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I节　罗马内战发生的政治背景

贵族与平民的共同沉沦

格拉古兄弟改革的失败并没有使罗马社会的危机得到缓解，相反却使其进一步加剧，共和政制逐渐病入膏肓。重新独揽大权的罗马贵族阶层不仅未曾有所收敛，反而在战争财富的腐蚀和骄矜心态的驱策下变得更加寡廉鲜耻，先辈们的卓越才能和崇高德行到他们这里逐渐沦丧，一个既无能又无良的元老院勉强地维持着传统的贵族政治。蒙森认为，从格拉古改革到秦纳革命的几十年间，罗马全国人的智力和道德水平都在“堕落”，尤其是以上流社会为甚。

格拉古兄弟身死之后，再度垄断权力的贵族们形成了一个寡头集团，其中主要是元老院的资深元老们，特别是一些掌握着巨大财富和政治资源的名门望族，例如在布匿战争中建立了卓著功勋的西庇阿家族，根基深厚的埃米利乌斯家族和科尔内利乌斯家族，逐渐走向衰落的法比乌斯家族，以及新兴的梅特鲁斯家族等。他们长期以来不断出任执政官、监察官等政府高官，世世代代都是元老院的中流砥柱，但是与布匿战争时期创造辉煌的前辈们相比，这些豪门子弟明显地走向了萎靡腐败，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已不复闻于世。

另外，与贵族派相对立的平民派也同样走向了堕落败坏，砸碎旧世界的强烈欲望和为格拉古兄弟复仇的炽烈怒火使得罗马下层社会如同火山口一样，随时都可能爆发出摧毁法制的疯狂暴行。格拉古兄弟虽然遭遇了杀身之祸，但是贵族们对于一个不断壮大的平民阶层，尤其是城市无产者却心存畏惧。这些人由于丧失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所以对罗马上流社会怀着强烈的仇恨情绪。他们成天在城市里面游荡，靠着政府发放的救济为生，同时又因其罗马公民的身份而构成了公民大会的重要力量。这些随时可能引发动乱和革命的庞大人群是苟且偷安的贵族们惹不起的，因此在格拉古兄弟被杀之后，他们制定的一些改革措施仍然被保留下来。比如粮食法案仍然在实行，以缓解城市无产者的生计问题；土地法案并未终止，只是取缔了分地委员会，让那些多占公地的富人交纳一定的租金，以此项收入来施惠于城市平民。迦太基殖民计划被叫停了，但是罗马设立了纳尔榜高卢殖民地（公元前118年），以安置老兵和失地的农民。此外，骑士阶层的司法权和包税权也未被触动，元老院在安抚平民的同时也需要笼络骑士。在这样的情势下，平民们的政治领袖虽然付之阙如，但是他们的社会影响力和威慑力却反而增强，而且由于缺乏引导而处于一种危险的失控状态。既然贵族已经率先运用武力来对付平民，那么平民自然也就渴待着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遵守法律的共和国农民已经蜕变为唯恐天下不乱的城市无产者，罗马的民主政治刚一登台亮相就已经浸透了暴力的因素。

在这样的情况下，罗马政坛上就同时出现了一种“腐败的寡头政治”和一种“萌芽但已遭腐蚀的民主政治”，形成了同样蜕化和不守规则的贵族党与平民党的尖锐对立。双方都已丧失了共和国早中期的法制观念和宽容精神，而是代之以一种狭隘的偏私和不共戴天的仇恨，于是罗马共和国就被笼罩在一派暴风雨来临之前的阴沉氛围中。

寡头政治与僭主政治的博弈

公元前2世纪的最后二十年间，复苏的寡头政治将格拉古兄弟的改革搁置在一旁，但是由于其自身的腐败无能，寡头集团的统治显得乏善可陈。元老和执政官们颟顸昏庸，行政效率低下，既不敢公然废除格拉古兄弟的改革措施，又创制不出解决社会危机的新政策，从而招致了罗马广大民众的强烈不满。面对着寡头集团的统治无方，躁动不安的平民们又在热切地期盼着格拉古兄弟式的魅力型领袖的出现。

公元前111年，努米底亚战争（或称朱古达战争）爆发，战争中再度出现了一些拥兵自重的将军，从而让暂落下风的保民官们看到了新的希望。当年格拉古兄弟改革失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虽有乌合之众的平民支持，却缺乏足以与贵族势力相抗衡的军事实力。如果操控平民势力的保民官能够与掌握军权的执政官或军事统帅联合起来，那么对付元老院和贵族们就易如反掌了。格拉古兄弟的悲剧对于后来的保民官们最大的政治启示就在于此，因而在公元前2世纪末和公元前1世纪初的时候，罗马共和国就出现了保民官与执政官的新政治联盟。然而，既然手握重兵的执政官可以与保民官及平民派联合起来共同应对寡头集团，那么他同样可以转而与元老院相联合来对付平民势力。这样一来，执政官或其他军事统帅因其手中掌握的军权而成为罗马政坛上举足轻重、扭转乾坤的决定性因素，军队也一跃而成为凌驾于元老院和公民大会之上、决定着罗马各种政治力量兴衰存亡的关键筹码。而马略与苏拉的激烈内战，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并由此揭开了罗马历史上最为轰轰烈烈的一段精彩故事的序幕。

在罗马共和国的早中期，元老院、执政官、公民大会三者之间的权力博弈和动态平衡构成了共和政制的基本内涵。元老院是由贵族组成的权力机构，在共和国发展的大多数时间里，它一直发挥着共和政制的“压舱石”功能，尤其是从公元前4世纪末到公元前2世纪中叶的罗马对外扩张期间，元老院牢牢地掌握着共和国的领导权，不负众望地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但是当罗马对外战争告一段落之后，元老院的权威地位开始受到挑战，格拉古兄弟改革的目的就是通过加强平民和骑士的力量来削弱元老院的权力。

从共和国创建之初开始，罗马的平民们就在不懈地向贵族阶层争取权利，并且在与贵族并肩战斗的过程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权重，其中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公元前287年通过的《霍腾西阿法》。自从该法案颁布以后，以平民为主体的公民大会就成了具有实质意义的立法机构，在立法权上即使不能够凌驾于元老院之上，至少可以与元老院分庭抗礼、相互制衡了。

而在元老院与公民大会的权力抗衡之间，执政官通常是站在元老院一边的。在共和国发展的某些特殊时期（如高卢人入侵和萨莫奈战争期间），少数大权独揽的执政官偶尔也会利用民意来钳制元老院，但是这种情况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执政官与元老院共同进退的基本立场。因此，一直到马略崛起之前，在共和国政制的权力制衡格局中，基本的态势是代表贵族阶层的元老院与执政官相联合，共同应对以罗马平民为主体的公民大会。

但是到了共和国后期，随着罗马版图的扩大和公民人数的增加，罗马公民大会的代表性也逐渐丧失，它越来越蜕变为一个由城市无产者所控制的暴民机构。从格拉古时代开始，真正参与公民大会的人群主要是罗马城里的平民和无产者，他们的利益和意志决定了罗马共和国的法律内涵和政治走向。与此相应，作为公民大会召集人和提案人的保民官的政治地位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他们往往会利用公民大会的群体力量来实现个人的政治野心。虽然格拉古兄弟的改革以失败告终，但是此后保民官的权力却挟平民复仇之威而越来越大，他们可以煽动充斥于公民大会的城市无产者走上街头，漠视法律的限制，运用暴力手段来实现政治目标。数量庞大且群情激愤的城市平民和一些野心勃勃、擅长鼓动的保民官，就已经为罗马僭主政治和独裁统治的出现奠定了重要的社会基础。

在格拉古兄弟改革失败后的数十年间，一方面是复辟的寡头集团萎靡不振、颟顸无能，另一方面则是受挫的城市平民素质下降和戾气飙升，贵族与平民、元老院与公民大会竞相走向了沉沦和堕落。这样就为一种新的力量登上罗马政治舞台操控全局提供了可乘之机，这支力量就是由于对外战端再起而鸣锣上场的职业军队，特别是作为军队统帅的职业将领。因此，到了公元前1世纪初期，罗马共和国政治舞台上最重要的角色已经不再是传统的元老院、公民大会和执政官了，而是变成了执政官、军队和保民官。此时元老院已经无可救药地衰弱下去，手握重兵的执政官却越来越强势，大权统揽，乾纲独断；而保民官则操纵民意，在罗马政坛上纵横捭阖，联合拥兵自重的执政官共同对付日薄西山的元老院。

军队作为一支新兴力量加入罗马政坛的权力博弈当中，从而极大地改变了共和国的政治格局。在共和国发展的四百多年时间里，尽管罗马频频发起对外战争，但是它却从来没有保留过职业军队。战争期间国家征召公民组成军队，战争结束后军队解散，士兵解甲归田。因此，军队过去从未参与过罗马的政治事务，因为它从来就不是一支独立的和常备的政治力量。但是自从马略进行军事改革、创建了职业军队之后，情况就大为改变，从此以后职业军队登上了权力博弈的舞台，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政治因素。这样一来，执政官、军队、保民官就构成了影响共和国后期政治格局的三大要素，而执政官往往就是军队的首领，正如同保民官是人民的领袖一样。于是，随着元老院和贵族阶层的政治权重不断衰弱，军事统帅和人民领袖的结合就决定了罗马共和国的历史命运。

从公民大会、元老院和执政官这三种传统的政治力量的变化趋势来看，随着大量城市无产者的参与，公民大会已经越来越沦为一个缺乏代表性的城市暴民团体，虽然人多势众，却不足以成为一支独立、有序的政治力量。既然以公民大会为支柱的民主政治不足以领导罗马共和国，那么就只剩下以元老院为支柱的寡头政治和执政官（或军事统帅）所代表的僭主政治在共和国的舞台上展开激烈较量了。在共和国后期，软弱无能的寡头政治明显地表露出一种夕阳西下的趋势，而僭主政治则是由一批朝气蓬勃的新潮人物所代表，无论他们是格拉古兄弟那样为民请命的正人君子，还是马略、秦纳那样热衷于权力的政坛枭雄，或者是恺撒、屋大维那样为解决罗马危机不惜颠倒乾坤、重整河山的“窃国大盗”。这些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时代弄潮儿，怀着不同的政治目的和雄心壮志（或曰“野心”），借重于手中执掌的军队，收买保民官以获取民众的支持，在罗马政治舞台上实行独裁统治。因此，共和国后期政坛上的主要冲突就表现为寡头政治与僭主政治的博弈，而这种政治博弈的第一次公开亮相就是马略和苏拉的内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