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定城破之后，刘芳亮留下部分兵力镇守，自己率领部队向京师挺进。与此同时，明思宗也部署京城的防守，决意做最后的挣扎。三月初二日，命太监及各官分守京师九门，令襄城伯李国祯提督城守。城内实行宵禁，昼夜巡逻，严缉奸细。除了朝廷派出的官员，其他官员及家属一律禁止出城。接着，以外饷不至、太仓久虚，下令各官捐资助饷，规定“凡在狱犯官，如曾缨、董象恒、侯恂、王志举、王永祚、陈睿谟、郑三阳七人，皆充饷赎罪”，又令百官助饷，按所捐数额升爵，“措饷及万者，建坊” ；由于百官助饷是自愿的，后来干脆改为按衙门摊派，规定每个衙门必须捐助若干，后又改为按官员籍贯摊派，规定各省仕京的官员必须捐助的数目，如江南8000、江北4000、浙江6000、湖广5000、陕西4000、山东4000之类，等等。 但是，宦官、勋戚和文武百官见内帑堆满金银，每当大臣请求发帑以充军饷时，明思宗却说内帑没有多少钱，不肯往外拿。因此，他们也都装穷，不愿往外拿钱充饷。勋戚中，只有太康伯张国纪捐出2万两银子，被晋封为侯爵。嘉定伯周奎是周皇后之父，明思宗派太监徐高劝他捐助12万两，给其他臣工做个榜样，周奎却说：“老臣安得多金？”徐高气得拂袖而起，曰：“老皇亲如此鄙吝，大事去矣，广蓄多产何益？”他不得已，才答应捐1万两。皇上嫌少，说至少得捐2万两。周奎派人入宫求助于女儿周皇后。周皇后暗中派人送去五千两，让他拿出家中的积蓄凑足数额，周奎却“匿宫中所畀二千金，仅输三千” 。太监曹化淳、王永祚捐至三万、五万。王之心是宦官中的第一富翁，明思宗要他助捐，他以“家计消乏”为词，仅捐出万金。其他宦官纷纷装穷，在门口贴上“此房急卖”的纸条，有的则把家中的雕镂玩好诸物拿到市场上出售，装出一副破家纾国难的样子。有的太监在宫阙壁上题诗，声称“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 。文武百官中，辅臣魏藻德仅捐五千两，其他官司员捐助几十两、几百两不等。陈演已被罢官，但尚未离开京城，明思宗要他捐资，他“极言清苦，从未向吏、兵二部讨一缺” ，无银可捐。据史籍记载，这次大搞捐助，“合百官、勋戚、内臣所助，共得二十万（两）” ，根本解决不了缺饷的问题。后来大顺军攻下北京，大搞追赃助饷，王之心就吐出银子十五万两，周奎被抄出现银五十三万两，陈演也献出白银四万两，追赃所得共有白银七十多万两，而大顺军从大内四十多个地窖中搜出的金银竟多达“几千百万”两，具体的数字，史籍记载不一。赵士锦《甲申纪事》说，当时内库“银尚存三千余万两，金一百五十万两” 。张正声《二素纪事》说，“李自成括内库银九千几百万，金半之” 。杨士聪《甲申核真略》说：“贼入大内，括各库银三千七百万，金若干万。其在户部外解不及四十万，捐助二十万而已。” 谈迁《国榷》说，李自成撤出北京时，“尽运金宝以入秦，驱骡马千计，括各库金共三千七百万有奇，制将军罗戴恩以万骑护之而西。初，户部外解不及四十万，捐助二十万有奇，而大内旧藏黄金四十余窖，内监皆畏先帝，不以闻” 。有学者认为，比较可信的说法，是白银三千七百万两，黄金一百五十万两 。明末的君臣，爱钱财胜过社稷，这样的朝廷哪有不亡之理！

三月十六日，明思宗召见文武大臣商议对策，大臣皆相顾不发一言。同一天，他又照例召对考选诸臣，以抵御满洲贵族和农民起义军的进攻以及军饷的筹措问题，挨次召对。召对尚未结束，内侍递进密封文书，明思宗一看，大惊失色，仓皇退入后宫。原来，这是一份报告昌平已于当天凌晨失守的塘报，它预示着大顺军即将兵临北京城下了。

三月十七日，大顺军自昌平进抵北京城下。驻屯城外由襄城伯李国祯指挥的京军三大营，一与大顺军接触，立即溃降，他们的火炮都落到大顺军的手里，成为大顺军攻城的利器。城里人心惶惶，不知所措。明思宗“仰天长号，绕殿环走，拊胸顿足，叹息通宵，大呼‘内外之臣误我，误我’” 。他仓皇召对群臣，群臣个个战栗无策，噤不发声。被赶上城墙守堞的士卒，饥不得食，也无心守御。至夜半三更，明思宗命驸马都尉巩永固领家丁护太子南下。按照规定，明朝的皇亲不得私藏武器。巩永固回答说：“臣等安敢私蓄家丁？即有，亦何足当贼？”

大顺军围攻北京之时，李自成在沙河巩华城设立临时总部，由大将刘宗敏担任前线总指挥，负责指挥攻城。三月十八日，大顺军将士架云梯猛攻西直、平则（今阜成）、彰义（今广安）三门，同时派遣在宣府投降的太监杜勋和在昌平投降的太监申之秀入城，与明思宗谈判，要求他主动逊位。明思宗犹豫不定，拖延不决。大顺军忍无可忍，在夜间攀城而入，占领了外城。明思宗徘徊殿廷，计无所出。太监张殷跑过来，对他说：“皇爷不须忧愁，奴辈有策在此。”明思宗忙问何策，答曰：“贼若果入城，直须投降，便无事矣。” 明思宗大怒，拔剑将他刺杀。而后与秉笔太监王承恩登上煤山（今北京景山）四处瞭望，见城外烽火蔽天，徘徊良久；回头又见正阳门上悬挂三盏白灯，按照京城的惯例，“正阳门悬白灯，自一至三，以表寇信之缓急” ，正阳门上悬挂的白灯多至三个，表明局势已经极为危急，大势已去，又返回乾清宫，布置应急后事。他用朱笔急书一道简短的谕旨：“令成国公朱纯臣提督内外诸军，夹辅东宫。”遣内臣送到内阁。然后命进酒，连饮数杯，叹道：“苦我民尔！”随即传令两宫及懿安皇后自尽。接着命人将16岁的太子、13岁的定王、10岁的永王送往勋戚周奎、田弘遇处，由他们助其逃亡。而后来到坤宁宫见周皇后已上吊自杀，又转到寿宁宫，见15岁的长平公主正在嘶声痛哭，他说：“汝何故生我家！”挥剑向她砍去，公主举起左臂一挡，左臂即被砍断，昏厥过去。接着，又到昭仁殿挥剑砍死了昭仁公主，昭仁公主是其幼女，“年六岁矣” 。出了昭仁殿，又折回南宫仁寿殿，命宫女逼懿安皇后张氏自尽。

逼令张皇后自杀后，已是深夜时分。明思宗召来提督京营的司礼监秉笔太监王承恩，换上轻便靴子，手持三眼枪，由王承恩领着持斧的数十名太监陪同，企图出城逃跑。他们出了东华门，走到齐化门（今朝阳门），想夹杂在百姓中混出城外，没有成功；又到安定门，同样碰壁而回。十九日，天刚破晓，大顺军已攻入内城。明思宗走投无路，与王承恩来到煤山，在衣襟前书写一段文字：“虽朕薄德匪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之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故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又书一行，曰：“百官俱赴东宫行在。” 然后与王承恩面对面地一起在寿皇亭畔的一棵大树上自缢身亡。两天后，人们在煤山发现明思宗的尸体。四月初，大顺政权派人将他与周皇后的遗体葬入昌平田贵妃的墓穴，这就是明十三陵中的思陵。明思宗之死，标志着统治长达277年的明王朝的覆灭。

清代官修《明史》称：“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 明太祖创建的明王朝高度强化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按照其《祖训》的规定，“一字不可改易” ，即一成不变地运转了二百多年，到明中后期已是弊端百出，无论是政治、军事还是经济都产生了深刻的危机。幸赖张居正的改革，才使明王朝的统治危机得到一定的缓解。但明神宗亲政后的倒行逆施，又将明王朝的统治推向了崩溃的边缘。不过，明王朝毕竟未亡于明神宗亲政之时，而是亡于明思宗之手。明思宗多次声称“朕非亡国之君”“内外诸臣误我”，把明亡的责任都推到文武大臣身上。毫无疑问，崇祯朝的许多大臣如温体仁、周延儒之流，对明亡负有一定的责任，但手握军国大政最后决策大权、“沉机独断”的专制君主明思宗，则应负主要的责任。

明思宗的确怀抱中兴之梦，在继位之初有铲除魏忠贤阉党集团之功，而且一生励精图治、勤于理政、生活俭朴、不近声色，并引进西方近代的科技文化，因而不乏赞誉。但是，他对宦官势力的斗争有其始而无其终，清除魏忠贤阉党集团不久，又重新起用身边亲信的太监，培植效忠自己的宦官势力，导致政局的混乱。而勤于理政、崇尚俭朴，不过是任何阶级社会最高掌权者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但仅仅具备这些基本素质并不足以治理好国家，更不要说挽回危局了。在封建社会，要想治理好国家，特别是挽回濒临危亡的局势，不仅要有远大的志向，而且必须具备深邃的目光、开阔的视野、高度的智慧、坚强的意志、果断的魄力和高超的治国能力，能够抓住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找到相应的解决办法，从而制定出长远的治国方略，采取妥当的政策措施。

明思宗虽有中兴之志，却缺乏治国理政的才干，没有认识到明末深刻的社会危机的根源所在，并找到挽回危局的办法。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明朝的各种社会矛盾日积月累，到明后期呈现纵横交错、急剧激化的状态。在东北地区，民族矛盾已成为主要的社会矛盾，但就关内的广大地区而言，则是阶级矛盾占据主要地位。而阶级矛盾之所以激化，则肇源于高度强化的君主专制政体的僵化腐朽，官吏的贪污腐败，土地的高度集中，赋役征敛的过分苛重，贫富差距的过度扩大，从而导致社会生产的严重破坏，人民生活的极端贫困。只有果断地采取措施解决这些问题，才能使社会生产得到发展，人民生活得到改善，阶级矛盾得到缓和，从而让起义农民放下武器，回到田地上进行耕作。这样，明廷才有可能免除后顾之忧，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抵御满洲贵族的进攻，进而寻求解决民族矛盾的对策，并解决统治阶级内部的党争（这种党争很大一部分是由如何应付农民起义和后金的进攻引起的）。

明思宗见不及此，未能采取有效的措施落实其即位诏中宣布的“吏治民生，求宜于变通”的诺言，大力解决导致起义频发的民生问题，而是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功利主义措施，满洲贵族打来了，就派兵抵挡，农民军崛起了，又出兵征剿，左右摇摆，举棋不定。四处用兵，需要巨额的军饷，但国库空虚，又不肯动用内帑，于是有辽饷的征派，剿饷的加派。兵力不足，又要加练精兵，于是又有练饷的加派。这种竭泽而渔、饮鸩止渴的做法，彻底剥夺了广大农民起码的生存条件，只能导致农民的大量逃亡或起义，使起义的烈火越烧越旺，而满洲贵族也就趁机加紧对明朝的进攻，使明廷更加难以应付。

不仅如此，明思宗自小在明末环境险恶的深宫里长大，养成刚愎自用而又多疑善变、急功近利而又优柔寡断、虚荣心强而又缺乏担当、专横残暴而又刻薄寡恩的性格，这导致他对许多军国大事的决策失误，措施失当。所有这一切，最终导致了明王朝的覆亡，而明思宗也就以有别于古来的以酒、以色、以暴虐、以奢侈、以穷兵黩武而亡的另一类亡国之君的形象，定格于史册之中。

2020年2月15日开笔

2021年5月3日杀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