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肃内外

宪宗驾崩半个月后，即九月初六，太子登基为帝，是为孝宗，以次年改元弘治。在其后的四天时间里，他几乎每日都在应付重要而烦琐的礼仪。到了第五日，他下发了一道圣旨，将“引用奸邪左道害正”的李孜省、邓常恩等人谪戍甘州等卫，将引荐李孜省等人的太监梁芳、韦兴、陈喜调到南京御用监；那些“冒滥升赏，靡费钱物数多”的法王、佛子、国师、禅师、番僧受到礼部的严肃处理；包括通政司左通政施钦、右通政仲兰，御医蒋宗儒、宗甫，医士胡廷寅等在内的其他许多传奉官，则或者丢官，或者降职。

同日，万贵妃（她已在当年正月去世）的家族也遭到打击。她的兄弟、锦衣卫都督同知（从一品）万喜被降为指挥使（正三品），另两位兄弟，即锦衣卫都督同知万达与锦衣卫指挥同知（从三品）万祥都降为副千户（从五品）。

孝宗厌恶梁芳、李孜省、万喜等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些人的存在，他只能接手一个空虚的家底。

早在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即孝宗即位前两年，历经数朝积累下来的内帑（整整七窖金银）已全部被花掉。《明通鉴》记载，宪宗曾当面斥责梁芳、韦兴过于浪费国帑。韦兴无言以对，梁芳则辩解，这些钱都用来营建显灵宫及各种寺庙，是为万岁祈福所用。宪宗闻言不悦，说：“朕不找你算账，自有后人来找你。”（吾不汝瑕，后之人将罪汝。） 3 显然，宪宗暗示太子登基后会对梁、韦等人进行清算。根据常理，宪宗是不太可能对梁芳等人说这些话的，因为这样做相当于为太子树敌，对太子不利。即便他并不十分喜欢太子，却没有理由为太子埋下危险的种子。当然，在心情“不怿”的情况下，他也有可能口不择言。不过，若是这番话确实表达了宪宗的心声，那么，他在弥留之际对太子的面授机宜，很可能涉及对梁芳等人的处置意见。

孝宗之所以厌恶梁芳、韦兴等人，还有一个原因。当他还是东宫太子时，梁、韦曾鼓动万贵妃，规劝宪宗废掉太子，另立邵贤妃之子兴王朱祐杬（他比孝宗小6岁）为太子。宪宗确实也要求怀恩将这件事提上日程，但这位司礼监掌印太监不敢承命，甚至表示宁可由于抗旨而被处死，也不愿意因为遵旨而被天下人唾弃。怀恩最终被谪往中都凤阳守陵。司礼监太监覃昌也拒绝遵旨行事。巧合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泰山多次地震。有传言说，这是因为东宫不稳所致。宪宗心有所惧，终于作罢。 4

在罢黜梁芳、李孜省等人的次月，孝宗又将包括右通政任杰、侍郎蒯钢、指挥佥事王荣在内的传奉官2000多人予以罢免或者降职，还罢遣了禅师、真人以及西藏法王、国师等1000多人，收回了之前赐予他们的诰敕、印章及仪仗、玉器等物。

锦衣卫系统中的大部分传奉官也不得不接受降职甚至罢黜的安排。孝宗即位一个月后，将具有皇亲身份的锦衣卫指挥同知王荣，以及正千户郭勇、章瑄、张俊等10人降为百户，将太监张敏、裴当等人的子侄锦衣卫指挥使张质及千户裴安、裴玺等15人降为百户，太监陈玄、覃礼等人的子侄锦衣卫千户陈泰、覃安等75人则降为冠带小旗。当然，继续留用者也有，例如太监韦泰（他与太监覃吉、覃昌等人被孝宗认为是具有贤德的人）的子侄、锦衣卫百户韦玺等人。 5

十一月，梁芳、李孜省下狱。十二月，李孜省死在狱中，梁芳则彻底被弃用。次年正月，方士邓常恩、赵玉芝等遣戍边卫。至此，大部分传奉官已被清除。但这并不意味着孝宗朝杜绝了“内批授官”的做法。实际上，孝宗朝的传奉官也不少。例如，太常寺少卿崔志端（道士出身）于弘治八年（1495年）四月被擢为太常寺卿， 6 又于弘治十七年（1504年）正月被擢为礼部尚书。尽管不少言官批评这种做法，但信仰道教的孝宗坚持己见，认为既然宪宗朝开了先例，自己也可以照做。 7 根据南京监察御史余敬的资料，截至弘治十五年（1502年）八月，锦衣卫等衙门的传奉官已有数千人之多，内府及南京各监局滥收的军民人匠也有数千人，每年支付给这些人的俸粮达到数十万石之巨。 8

孝宗即位后，很快就建立了自己的内阁班子。前朝留下的4名内阁成员中，与万贵妃和梁贵都保持着良好关系的首辅万安与尹直分别在十月和十一月被免职，取而代之的是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学士徐溥、礼部侍郎兼翰林学士刘健；彭华在次年三月致仕；只有刘吉继续留用，并升任内阁首辅。

这种新旧搭配的人事安排，既有利于内阁的稳定，又有利于内阁新成员的成长与成熟。刘吉于弘治五年（1492年）致仕后，徐溥接替首辅一职。6年后，刘健接替徐溥担任首辅。

更重要的是，孝宗朝的内阁学士，无论是首辅徐溥、刘健，还是丘浚（弘治四年入阁）、李东阳（弘治八年入阁）、谢迁（弘治八年入阁），基本都具有正直而勤勉的美德。由于内阁得人，再加上孝宗本人“仁心为质”（何乔远语）、“清心寡欲”（郑晓语）， 9 于是成就了明朝历史上一段难得而短暂的美好时光，史称“弘治中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