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I节　罗马共和国的社会关系和贵族统治

罗马共和国的社会主要被划分为贵族与平民两大阶级，而共和国的权力关系则表现为官员及元老院的公权力与人民的政治经济、权利之间的张力。如何在二者之间达成一种微妙的平衡，这是贯穿共和国之始终的核心问题。

共和国时期的社会分层

整个罗马社会是由贵族、平民和奴隶三个部分构成的。贵族属于罗马社会的第一部分，又可以分为如下两种。

第一种是血统贵族(Patrician)，他们是罗马真正的贵族，最初是指传说中协助罗慕路斯建国的那些氏族长老。据说当时一共有100位氏族长老，这些人就成为罗马最古老的贵族，每个家族都有着源远流长的传统。

后来经过不断繁衍，这些血统贵族到了第五位国王老塔克里乌斯执政的时候，已经发展到200个家族。到了共和国之初，第二任执政官瓦列里乌斯又将元老院发展为300人，于是这300个传统悠久的血统贵族就成为罗马政坛上地位最显赫的人。这些贵族都是罗马最古老的名门望族，具有非常深厚的历史渊源，我们可以把他们称为古典贵族。在王政时期，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罗马公民，被称为“Classicus”，即“头等公民”，共和国也是在他们的领导下创建的。

第二种是骑士(Equites)，即商人或财富贵族，他们最初也来自平民，但是通过后天的努力，掌握了钱财、土地等经济资源，然后获得了政治权利，跻身于显贵之列，成了罗马的新权贵。罗马元老院的元老最初都是由古典的血统贵族来担任，但是由于罗马贵族阶层一直具有开放性的特点，可以不断地吸收新鲜血液，所以那些平民出身的骑士就相继加入贵族的行列，成为罗马贵族中的新生力量和后起之秀。

血统贵族和骑士（财富贵族）共同构成了罗马共和国时期的统治阶层，他们也是共和国最早的公民，被称为“优秀者”(Optimates)。“优秀者”就意味着，从王政时期一直到共和国中期，罗马贵族不仅血统高贵、地位显耀，而且也具有崇高的德行，有道义有情怀，为国家勇于担当，视死如归，为平民百姓树立了英雄典范。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贵族果然是罗马社会中最优秀的人，共和国晚期的西塞罗把他们叫作善人(Boni)。所以“贵族”这个称谓不仅具有血统含义，而且还具有道德含义。由于贵族往往拥有大量的门客，他们的德行担当对罗马的恩主-门客关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激励了广大的门客附庸对恩主忠心耿耿，赴汤蹈火，死不旋踵。

罗马社会的第二部分就是平民(Plebeian)。平民最初是指那些个体经营的农民、工匠等自由人，后来也包括那些获得解放的奴隶，以及脱离了恩主庇护的门客。与贵族相比，平民在人数上占有优势，从共和国建立伊始，平民就不断地和贵族发生冲突，二者长期处于对立和竞争的关系中。在共和国的早中期，平民主要是采用发起脱离运动的手段来与贵族展开斗争。所谓脱离运动，就是如果贵族不能满足平民所要求的政治权利，平民就选择集体离开罗马，到其他地方去另建国家。平民的这个撒手锏对于贵族产生了很大的威胁，因为贵族毕竟是少数，平民才是构成国家人口的主要成分，一旦平民选择离开罗马，共和国就难以存在了。从公元前494年到公元前287年，罗马的平民曾经发起过三次脱离运动，这三次脱离运动对贵族专权进行了沉重的打击，同时也为平民争取了重要的政治权利。

罗马社会的第三部分就是奴隶。奴隶在罗马社会中没有任何政治、经济权利，甚至连人身权利也没有，被称为“会说话的牲口”，任凭主人生杀予夺。在罗马王政时期和共和国刚刚建立的时候，奴隶人数并不多，但是随着罗马不断扩张，征服了越来越多的土地，许多被征服地区的人民就沦为奴隶，这样就导致了罗马的奴隶数量剧增。这些奴隶构成了共和国后期主要的农业劳动力，对罗马的自耕农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但是随着版图趋于饱和，罗马无法继续通过武力来获得新的奴隶，这时罗马的经济资源就日益走向枯竭，这也是罗马帝国走向衰落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在罗马的政治发展过程中，主要的社会矛盾是平民与贵族之间的矛盾，奴隶在政治生活中基本上不起作用。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在对待奴隶的态度上都是一致的，那就是无情地加以奴役和压迫。因此，虽然在共和国后期罗马也发生过几次大规模的奴隶起义，但是他们很快就被罗马人镇压了。在奴隶制兴盛的罗马共和国，奴隶的起义根本不可能改变罗马社会的基本性质和状况。

贵族阶层的政治权重和统治基础

罗马贵族是一个与时俱进的社会集团，这个集团在共和国建立之初控制了几乎所有的政治权力。但是面对着平民的不断抗争，罗马贵族一方面不得不向平民让渡部分权力，另一方面也通过吸收平民中的精英分子来补充新鲜血液。正是通过不断变革更新，贵族阶层才能够在共和国发展的早中期牢牢地控制住罗马的政权。

在由权贵主宰的罗马共和国，贵族子弟要想在政治上获得成功，需要具备以下三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家族的背景，即贵族的血缘身世和政治优势。一般来说，罗马元老院的元老是终身制的，除非犯了重大的道德错误，否则是不会被解除元老职务的。而元老主要来自贵族（血统贵族或财富贵族），他们的孩子不仅继承了贵族的身世和财富，而且从小就跟随父辈在元老院和各种政治场合中学习政治统治的技能，耳濡目染，心领神会，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和广泛的人脉资源，拥有较高的政治素质，为日后在政坛上崭露头角和建功立业奠定了牢固的根基。

第二个条件是个人的优异表现，包括美德和功业两个方面。共和国早中期的罗马贵族不仅拥有高贵的血统，还要具备高尚的品德。贵族们在罗马的公共领域，无论是在国内的政治活动中，还是在对外战争中，都必须表现出贵族的担当、情怀、气概和美德，同时还要建立赫赫功勋，创造令人瞩目的业绩。他们只有借助这些后天的德行和功业，而不是仅仅依靠先天的身世，才能得到人民的认可，在政治上不断攀升。

第三个条件是人民的拥戴，通过民众的选举而最终实现个人的政治理想。罗马平民虽然与贵族处于对立和竞争的状态中，但是作为具有狼性禀赋的罗马人，他们也服膺和崇拜英雄。比起平民阶层，罗马贵族具有更多的建功立业的机会（同时也必须承担更大的风险），具有更丰富的政治经验，这些因素都使得他们中间的佼佼者更容易被崇拜英雄的罗马人民认可。在这个具有浓郁权贵色彩的罗马共和国，贵族凭借显赫的家族背景，再加上高尚的个人美德和辉煌的政治业绩（尤其是赫赫军功），自然就会得到广大民众的拥戴。

由此可见，罗马贵族与平民相比，在政治上具有先天的和后天的两方面的优势。祖上积累的政治资源和金钱财富（罗马的政治生活始终是一场富人的游戏，政治家们必须用金钱来笼络人心，为仕途升迁铺垫道路），从小熏陶出的政治素养和铭心刻骨的家族传统，以及在更多的政治场合中所表现出来的个人美德和卓越功勋，这些优越条件都使得贵族子弟比平民更容易攀升政治高位，攫取政治权力。当然，除具备了上述这些条件外，最终还必须得到人民的认可，这是贵族获得政治成功的不可或缺的条件。尤其是到了共和国的末期，民众的支持更是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筹码，从而为一些具备雄才大略的野心家（恺撒等）实现政治理想提供了坚实的后盾。

罗马共和国建立伊始，就开始了不断的对外扩张，把越来越多的拉丁族群和其他部族纳入罗马人的统治之下。随着国土面积不断扩大，人口不断增加，被征服的拉丁地区甚至整个意大利的社会精英也逐渐被吸纳进罗马元老院，为罗马贵族补充了新鲜血液。正是由于不断地吸收精英人士加入统治阶层，罗马共和国才能长期保持与时俱进的制度更新。就此而言，罗马的贵族阶层是一个相对开放的团体，它不仅吸纳了许多被征服族群的精英人士，而且把那些没有高贵血统但通过后天努力而获得成功的罗马平民中的佼佼者也吸收到了贵族的行列。这样一来，就可以确保始终有一批优秀的精英分子掌握着罗马的政治权力，维系着共和国的发展与变革。这个不断吸收新鲜血液的罗马统治集团（它的核心就是罗马元老院），正是罗马共和国能够持续发展四百多年的重要原因。

除此之外，罗马社会结构中的恩主-门客制度也极大地加强了罗马贵族的政治统治力。在传统的罗马农业社会中，作为氏族首领的贵族不仅拥有盘根错节的血缘宗亲，而且统辖着大量外来的依附者——门客。这些门客由于种种原因离开了自己的乡土，转投到新的土地贵族（恩主）的门下，他们在恩主管辖的土地上耕作，始终效忠于恩主，为他提供各种必要的服务，同时也会受到恩主的庇护。与自由散漫的希腊人不同，质朴的罗马人非常讲究忠诚，这种建立在忠诚义务之上的恩主-门客关系构成了罗马社会的一个基本特色。罗马贵族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所具有的巨大势力，在很大程度上来自这种恩主-门客关系。贵族本身虽然人数有限，但是贵族所拥有的大量门客却构成了贵族在政治上独占鳌头的重要根据。由于这些门客也是自由人，可以加入百人团的编制，受效忠意识的影响，他们在政治上当然就会旗帜鲜明地站在自己的恩主一边。这种社会结构就决定了罗马权贵始终能够有效地掌握国家权力。

维系和加强贵族政治权力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宗教。罗马宗教的基本宗旨就在于维护家长的绝对权威，它也构成了维系贵族权力和平民依附的重要因素。罗马是一个以一夫一妻制家庭为基本单元的农业社会，在家庭中父亲的绝对权威是不可动摇的。罗马的父权制要比希腊严苛得多，父亲对家庭成员拥有绝对的主宰权，无论孩子是否成年，作为一家之长的父亲都可以对自己的子女行使生杀大权，可以自由地贩卖自己的子女，且不受法律的追究。而这种绝对的父权制就是靠一套系统的宗教信念和制度来加以维系的。

罗马的宗教和希腊的宗教不一样，希腊的宗教充满了浪漫超逸的色彩，希腊人在宗教（奥林匹斯宗教）信仰的基础上创造出大量美轮美奂的诗歌、雕塑、建筑、戏剧甚至哲学等，这些文化形态都充满了美感。然而罗马的宗教却缺乏这种美的情调，它的主要功能在于维系等级森严的父权制家庭以及在此基础上确立的宗法制度和法权社会。所以罗马的宗教没有任何柔性特点，而是充满了不可伸缩的刚性意味，明确规定了家长和家庭成员的权利及义务关系。父亲与子女的法权关系中，顺理成章地衍生出贵族与平民尤其是恩主与门客的社会关系。如果说希腊的宗教极大地弘扬了个性的自由，展现了一种超越的维度；那么罗马的宗教就有力地加强了集体的秩序，体现出一种现实的功用。无论是罗马的家庭宗教规范，还是国家祭祀仪式，都大大地强化了家庭与社会的强权-依附关系，使其变得极其森严，不可撼动。因此，罗马的宗教成为滋润家长权威和贵族特权的重要文化园圃。

贵族领导下的共和制

古希腊哲学家和政治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具有中庸特点的“politeia”如果偏向于平民因素，就叫“共和政体”，因此“共和”一词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民主。事实上亚里士多德的共和政体就是民主政体，它意味着多数人的统治，所以后来波利比乌斯直接把亚里士多德的共和政体改称为民主政体。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共和政体，就是以雅典政制为典范的，这种以伯里克利统治时期的五百人会议、十将军委员会和公民陪审法庭为立法、行政、司法机构，所有雅典公民都可以自由参与的政治制度，被后世人们普遍称为民主政制。

从这个意义上说，“共和”这一概念很容易使我们联想到全体人民或大多数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体制，国家的权力完全归于人民。然而，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具有真正意义的共和体制，罗马共和国的情况却完全不同，罗马共和国不是民主制，而是贵族主宰的共和制，它与雅典的政治制度存在着巨大的差别。虽然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罗马共和国都在努力寻求两大利益集团——贵族与平民——以及三大政治要素——执政官、元老院、公民大会——之间的协调共进，但是在本质上，罗马共和国始终具有浓郁的权贵色彩。

质言之，罗马共和国是理论上的人民主权和实际上的权贵政治。以元老院为代表的罗马权贵始终掌握着国家政权，并且不断地将社会上的成功者和精英人士吸收进贵族的行列。执政官的职位长期垄断在血统贵族和财富贵族的手里，一些通过出任保民官而在政坛上平步青云的平民政治家，和那些靠着掌握巨大财富而问鼎政界的骑士阶层一样，很快也通过跻身元老院而成为罗马新贵，改变了此前的政治立场。由于不断地吸收新鲜血液，所以罗马元老院和贵族阶层可以常变常新，不断地适应共和国的发展变化，成功地应对各种时代性的挑战。坚持贵族阶层的政治领导，同时又不断地通过立法来向广大民众让渡部分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成功发挥共和制或混合政制的政治优势，让全体罗马人民在贵族的政治领导下齐心协力地对外扩张，这就是罗马共和国能够不断取得胜利、创造辉煌的根本原因。

公元前133年是罗马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分水岭，此前的数百年间，罗马贵族和平民在权力博弈的动态平衡中携手共进，一致对外，发起了一系列对外扩张、掠夺的侵略战争。从公元前133年开始，随着大规模对外战争的结束，罗马内部的社会矛盾再度激化，从而导致了由格拉古兄弟发轫的一系列改革，最终导致了罗马内战与共和国的衰亡。

以公元前133年为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我们可以看到罗马贵族在共和国政治生活中的权重变化情况。从公元前232年到公元前133年的100年间，罗马每年通过选举产生两位执政官，一共产生了200位执政官。统计资料表明，这200位执政官来自58个家族，其中的159位执政官来自26个家族，再其中的99位执政官居然被10个家族垄断。换言之，在这100年间所产生的200位执政官当中，竟然有接近一半的执政官被掌握在10个家族手中。由此可见，罗马共和国的政治带有非常明显的权贵特点，那些门第高贵、渊源深厚的名门望族强有力地控制了罗马的统治权。

但是经过格拉古兄弟开启的一系列社会改革之后，从公元前132年到公元前33年的100年间，平民阶层趁着罗马内乱之机不断地加强自己的政治权力，一些暴发的骑士和平民豪门跻身贵族阶层，冲淡了传统贵族的政治比重。所以在公元前133年以后的100年间，经过选举产生的200位执政官开始被更多的家族分有，拥有执政官头衔的家族数量大大地增加了。这种变化意味着罗马共和国的政治权力正在逐渐流入骑士或平民豪门之手，这些平民豪门通过建立军功或者创造财富而跻身元老院，日益与传统贵族相融合（通过家族联姻的方式），成为共和国领导层中的新生代。

但是极少数平民豪门的立场变化并没有缓解平民与贵族之间的历史矛盾，反而使得这种矛盾更加尖锐和激烈，平民对贵族（旧贵和新贵）的仇恨也变得更加强烈。在这样的情况下，罗马就出现了一些政治野心家，他们虽然是贵族出身，但是利用人民对贵族的强烈不满，一面拥兵自重，一面收揽民心，打击元老院，削弱贵族势力，最终实现了从共和国向帝制的转变。

随着贵族政治权重的下降，罗马共和国也日益跌入权力危机和社会动荡的深渊。共和国最初是由贵族领导而建立的，元老院一直是共和国政制的压舱石和传动轴。一旦元老院的政治功能减弱，贵族阶层的集体领导力就会下降，这就为那些借重军权和民意来实现个人野心的集权者或独裁者提供了可乘之机，从而为共和国的覆灭埋下了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