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巡捕

到了成化年间，锦衣卫的职权范围又有了扩充，开始正式提督京城巡捕事宜，而这原是五城兵马司的职责。 15

五城兵马司设于洪武六年（1373年）。该年六月，太祖在南京清凉、马鞍等城门设置了兵马指挥司。 16 17年后，兵马指挥司进行了机构改革，原南城兵马指挥司改为中兵马指挥司，聚宝门外为南城兵马指挥司，正阳门里为东城兵马指挥司，清凉门里为西城兵马指挥司，唯有北城兵马指挥司照旧。于是，五城兵马司正式建立起来，每司设正六品指挥一名，正七品副指挥四名，吏目四名。 17

永乐二年（1404年）二月，成祖设立了北京兵马指挥司，设指挥一名、副指挥四名、首领官吏目一名。五年后再下诏，欲仿照南京之制，在北京增设五城兵马指挥司。他的理由是，京师地大人多，其中既有君子，也有小人，小人总是作奸犯科，若纵恶不治，君子们的日子就不好过了。若只设一处兵马司，有巡察不周的缺陷，故应该效仿南京之制，增设五城兵马司。成祖还说，授官时一定要选对人，否则百姓就更遭殃了。 18 正六品兵马司指挥的主要职责是巡捕盗贼，也处理一些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杂事，例如清理街道、沟渠及消防安全等。 19

一套“讥察奸伪”的制度随后得以确立。例如，每天晚上，兵马司官兵在领取巡牌之后，要巡视城门的安全，核查夜行者的身份； 20 每逢使臣进贡到京，该司官兵要密切关注其动向，禁止商户、夷人私自交易；发现可疑的人与事，有权进行调查； 21 京城里的客店，要逐日仔细填写住店客商的姓名、人数和起程时间，到了月底，还要去兵马司接受检查。 22

可是，即便有了这套看似严密的制度，京城盗案仍是频频发生，而且总是很难破案。永乐十一年（1413年）三月，六科给事中在一份奏本中抱怨，近来京城多盗，皇上命五城兵马司缉捕，可过去了一个多月时间，一个盗贼都没有捕获。监国太子（未来的仁宗）在下发给五军都督及各卫指挥官的谕旨中语出惊人：“近获劫盗，多是军校及功臣家人。”太子警告这些高级军官，若其下属或家人再犯，将一并问罪。 23

但情形并没有变得乐观起来。盗匪们似有通天手段。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三月，有盗贼潜入南京大祀坛天库，盗走三件用于祭祀活动的珍贵玉器，包括两件用于礼天的苍璧，以及一件用于礼地的黄琮。 24

尽管在宣德元年（1426年）正月，五城兵马司各增加官军百人以协助捕盗，且布告称要重赏捕盗者，可其破案效率依旧没有改善。6年之后，监察御史揭稽劾奏五城兵马司官员多为柔懦无为、贪暴不律、欺善怕恶之辈，指责他们对有权有势人家的奸弊作为不闻不问，对无权无势的寻常人家则百般刁难骚扰。 25

正统年间，礼部尚书胡濙的官印甚至被盗三次。前两次被盗，英宗宽宥了他的过失。正统三年（1438年）七月左右，其官印第三次被盗后，胡濙被关进监狱。他的狱词呈上不久，盗印者即被抓获，竟然是在礼部任职的办事小吏。最终，胡濙被释出狱，参与捕盗的锦衣卫官校千户高英等9人则得到奖赏。 26

除却为官者监守自盗、渎职无为的因素，自然灾害以及诸如战事、内乱等因素引致的经济萧条，更是滋生盗贼的温床。因为饥荒，景泰六年（1455年）十月的京城就窝藏了大量的盗贼。《明英宗实录》写道：“时京城内外饥，强盗肆行，白昼杀人掠财。” 27 有趣的是，景泰七年的春节期间，礼部尚书胡濙又一次被盗，只是这回被盗的不是官印，而是家财。景帝听说了这件让朝廷脸上无光的事情之后，十分生气，以致下诏，如果不能捕获盗贼，就让五城兵马司的官员自掏腰包，赔偿被盗财物。 28

让锦衣卫官员与御史一同提督五城兵马司缉盗，显然是试图完善京城巡捕制度的尝试。其实，在成化以前，缉盗已是锦衣卫的重要职能，前面章节已提过不少因为捕盗有功而被擢升的例子，例如宣德年间的马顺，以及景泰年间的刘敬。

发生在正统五年（1440年）的一起案件颇富戏剧性。《明英宗实录》记载，在北京通州张家湾一带，有一伙强盗十分活跃，各立郎头铁脸、阎王太岁、先锋土地等名号，他们总是在码头出没，欺侮百姓，吓骗财物，肆恶恃强，无人敢问。正统五年三月，锦衣卫官校奉旨出动，将这伙强盗一网成擒，并交付三法司审讯。三法司依法给出了“赎罪宁家”（即缴纳钱物赎免罪行）的处理意见。但英宗不同意；他说，这伙强盗罪孽深重，岂可以常律处之？于是皆杖刑一百，与妻小一起发配戍边，如若再犯或者逃跑，则一律处死。 29

在缉捕盗贼方面，锦衣卫与五城兵马司也早有合作。正统二年（1437年）七月，阅毕监察御史成矢上呈的有关鞑官军校、勇士人等强占百姓田地，以及相聚骑射、强掠民财的奏本后，英宗即下诏命锦衣卫与五城兵马司分头缉捕，捕获后严惩不贷。若地方被劫掠而官校无动于衷乃至于纵容者，也要治罪。 30

御史奉命“严督”五城兵马司的做法亦早已有之。宣德九年（1434年）正月，都察院佥都御史吴讷即奉命“严督五城兵马捕盗”。 31 景泰七年春节期间，礼部尚书胡濙家财被盗后，景帝亦曾下诏，命御史提督锦衣卫官校及五城兵马缉捕盗贼。

正统元年（1436年）五月，十三道监察御史李辂等上书陈奏十事，第八条即提议锦衣卫“巡视逮治”五城兵马司不务正业的官兵，因为这些官兵非但不巡视街衢、捕获奸盗、点视更铺、缉访事情，还纵容弓兵在街市寻衅生事，甚至强取米果、蔬菜等物。对于李辂等人的提议，英宗命朝臣一同商议，“颇采用之”。 32 事实上，巡视逮治不法官兵本来就属于锦衣卫的职权范围。

无论如何，若史籍记载属实，直至成化年间，锦衣卫提督五城兵马司始成为正式制度。如果说存在某种环境因素促成这项制度的确立，那么，还是那个老问题，即京中盗贼横行。如果说有人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那么，这个人大概是锦衣卫官员朱骥。

明宪宗成化三年（1467年）五月，刑科左给事中毛弘等人上疏，京城盗贼实在太过猖獗，即便是长安大街两旁的住户，也没有因为皇城近在咫尺、禁卫森严而免遭盗贼劫掠。根本原因在于兵马司官兵因循怠惰，没有积极巡捕，巡视御史也有提督不严之过，建议皇帝追究相关官员的责任。宪宗同意所请。 33

究治渎职官吏显然还是没有解决问题。于是，次年四月，宪宗命锦衣卫指挥佥事朱骥提督五城兵马，缉捕盗贼。 34 “提督”意为提调及监督。换句话说，五城兵马司事实上成为锦衣卫的下属单位，尽管它没有因此而享有锦衣卫的特权。

朱骥是顺天府大兴县人，承袭父职而当上锦衣卫百户，家里十分贫困。于谦主政期间，他表现忠勇，对于谦也很尊敬， 35 因此，英宗复位后，打发他充军威远。但他很快就官复原职，并晋为千户。

成化二年（1466年）九月，朱骥晋为锦衣卫指挥佥事，与指挥佥事冯瑶一起，协助都指挥同知袁彬掌理锦衣卫事。此后20多年，朱骥一直是锦衣卫的高层管事者，他的主要工作是缉捕盗贼，擒拿妖言惑众的邪教党徒。

成化四年（1468年）六月，即奉命提督五城兵马两个月后，朱骥与巡城御史胡靖上呈题为“禁盗安民六事”的奏本，其建议包括设兵马、增夫役、责典守、禁淫泆、究容隐、清铺舍等六项。其中，“设兵马”及“责典守”两项讲述了捕盗的主要困难及对策：

设军马：京城之外，东抵通州，南至张家湾，西抵良乡，北至昌平四路，截路强贼多系骑马，巡捕官军因是步行，不能追捕。今欲于四路各差千百户一员，率领马军三四十名，分为二班轮流巡视。

责典守：近日所获强盗，多系各营操军。乞敕总兵、管操、管队官员务要用心钤束所管军士，不得纵容为非，如复有犯，即将本管官旗通参连坐。 36

宪宗阅毕奏本，命相关衙门商议，最终很多建议都被采纳。若“设兵马”的提议被采纳，则可以肯定，京外四路的巡捕工作将完全在锦衣卫的统领下，因为各路的首领都是正五品的千户，而五城兵马司的最高官职只是正六品的指挥，与百户相当。也就是说，五城兵马司指挥没有当领导的资格，最多只能当副手。

但京城盗害并没有因此减轻。次年二月某夜，京城某伙盗贼一夜之间劫了两户人家，朱骥及御史张进禄、何纯等人因为提督不力、巡捕不严而被罚俸三个月。

成化六年（1470年）七月，兵部又呈上奏本称，近来京城内外盗贼成群，肆意劫掠百姓及过往商户，请旨“严禁治之”。于是，宪宗再次斥责五城兵马司及锦衣卫应捕官校没有用心缉捕，再次强调以往的过失概不追究，然此后再出现怠慢纵容、废职误事的情况，指挥朱骥等人有权参奏究问，渎职人员将被降调边疆，擒获强贼者及有份出力者，皆有赏赐。 37

宪宗反复思量之后，可能觉得自己的态度过于宽大，8日后又命吏部尚书姚夔、兵部尚书白圭、锦衣指挥佥事朱骥一起对五城兵马司的30名官员（因每司设指挥一名、副指挥四名、吏目一名）进行考核，结果有22人被淘汰，只有8人留用。在姚夔等人的建议下，兵马司的建制也有所改变：每城副指挥的人数增至6位，每城吏目人数增至两位，每城增加弓兵20名。

这些改革措施仍然于事无补。五城兵马司指挥张宁在一道奏本中指出了问题的关键：在这个机构任职的官兵，不少人都是内外官员的家属，他们往往不听提调，比如，仗着家里的权势不肯“坐铺”。而京中达官显贵又随意差遣在兵马司服役的役夫，例如，有些太监在放河灯的时候，肆意驱使兵马司的役夫，稍不如意，就侮辱他们，役夫们总是疲于奔命。总而言之，兵马司官少事多，无法尽职专捕盗贼。

张宁提到的“坐铺”，是一项十分不合理的制度，不仅内外官的家属拒绝执行，普通百姓对它也是深恶痛绝。这项制度承袭自元代，指的是夜晚巡更的制度，主要目的是防盗。

“铺”是“坊”的下属单位。成祖定都北京后，将京师五城分为36坊，坊下设“牌”及“铺”。根据嘉靖朝人张爵所撰《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户部、礼部等外廷衙门的所在地南熏坊下设8铺，司礼监、内官监等内廷衙门的所在地积庆坊下设4铺，锦衣卫的所在地大时雍坊下设18铺，东厂的所在地保大坊下设4铺，武学、关王庙的所在地黄华坊下设4牌21铺等。 38

“坐铺”，指的是铺一级的治安制度。根据《明宪宗实录》的记载，京城坐铺，每铺设总甲一名，人选大概每三个月一换。这实在是一项苦差：每天早上，总甲要去官府领事，一直忙到晚上都不得空闲；一月之内要造访衙门27处，此即所谓“打卯”。但最痛苦的事情，是经常要忍受宦官及锦衣卫旗校的盘剥和欺辱，后者不时索要纸笔灯烛钱及酒食，若是不给，就会受到惩罚。 39

因此，为了避免“坐铺”，无依无靠的京城住户不得不卖屋迁居，而在朝廷及内廷有关系的人家，则受到关照，一概免于“坐铺”。更夫则雇用乞丐充数。夜里听闻有盗贼生事，“坐铺”者皆闭门不出，只是在次日登记一下盗情，简单记录是否发生了劫财或伤人的事件而已。 40

宪宗摸清情况后下旨，规定凡官旗匠役之家，家里人丁兴旺者，皆令“坐铺”。但这项规定并没有完全落实。

无论如何，京城的治安状况恶劣如故。除却制度上的因素，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发生天灾人祸的时候，捕盗力量的有限补充，远比不上流民数量的无限增加。成化六年（1470年）七月，即兵部上本劾奏缉盗官兵办事不力一事过后不久，朱骥上本称，京畿及山东一带，旱涝相继，京城内外饥民多将子女、牛畜减价贱卖，这个情况若继续发展下去，势必酿成大规模的劫掠事件。更糟糕的是，各处屯兵军营中的蒙古官兵也经常聚众生事，强借谷米，甚至劫夺私人财物。他建议未雨绸缪，立即赈济灾民。

当然，锦衣卫提督五城兵马缉盗也并非毫无成绩。朱骥之所以可以在成化十二年（1476年）七月之前升任锦衣卫指挥同知，在成化十四年（1478年）九月升任锦衣卫指挥使，在成化十九年（1483年）二月升授锦衣卫掌卫事都指挥佥事，在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升授锦衣卫掌卫事都指挥使（正二品），主要就是因为“缉事有劳”。他最出色的一次表现，是在成化十四年破获“入贡使节遭劫案”：

某月某日，来北京入贡的朝鲜使臣启程回国，行至某处时，遇上强盗张政等人，财物被抢掠一空，还有人被射伤。锦衣卫指挥同知朱骥知情后，立即率官校缉捕，将张政等11人擒获。因为使臣被劫一事“有失夷情，且亏国体”，为了“彰国法”，“以慰远人之心”，在都察院都御史王越的建议之下，宪宗命通事将案情进展晓谕朝鲜使臣。并且在会审之后，于成化十四年四月某日，将张政等11人斩于市集，又将他们的首级示众于使臣将要经过的路旁。 41 5个月后，朱骥被擢为锦衣卫指挥使。

明孝宗弘治三年（1490年）十二月，朱骥去世。孝宗遣人谕祭。《明孝宗实录》编撰者对他给予了很高评价，称赞他心胸宽大，识大体，体恤百姓，持法平恕。 42 次年六月，其子朱宸承袭锦衣卫指挥同知的职务，但他与朱骥无法相提并论。

朱骥可能是西司房的提督者。根据明人査继佐的记录，至迟在宪宗成化年间，锦衣卫创设了两个重要的办事机构，即东司房与西司房。东司房“理篆者”统领锦衣卫旗校百人，专司缉查不轨、亡命、机密大事；西司房巡捕则统领锦衣卫旗校两百人以上，专门缉拿盗贼。 43 根据王世贞《弇州四部稿》的记载，在东西司房任职的锦衣卫旗校很多都是“大侠”出身，也有不少人出身商贾之家（“其缇多大侠或贾人子”）。 44

总之，东西司房设立后，专责缉拿嫌犯。拿获后，则交由北镇抚司拷问。狱词证据俱全时，再交由法司定罪。

值得一提的是，东厂也成为缉捕盗贼团队的一分子。根据《明神宗实录》的记载，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十一月，东厂擒获强盗高进朝等13人； 45 三年后的九月，又缉获盗换库银的施一栋等人。

需要进一步交代的是，让锦衣卫提督五城兵马，并非提高京城巡捕效率的最终尝试。

成化末年，宪宗下旨将200名团营士兵调归五城兵马司支配。到了弘治元年（1488年），孝宗从3000营选调4名指挥，各领精骑在京城之外进行巡察；又从锦衣卫选调5名官员，从旗手等卫各选调一名官员，分地巡警。四年后，增设把总都指挥之职，专职巡捕。到了正德年间，增设把总四名，分管京城之外南抵海子、北抵居庸关、西抵卢沟桥、东抵通州的治安；在城内增设把总两名，调拨团营官军归其指挥，还定下一套赏罚制度。到了正德末年，巡逻士卒已增至4000人，特置参将统之。至嘉靖元年，增设城外把总一名，5位把总分辖城内东西二路，城外西南、东南、东北三路。后来又增加了5000兵马，以及尖哨500骑。

但京城治安仍然没有起色，用《明史》的话说，“是时京军弊坏积久，捕营亦然”。到了万历年间，兵马司的建制已经非常庞大，设捕营提督一名、参将两名、把总18名、巡军11,000名、马2000匹。然而，京中盗贼仍然十分猖獗，甚至盗窃宫内器物，虽曾追获其用于盗窃的木杆绳索等物，却没有逮着案犯。

到了崇祯年间，朝廷专设一名兵部左侍郎督管五城兵马。在兵部左侍郎之上，还有一位来自御马监或内官监的总督京城巡捕的太监。《国榷》记载，崇祯十年（1637年）正月，思宗命御马监太监李名臣提督京城巡捕。6年后，又命内官监太监王之俊提督京城巡捕。 46 可是，那个时候的军政已经破败，营军有一半是空领俸米，军马则大多是出钱雇人骑，失窃破案的期限虽严格限定为5日，却只是流于一纸空文而已。 47

最后补充一句，锦衣卫提督五城兵马司，并不限于捕盗一事。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闰四月，锦衣卫指挥同知刘纲即曾奉旨提督兵马司疏通京师沟渠。 48

锦衣卫出京巡捕盗贼期间，下至州府，主要由主管捕盗的同知提供协助；下至县，则由县丞协助；在各府州县关津要害处，凡设有巡检司的地方，则主要由巡检提供协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