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复社的崛起与周延儒的复出

在科举时代，读书应试，金榜题名，是士人踏入仕途的一条重要途径。明代的科举考试，生员应试要写八股文，不仅要熟读儒家经典“四书”与“五经”，还需熟练掌握八股文的文体与写作技巧。一些士子便想方设法四处寻师访友，互相切磋学问，交流学习心得，以求登入龙门。到明代后期，此风更盛，出现了许多以文会友、切磋制艺的文人社团。当时江南地区经济最为发达，文教事业最为兴盛，文人结社的数量也最多，著名的有应社、几社和复社等。

应社是天启四年(1624)由杨廷枢在常熟商业繁荣的唐市镇设立的，而对应社起着推进作用的则是张溥、张采。张溥，字天如，号西铭，苏州太仓人，崇祯四年(1631)举进士；张采，字受先，崇祯元年(1628)举进士，与张溥同里。张溥为应社规定了入社的标准：“先与乎其人，后与乎其文。为人之道，有一不及于正者，则辞之而敢就。” 他还为应社制定社约，规定：“毋或不孝弟，犯乃黜。穷且守，守道古处，在官有名节。毋或坠，坠共谏，不听乃黜。洁清以将，日慎一日。” 要求所有成员在家尽孝悌之道，在官恪守名节，不坠落（即不与横暴的宦官之类同流合污），否则要劝谏，不听则除名。应社以切磋制艺为宗旨，经常评选八股文。科举考试的八股文都从“四书”“五经”中命题，并以官方指定的程朱注疏为依据。要写好八股文，不仅必须掌握写作的技巧，更须准确理解“四书”“五经”的义理。张溥认为，八股文风靡一时，人们专以应考学习为事，却忘掉了“君臣父子之大行”的“六经”之法，这是招致当今政治和道德颓败的主要原因。因此，“尊经复古”乃是改革政治腐败的紧急要务，“应社之始立也，所以志于尊经复古者，盖其志也”。为此，应社的一些学者还做了专门的分工，“子常（杨彝）、麟士（顾梦麟）主《诗》，维斗（杨廷枢）、彦林（钱栴）主《书》，简臣（周铨）、介生（周钟）主《春秋》，受先（张采）、惠常（王启荣）主《礼记》，（张）溥与云子（朱隗）则主《易》” 。他们集古人之学说，加以批判检讨，力求给入社的初学者以正确的指导。不久，以应社为基础，扩大联络范围，又成立了广应社。

崇祯元年(1628)，张采考中进士，张溥也以明经贡入京师太学。在京期间，张溥广泛结交江南的江右、浙闽、松江及北方的燕、赵、鲁、卫等地的文社首领，与张采、杜麟征、王崇简等人，结成“燕台十子”之盟。这个同盟打出驱逐阉党余孽、复兴东林的旗号。后来几社的许多名士参加了这个同盟，因此这实际上也就是几社的前身。

几社是崇祯年间在松江设立的。参与创社的杜麟征、夏允彝、周立勋、徐孚远、彭宾、陈子龙，都是当时有名的青年才俊。他们为文社取名为“几社”，寓“绝学有再兴之几”之意 。这个“绝学”，指的是顾宪成在东林书院所倡导的儒家正统学脉。他们认为，由于王阳明心学的兴起，导致读书人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使儒家经学几乎成了绝学，因此必须再兴绝学，以承继儒家的正统学脉。这同应社致力于研讨五经之义，是不谋而合的。

崇祯元年(1628)冬，吴江知县熊开元重视文治，“进诸生而讲艺” 。当地文人联合吴、吕云孚、吴允夏、沈应瑞等，又成立了复社。

崇祯二年(1629)，张溥从北京回到太仓，应熊开元之邀，来到吴江。当地巨室吴及沈氏的子弟皆从之游，他也因此与复社建立联系，并调停复社与应社之间的矛盾，促使复社与应社的联合，进而联合江北的匡社、南社，中州的端社，松江的几社，莱阳的邑社，浙东的超社，浙西的庄社、闻社，黄州的质社，江西的则社、历亭社、席社、昆阳社、云簪社，吴门的羽朋社，武林的读书社，山左（明清时代山东的别称）的大社等，成立规模更大的复社。在熊开元的支持下，张溥在吴江的尹山主持召开了复社的成立大会，宣布该社的宗旨、条规和课程。他在讲演中说：“自世教衰，士子不通经术，但剽耳绘目，几幸弋获于有司，登名堂不能致君，长郡邑不知泽民，人材日下，吏治日偷，皆由于此。溥不渡德，不量力，期与四方多士，共兴复古学，将使异日者，务为有用，因此名曰‘复社’。”

复社立有统一的条规和比较严格的管理制度，具有较高的组织性。它以研讨八股为宗旨，网罗的大批文士又皆海内人望，文章堪称一流，经常切磋技艺，并通过各地的文社征集文章，编印选集，互相观摩，入社的士子常常金榜题名。崇祯三年(1630)乡试，就有杨廷枢、张溥、吴伟业、陈子龙、吴昌时等一批复社成员中举。崇祯四年(1631)会试，吴伟业、张溥、夏曰瑚、杨以任、马世奇、管正传、周之夔等人也都进士及第。此后，张溥又常利用自己的声望向有关官员推荐门下弟子，这些被推荐的弟子在乡试、会试中也每每名列前茅，“赖其奖擢成名者数十百人” 。因此，读书人纷纷请求入社，复社的规模迅速扩大，从初成立时的600余人扩增至3000余人，从而出现了鱼龙混杂的现象。复社除了举行定期的社集，还举办过几次大规模的集会，如崇祯二年、三年、六年的尹山大会、金陵大会、虎丘大会。其中，尤以崇祯六年的苏州虎丘大会规模最大。“癸酉（崇祯六年，1633）春，（张）溥约社长为虎丘大会。先期传单四出，至日，山左、江右、晋、楚、闽、浙以舟车至者数千余人，大雄宝殿不能容。生公台、千人石，鳞次布席皆满。往来如织，游于市者争以复社会命名，刻之碑额。观者甚众，无不诧叹，以为三百年来，从未一有此也！武陵、苕、霅之间为泽国，士大夫家备舱艎，悬灯皆颜复社。一人用之，戚里交相借托，几遍郡邑。” 。

复社自拟的条规以研讨制艺、“兴复古学”为宗旨，但其复兴古学要求“务为实用”，“凡为文之不关六经、当世之务，一切不为”。他们针对现实的需要，大力弘扬“古学”中的忠臣义士思想，倡导挺身而出与邪恶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同时弘扬“古学”中的经世济民思想，关注苍生的生存问题。其首领张溥公开声明，“吾以嗣东林也” 。他主张“以国事付公论”，反对以“私权”来定朝政。他强调，应该重视“文人”在议政中的作用，认为“文人之称，尊贵重大，不得轻也” 。这样，复社人士便不可避免地卷入当时的门户之争。官府中与东林有瓜葛的官员，一般都对复社持支持态度；而与东林少有瓜葛的官员，则与复社作对，出现了“执政大僚由此恶之” 的局面。

温体仁出任内阁首辅后，力图为阉党翻案而排斥东林，自然站到复社的对立面。“绿牡丹”事件，就是温体仁攻击复社的开端。此后，他一直使用各种手段，持续不断地攻击复社人士。他致仕后，继任首辅的张至发、薛国观也都不喜欢复社，致使陆文声状告张溥之案迟迟不能了结。直到崇祯十四年(1641)张溥英年病逝，还未结案。

通过这一系列事件，复社人士意识到，如果没有朝中大臣特别是内阁首辅的支持，他们孤立无援，在政治上便难有作为。因此，复社首领决定物色支持本社的官员出任内阁首辅。张溥在世时，就开始着手进行这一活动，他看中的人选是崇祯六年(1633)被温体仁夺去首辅之位而引归的周延儒。复社成员、已升任礼部员外郎的吴昌时给张溥写信，劝他怂恿周延儒复出。周延儒原是东林党人陈于泰的姻亲，早年在乡里与姚希孟、罗喻义等东林党人关系很密切；后来因攻击钱谦益而与东林党人结仇，下野之后颇有悔过之意，又逐渐接近东林党人，“颇从东林游”，复社人士认为他是可以争取的人选。周延儒还是张溥中进士的主考官，两人有师生之谊。张溥便出面与之谈判，对周延儒说：“公若再相，易前辙，可重得贤声。” 周延儒当即表示同意。张溥于是接受礼部侍郎的建议，为此展开积极的活动，帮助周延儒复出。

经过一番策划，张溥联络涿州冯铨、河南侯恂、桐城阮大铖等人，分别出资，“共费六万金” ，贿赂曹化淳、王之心、王裕民等太监，打通关节。吴昌时也四出活动，结交皇帝身边的太监，让他们在皇上耳边吹风，施加影响。张溥则亲自给周延儒写信，要他如能复出，必须办理“救时十余事”，包括蠲逋租、举废籍、撤中使、止内操等 。周延儒慨然应允：“吾当锐意行之，以谢诸公。” 但是，周延儒能否复出，关键还得看皇上的态度，自温体仁出局之后，明思宗虽然内外兼用，但不论是由翰林进入内阁的，还是由外僚擢入内阁的，没有一个首辅让他满意。许多大臣向明思宗推荐退休在家的周延儒，称他“颇有机巧，或能仰副” ，身边的太监也不时为他说好话。明思宗经过反复比较，觉得实在找不出合适的人选，也就表示同意了。

崇祯十四年(1641)四月，明思宗下旨，召前内阁大学士周延儒、张至发、贺逢圣入朝。张至发接到诏旨，想起当年致仕返里时，明思宗“不遣行人护行，但令乘传，赐道里费六十金、彩币二表里，视首辅去国彝典，仅得半焉”，感到寒心，再回顾崇祯朝诸多首辅的下场，特别是薛国观的赐死，更是不寒而栗，因而“四疏辞” ，拒不奉召。

在宜兴老家接到诏旨的周延儒，既喜又忧。喜的是终于等来了复出的机会；忧的是这次重新出山，能否善始善终，实在心里没底。接旨当晚，周延儒梦见已经病逝十年的夫人吴氏，极力劝止他复出，说复出没有好下场，他将信将疑，夫人曰：“不信吾言，可同我暂至一处。”周延儒随其前行，见一老僧，颈系一索，吓出一身冷汗而惊醒。不过首辅的权位对周延儒毕竟具有极大的诱惑力，他匆匆收拾行装，告别家人，还是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启程进京了。一路上风尘仆仆，薛国观之死的阴影始终无法从脑海中抹去，接旨当晚的梦境也不时在眼前闪现。走到山东境内，门生杨士聪亲到运河岸边，登船拜谒，他不禁意味深长地对杨士聪说：“自知再来必至祸及，而不敢不来！”

九月，周延儒抵达北京，出任内阁首辅。明思宗寄予厚望，寻加少师兼太子太师，进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期望他能力挽狂澜，助其实现中兴之治。进京途中，他不停地思考着张溥所提的“救时十余事”。入京后，亢直敢言的御史张肯堂又向他面陈捐租起废、清理冤狱之类的要务，他皆一一采纳。他将这些建议逐一加以梳理，提出自己的施政纲领，在首次觐见皇上时就作了简要的陈述，曰：“请释漕粮（明初的田赋通过大运河水运至京，称为‘漕粮’。万历初年张居正改革，规定全国田赋折收白银，但苏、松、常、嘉、湖五府的田赋仍然征收实物，以保障京师漕粮的供应）、白粮（明代向苏、松、杭、嘉、湖五府所征供宫廷和京城官吏食用的额外漕粮）欠户，蠲民间积逋，凡兵残岁荒地，减见年两税。苏、松、常、嘉、湖诸府大水，许以明年夏麦代漕粮。宥戍罪以下，皆得还家。复诖误举人，广取士额及召还言事迁谪诸臣李清等。” 明思宗皆忻然从之，并赐宴为之洗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