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衣卫大洗牌

有明一代，由藩王世子一跃而成为皇帝者，只有世宗一人。不难想象，即位之初，他是何等的势单力孤。对他来说，正德朝的锦衣卫几乎完全不值得信任：这应该是他大刀阔斧地裁汰锦衣卫官校的根本原因。

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即位12日后，即五月初五端午节，世宗将原先在兴献王府任职的许多侍卫官调入锦衣卫：原群牧所正千户骆安被擢为锦衣卫指挥同知，原仪卫司仪卫副（从五品）张镗、石宝以及副千户赵俊被擢为指挥佥事，典仗杨宗仁、刘俊、刘鲸，百户王銮、柳时、许通、张安、柳俊，以及所镇抚姜雄等人都被擢为正千户，书办官翟谷、吕钊被擢为副千户，冠带总旗于海、王纪，军校乔监、范纪等人也被擢为所镇抚。而且，他们的官职都可世袭。 6

8日后，亦即五月十三日，世宗又将原兴献王府侍臣陆松（陆炳之父）擢为锦衣卫副千户。 7 陆松是浙江平湖人，其父亲陆墀原先是兴献王府仪卫司的小旗（相当于十夫长），后补总旗（管5位十夫长）。因此，陆家至少有三代人为兴献王府效力。 8 值得一提的是，陆松的妻子（亦即陆炳的母亲）是世宗的乳娘。 9

钱宁伏诛次日，即五月二十二日，原兴献王府仪卫司仪卫正（正五品）李勋、正千户蔚聚又被擢为锦衣卫指挥同知，副千户陈寅被擢为指挥佥事，典仗所百户刘海、王继、刘深、陈彝、谷铭、王凤等人被擢为锦衣卫正千户，书办官葛锐、曹铠，冠带总旗朱龄、马荣及总旗乔成等人则被擢为锦衣卫百户，皆世袭。

如果说，世宗即位之初曾以为武宗朝锦衣卫中仍有少数几位官员虽无实权，却可信赖，那么，即位4个月后，他一定会修正自己原先的判断，因为这几位他原本以为可以信赖的官员竟然完全不理会他的处境，他们只想为自己谋取利益。

锦衣卫指挥使邵喜就是其中一位。邵喜之父是邵宗，邵宗的姐姐是宪宗的宸妃，宸妃之子是世宗之父兴献王朱祐杬。 10 也就是说，邵喜是世宗的表叔。

成化十二年（1476年）十二月，原本只是一名普通军人的邵宗被宪宗授予世袭锦衣卫正千户之职。6年后，他晋为锦衣卫指挥佥事。次年，邵宗去世，被追授为锦衣卫指挥使；长子邵华被擢为世袭锦衣卫指挥同知，另外两个儿子邵安、邵喜则被授予锦衣卫百户之职。 11 到了正德年间，邵喜已经被擢为锦衣卫指挥使。

世宗即位不久，皇权尚未完全稳固，邵喜却无视他的难处，竟然奏讨庄田。户部右侍郎秦金等人上本，严词反对。他们的理由十分充分，因为太祖、太宗时期的做法是，凡山东、河南北、直隶等地，只要是空闲之处，就任由百姓开垦，而且永不征税，皇亲国戚乃至太监等人，凡是强占军民田地及妄报投献 12 者，永戍边卫。秦金等人说，邵喜是皇亲国戚，已十分富贵，却贪得无厌，违禁奏讨，实在应该予以究治，以示警诫。 13 世宗认同秦金等人的意见，但最终还是原谅了邵喜。

世宗很快又发现，尽管兴献王府中的侍卫基本都调入锦衣卫任职，但是，因为经验与能力不足，这些人暂时还派不上用场。因此，他不得不从前朝锦衣卫官员中挑选几位可用之人。

朱宸即是其中一位。朱宸的父亲是前文提到过的宪宗朝锦衣卫掌印官都指挥使朱骥。孝宗弘治四年（1491年）六月，即朱骥去世半年后，朱宸承袭了锦衣卫指挥同知之职。 14 但是，在孝宗朝剩下的时间里，以及整个武宗朝，他并不受重用。确切地说，在整整30年的时间里，他的职务没有任何变化，一直是锦衣卫指挥同知。

世宗却将锦衣卫的印信交到朱宸的手中。 15 世宗这么做至少有四个原因：其一是自己的人暂时不可用；其二是朱宸的资历比较老，委任他不会引起或激化矛盾；其三是朱宸应该与旧派势力没有牵连，或者不容于旧派势力，否则，其职务不会没有变动；其四，他没有太深的根基，对权力也没有太大的野心，这意味着他随时可以被撤换。

不过，在解决自己最重视的“大礼问题”的过程中，世宗一定质疑过自己的选择，因为他没有从朱宸那里得到任何有力的帮助。

所谓的“大礼问题”，指的是兴献王的封号问题。即位6日后，世宗就下发了一道谕旨，命礼部与相关部门讨论兴献王的主祀及封号。 16 这位极重孝道的少年君主想让已故两年的父亲享受皇帝的礼遇。但是，在内阁首辅杨廷和的压力下，礼部并没有拿出令世宗满意的方案。

五月初七，礼部尚书毛澄、太常寺卿范镇，以及其他60余位文武大臣联名上本，建议世宗尊孝宗（世宗的伯父）为“皇考”，改称其父兴献王为“皇叔父”，尊其母兴献王妃为“皇叔母兴献王妃”；凡祭告兴献王，或者与兴献王妃有书签往来，皆自称“侄皇帝某”。他们认为这种安排兼顾了正统与私亲，可以为万世效法。但世宗接到奏本后大怒，质问毛澄等人：“父母是这么容易就可以更换的吗？”（父母可更易若是耶？） 17 他拒绝接受他们的意见，命再议。

同月二十四日，毛澄等人再度上疏，稍作让步，将前议做了小小的改动，建议世宗将兴献王称为“皇叔父兴献大王”，建议世宗对父母自称“侄皇帝名”。他们说，根据本朝祖制，皇帝称呼叔伯辈的藩王，只是伯父、叔父而已，而且是自称皇帝，并非本名，如今皇上称呼兴献王为“皇叔父”，又称“大王”，并且自称本名，而非皇帝，对先人的尊崇，可谓到了极点，臣等不敢再有其他的提议！但世宗还是不满意，命毛澄等博考前代典礼，再拿出一个新的方案来。尽管内阁首辅杨廷和，内阁学士蒋冕、毛纪等人上疏支持礼部的意见，向世宗施压，但这位年轻而固执的皇帝并不退让。

七月初三，世宗终于听到了想听的建议。

正德十六年进士及第、年已46岁的张璁上本，最合乎孝道的行为，莫过于“尊亲”，即让父亲得到尊崇，而尊亲之至，莫过于让父亲享受到天子的礼遇。他又提出，武宗遗诏只提及由兴献王长子继承皇位，并没有要求世宗尊孝宗为“皇考”。张璁支持世宗的心愿，建议在京师为兴献王另立“圣考庙”，同时，母以子贵，还要让世宗的母亲享受皇太后的礼遇。他说，只有这样，兴献王夫妇才不枉做了世宗的父母。

接到张璁的奏本后，世宗十分高兴，说：“此论一出，我们父子一定可以达成心愿！”（此论一出，吾父子必终可完也！）他命人赶紧将这份奏本下发有关部门讨论。 18 可是，当司礼监太监将其交给杨廷和过目时，这位内阁首辅只说了一句话：“秀才哪里懂得国家大事！”（秀才安知国家事！）又将奏本递了回去。世宗后来又命太监拿着手谕出示杨廷和等人，表示要尊崇父亲为“兴献皇帝”，尊崇母亲为“兴献皇后”，尊崇祖母为“圣安皇太后”。但杨廷和等拒绝接受，将手谕封还。

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一直在持续，双方的立场都很坚定，互不相让。到了九月下旬，情势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九月二十五日，世宗的母亲兴献王妃蒋氏自藩国安陆（今属湖北）抵达通州，到底用什么礼节迎接她进京，成为亟待决定的事情。在此之前，世宗曾命廷臣讨论奉迎母亲的礼仪。礼部尚书毛澄先后提出了两个建议，其一是由崇文门再经东安门入宫，其二是由正阳左门再经大明东门入宫，但都被世宗否决，因为两个建议都没有将蒋氏作为皇后对待。

蒋氏抵达通州后，听闻尊称未定，拒绝进京。世宗知道后非常伤心，嚷嚷着要退位，陪母亲返回安陆。但礼部尚书毛澄等人不吃这套，执议如初。于是，世宗又强硬起来，坚持要让母亲从中门入城，并且再次将张璁的奏本交给廷臣讨论，要求他们博采舆论。最终，杨廷和与毛澄等被迫让步。十月初一，太后（孝宗的张皇后）颁下懿旨，追尊兴献王为“兴献帝”，尊世宗的祖母，亦即宪宗的宸妃邵氏为“皇太后”，尊兴献王妃蒋氏为“兴献后”。三日后，蒋氏入宫。十二月，世宗不顾廷臣反对，传谕将“兴献帝”改为“兴献皇帝”，将“兴献后”改为“兴献皇后”。 19

世宗非常清楚，杨廷和、毛澄以及张太后等人的退让，只是无奈的权宜之计，迟早还会找自己的麻烦，用一些大道理让自己难堪，要彻底树立起自己的权威，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果然，嘉靖元年（1522年）正月，首辅杨廷和、给事中邓继曾等人借着清宁宫后殿发生火灾的机会向世宗施压。他们暗示，火灾的发生是因为世宗的任性引起天怒，试图逼迫世宗撤销“兴献皇帝”以及“兴献皇后”尊号中的“皇”字。

十一月，世宗的祖母邵氏去世。在杨廷和的授意下，礼部建议“哭临一日，丧服十三日而除”，无视皇太后去世应遵循的礼节，即“哭临三日，衰服二十七日而除”。 20

在这两件事上，年仅15岁的世宗十分顽强地坚持住了自己的立场。

来自以内阁首辅杨廷和为首的朝臣的压力让世宗十分郁闷。《明通鉴》以“上忽忽有所恨”来描述他在这段时期的心境。对他来说，通过调整锦衣卫的人事安排，借助辑事官校的力量进行反击，是必然的选择。

可是，锦衣卫掌印指挥同知朱宸的表现却日益让世宗不满。当世宗在十二月接到山东按察司佥事史道弹劾杨廷和曾与宁王朱宸濠往来密切并且谄附钱宁、江彬等事的奏本后，这种不满的情绪肯定更为强烈。毫无疑问，若是朱宸像史道一样，愿意多花一些心思，督促辑事官校多多刺探那些胆敢挑衅皇权的廷臣及其亲属的不法事情（前文提过杨士奇被儿子拖累的事例），世宗的处境不会那么艰难。

于是，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一个月后（即嘉靖二年正月）吏科给事中张原会以“纳贿徇私、用人不审”“克减俸钱”（即克扣属下俸禄）等在平时根本算不上什么大事的罪名弹劾朱宸。 21 经兵部覆奏，正月二十五日，世宗革去了朱宸的职务。接过锦衣卫印信的，是出身兴献王府的指挥同知骆安。二月十一日，世宗下诏，将骆安擢为署（即暂代）都指挥使，命其执掌锦衣卫，提督官校办事。 22

同年七月，世宗做了一项在某种程度上暴露了内心深处秘密的决定：让劣迹斑斑、臭名昭著、已经被革职的锦衣卫旗校王邦奇复职。尽管工科给事中安盘上疏，历数王邦奇在正德年间贪污枉法的罪状，例如，巡捕奸盗时，经常株连无辜，严刑逼供，行话叫作“铸铜板”；缉访妖言时，先是诱骗百姓入教，然后一网打尽，行话叫作“种妖言”。安盘说，作为钱宁奸党成员之一，王邦奇能够保全性命已经是万幸，竟然肆然无忌，屡次奏请复职，屡渎天听，理应从严究治，以绝祸源。 23 但世宗还是让王邦奇复了职。4年后，正是在王邦奇的弹劾之下，杨廷和之子兵部主事杨惇因为“隐匿卷宗”而被削职为民。 24

在史道弹劾杨廷和一事上，世宗充分表现出他的老练。他先是以史道“挟私沽誉、报怨市恩、中伤善类”为由，将其打入监牢，然后又降职两级。通过这种做法，世宗安慰了杨廷和，稳定了内阁，显示自己有一颗持正仁慈之心。不过，在内阁首辅杨廷和、内阁学士蒋冕、毛纪等人于次年致仕后，他很快就让史道官复原职。在此后20多年的时间里，史道不时被言官弹劾，但是，在世宗的庇护下，他的仕途一直十分平稳，直至嘉靖三十年（1551年），才在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的职务上致仕。 25

骆安执掌锦衣卫事后不久，礼部尚书毛澄的命运发生了不同寻常的变化。嘉靖二年（1523年）二月三十日，即骆安“署都指挥使”后过了19日，62岁的毛澄请求致仕，世宗恩准。两个月后，他在回乡的路上去世。 26

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让世宗头疼的问题依然存在，在祭祀先人的礼仪规格上，仍有一些朝臣不愿合作。不过，形势已经发生了十分有利于他的变化，因为反对内阁的官员越来越多，例如南京的刑部主事桂萼、兵部侍郎席书、吏部员外郎方献夫等。

嘉靖三年二月初二，曾以清宁宫火灾为借口向世宗施压的给事中邓继曾，因为上疏维护内阁议政之权，质疑世宗权威，甚至讲了“臣恐大器不安”的话，激怒了年轻的皇帝。世宗将他打入诏狱狠狠拷掠了一番，谪其官为金坛县丞。 27

内阁首辅杨廷和逐渐认识到，以往的强硬态度不再合乎时宜，继续坚持下去有可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于是，在邓继曾下狱后不久，他提出了致仕的请求。二月十一日，世宗同意所请。言官交章请留，世宗不予理会。 28

世宗之母蒋氏入宫后，昭圣皇太后（即孝宗张皇后）对她并不十分尊重。为了报复昭圣皇太后，世宗在她生辰前夕下诏免去命妇的朝贺之礼。二月三十日，上疏质疑世宗此举的御史朱淛、马明衡被打入诏狱拷讯。其后，凡是上疏为二人求情的官员，例如御史季本、陈逅，户部员外郎林应璁等，一并被打入诏狱，皆被贬谪。 29

到了七月上旬，在大礼问题上与世宗唱反调的主要官员几乎全都黯然离场，有的免职，例如礼部尚书汪俊；有的致仕，例如内阁大学士蒋冕与太子太保、吏部尚书乔宇，其追随者很快也被一网打尽。

七月十五日，朝会结束后，蒋冕及乔宇的追随者在左顺门外跪谏，有人高呼太祖高皇帝，有人大呼孝宗皇帝，声音响彻大内。司礼监太监传旨命其离开，但群臣一直跪地不起。世宗勃然大怒，命锦衣卫官校将五品以下官员共134人打入锦衣卫监狱拷讯，四品以上及司务等官“姑令待罪”。5日后，被打入锦衣卫狱的官员及“姑令待罪”的官员共计220人再次受到拷讯。最终的判决是，四品以上官员，俸禄被剥夺；五品以下官员，皆被杖责。翰林院学士丰熙、编修杨慎等人谪戍远方；翰林编修王相、王思，给事中毛玉、裴绍宗，御史张日韬、胡琼，郎中杨淮、胡琏，员外郎申良，主事安玺、殷承叙等16名官员死在杖下。次日，世宗将先父神位奉于奉先殿的西室观德殿，上尊号为“皇考恭慕献皇帝”。

七月二十六日，武宗朝硕果仅存的阁臣毛纪致仕。九月初五，大礼更定，世宗改称孝宗为“皇伯考”，改称昭圣皇太后为“皇伯母”，称先父兴献王朱祐杬为“皇考”，称母亲蒋氏为“圣母”。10日后，上述尊号颁诏天下。

嘉靖四年闰十二月，《大礼集议》一书著成，诏颁布中外。世宗下诏曰：“现在大礼已定，从今往后，凡是假言陈奏者，必罪不宥。”至此，关于大礼问题的争论基本结束。这场争论实际上是礼制与皇权之间的较量，其要点在于，到底是皇帝的需要应该服从礼制，还是礼制应该服从皇帝的需要。世宗的胜利给出了答案。

通过帮助世宗维护皇权，张璁、桂萼、席书、方献夫等人（他们被认为是政治投机者）的付出得到了巨大回报。张、桂、方三人先后入阁。席书被任命为礼部尚书，正是在他的主导下，《大礼集议》才得以问世。后来，席书与内阁学士费宏又奉命纂修《明伦大典》。嘉靖七年（1528年）六月初一，《明伦大典》书成，世宗亲自作序。两日后，世宗痛斥已故首辅杨廷和谬主“濮议”（即大礼问题），还妄称自己为天子之师、定策国老，将杨廷和与致仕内阁学士蒋冕、毛纪，已故尚书毛澄，致仕尚书汪俊、乔宇、林俊等人全部削籍为民。

骆安则摘掉了“署都指挥使”的帽子，成为正式的锦衣卫掌卫事都指挥使。但他的官运并不长久。嘉靖九年十二月，在兵科都给事中张润身的弹劾下，他因为“奸贪不职”而被降职为指挥佥事，此后再也没有受到重用。 30

骆安掌锦衣卫事期间，一个名叫聂能迁的人引起了史家的兴趣。

聂能迁祖籍临江。与前面提到的纪纲一样，他原本也是诸生，后弃文从武，代兄入职锦衣卫，当上了校尉。他曾在钱宁手下办事，官至千户。世宗即位后，大力裁汰冒功滥升的锦衣卫官员，他也受到影响，降职为百户。

在因大礼问题而引起的争论中，聂能迁曾上疏支持张璁、桂萼等人的主张。在与之相熟的内官监太监崔文的帮助下，他官复原职，并很快被擢为指挥佥事。但是，狭隘的心胸最终出卖了他。由于阁臣张璁拒绝助他成为锦衣卫掌印武官，他指使他人威胁张璁。见张璁不理，于是他又弹劾张璁犯了30项罪名，但世宗没有相信他。最终，聂能迁以“妄言”的罪名被张璁的党朋骆安抓捕入狱，杖责四十而死。 31

这个故事还有另一个版本：

《明伦大典》书成之后，与事者基本都升了官，只有聂能迁例外。聂心怀怨恨，与另一位不得志的官员一起上疏，诬陷礼部尚书席书与新建伯王阳明之间存在不正常的金钱关系，还将张璁等人牵连进来。但是，他的主张完全经不起考证。世宗认定他捏词妄奏、伤害正类，命法司严加审问。最终，聂能迁被认定有罪，谪戍岭南；与他一起上疏的那位不得志的官员则发配原籍为民。 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