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午之变

正德前期，锦衣卫的最大变化，是它基本被太监掌控，与东厂、复设的西厂以及新设的内厂一样，沦为太监擅权的工具。

在这个过程中，刘瑾是最为关键的人物。

刘瑾是陕西兴平人，本姓谈，幼年自宫，投刘姓太监门下，改刘姓。其人鸷悍阴狡，能言善辩。他还颇具才艺，至少对音乐歌舞有所涉猎，宪宗朝时因为掌理教坊司而见幸。 6 孝宗朝时，他因犯法而差点儿被处死，幸亏刑部主事朱恩豁免了他的罪行，自那以后，他总是一副愤郁不得志的样子，对文臣深恶痛绝。 7

不知刘瑾使了什么手段，犯法免死后，竟然可以调至东宫，服侍太子朱厚照。 8 显然，他一定极其善于伪装，否则，以他的品性，孝宗不会让他有服侍太子的机会。

任职东宫期间，刘瑾的才艺及管理能力得到太子的赏识，因此，武宗即位后将他擢为钟鼓司掌印太监。作为内宫四司之一，钟鼓司掌管出朝钟鼓，以及内乐、传奇、过锦、打稻等杂戏。换言之，其主要职能是安排皇帝的休闲娱乐活动。 9 对喜爱热闹的武宗来说，这是不可或缺的机构；对刘瑾而言，这个职位给了他更多的取悦武宗的机会。

刘瑾掌印钟鼓司之后，日日进献鹰犬以及歌舞、角抵之戏，不时诱导年轻的武宗微服出宫。武宗非常喜欢他，也越来越信赖他，很快就把他调为内官监（主管营造宫室、陵墓等事项）掌印太监，时间不迟于正德元年（1506年）正月，因为根据《明武宗实录》的记载，司礼监太监陈宽在该月传旨，命“内官监太监刘瑾管五千营”。 10 5个月后，太监陈宽再传旨意，将内官监太监刘瑾任命为神机营把总，同时提督十二营操练。 11

与刘瑾同时受宠的，还有张永、马永成、魏彬、高凤、丘聚、罗祥、谷大用等7名太监。他们在当时被称为“八虎”（也有称为“八党”）。其中，马永成、丘聚、谷大用与刘瑾关系最为密切，为害也最为严重，张永的表现则相对温和。但在诱导武宗嬉戏娱乐方面，“八虎”皆不遗余力。

刘瑾受命提督五千营时，御用监太监张永受命管理神机营中军以及显武营，司设监太监马永成受命管神机营右掖。刘瑾被任命为神机营把总时，御马监太监魏彬受命管神机营中军头司及奋武营。在京军三大营（五军、三千、神机）中，神机营的武器最为先进，以火器为主，提督者往往是最受皇帝信任的臣子。

当刘瑾等人因为“诱帝游宴”而日见宠信时，阁臣刘健、谢迁、李东阳，以及户部尚书韩文、兵部尚书刘大夏、吏部尚书马文升等人，则致力于约束武宗的人事权及用度。

武宗即位三个月后，即弘治十八年（1505年）八月，刘、谢、李三位阁臣上本奏称，内承运库（掌大内库藏金银财宝）花钱时从不记账，20年来花销累计数百万，以致府藏空竭，肯定存在有人盗用内帑的情况。此外，内廷冗员严重，建议裁汰冗员，监察内帑收支，释放内苑珍禽奇兽，以省食用之资。武宗阅览奏本后，表面上很高兴地采纳了他们的建议，但行事依然如故。 12 左右宦竖日益恣行无忌，花销也越来越大，内廷冗员也越来越多，内府各监局的佥书官，有的甚至达到百数十人，俸禄及日常供应骤增数倍。 13

正德元年（1506年）二月，户部尚书韩文上本，提议改革皇庄管理体制，因为在现有体制下，管理皇庄的太监可以随意调遣锦衣卫校尉，并且有权逮捕抗议征收民田的百姓，激化了京畿附近百姓与皇庄之间的矛盾。他建议召回全部管庄太监，让地方得免侵渔之害。武宗的答复是，皇庄的收益是用来孝敬太后的，委派太监管理皇庄实在是事非得已，但他勉强做了让步，每个庄子只保留管庄太监1人，校尉10人，其他人皆召还宫中。 14

内阁首辅刘健随后上本称，皇庄既然是用来进奉两宫的，还是应该让有司去管更好，由太监管反而有损朝廷尊亲之意，又极言太监管理皇庄容易扰民。但武宗坚持己见，不再退让。 15

同年七月，武宗即将大婚，命司礼监传旨，取白银40万两为婚礼用度，但是，在韩文以及监察御史赵佑等人的一再劝诫下，最终不得不削减10万两。 16

不难理解，武宗对韩文等人一定会心存不满。

九月二十六日，钦天监五官监候（正九品）杨源上本称，大角星座（《史记·天官书》：“大角者，天王帝廷”）近期呈现动摇的迹象，原因是皇上任性嬉戏，游猎无度，占辞云：“人主不安，国有忧。”他还说，北斗七星中的第二、第三、第四星，不像往常那般明亮，各有寓意：

第二曰天璇法星，后妃之象，后妃不遇其宠则不明、广营宫室、妄凿山陵则不明。第三曰天机令星，不爱百姓、聚兴征徭则不明。第四曰天权伐星，号令不行则不明。 17

杨源建议武宗安居深宫，戒绝嬉戏、游猎、骑射，不要轻易微服出宫，要亲近元老大臣，每日勤于讲习，培养帝德，以弭灾变。武宗看到奏本后，敕令内外廷臣同加修省，章下礼部审议。礼部上本支持杨源的说法，建议武宗敬天恤民，反躬自咎，亲儒讲学，正心修身，听政以时，起居有节。不再任性轻出禁廷，凡骑射、驰骤、狐兔、鹰犬之事，一切屏除，凡软谀、佞巧、乞求升改之人，一切罢黜。停不急之工，节无名之赏。并且强调，如果武宗可以身体力行，则圣德新治化著，而天变自消。 18

星变之说引起了武宗的重视。大概在同一时期，武宗在是否授予内官监左少监崔杲12,000石的盐引一事上与刘健意见相左。他厉色斥责了这位已经73岁的内阁首辅，事后却“自愧失言”，认可了刘健的意见。朝臣十分兴奋，认为武宗勇于改过。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刘健、韩文等人萌生了除掉“八党”的想法。

可是，接下来的较量却证明刘健等人对局势的判断出了差错。

户部尚书韩文对“八党”深恶痛绝。《明通鉴》记载，每次退朝，只要与僚属言及“八党”用事，韩文就会泣下不止。户部员外郎李梦阳对他说，科道官疏劾太监执政很是积极，事有可为，若此时率大臣据理力争，除掉“八党”并不难。韩文闻言捋须昂肩，毅然改容，表示愿意一试，“纵事勿济，吾年足死矣，不死不足报国”。

韩文让李梦阳为自己起草奏疏。李梦阳草拟完毕，呈给韩文过目。韩文见疏稿长篇累牍，担心武宗没有耐心读完，亲自删减润色不少。韩、李二人将自然界正在发生的天道失序、地气靡宁、雷巽星变、桃李秋华、考厥攸占等异象，归结为武宗受到刘瑾等人的蛊惑，过于沉浸击球走马、放鹰逐犬、俳优杂剧等享乐行为所致，并引用诸如汉朝的“十常侍之乱”，以及唐朝的“甘露之变”等前代教训，鼓励武宗奋振朝纲，禁绝私爱，上告两宫，下谕百僚，将“八党”明正典刑，以消祸乱之缘，永保国祚。

韩文将疏稿修改完毕后，于次日（即十月十二日）联合首辅刘健、阁臣谢迁等人一起入宫上奏。

据说，武宗读完这篇奏本后，“惊泣不食”，派司礼监太监陈宽、李荣、王岳等人去内阁商议。一日之内，李、王二人往返三次。武宗有意将刘瑾等人谪往南京，谢迁则认为应诛杀刘瑾等以绝后患。刘健推案而哭：“先帝驾崩前，握着老臣的手，托付大事，现在陵寝上的土还没有干，如果放任那帮人败坏国政至此，臣死后有何面目觐见先帝！”相较于刘健、谢迁的声色俱厉，李东阳比较冷静，最终没能形成决议。

时提督东厂者为太监王岳，其为人刚直嫉邪，非常认同谢迁、刘健的意见。他与试图摆脱刘瑾控制的太监范亨、徐智等人，极力说服武宗当机立断。

但朝廷无秘密。刘瑾的党羽、吏部尚书焦芳得知内阁的动作后，立即遣人通报刘瑾等人。“八虎”大惧。在刘瑾的主导下，他们定下两个策略，其一是“脱祸固宠”的长远之计——控制司礼监；其二是利用所有皇帝都深恶痛绝的大忌（即太监与朝臣相勾结）先发制人。

当日夜晚，8人一起跪在武宗面前，叩首不止，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若皇上不垂怜奴才等，奴才等恐将被人剁碎了喂狗。见武宗意动，刘瑾进一步解释，要加害奴才等人者，是东厂太监王岳。这个回答完全出乎武宗的意料，他原本以为刘瑾会说首辅刘健等人，于是问其缘故。接下来刘瑾说了一番十分厉害的话。他说，王岳与阁臣勾结，试图制约皇上出入自由。可是，要制约皇上，必然要先除掉能使其心有所忌的人，也就是奴才等人。再者，皇上放鹰逐犬，乃小事一件，于万岁江山无损，“若司礼监得人，左班安敢如此”。

武宗闻言大怒，当即下诏，任命刘瑾为司礼监太监兼提督团营，命丘聚提督东厂，命谷大用提督西厂。刘瑾马上派人将太监王岳、范亨、徐智等人拘禁起来，在宫门当众施以笞刑，并将他们发配南京。王岳、范亨行至山东临清时被刘瑾派出的杀手杀死，徐智则幸免于难。

戊午日，即十月十三日，韩文及礼部尚书许进等人正欲再谏除掉刘瑾，忽然有旨，传召诸大臣入宫。行至左顺门时，韩文等遇上内阁首辅刘健。刘健叹了口气说，此事功败垂成，你们要再接再厉。许进回答，看来此事要从长计议，过激恐生变。刘健默然无语。过了一会儿，司礼监太监李荣拿着大臣们的奏疏走过来，说，刘瑾等人服侍圣上有很长一段日子了，圣上一时狠不下心来处置他们，请稍等一段时间，圣上自会处理。诸位大臣相顾无言。 19

眼见大势已去，刘健、谢迁当即上本请求致仕，李东阳随后也请求致仕。武宗同意了刘、谢二人所请，但挽留了相对温和的李东阳。十四日，李东阳再次请求致仕，武宗再次挽留。

刘、谢致仕后，进入内阁的是焦芳和王鏊。焦芳是刘瑾的党羽，王鏊是廷议推举的人选。《明通鉴》记载，焦芳裁阅章奏，完全看刘瑾眼色行事；王鏊虽然持事公正，却无力与焦芳相抗，遇上麻烦事时，幸亏有李东阳弥缝其间。 20

次月，户部尚书韩文被免职。据说，刘、谢二人致仕后，司礼监太监刘瑾、东厂太监丘聚、西厂太监谷大用等人伺机报复韩文，寻其过错而不可得。最后，他们在内库找到一些伪银。于是，韩文被迫降职一级致仕。他离开京城时，行李仅装满一车。韩文回到老家后，刘瑾还密遣官校伺察其动静，却还是找不到可以问罪的地方，一直深以为憾。 21

这场权力斗争以刘瑾的胜利而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