脆弱的平衡

宣宗将家国重担交给母亲打理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十分明白母亲的能力。事实上，在整个宣德年间，他时常就家国问题询问母亲的意见。他的父亲仁宗在位时，也经常与她交流朝政，问问她对重要大臣的看法，尽管这种做法违反了后宫不得干政的传统。《明史》记载了下面这个故事：

宣德五年（1430年）二月某日，张辅与“三杨”及金幼孜等一同觐见张太皇太后（当时还是张太后），并接受其赏赐的酒馔以及言语上的褒奖。隔了几日，宣宗向杨士奇转述她对几位大臣的看法：“皇太后……称赞你们工作尽心尽力。她说，张辅是一介武臣，深明大义。蹇义（吏部尚书）性格稳重，但有些优柔寡断。你（指杨士奇）为人正直，说话不避讳，不说假话，虽然先帝有时会因为你的话而不高兴，但最终却会听从你的意见。” 3

张太皇太后确实没有辜负英年早逝的儿子对她的期待。当时朝野有流言说，她想立自己的另一个儿子、时年29岁的襄王（宣宗的亲弟弟）朱瞻墡为帝。但她用行动证明了自己：她遵照宣宗的托付，把尚在稚龄的孙子扶上了皇位，并且尽心辅佐；还以“毋坏我祖宗法”为理由，拒绝了左右侍臣提出的垂帘听政的建议；更为难得的是，她以身作则，严厉约束自己的亲戚，不许外戚干预政事。她对自己的两位兄弟（彭城伯张昶以及都督张升）说过这样一番道理：“身为国戚，要想长享富贵，就要谨守礼法，不能逾越本分。若是不知礼法，有失分寸，朝廷一定不会因私废公。你们要记住这一点！” 4 因此，即便是杨士奇以张升有贤能而荐举他，太后也没有批准。 5

关于正统初年的决策体系，《明通鉴》有这样的表述：“朝廷大政，群臣白太后（即禀告太后），太后悉令送内阁，俟杨士奇等议决而后行。” 6 《明纪》的说法则是：“（太后）推心任杨士奇、杨荣、杨溥。有事遣中使诣阁咨议，然后裁决。” 7

无论如何，张太皇太后的存在与努力，确保了英宗朝最初几年的运行基本延续了宣德年间的风格，大变未生，朝局比较稳定。“三杨”主持的内阁，与金英、范弘、王瑾主持的司礼监之间，继续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关系。

但这种平衡关系是脆弱的。一方面，杨士奇、杨荣、杨溥三人年事已高，英宗即位时，分别已是69岁、64岁和63岁；更糟糕的是，他们没有培养出强有力的接班人。可是，由于内书堂的存在，在10年的时间里，宦官人才正在不断涌现。而且不难想象，他们学习的一定是最实用的知识，而不是玄妙而空洞的理论。因此，朝堂内阁与内廷宦官，实力一减一增，影响深远。

事实上，除了金英、范弘、王瑾三人，在宣德年间的中后期，已经出现诸如杨瑛、林景芳、李和等一批备受宣宗宠信的宦官。例如，宣德五年（1430年）十月，宣宗离京巡饬边备，临行之前，他敕谕留守北京的丰城侯李贤、都督张升、兵部尚书张本，以及都察院右都御史顾佐等人要好好当家，并叮嘱他们，若是遇上紧急机务，则要与太监杨瑛等商量。同时又敕谕太监杨瑛、林景芳、李和等人好好看守皇城内外，约束好内府各监局等衙门的内官、内使，凡事要与丰城侯李贤等同心计议，千万不要固执己见，耽误大事。 8

宣德九年（1434年）十一月，宣宗再次率师巡边，又敕谕留守京师的武定侯郭玹、西宁侯宋瑛、都督张升等人，如果遇到紧急机务，一定要与太监杨瑛等人仔细商议施行，千万不要因为偏执而怠慢事机。同时又命太监杨瑛、李德、王振、僧保、李和等提督皇城内外一应事务。 9

因此，当张太皇太后于正统七年（1442年）去世之后，原先那种微妙而脆弱的平衡被打破，宦官干政甚至主政的局面逐渐形成。

在张太皇太后去世之前，杨荣已经于正统五年去世。其后，在正统九年（1444年）和正统十一年（1446年），杨士奇与杨溥又先后去世。杨溥去世后，内阁成员主要是曹鼐、陈循、马愉三人，其总体实力与“三杨”相去较远。

或许正是出于对这种实力对比的变化趋势的担心，英宗即位当月，“三杨”便说动张太皇太后撤回了13个布政司的镇守太监。 10 内阁首辅杨士奇还提出几项重要的建议，例如，“分遣文武镇抚江西、湖广、河南、山东”，“罢侦事校尉”，“慎刑狱”，“慎选宫中朝夕侍从内臣”等，以期遏制宦官势力的发展势头。 11 但这些建议并没有完全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