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举棋难定的剿与抚

明思宗即位之初，将主要精力放在清除阉党、改革内政与整饬边防、抵御后金两个方面。他没有认识到由于封建专制统治的腐朽、大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恶性发展，造成土地的高度集中，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沦为官绅地主的佃仆。加上国家赋役征敛过于苛重，更使农民无以为生，只得四处逃亡，或者奋起反抗，从而导致阶级矛盾的空前激化，成为当时的主要社会矛盾。因此，在陕北农民起义爆发后，他也如其兄明熹宗那样，只把它当作历朝历代都曾发生的一般民变对待，既未采取有力措施来抑制大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恶性发展，减轻国家的赋役征敛，也未调动大军前往镇压，认为只要地方官员调遣当地驻军进行围剿即可扑灭。

出乎明思宗的意料，陕北农民起义的烈火自天启七年(1627)点燃之后，不仅没有被扑灭，反而越烧越旺。这是因为，陕西是当时社会矛盾最为尖锐的地方。陕西特别是陕北地区，土地贫瘠，生产落后，工商业很不发达，而王公、勋戚、官绅、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和官府的赋役征派又极苛重。例如，以厉民最甚的赋税加派来说，明廷规定不论土地肥瘠一律按亩均摊，陕西地广土瘠，加派不仅不因土瘠而稍减，反而因地广而增加，人民的负担比其他土地肥沃的省份要重得多。陕西历来又是自然灾害的频发之地，天启、崇祯年间更是灾荒连年。崇祯元年(1628)，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以为食。诸树惟榆树差善，杂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殆年终而树皮亦尽矣，则又掘山中石块而食。其石名青叶，味腥而腻，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 。在许多地区，死尸堆满山谷，臭气熏天。成群结队的饥民四处流浪，甚至“相聚为盗”。这就为明末农民大起义的爆发埋下了无数的火种。

陕西又是明朝的边防要地，延绥、宁夏、固原三个边防重镇驻兵多达17万人。明末国家财政亏空，军饷往往久拖不发，军士生活极为困苦。“临巩边饷缺至五六年，数至二十余万（两），靖鹵（虏）边堡缺二年、三年不等；固镇京运自万历四十七年(1619)至天启六年(1626)，共欠银十五万九千余两。各军始犹典衣卖箭，今则鬻子出妻；始犹沿街乞食，今则离伍潜逃；始犹沙中偶语，今则公然噪喊矣。” 崇祯二年(1629)三月，陕西户部侍郎南居益上奏：“延绥、宁、固三镇，额粮缺至三十六月矣。” 更把广大边兵的生活逼入绝境。陕西既是边防重镇，又是京城通往西北及西南交通孔道的必经之地，成为西北驿站的总枢纽，在驿站供驿的驿卒数量较多。明中期以来，由于吏治的腐败，驿递制度弊窦丛生，不仅大小官吏任意使用驿递，而且地方官还任意克扣驿站经费，贪污肥己，驿卒的报酬不断减少，既填不饱肚子，也养不起驿马。崇祯二年(1629)四月，刑科给事中刘懋上疏建议整顿驿递，以减少驿站的经费开支。明思宗即任命刘懋为兵科左给事中，专职负责驿递的整顿工作。第二年，在他的主持下，全国裁减了十分之一的驿站，裁减驿站经费65.572万多两，解部移作军用，使大批驿卒失业，失去了生活来源。潜逃的士兵和失业的驿卒便结伙行动，待到农民大起义爆发后，也都纷纷加入起义队伍，有的驿卒甚至当起了起义的组织者和指挥者，成为起义军的重要首领。

天启七年(1627)，陕西大旱，赤地千里，“土瘠赋重”的澄城县农民，本已被官府、富豪榨干了血汗，知县张斗耀仍加紧催征钱粮。二月十五日黄昏，被逼入绝境的农民以墨涂面，手执武器，冲入县衙的公堂。正在坐堂催征的张斗耀吓得躲进私宅，被追寻而来的农民郑彦夫结果了性命。官府严令镇压，“元凶未获，乱党渐擒”。明熹宗得报，下令“严擒首恶，解散党与” 。澄城县农民起义的爆发，很快得到陕西及周边广大饥民、边兵和失业驿卒的响应。崇祯元年(1628)，府谷王嘉胤与杨六、不沾泥（张存孟）聚众起义，不久与白水王二起义军会合，有众五六千人；另有王大梁起义于汉南，周大旺起义于阶州，王左挂、苗美起义于宜川，高迎祥起义于汉川，称“闯王”，王自用、混天王起义于延川，点灯子（赵胜）起义于清涧。当年十二月，从辽阳军中逃亡的神一元，也在延绥聚众起义。后来神一元战死，其弟神一魁继领其众。

就在这个风起云涌、群雄并起的年代，后来成为明末农民战争两大首领的张献忠和李自成，差不多同时登上了历史舞台。李自成，陕西米脂人，万历三十四年(1606)出生于米脂双泉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幼年曾入寺为僧，后为地主放羊。成年后应募到本县訚川（今宁夏银川）驿充当驿卒。崇祯三年(1630)因驿站经费裁减而离开，随即率领本村饥民投奔不沾泥的农民起义军，称“闯将”。张献忠，延安柳树涧人，也出生于万历三十四年，少年时代曾受过一些教育，粗通文字。青年时代曾当过延安府的捕役，常遭同事的欺侮，于是转而投奔起义。他每战辄先登，众服其勇，很快成为一支起义队伍的首领，自称“西营八大王”。

到崇祯三年(1630)，农民起义的烈火已燃遍陕西全境和甘肃东部、山西西部，大小起义队伍几十支，众达数十万人。其中，既有汉族百姓，也有许多回族和蒙古族民众。这些起义队伍，主要都以逐粮就食为目标，组织比较松散，战略战术水平也不高，遇到官军，胜则断续前进，败则退入深山穷谷中。

农民起义在陕北刚刚爆发时，地方官害怕朝廷追究责任，往往隐瞒不报。崇祯初年的陕西巡抚胡廷晏，遇到州县派人上报“盗贼”之事，就把来人痛打一顿，说：“此饥氓也，掠至明春后自定耳。” 意思是待到明春地上长出新的庄稼，这些流民有吃的，就不会闹事了。但是起义的烈火越烧越旺，实在隐瞒不住了，崇祯二年(1629)三月胡廷晏和延绥巡抚岳和声才不得不上报朝廷。当年二月，陕西三边（延绥、宁夏、甘肃三个边防重镇）总督武之望病死，哗变的士兵又放出谣言，说武之望不是病死，而是服毒自缢，也就是畏罪自杀。朝廷上下一片哗然，既深感陕西局势严重，不能不认真对待，但又都视陕西为畏途，谁也不肯接替武之望之职。陕西三边总督的接替人选迟迟无法解决，一拖几个月，吏部只好推举左副都御史杨鹤出任此职。

杨鹤，字修龄，湖广常德府武陵县（今湖南常德）人，万历三十二年(1604)举进士，历任洛南、长安知县，后擢为御史，因上疏直言无忌，遭到当事者的排斥而辞职。天启初年起为太仆寺少卿，擢为右佥都御史，又未改其耿直的秉性，毫无顾忌地为熊廷弼辩护而被魏忠贤除名。崇祯元年(1628)九月，明思宗起用他为左佥都御史，进左副都御史，杨鹤感激涕零。因此，当吏部会推他为陕西三边总督时，他没有推辞。明思宗在平台召见，询以平乱方略，他答曰：“清慎自持，抚恤将卒而已。” 崇祯二年三月，明思宗任命他为兵部左侍郎，代武之望总督三边军务。

杨鹤虽“素有清望，然不知兵” ，他看到陕西灾情严重，单靠武力镇压不能解决问题，而且当年冬天后金军队突入长城，本地边兵多被调往京畿勤王，兵力空虚，主张对起义军采取以抚为主、以剿为辅的政策。明思宗同意这个主张，在崇祯四年(1631)正月，下诏拨出内帑银10万两，令御史吴甡携往陕西赈济灾民。随即在一次廷议中，明思宗明确对诸多大臣表示：“寇亦我赤子，宜用抚。” 陕西境内的起义军，一时纷纷受抚，解散还乡。但10万两的赈灾款，不过是杯水车薪，“所救不及十之一” 。一些起义首领如王左挂、苗登云（苗美之叔）等，在投降后又被阴谋杀害。受骗的群众于是纷纷再起，明廷的招抚政策宣告破产。当年九月，明思宗下诏将杨鹤革职，第二年将他谪戍江西袁州（治今江西宜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