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埰、熊开元因为向明思宗进谏而获罪入狱，许多大臣感到愤愤不平，纷纷站出来为之求情。崇祯十五年(1642)闰十一月二十九日，明思宗在中左门召对内阁、五府、六部、科道等部门大臣，讨论抵御清兵事宜。临近结束，吏科都给事中吴麟征作为六科之长，首先站出来为姜埰说情，说：“同官姜埰干犯天威，亦皆臣等之罪。但姜埰作令清苦，居官勤饬，身体孱弱多病，伏望圣恩宽宥。”明思宗回答道：“目今敌骑深入将及两月，既不能御之于外，又不能胜之于内。”说着说着，竟掉下眼泪，一脸悲戚，接着说：“姜埰不遵朕谕，反来诘问，安得不重处。尔言官以言为职，当言的不敢言，敢于欺藐。二十四气之说，事同匿名（文书），见者尚当焚毁，乃屡见奏章，不得不于姜埰疏上一问。”吴麟征不好反驳皇上的话，只能说：“言官只管言，即言之当否，与称职不称职，自听朝廷处分。”随后，吴麟征又把话题转到熊开元身上，说：“顷熊开元亦以奏诘辅臣周延儒，虽是出位妄言，谚曰‘家贫思贤妻，国乱思贤相’，封疆事败坏至此，岂得不责备首辅，此亦人情所必至。”但明思宗硬说：“熊开元假托机密，阴行防谮，小加大，贱凌贵，渐不可长！”户部尚书傅淑训也站出来为姜埰、熊开元说情，明思宗一句“面谕甚明，不必申救” ，就把他们给顶了回去。

一向耿直敢言的都察院左都御史刘宗周仍不死心，接着站出来申救姜埰、熊开元。刘宗周，字起东，浙江山阴人，万历二十九年(1601)举进士，选为行人。他安贫乐道，敢怒敢言，曾入东林书院讲学，也曾参与邹元标、冯从吾的首善书院。昆、宣诸党攻击东林，他上疏说东林党的顾宪成、高攀龙等人“有国士风”，“攻东林可也，党昆、宣不可”。天启年间，刘宗周屡疏指斥阉党分子，推荐东林党人，每每遭到阉党的排挤，天启四年(1624)被削籍为民。明思宗继位后，崇祯元年(1628)冬召其为顺天府尹。他推辞不许，翌年九月入京，即上疏批评皇上求治太急。不久，后金八旗兵逼近京畿，又上疏说：“国事至此，诸臣负任使，无所逃罪，陛下亦宜分任咎。”后因病辞职。崇祯八年(1635)七月，内阁缺人，吏部推举孙慎行、林钎和刘宗周三人入阁。刘宗周固辞未允，于次年正月入京。当时孙慎行已死，他与林钎一起进见皇上，又当面批评明思宗“求治太急，用法太严，布令太烦，进退天下士太轻”。明思宗感到如芒刺背，命林钎入阁为大学士，而将刘宗周改任工部左侍郎。过了一个月，刘宗周再次上疏批评明思宗虽锐意求治，“而二帝三王治天下之道未暇讲求”。明思宗极为恼火，谕令阁臣拟严旨斥责。阁臣拟了四次，明思宗都不满意，又将他的奏疏反复看了几遍，觉得语气虽尖锐，但透着清直之情，于是降旨诘责一通，同时夸奖他的清直之情。当年十月，刘宗周又上疏，认为“朝政日隳，边防日坏”的祸根是“中官用事而外廷浸疏”，也就是重用宦官而内阁无为。前者是批评明思宗，后者是批评首辅温体仁。明思宗见疏怒不可遏，温体仁又上疏力诋刘宗周，明思宗遂下旨将其罢斥为民。

崇祯十四年(1641)九月，吏部左侍郎空缺，廷推不称旨，明思宗想起刘宗周，说“刘宗周清正敢言，可用也”。刘宗周固辞不允，翌年八月被擢为左都御史。冬十月，京师被兵。闰十月，明思宗在中左门召见廷臣，刘宗周又站出来申救姜埰、熊开元，奏曰：“陛下方下诏求贤，姜埰、熊开元二臣遽以言得罪。国朝无言官下诏狱者，有之自二臣始。陛下度量卓越，妄如臣宗周，戆直如臣黄道周，尚蒙使过之典，二臣何不幸，不邀法外恩？”明思宗答道：“道周有学有守，非二臣比。”刘宗周说：“二臣诚不及道周，然朝廷待言官有体，言可用用之，不可置之。即有应得之罪，亦当付法司。今遽下诏狱，终于国体有伤。”明思宗大怒，说：“法司锦衣皆刑官，何公何私？且罪一二言官，何遽伤国体？”刘宗周回答说：“锦衣，膏粱子弟，何知礼义，听寺人役使。即陛下问贪赃坏法，欺君罔上，亦不可不付法司也。”明思宗更是火冒三丈，大声喝道：“如此偏党，岂堪宪职！”停了一会儿，又说：“开元此疏，必有主使，疑即宗周。” 此话一出，大臣都惊呆了。佥都御史金光辰极力申辩，明思宗怒上加怒，命将其与刘宗周一并议处。第二天，下旨将金光辰贬三秩调用；将刘宗周革职，着刑部议罪。经阁臣恳救，乃免予议罪，贬斥为民。

明思宗指责锦衣卫都督骆养性“溺职太甚”，把姜埰、熊开元之案移交刑部审理。新任刑部尚书徐石麒认为骆养性并未失职，根据原告的审讯口供拟出“开元赎徒，埰调戍”的处理意见，不再审讯。明思宗大怒，将经办的一名司法官员除名，“石麒落职闲住” 。姜埰、熊开元便一直关在刑部狱中，直到崇祯十七年(1644)初，才将姜埰流放宣州，将熊开元流放杭州。

二十四气的匿名传单与姜、熊的案件，使吴甡“北党”与周延儒“南党”的矛盾日渐凸显，一向反对臣下结党的明思宗自然不会坐视不问。崇祯十五年(1642)三月，明思宗以襄阳、荆州、承天先后落入李自成农民军之手，召对廷臣，流着眼泪请内阁大学士吴甡前往湖广督师，但是吴甡提出这个条件那个条件，商议这个方略那个方略，迟迟不肯动身。明思宗极为恼火，说：“徐之，敌退兵自集，卿独往何益？” 到了五月，吴甡才被迫动身，过了一宿，又被叫了回来。吴甡惶恐不安，连上两疏引罪，遂许退休。走到半道，又遭辅臣陈演和骆养性的弹劾，被叫回京城，交三法司议罪，于十一月被谪戍云南金齿（在今云南保山南）。

周延儒也在劫难逃。崇祯十五年(1642)六月，兵部尚书陈新甲与清议和的消息泄露，朝廷上下闹得沸沸扬扬，要求明思宗从重惩处陈新甲。周延儒作为内阁首辅，明知议和是明思宗默许的，本应站出来替皇上承担责任，却始终保持沉默，迫使极好面子的明思宗下令处死陈新甲。明思宗也因此进一步看清周延儒的庐山真面目，对亲信大臣说：“朕恨其太使乖！”

当年十一月初，清兵越过长城墙子岭等处南下，京师戒严，周延儒拿不出御敌的方略，惊慌失措，只在石虎胡同集中几百名和尚、道士，搞了个“大道法场”念诵《法华经》的闹剧。崇祯十六年(1643)四月初，得知清兵在饱掠之后准备北撤，明思宗召集周延儒等辅臣，表示自己将挂帅亲征，周延儒及次辅陈演、蒋德璟先后跪地请求代皇上统兵出征，明思宗都大摇其头。待周延儒再次跪请督师，明思宗这才表示同意。周延儒不得不启程赶赴通州。他见清兵势大，根本不敢追击，只让明军士卒在道路两旁和清兵后面不时地鸣枪恫吓而已。当时天气逐渐转热，从小在东北山林里长大的清兵害怕炎热的天气，把抢劫来的金银财宝装载在车马之上，沿着涿鹿至天津300里的各条大道，浩浩荡荡地往北撤退。周延儒则躲在通州城里，和前来勤王的四总兵刘泽清、唐通、周遇吉、黄得功以及随征四臣方士亮、蒋拱宸、尹民兴、刘嘉绩等大摆宴席，饮酒作乐，并不时向朝廷奏捷。明思宗公然给他加封太师之衔，赐予银币、蟒袍。周延儒推辞了一番，最后许以辞去太师之衔。有山人题诗讥讽曰：“敌畏炎熇归思催，黄金红粉尽驼回。出关一月无消息，昨日元戎报捷来。”

过了几天，骆养性和宦官派到前线的情报人员回到京城，汇报周延儒在前线消极避战的实情，明思宗大为恼怒，令五军都督府及兵部审查议罪。周延儒自知罪行深重，自请戍边。明思宗说他“报国尽忱，终始勿替”，下旨：“许其驿归，赐路费百金，以彰保全优礼之意。”这样，周延儒算是免于一死，得以荣归故里了。在返里途中，他不时想起蒋德璟偷偷告诉他皇上说的一句话：“朕恨其太使乖。”“太使乖”，也就是太过精明、工于心计的意思。他记得蒋德璟将皇上这句话私下透露给他时，他曾对蒋德璟道出自己内心的秘密：“事如此英主，不使乖，不得也！” 侍候这样一位刚愎自用、猜忌多疑、极好面子、听不得逆耳忠言的君主，不使乖，又能怎样呢？他左思右想，怎么也想不出面对这样的君主能有什么更好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