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杨”之罪

《明史纪事本末》以及《明通鉴》的行文语气，确实容易让人忘了英宗即位时只有8岁的事实，而误以为他在当时已经具有亲政的能力与权力。事实上，无论是摄政的张太皇太后，还是备受太皇太后倚重的“三杨”，都不太可能允许王振擅权的事情发生在英宗即位之初。

其实，包括《明史》《明史纪事本末》《弇山堂别集》《余冬序录》在内的史籍，都试图传达这样一个信号，即张太皇太后对王振并不信任。《明史》写道：“是时，太皇太后贤，方委政内阁。阁臣杨士奇、杨荣、杨溥，皆累朝元老，振心惮之，未敢逞。” 19 又写道：“（英宗即位后，太后）时时勖帝向学，委任股肱，以故王振虽宠于帝，终太后世不敢专大政。” 20 《明史纪事本末》与《余冬序录》则提到下面这段很可能发生在英宗即位之初的故事，只是文字不尽相同。仍据《明史纪事本末》：

一日，太皇太后坐便殿，上西面立。召三杨及国公辅、尚书濙谕曰：“卿等老臣，嗣君冲年，幸同心协力，共安社稷。”又召溥前，谕曰：“先帝每念卿忠，屡形愁叹，不谓今日复得见卿。”溥伏地泣，太皇太后亦泣，左右皆悲怆。盖先是，永乐中，上巡幸北京，太子（仁宗，太后的丈夫）居守，以谗故，宫僚大臣辄下诏狱。陈善、解缙等相继死，而溥及黄淮一系十年。仁宗每与后言，辄惨然泣下。以故，太皇太后为言。又顾英宗曰：“此五臣，三朝简任，贻皇帝者，非五人所言不可行也。”又召王振至，欲置之死。英宗跪请，得免。 21

弘治六年（1493年）的进士何孟春在其编着的《余冬序录》中还特别提到张太皇太后召见王振的细节。王世贞的《弇山堂别集》中转述如下：

顷间，宣太监王振。至，俯伏。太后颜色顿异，曰：“汝侍皇帝起居，多不律，今当赐汝死。”女官加刃振颈。英宗跪，为请之。诸大臣皆跪。太后曰：“皇帝年小，岂知自古此辈祸人、国、家多矣？！我能听帝暨诸公，留振，此后不得重令干国事也！”太后驾起，诏英宗赐英国公等酒饭，乃出。 22

可见，英宗即位之初，王振（即便他当时已经拥有不可小觑的实力）掌司礼监的可能性都比较低。又或者，即便他已经执掌司礼监，也不可能有号令百官、权倾朝野的气势。

但是，张太皇太后毕竟不可能面面俱到、事事过问，尤其是中后期，她健康状况不佳，对朝政有心无力也属正常。而杨士奇、杨荣、杨溥等人也日益老朽，精力不济，又或者御下不严，甚至有把柄在王振手里，故而因私废公，明哲保身。例如，杨士奇曾在正统四年请乞退休，原因是，他的儿子杨稷为人傲慢狠辣，因“侵暴杀人”而下狱。

因此，在太皇太后摄政的中后期，王振（他显然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并非完全没有影响朝政的机会。《明书》提到的一个故事即是证明：

正统四年（1439年）十月，福建佥事廖模杖死驿丞，具体原因不明。杨溥认为廖模应该坐罪偿命，杨士奇则认为廖模的行为出于公心，二人意见相左，请张太皇太后予以裁决。王振抓住机会进言称，杨溥与驿丞是同乡，杨士奇则与廖模是同乡，二人的意见都免不了掺杂私情，一个是定罪过重，一个是定罪过轻，建议将佥事降职为同知，以示惩戒与公平。张太皇太后认可了王振的建议。《明书》称，自此之后，王振越发关注内阁的过失，一步一步掌握了权力。 23

“三杨”，尤其是晚于张太皇太后去世的杨士奇和杨溥，因为没有创造或把握时机除掉王振而受到明清史家的严厉指责。

据说，张太皇太后临去世前，曾经询问杨士奇和杨溥，还有哪些国家大事没有做，而杨士奇只提到两件事情，其一是建议编修建文帝实录，恢复建文年号，其二是建议废弛成祖“有藏方孝孺诸臣遗书者死”的禁令，并没有将解决王振之祸作为紧急大事及时提出。 24 另据与唐伯虎、文徵明等齐名的祝枝山（他的外祖父徐有贞在宣德八年得中进士）所著《枝山野记》，杨士奇本计划向太后提三件事，但只提了上述两件，第三件尚未提出，太后已然阖然而逝。

清乾隆朝官修史籍《御定资治通鉴纲目三编》点评，在张太皇太后去世前夕，没有哪件国家大事比阉竖横行更亟待解决，太皇太后也未尝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因此在去世前还在垂询这件事。杨士奇和杨溥等人要是真的忠于社稷，就该知道时机难得，他们应该列举王振罪状，请旨速除雄孽，但他们的建议却不分轻重，有阿容守位、尸位素餐之嫌。史官们总爱粉饰“三杨”功绩，但他们的言论真的是定论吗？ 25

其实，即便杨士奇和杨溥提议解决阉竖横行的大事，张太皇太后恐怕也不会答应，因为内外权力失衡并不符合皇家的利益。

事实上，正统六年，正是因为张太皇太后的容许，二杨才没能阻止太监与法司一起录囚的制度的确立。那些有幸奉旨审案录囚的太监后来还发明了一种别具特色的墓葬文化。他们命画匠将其录囚经历绘制在其墓寝的墙壁上：他们南面而坐，俨然以主角自居，法司堂上官只能靠边站，御史及刑部郎官则引囚鞠躬，一副听命的样子。他们想通过这种方式告诉后人，他们曾经这样荣耀地存在过。 26

张太皇太后去世八日后，15岁的英宗开始亲政。在此后7年时间里，王振变本加厉，擅权肆横，势若出闸之虎，无人能制。

对这位一直陪在身边照顾自己的太监，英宗十分尊敬和信任。他称王振为“先生”，还曾亲撰一篇文章赞赏“先生”的德行，极尽溢美之词。于是，王振的权势日益积重，甚至有公侯勋戚尊之为“翁父”。一时间，畏祸者争相依附王振，以求避祸免死，登门行贿者云集。 27

党同伐异，是羽翼丰满、备受宠信的王振必然会采取的策略。

正统五年（1440年）二月，王振成功地在内阁安插了新人，以稀释“三杨”的实力。

根据《明史纪事本末》的记载，王振之前曾直言不讳地质问杨士奇，朝堂之事，现在完全仰仗三位老先生主持，可是，您三位倘若因年高而吃不消了，该当如何？杨士奇知其心意，表示将继续主政，尽瘁报国，死而后已。杨荣则有退位让贤之意，表示吾辈已老，无能效力，应当提拔人才以事君。王振见二人意见不统一，大喜，次日即举荐了正六品翰林院侍讲曹鼐，以及从五品侍讲学士马愉、苗衷、陈循、高谷等人。曹、马二人在当月入阁，参预机务。 28 杨荣则在当月回乡扫墓，数月之后，卒于返朝途中。

如果说曹鼐、马愉等人还基本能够做到恪尽职守，那么，同样因王振之举荐而升职的徐曦、王佑等人则纯粹是庙堂蠹虫。王佑原本是正五品工部郎中，因为善于逢迎拍马，深得王振欢心，很快就晋为正三品工部侍郎。陆容在《菽园杂记》中记载了一件他的丑事：王佑俊美无须。某日，王振问他，王侍郎为何没有胡须？王佑竟然回答：“公无须，儿子岂敢有须？” 29 据说，兵部尚书徐曦也经常跪着拜见王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