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传教士的东来与西方科技文化的传入

继唐代景教、元代也里可温教传入之后，欧洲的基督教在明末再次传入中国。

明末基督教传入中国，有着极其复杂的历史背景。在15世纪末16世纪初地理大发现后，西方殖民者不断向各地扩张势力，西方传教士也踏着殖民者之足迹，到各地传播基督教，充当其殖民统治的工具。在16世纪西方的宗教改革中，基督教内部产生了一个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教派即新教，中国称之为基督教，其势力在西欧北美得到迅速发展；而代表欧洲“封建制度的巨大的国际中心” 的旧教即天主教，在西欧北美的势力日益缩小。为了挽回旧教的颓势，西班牙贵族伊纳爵·罗耀拉组织了一个传教组织，于1540年获得罗马教皇保罗三世的批准，命名为“耶稣会”。耶稣会在西方无力与新教相抗衡，便转向东方发展。此时葡萄牙、西班牙殖民势力已经扩展到东方，耶稣会士就和他们结合在一起，到东方来开展传教活动。

1541年，耶稣会创始人罗耀拉的密友方济各·沙勿略，奉教皇之命，作为教廷的远东使节，随同葡萄牙新任的印度果阿总督，从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出发，第二年到达印度果阿。1542年，沙勿略由果阿去马六甲。1549年到达日本鹿儿岛。他在日本传教时，看到许多日本人信奉佛教，认为中国是日本文化和思想的策源地，要在日本布道就须先“感化”中国人，于是想进入中国传教。返回果阿后，他向葡萄牙国王提出到中国传教的计划，获准后，于1552年离开果阿，到达广东台山县的上川岛。由于当时明朝厉行海禁，他最终未能进入广州，而病逝于上川岛。

嘉靖三十二年(1553)，葡萄牙殖民者借口船只遭遇风暴，须上岸晾晒浸水的货物，买通广东地方官员，每年向他们“馈赠”白银500两，攫取了在我国澳门的居住权。万历元年(1573)，他们将500两白银改交明政府，获得在澳门的租借居住权。此后，澳门便成为耶稣会士来华传教的一个据点。耶稣会士于是纷纷来到澳门，陆续修建天主教堂，开展传教活动。尔后，便以澳门为基地，纷纷进入中国内地，开展更广泛的传教活动。这些传教士逐步意识到，中华文明是有别于欧洲文明的另一种灿烂文明，只有在尊重中华文明和掌握中国语言文字的基础上，通过学术交流和道德规范的互相仿效，才能达到使中国民众皈依的目的。而当时明朝经济发展，要略胜于工业革命取得显著成效之前的欧洲，国力较为强盛，多次成功地击败入犯的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的殖民势力。因此，来华的传教士不得不改变以往那种一手拿宝剑、一手拿《圣经》的暴力传教方式，而采取较为温和的传教方式。

最早提出这种较为温和的传教方式的，是意大利耶稣会士范礼安。万历六年(1578)，他受命为远东教务视察员，带领41名会士到达澳门。范礼安在澳门考察九个月后，提出了一个“文化适应”的传教新策略。

原先按照葡萄牙、西班牙的传教士在马尼拉和澳门传教的惯例，凡是领洗入教的中国人，都要变成葡萄牙或西班牙国人。不论是姓名、服装还是风俗都要学葡、西两国的式样。范礼安认为这种方式“不但是可笑的而且是无用的”。他主张，入教的“中国人固然仍旧是中国样子，西洋的传教士也都要‘中国化’” 。范礼安意识到中华文明的优越性，在他所撰写的《圣方济各·沙勿略传》中说：“中国可说是与东方其他王国都不一样，但它还要超过它们；这是整个东方最重要、最丰富的事物，它在若干方面，例如富强、完美方面，都与欧洲非常相似，在许多地方犹有过之。”因此，在中国，西方宗教不可能发挥取代或抹杀当地文明的效用，只有通过宣扬基督教对中华文明的辅佐和帮助作用，基督教才有在中国传布的可能。为此，他强调，进入中国传教应该“采取文化适应”策略，传教士不仅必须在学识和品德上都具有较高素质，而且必须中国化，学习汉语和中国典籍，熟习中国的礼仪和民情，用中国思想文化的观念来传播基督教。

但是，范礼安毕竟未能进入中国内地，未能亲身实践他所倡导的全新的传教策略。将这个传教策略付诸实施的第一人，是最早进入内地的耶稣会士罗明坚。罗明坚出生于意大利那不勒斯，于万历七年(1579)到达澳门，请一位中国画家教他中国语言，经过两年又两个月的刻苦学习，掌握了12000个中国文字，后来跟随葡萄牙商人四次进入广州，参加春夏的定期集市，设法接近广东的地方官员，并练习使用中国的语言，学习中国的礼仪。万历十年(1582)他通过行贿的方式，得到两广总督陈瑞的邀请，前往总督驻地肇庆居住。不久陈瑞被革职，他只好又回到澳门。第二年，他在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的陪同下，再次来到肇庆，并在新任两广总督郭应聘和肇庆知府王泮的帮助下，于第二年在肇庆城东崇禧塔附近建立中国内地的第一座天主教教堂和寓所。王泮送给教堂“仙花寺”和“西来净土”两块匾额，利玛窦将“仙花寺”的匾额挂在教堂正门的上方，将“西来净土”的匾额挂在圣堂之内，人们便将这座教堂称为“仙花寺”。罗明坚与利玛窦在仙花寺积极开展传教活动，并出版了罗明坚撰写的《天主圣教实录》，用中文宣讲基督教教义。他们的传教活动取得很大的成效。据统计，“在1584年（万历十二年）中，天主教信友只有三个；1585年，有十九或是二十个；1586年，有加上十个；1589年，有八十个” 。但罗明坚在肇庆传教的时间不长，他在万历十六年(1588)回国后再也没有来到中国。

早期进入中国内地传教的西方传教士，以利玛窦的成就最为突出。他出生于意大利的马塞拉塔城，1571年在罗马加入耶稣会，在耶稣会主办的学校学习哲学和神学，后来又在耶稣会训练东方传教团的学术中心罗马学院学习。1578年从里斯本乘船到达葡萄牙在东方殖民活动的重要据点印度果阿。在果阿居留4年后，受耶稣会负责东方教务的视察员派遣，跟随赴中国的传教团前往中国传教。万历十年(1582)利玛窦到达澳门，开始“学华语，读华书”，并改穿中国僧侣穿的袈裟。翌年，陪罗明坚到肇庆传教，并听从住在南雄的礼部尚书瞿景淳之子瞿太素之劝，脱掉袈裟，改穿儒服。他还以“与中国儒士交际当以学问为工具” ，向肇庆的官绅儒士介绍西方近代的天文、数学、理化等科学知识，同时努力学习中国文化，“苦心学习，请人指点，渐晓语言，旁通文字，至于六经子史等篇，无不尽畅其意义” 。后来，他先后迁居韶州（今广东韶关）、南昌、南京。万历二十八年(1600)与另一位耶稣会士庞迪我一起北上，到达北京，向明神宗献上圣像、大小自鸣钟、《万国图志》、西洋琴等30多件礼物。明神宗见大小自鸣钟的时针在嘀嗒声中不停移动，到正点时还会自动报时，惊喜异常，爱不释手，下旨在宣武门外拨给一块土地，准许利玛窦在那里建立教堂（今南堂），使之获得在北京居留、传教的合法权利。

利玛窦来到中国后，践行并发展了范礼安“文化适应”的传教策略。他尽量随从中国的风俗，穿中国服装（先穿僧服，后改穿儒服），吃中国饭菜，使用中国语言，研读儒家典籍，广泛结交中国的官僚士大夫，向他们介绍西方近代的科学知识，同时用儒家经典来解释天主教教义，甚至修改教规，允许中国教徒祭天、祀祖、拜孔，吸收他们入教。利玛窦的布道，得到了瞿太素、冯应京、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知名人士的热烈响应，他们都先后受洗入教；同时，也得到沈一贯、曹于汴、冯琦、李戴等一些官员的支持，他得以进入北京，在京城立足传教。

继利玛窦之后，来华传教的有意大利人熊三拔、艾儒略、罗雅谷，德国人邓玉函、汤若望，比利时人金尼阁等。他们基本上都采用温和的传教方式在中国传教。及至明末，在中国各重要地方几乎都建立了教堂，教徒有数万人。

纷至沓来的西方传教士，为中国带来欧洲近代的科技文化，在中国掀起了一股传播和学习西方近代科技的热潮。一些开明的士大夫和官员对此表示热烈的欢迎，一些守旧的士大夫和官僚却表示强烈的反对。署南京礼部侍郎掌部事的沈即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五月、八月、十二月连续三次上疏朝廷，强调“陪京都会，不宜令异教处此”^[1]。七月，派南京巡城御史孙光裕逮捕西方传教士王丰肃、谢务禄及中国教徒共14人。八月，又逮捕中国教徒8人。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极力营救未果。万历四十四年(1616)十二月，明神宗下旨，将王丰肃等西方传教士“递送广东，抚按督令西归”，在北京的传教士庞迪我“亦令归还本国” 。这些传教士大多躲到澳门，有的则藏到信教的士大夫家里。明神宗死后，与传教士关系密切的叶向高重新入阁主政，罢斥沈，这场南京教案的风波才告平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