省夙衍”，今后将采取措施“惜人才以培元气，守旧制以息纷嚣，行不忍之政以收人心，蠲额外之科以养民力”。但诏书仍为加派辩解，声称“用兵征饷，原非得已”，各省值抚按官，要“亟饬有司，多方劝谕”，让百姓照数征缴，只有“擅加羡耗，朦胧私征，及滥罚淫刑，民不堪命者”，才“立行拿问”，并宣布“草泽豪杰之士，有恢复一郡一邑，便分官世袭，功等开疆；即陷没胁从之流，能舍逆反正，率众来归，准令赦罪立功；能擒斩闯、献，仍予通侯之赏” 。通篇除了一堆空话套话，并没有任何救民于水火的实质措施，因此根本不起什么作用。明代史学家谈迁曾一针见血地评论说：“当其时民莫苦于横征，率空言无指实。”他认为：“倘即减今岁田租之半，躬阅内府，尽出其所有金币珠玉等，尺寸过毋少斩，明示吏民以充禄饷，诛一二掊克之吏，锐意更始，而吏民不为感动者，未之有也。”

三月初六日，明思宗又发布了一个罪己诏，继续检讨自己在位17年来“年年征战，加派日多”，“贪官污吏，乘机巧取”，“将懦兵骄，莫肯用命”，“任用非人，养毒致溃”的罪过，并宣布与民相约：“钱粮剿饷已行蠲免，负买悉命停止。郡县官有私征私派，滥罚滥刑，朕不时密访以正其罪。”诏书还宣布：“除自成罪在不赦外，余伪官伪将有斩渠献城之功，即授侯爵，分别世荫贵赍，愿官者一体充用，不愿官者安插宁家。” 此时，全国的民心已彻底倒向农民军一边，明思宗想用纸上的甜言蜜语来扭转人心的向背，显然为时已晚，正如谈迁所说“此诏视诸二月壬申（十三日）（诏书），益加切矣，使移于昨冬，则远近闻之，或为感动。今剥床以肤，祸临俄顷，出都城一步，感怀疑易虑，其畴（通俦，即谁）为信之？”

明思宗心里自然明白，他所采取的这些措施，根本无法阻挡大顺军的凌厉攻势，况且吴三桂调入关内护卫京师，关外的清兵乘虚而入，北京也同样难以保全。南迁的念头，于是又不时在脑海里浮现。正月中旬，都察院左都御史李邦华又建议南迁。李邦华同李明睿关系密切，是李明睿出任左中允的推荐者之一。此前，他曾同李明睿商议过南迁之事，他问：“上亲行与东宫（太子）孰便？”意即如果南迁，是皇上亲行，还是太子南下监国为好？李明睿答道：“东宫少不更事，禀命则不威，专命则不敬，不如皇上亲行为便。” 不过，李邦华内心还是认为太子南下监国为妥。他“密疏请帝固守京师，仿永乐朝故事，太子监国南都” 。在召见首辅陈演时，明思宗拿出李邦华的密疏，对他说：“宪臣言是。” 陈演反对南迁，出宫后故意向外透露，引起了言官的竞相抨击。

南迁之议既然公开，李明睿便上疏阐明自己的主张。为掩人耳目，奏疏将南迁称为“亲征”，说：“今日所最急者，无如亲征。……日逐一日，优柔不断，天下大事，尚可为哉？”“南京有史可法、刘孔昭，此皆忠良，晓畅军务，可寄大事。皇上召与之谋，必能摧陷廓清，建中兴大业。”明思宗将他的奏疏交给廷臣速议，兵科给事中光时亨斥之为“邪说”，声言：“不斩明睿，不足以安人心！”李明睿再次上疏申辩：“臣劝皇上亲征，非臆说也。此皆圣帝明王英君谊辟不忍天下之阽危，冒白刃，犯锋镝，身先士卒，非好之也，有所大不得已也。……且臣之进言，为亲征也，而诸臣妄意为南迁。就使皇上发策南迁，此亦救时急着。唐时再迁再复，宋室一迁南渡，传国百五十年。若唐、宋不迁，又何有灵武、武林之恢复？又何有百五十年之历数哉？”明思宗览疏默然，召见光时亨而诘之，曰：“一样邪说，却专攻李明睿何也，显是朋党。”

还说：“光时亨阻朕南迁，本应处斩，姑饶这遭。” 南迁之议遂寝。

二月二十五日，驸马都尉巩永固（明光宗乐安公主之夫婿）入朝，明思宗询以“救时要务”，巩永固极力劝说皇上南迁，称愿“请卫驭以从，力可召募义兵数万，寇乱不难定也”。 二十八日，明思宗又在文华殿召见群臣，命“府部大臣各条战守事宜” 。左都御史李邦华与左庶子李明睿再次提出太子监抚南京及皇上南迁两个方案。李明睿固主张皇上南迁，说：“事前疏请亲征，为南迁也。”他见众论狐疑未有所定，慷慨陈言：“《易》云‘利用为依迁国’，《尚书·盘庚》皆言迁事，唐以再迁而再复，宋以一迁而南渡，诸君何所疑，而违言迁乎？”大臣皆错愕而未有应者，唯有少詹事项煜“请以太子监军南中”，与李邦华的计策相吻合。明思宗原本是支持李邦华主张的，后来几经琢磨，觉得由太子去南京监抚，自己还是难以逃命，且由太子监国，说不定会重演唐肃宗灵武登基的旧戏，认为还是实行李明睿之议为妥。明思宗想南迁，但又怕承担责任，希望廷臣特别是内阁首辅能出面陈请或支持南迁，然后施行。第二天，明思宗专为此事召见内阁辅臣，面带愠色地说：“宪臣有密奏，劝朕南迁，卿等看详来。”随手将李邦华的密奏递给辅臣，要他们当面表态。辅臣阅后却回奏：“昨东阁会议，有二臣亦主此论。”明思宗问是哪两位大臣，辅臣回答后，明思宗遂赌气地说：“祖宗辛苦百战，定鼎于此土。若贼至而去，朕平日何以责乡绅士民之城守者？何以谢先经失事诸臣之得罪者？且朕一人独去，如宗庙社稷何？如十二陵寝何？如京师百万生灵何？逆贼虽披猖，朕以天地祖宗之灵，诸先生夹辅之力，或者不至此。如事不可知，国君死社稷，义之正也，朕志决矣！”他说这一番气话，实际是想让阁臣转而支持李明睿的南迁主张，大臣们却担心皇上南迁而让他们辅佐太子留守北京，成为替死鬼；就算随驾南迁，一旦京师失守，自己也会因为支持南迁之议而代人受过。因此，他们都一味劝谏：“太子监军，古来尝有，亦是万世之计。”明思宗反驳道：“朕经营天下，十几年尚不能济，哥儿们孩子家，做得甚事！” 首辅陈演公开反对南迁，明思宗这次召见辅臣便故意撇开了他，他只得在二月二十八日乞求辞职。明思宗在这前一天就指责过他：“朕不要做，先生偏要做；朕要做，先生偏不要做。” 因此便批准他的辞职。继任首辅魏藻德，对南迁之议始终一言不发，令明思宗感到无可奈何。

三月初三，督师大学士李建泰自保定飞章上奏，乞请明思宗南迁，表示愿护太子先行。翌日，明思宗召对平台，对阁臣说：“李建泰有疏劝朕南迁，国君死社稷，朕将何往？”大学士范景文、都御史李邦华、少詹事项煜“请先奉太子抚军江南”，给事中光时亨大声斥责道：“奉太子往南，诸臣意欲何为？将欲为唐肃宗灵武故事乎？”所谓“唐肃宗灵武故事”，是指唐朝天宝年间发生安史之乱，唐玄宗逃往成都，宦官夹持太子李亨逃往灵武，拥立为帝，是为唐肃宗，尊奉唐玄宗为太上皇。光时亨引用此典，意在指斥主张奉太子南下抚军的大臣有拥立太子、架空明思宗之嫌。范景文等大臣一听，都吓得脸色煞白，浑身冒汗，默不作声。明思宗摇头叹道：“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为亡国之臣！” 拂袖而去。南迁之事，终因明思宗的优柔寡断、患得患失而不了了之。

李自成亲统的大顺北路军，在二月十三日攻占宁武后，乘胜进抵阳和，明兵备道于重华郊迎十里，具牛酒迎降。三月初六日，抵达宣府，镇守太监杜勋出城30里迎降。十五日至居庸关，监军太监杜之秩、总兵唐通投降，号称天险的京师“北门锁钥”向大顺军敞开了大门。大顺军顺利入关，向昌平挺进。刘芳亮率领的大顺南路军，在二月从河南怀庆向东挺进，经彰德、磁州（今河北磁县），畿辅的广平、顺德、河间，于三月下旬到达保定。督师大学士李建泰所率几百士卒向大顺军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