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喇之泣

英宗复位之后做的事情，除了滥封滥赏，还有疯狂的打击报复。他的行事作风还是一如既往地任性，不仅如此，被掳以及被软禁的苦难经历似乎使他变得更加偏激了：所有在他看来是背叛了自己的内外臣子，都是他打击报复的对象，不管这些人是否有功于江山社稷。在这一点上，王振对他的影响与教育无疑是成功的。确实，任何一位具有理性的人都不会指望一个有着强烈权力欲望的太监会培养出英明的君主。

通过对兵部尚书于谦、吏部尚书王文等人的报复，英宗将自己永远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尽管他十分清楚于谦、王文等人的贡献，也十分清楚于谦的品性，但这不足以熄灭他内心的仇恨之火。然而，最令他蒙羞的，并非明知于谦等人有功还要进行报复，而在于他依然像过去一样，是一位容易被唆使的君主，只不过这一次唆使他的不再是王振，而是徐有贞。

据说，包括武清侯（其时尚未封为忠国公）石亨、都御史萧惟祯等在内的内外大臣都上本，主张处死于谦。英宗看了他们的奏本后，起先还有些犹豫，曾对徐有贞说：“于谦其实是有功之臣。”徐有贞则对他说：“不杀于谦，此举为无名。”帝意遂决。 1

显然，将责任全部归咎于徐有贞也是不公平的，因为有权做出决定的是英宗。徐有贞所做的，只是效法王振，让英宗有理由继续任性下去。只不过，如果没有徐有贞的鼓动，英宗的做法可能不会那么决绝，但也仅仅是可能而已。

事实上，英宗的复仇之心是如此的迫不及待，以致复位当日，在将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正四品）徐有贞调入内阁参预机务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兵部尚书于谦，吏部尚书王文，司礼监太监王诚、舒良、张永、王勤等人打入锦衣卫监狱。据说，于谦等人被带走的时候，甚至还没有听完宣谕。 2

两日后，六科给事中弹劾于谦、王文与宦官王诚、舒良、张永、王勤等人相勾结，并与陈循、江渊、萧镒、商辂等朝臣结党，逢迎景帝，易立储君，废黜汪后，卖权鬻爵，舞文弄法，包藏祸心，阴有异图，欲召藩王进京继承大统，“事虽传闻，情实显著……乞将谦、文等明正典刑”。再三日后，于谦、王文以及司礼监太监王诚等四人被斩于市，家产皆籍没，子弟皆戍边。据说，于谦临刑之日，阴霾四合，天下冤之。孙太后起初对于谦含冤而死之事并不知情，得知消息后，“嗟叹累日”。

有一个动人的故事表达了时人对于谦的敬爱之情。于谦在闹市被处死后，一位名叫多喇的锦衣卫指挥佥事（也可能是指挥同知或者指挥使；他显然不是汉人）经常去行刑的地方祭奠于谦，总是恸哭不止。他原先的上司曹吉祥知道后，非常愤怒，狠狠抽打了他一顿。可是到了第二日，多喇依然是祭奠如故。 3

明人王琼、于慎行、屠隆等人皆为于谦鸣不平，他们暗讽英宗以怨报德。事实上，英宗之所以可以从瓦剌回到京师，是因为于谦说服了原本无意接受这一安排的景帝。而且他拥立景帝也是以社稷为重，而非出于自身利益考虑。用于慎行的话说，于谦拥立景帝时，没说过一句带有私心的逢迎之语，这说明他也想过日后可能会祸患临门，但他已经没有时间去谋划一个两全之策了。

屠隆则说，对于徐有贞、石亨等人的夺门密谋，于谦的亲信早已探听清楚，而于谦当时兵权在握，若是镇压，剿灭徐、石固然如摧枯拉朽一般，但景帝与英宗也很可能因此而彻底撕破脸，甚至势不两立。若不予镇压，则英宗复位后，最多只会处死自己，却不会祸及景帝，换句话说，死一臣而保二帝无恙。因此，徐、石率军夜入南城时，于谦虽然知情，却按兵不动，“听英宗复辟，景庙自全，功则归人，祸则归己；公盖可以无死，而愿以一死保全社稷者也”。 4

明人袁袠也认为英宗对于谦不公。他感慨地说，于谦的辅国能力可谓空前，功在江山社稷，却为己招来奇祸，所谓“功盖天下者不赏”，说的就是于谦啊！但他同时又认为，于谦在景泰末年的表现实在也有值得商榷之处。例如，在景帝身体状况不佳时，他完全可以率领百官，或者去南宫迎接英宗复位，或者请立英宗之子朱见深为太子，并助其早日登基，这样就可以避免夺门之变给朝廷带来的动荡。 5

前面提到过的杭昱与唐兴等国戚也遭到报复。唐兴在英宗复位当月即被关进了锦衣卫监狱，并被抄家。两个月后，英宗将他发配到河南充军。 6 杭昱则在英宗复位的第二个月被降职为锦衣卫副千户。 7

深得景帝欢心的李惜儿在英宗复位当月被释放出宫。将她选入后宫的钟鼓司内官陈义，以及教坊司左司乐晋荣，被英宗斥为是逢迎景帝以图富贵的“奸邪小人”。二人被关进锦衣卫的监狱，最终都被处死。 8

将马顺殴打致死的王竑（他在景泰四年十月晋为正三品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则在天顺元年二月初六调往浙江布政司担任参政一职（从三品）。任命诏书下达仅八日后，又被罢职为民，他的子孙则“永不叙用”。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四年之后，亦即天顺五年（1461年）七月，当瓦剌人再次入侵时，英宗不得不重新任命他为左副都御史，并让他参赞军务。天顺八年八月（时宪宗已经在位），王竑被擢为兵部尚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