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起义高潮的再起

崇祯十一年(1638)下半年到第二年五月，许多农民起义首领接受明廷的招抚，不肯受抚的少数起义首领也连遭挫折，躲进深山老林，起义暂时进入低潮，呈现沉寂的状态，“十年不结之局”似乎可以了结了。主持抚局的五省总理熊文灿是内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杨嗣昌推荐的，杨嗣昌便以知人善任而得意扬扬，喜形于色。满朝公卿都认为困扰多年的“流寇”问题已经解决，“天下无贼”，从此太平。正是基于这种盲目乐观的情绪，崇祯十一年冬，明思宗因清兵入塞，急调洪承畴、孙传庭率部入卫京师，清兵饱掠出塞之后，也未将这些边兵遣回原地。

但是，社会矛盾在继续激化。崇祯十年(1637)三月，杨嗣昌就任兵部尚书，提出对付农民军的“十面张网”的征剿方略，请求征派“剿饷”280多万两。明思宗批准了他的请求，说是“累吾民一年” ，即仅征收一年。不过，到了第二年，又打着“勉从廷议”的幌子继续征收，此后剿饷就成为固定的税收项目，直至崇祯十二年(1639)才停止征收。崇祯十一年(1638)冬，因清兵入塞，京师戒严，一些大臣建议多练边兵。翌年，在杨嗣昌的主持下，又做出抽练各镇精兵73万多名的决定。接着，根据总兵杨德政的建议，又决定在全国各地训练民兵，“府千，州七百，县五百，捍乡土，不他调” ，先在畿辅、山东、河南、山西实行，而后推行全国。要练兵，就得增加饷银，于是又决定增派“练饷”730多万两，明思宗照样批准执行。加上崇祯三年(1630)十二月为对付清兵的进攻，在每亩加征辽饷9厘的基础上增派3厘，于翌年开征，使辽饷额增至667.9万多两。辽饷、剿饷、练饷三项摊派共计1670多万两，超过常年国家财政收入一倍，人民因此怨声载道，“呼崇祯为重征” 。百姓负担不起，弃田逃亡的现象与日俱增，“饷加而田日荒，征急而民日少” 。崇祯十二、十三年，山东、河南、河北等地又接连发生旱灾、蝗灾，赤地千里，流民遍野，饿殍载道，更把贫苦农民逼入绝境。社会矛盾因而迅速激化，为农民起义高潮的再起提供了深厚的社会基础。

在熊文灿对农民起义军展开招抚攻势的时候，不仅李自成和革左五营的起义首领拒不投降，而且就是接受招安的张献忠和罗汝才等起义首领，也只是把“受抚”作为一种权宜之计，暗中做着再举义旗的准备。在谷城受抚的张献忠，不但拒不解散队伍，“人不散众，械不去身” ，也不服从熊文灿的调遣，而且制造战船，“买马制器” ，用屯田和征税的办法筹集粮饷，还招揽生员潘独鳌、徐以显，举人王秉真等下层知识分子，充当军师，教授《孙子兵法》，操练团营方阵及左右营诸法。他还暗中联络李自成、罗汝才，拨出部分骑兵及衣食、鞍马支援李自成。罗汝才在房县受抚后，不愿“受官领粮” ，也“不从解散之令” ，而是将部众分插于上庸（今湖北竹山）、房县、竹溪、保康等地，“带力以耘” ，屯粮积草。很显然，只要时机成熟，他们就将重举义旗，再度造反。

不少明朝官员看出张献忠、罗汝才的受抚是伪降，必欲除之而后快。崇祯十二年(1639)春，湖广巡抚余应桂致信熊文灿，亟“言献忠必反，可先未发图之” 。书信被张献忠的巡逻哨兵截获，张献忠将其誊抄，发给郧阳巡抚戴东旻转告熊文灿。熊文灿上疏弹劾余应桂破坏抚局，余应桂被逮捕遣戍。此事既使张献忠加强警惕，也促使杨嗣昌加快进剿张献忠的步伐。当年三月，清兵北撤出塞后，杨嗣昌就把目光投向张献忠。四月初，他和熊文灿都上书明思宗，指出张献忠必反。四月下旬，杨嗣昌经与熊文灿密谋，决定趁北方边境暂时安静的时机，抽调大批官军秘密向郧阳、襄阳地区集中，力图一举歼灭张献忠起义军。他一面派人刺探张献忠营内兵力的数量、强弱以及人心的向背；一面檄调随洪承畴入援的甘肃总兵柴时华、宁夏总兵祖大弼所率的部队前往湖广，归熊文灿指挥，但柴、祖皆以各种借口不肯就道。杨嗣昌又奏请明思宗下令，命陕西总督郑崇俭出师关洛，向郧阳、襄阳移动；四川巡抚傅宗龙统川军入郧，配合熊文灿麾下的左良玉、张任学、陈洪范、龙在田等部，分路并进，包围谷城，拟出其不意地偷袭张献忠。张献忠密切注意官军的行动，决定先发制人，重新举起义旗。

就在明廷调兵筹饷之时，张献忠于崇祯十二年五月初九日，率部再举义旗。他轻而易举地占领谷城县城，在通衢大道上张贴告示，宣布“自己之叛，总理使然” ，并公布熊文灿和其他官员向他索贿的数量、日期，既揭露明朝统治的黑暗，也申明自己重新起义的正义性。为了避免官军的包围，张献忠决定向西挺进，同罗汝才等部会合。五月二十三日，张献忠部到达房县，罗汝才、白贵、黑云祥等三部起而响应，于二十八日联合攻占房县。均州一带“受抚”的农民军除王光恩外，也群起响应，但他们后来又投降了官军。

谷城、房县起义的再起，宣告了明廷的招抚与偷袭的失败。熊文灿感到大祸临头，立即向朝廷密疏自辩，遭到言官的弹劾。明思宗悔不当初，下令革去熊文灿的所有官职，令其立功自赎。熊文灿接到圣旨，不及审时度势，就强令总兵左良玉率部进剿张献忠。左良玉认为房县一带尽是大山，路途险阻，运粮不易，不应匆忙前去追击。熊文灿为了赎罪，仍坚持要他进兵。左良玉只好让副将罗岱打前锋，自己率部继后。走了两天，粮食就接济不上，只得采集野果、树叶，甚至宰杀马匹充饥。张献忠、罗汝才以逸待劳，在房县西80里的罗山（又名“罗猴山”）埋下伏兵，故意先败二阵，诱敌深入，待官军进入埋伏圈，即奋起冲杀，一举毙敌数百人，俘斩了罗岱。左良玉带着百余名残兵败将突围逃出，军符印信尽失。明思宗闻讯，异常恼怒，下诏逮捕熊文灿治罪，令左良玉降三级，随军戴罪立功。

杨嗣昌是熊文灿的举荐人，熊文灿遭皇上治罪，使他惶恐不安。崇祯十二年(1639)八月，新任兵部尚书傅宗龙抵京，杨嗣昌向他移交部务后，上疏请罪。明思宗批示，着杨嗣昌“还内阁”，继续留任大学士。杨嗣昌再次上疏请罪，尽管疏中并未自请督师，明思宗却命他以礼部兼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的官衔就任督师，“仍赐尚方剑，督师各省兵马，自督、抚、镇以下俱听节制，副、参以下即以赐剑（军法）从事” 。九月初四日，明思宗特在平台召开御前会议，讨论有关进剿农民军的各种问题。会议结束，诸大臣退出后，明思宗独留杨嗣昌进行密谈，强调“张献忠曾惊祖陵，决不可赦，其余剿抚并用” 。随后赐给杨嗣昌精美黄金100锭、大红纻丝衣料4套、斗牛服1袭、赏功银4万两、银牌1500副。过了两天，杨嗣昌入宫向明思宗辞行，明思宗还特地设宴为之饯行，并赐给亲题的御制诗一首，曰：“盐梅今暂作干城，上将威严细柳营。一扫寇氛从此靖，还期教养遂生民。” 盐味咸，梅味酸，均为调味所需，亦喻指国家所需的贤才。此诗把杨嗣昌比作周代征伐狁有功之方叔、汉代平定八王之乱之周亚夫，期望他马到成功。杨嗣昌感激涕零，便于九月初六离京，二十九日到达襄阳，进入熊文灿行营。未几，熊文灿被逮捕，并押解赴京，坐以大辟。十月初一，杨嗣昌召集诸路将领，研究进剿方略。其时，李自成隐匿于湖广、四川、陕西三省交界的山区，比较活跃的农民军主要有张献忠部、罗汝才部和革左五营，以张献忠部势力最大。杨嗣昌根据明思宗的密谕，决定首先围剿张献忠部，而对罗汝才等部尽可能采取招抚政策。他意识到，为了集中兵力打垮张献忠部，必须改变以往各路官军进山不一的战法。考虑到自己虽然位居高位，但毕竟是文官，为了防止武将跋扈，不听调遣，需要有一位实力强劲的将领来充当自己的助手。于是，他在十月初五上疏，请求任命左良玉为大将，挂平贼将军印，赋予指挥其他参与进剿的各镇总兵的权力，得到明思宗的批准。崇祯十三年(1640)闰正月，杨嗣昌命令诸道进兵，并派人到湖北、河南、陕西、四川等地张贴榜文，悬赏通缉张献忠，许诺“能擒张献忠赏万金，爵通侯”。张献忠针锋相对，命人散发传单，上写“有斩阁部来者，赏银三钱” 。

罗山大捷后，张献忠、罗汝才于崇祯十二年(1639)九月分别行动。张献忠由湖广西进，转入川陕交界地区。杨嗣昌估计实行追剿后，张献忠会折入陕西，因而命令左良玉以主力进驻陕西兴安（今陕西安康）、平利，而遣偏师3000入蜀，并命陕西总督郑崇俭率副总兵贺人龙、李国安从汉中入川，参与追剿。但左良玉不同意这个部署，认为只让自己遣偏师参与追剿，未必能够奏效，而张献忠也未必北上陕西，万一向西进入成都平原，就难以控制。因此，他拒绝执行杨嗣昌的命令，而于崇祯十三年二月初一日率部入川。二月初七日，左良玉与郑崇俭部合兵，在太平（今四川万源）玛瑙山同张献忠展开一场大战，大败张献忠，“斩首千三百余级，擒献忠妻妾” ，俘获潘独鳌等人。左良玉虽然没有执行杨嗣昌的命令，令杨嗣昌感到不快，但能大败张献忠，他还是飞章向朝廷报捷，明思宗颁赐白银5万两（后又追加内帑银1万两）、锦帛1000匹犒赏三军，并加左良玉太子少保衔。三月初五，明思宗还给杨嗣昌发去一道手谕，曰：“卿自昨年九月初六日辞朝至今，半载有余矣，无日不悬朕念，与行间将士劳苦备尝，而须发尽白，深轸朕怀。又闻卿调度周密，赏罚严明，深慰朕平寇安民之意。” 乃赐给斗牛服1袭、鞍马2副。

张献忠败走玛瑙山之后，左良玉紧追不舍。情急之中，张献忠心生一计，派亲信马元利携礼物去见左良玉，对他说：“献忠在，故公见重，公独不思之乎？公听所部多杀掠，而阁部（杨嗣昌）独专，无献忠，即灭不久矣！” 此前，杨嗣昌因不满左良玉未按自己的部署行事，曾写信同新任兵部尚书陈新甲商量，拟用陕西总兵贺人龙取代左良玉挂平贼将军印。陈新甲将此议上报后，得到明思宗的批准。朝命下达后，陈新甲又请求朝廷收回成命，以免影响左良玉与自己的关系。这种出尔反尔的做法，既得罪左良玉，又得罪贺人龙，遂“失二帅之心” 。这件事在左良玉心中留下浓重的阴影，现在听马元利一说，不觉心动，便佯称有病在身，在竹山一带按兵不动，听任张献忠率领残部逃逸。杨嗣昌无可奈何，只得去信好言相劝，并谎称以贺人龙取代左良玉挂平贼将军印系出兵部的主意，他曾出面加以制止。但贺人龙因恨杨嗣昌出尔反尔，早已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了左良玉。因此，不管杨嗣昌如何催促，左良玉就是安卧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