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III节　共和国的“无冕之王”

史家们通常把法尔萨卢会战看作共和与独裁的最后决战，庞培（以及小伽图）之死事实上已成为共和国之殇。在消灭了共和国的主要捍卫者之后，一统江山的恺撒就公然表露出大权独揽的野心，像苏拉当年一样在罗马实行无限期独裁。恺撒的独裁激起了元老院最后一批共和主义者的强烈反感，最终招致了杀身之祸。然而，恺撒虽死，痼疾缠身的共和国却已经无力回天，只能奄奄一息地等待着更加擅长韬晦之策的屋大维将其收尸入殓。

规模空前的凯旋式

公元前46年，恺撒再次得胜归来，此时恺撒的敌人除了逃亡到西班牙的庞培余孽之外，都已经死的死，降的降，天下已经尽收其囊中。在战局大定的情况下，恺撒就开始着手整顿政务和改革旧制。在恺撒与庞培的对决中，元老院的大多数元老都追随庞培，经过法尔萨卢战役和北非之战，许多元老已经战败身亡，或者浪迹天涯，因此恺撒就重新提拔了一批新人（多为他的旧部将士）加入元老院，把元老院的员额从苏拉时的600人扩增到900人，从而为进一步的政治改革奠定重要的人事基础。

在收复北非之后，恺撒终于可以从连年的激战中缓一口气了，也可以借此之机向罗马人民炫耀一下自己的赫赫军功了。于是他在公元前46年一连举行了四个盛大的凯旋式，这些凯旋式都是为了纪念他多年来所创建的卓越功勋，果然是实至名归的。其中，第一个凯旋式是为了纪念征服高卢，第二个凯旋式是因为制服埃及，第三个凯旋式是由于平定小亚细亚本都王国的叛乱，第四个凯旋式则是为了庆祝打败北非努米底亚国王朱巴。但是对于法尔萨卢战役的重大胜利，恺撒却并没有举行凯旋式，因为罗马人素来认为，凯旋式只赋予那些征服外国领土的罗马统帅，内战的得胜者无缘享受这种殊荣。所以恺撒在凯旋式中丝毫也不炫耀战胜庞培的业绩，这种高明的做法在某种意义上也安抚了那些归降恺撒的庞培旧部以及曾经崇拜“伟大的庞培”的罗马民众。

与珍视荣誉的庞培相比，恺撒更注重权力。但是作为罗马贵族，恺撒心中同样燃烧着追求卓越和向往光荣的炽烈火焰，因此一旦大功告成，他照样也会大力渲染自己的辉煌成就。庞培一生中举行过三次凯旋式（从二十五岁开始每隔十年一次），可谓是达到了人生之光辉顶点；然而恺撒却在一统天下之后一口气举行了四场凯旋式，其次数和规模都超越了庞培。当年初建军功的庞培对于官场升迁并无太大兴趣，却对博取荣誉的凯旋式志在必得，以至于连强悍的苏拉也不得不让步以满足他的虚荣心。但是恺撒在人生进程中对待权力与荣誉的态度却与庞培迥然相异，他曾经为了追逐权力而放弃了凯旋式的荣耀。

公元前60年，恺撒在结束西班牙总督的任期时，曾经想向元老院请求举行凯旋式，以标榜自己在西班牙创立的军功。但是恺撒同时又想竞选公元前59年的罗马执政官，于是他陷入纠结之中。因为按照罗马法律的规定，如果恺撒想竞选公元前59年的执政官，就必须在公元前60年返回罗马，亲自到公民大会中通过参选报名程序；但是如果他想要举行凯旋式，那么在元老院批准之前就必须和准备举行凯旋式的军队一起待在城外，不得擅自进入罗马。这样一来，恺撒就面临着追逐权力（执政官）和享受荣耀（凯旋式）的两难抉择。最后，恺撒毅然放弃了举行凯旋式的机会，返回罗马履行了竞选执政官的手续，并且与克拉苏、庞培缔结了“三头同盟”，果然如愿以偿地出任了公元前59年的罗马执政官。

公元前46年，大功告成的恺撒（时年54岁）在罗马举行了为期十天的盛大凯旋式，克丽奥佩特拉母子也作为外国嘉宾应邀来到罗马参加了盛典。成千上万的将士和罗马政要组成了凯旋式的游行队列，罗马街市万人空巷，几乎所有民众都拥挤在罗马大道两旁热烈欢呼。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服色华丽的元老和政府高官，其他文官武将紧随其后。然后是高奏凯歌的庞大乐队，引领着满载战利品缓缓而行的马车队列。车队后面是彰显恺撒辉煌战绩的展示牌队列，巨大的展示牌上画满了高卢、埃及、小亚细亚和北非的战争场面以及罗马军队的胜利情景，包括恺撒的名言“Veni，Vidi，Vici！”。展示牌队列之后是禁锢着各国俘虏的囚车，其中包括高卢人的领袖维金托里克斯、埃及公主阿尔西诺伊（她参与了托勒密十三世反对恺撒的叛乱活动）、战败身死的本都国王法纳西斯和努米底亚国王朱巴的儿子们。再后面就是准备向朱庇特神庙献祭的白色公牛，以及身穿宽大白袍的祭司人群。最后出场的是驾驭驷马战车、头戴镶金月桂花冠——此花冠是唯有希腊奥林匹亚竞技冠军和罗马凯旋将军方可佩戴的最高荣耀象征——的凯旋将军尤利乌斯·恺撒，在他的身后紧跟着高举罗马鹰旗、全副武装的军团将士。军人们踏着整齐的步伐，伸出右手向恺撒和围观民众行“罗马式敬礼”，兴奋的士兵们间或也会戏谑地齐声高喊：“罗马的市民们，赶紧把你们的娇妻藏好了，秃头的淫棍回来了！”春风得意、风流倜傥的恺撒则对部下们的善意嘲弄一笑置之。

凯旋式举行期间，恺撒还策划组织了耗资巨大的各种娱乐活动，如戏剧表演、模拟海战演出、角斗士竞技和猎狮斗兽等，并且大宴罗马人民，招待宴席竟达22000万桌之多。凯旋式结束之后，元老院授予恺撒一些特权，比如可以在平时穿戴紫色长袍和月桂花冠（以往这些衣冠只有在举行凯旋式时才能穿戴）。这些形式化的特权深得恺撒的欢心，特别是戴月桂花冠，正好可以遮掩他的秃头之羞。

为了纪念去世的女儿，功成名就的恺撒在举行了凯旋式之后，在距离庞培剧场不远的地方修建了一座宽阔的尤利娅选举会场。这座用于公民投票选举的巨大回廊建筑后来由屋大维完成，毗邻着屋大维爱将阿格里帕所修建的万神殿和大浴场。

恺撒大权独揽

北非被恺撒征服之后，庞培的儿子们逃亡到西班牙继续负隅顽抗。公元前45年，恺撒再次率军远征西班牙，最后在孟达战役中彻底击溃了叛军。庞培长子格涅乌斯战败被杀，次子塞克斯图斯躲进密林侥幸逃生，庞培余党几乎被赶尽杀绝。十年之后塞克斯图斯又一度死灰复燃，在西班牙、西西里岛等地组织了强大的海军势力，直到最后被屋大维剿灭。

在孟达战役中，庞培党的另一位重要将领提图斯·拉比埃努斯(Titus Labienus)也战死沙场。拉比埃努斯原本是庞培的门客，早年跟随庞培一起加入苏拉阵营，在战场上展现出较高的军事天赋。后来恺撒出任高卢总督，他转投到恺撒麾下效力，在九年的高卢战争期间表现出色，成为恺撒非常信任的副将。公元前49年，当恺撒与庞培公开决裂后，拉比埃努斯像传统的罗马人一样，选择了效忠自己以前的主人庞培，毅然决然离开了恺撒。恺撒对此毫无怨言，还派人给拉比埃努斯送去了行李和盘缠。后来无论是在法尔萨卢战场上，还是在北非战场上，拉比埃努斯都构成了恺撒的强劲对手，因为他对恺撒的用兵之道了如指掌。然而，或许是由于天时之故，庞培派势力一败再败，终至土崩瓦解。拉比埃努斯也在几度败北之后，最终在孟达战场上血战而死，演绎了一段悲壮的英雄故事。

孟达战役结束后，恺撒又一次凯旋，此时整个罗马共和国和附属藩国尽在他的掌握之中。恺撒一方面大刀阔斧地推动一些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改革，如进行货币改革、司法改革和历法改革（编制尤利乌斯历法，即所谓的“儒略历”），重新划分行省、重建迦太基等地的殖民地和扩大公民权范围，推动市政建设和公共事业，改善人民生活状况等；另一方面则开始全面集权，削弱元老院的权力，试图通过独裁的方式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共和体制。他胁迫元老院将他的独裁官任期延长为十年，后来又索性改为无限期。当年苏拉宣称自己为无限期独裁官，是为了通过集权来修复传统的共和政治，而且他只当了一年多时间就急流勇退了；而恺撒攫取无限期独裁官的大权，则是为了彻底颠覆元老院主宰的共和体制。公元前45年，恺撒又要求元老院授予他终身执政官之职，从而公然践踏了共和国有史以来严格遵循的执政官年度制惯例。此外，恺撒自公元前63年开始就一直担任终身制的罗马大祭司长，这是罗马共和国最高的宗教领袖，现在他又把国家最高官职——执政官也变成终身制了。这样一来，恺撒就把罗马的政教大权全部集于一身，他的亲信如安东尼、雷必达等人则控制着国家的军队和行省大权，罗马共和国实际上已经成为恺撒的家天下了。

恺撒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旨在广揽民心和安抚老兵，而他的专权独裁则极大地削弱了元老院和贵族寡头的权力。至此，恺撒的“司马昭之心”已然是路人皆知，因而也激起了一帮贵族的强烈不满。谨小慎微的西塞罗在私人信件中抱怨道：“如今元老院已经成为我们所共识的某位朋友的后院了。”恺撒招纳的那些庞培旧部更是心生愤慨，特别是马可·布鲁图斯、卡西乌斯等人，尽管恺撒对他们既往不咎，甚至大力提拔，但是对共和国命运的忧虑以及对专制暴君的历史仇恨——罗马共和国建立之初就在法律中明确规定，对于自立为王者，人人可得而诛之——还是激起了他们的反抗之心。正是在这种深沉的忧国之心和强烈的责任意识的驱使下，马可·布鲁图斯、卡西乌斯等贵族策划了刺杀恺撒的阴谋。

恺撒在基本实现了他的改革计划和集权野心之后，还剩下人生的最后一个目标要去实现，那就是远征帕提亚。这是亚历山大当年所进行的伟大事业（征服波斯帝国），也是恺撒魂牵梦萦的恢宏理想。此外，征服帕提亚也是为了给恺撒的盟友和债主克拉苏报一箭之仇，夺回被帕提亚人掠去的罗马军旗和克拉苏遗骸。对于睚眦必报的罗马人来说，当年的帕提亚战败实为奇耻大辱，恺撒若能为克拉苏报仇雪恨，必将赢得更多的民心。但是罗马民间却有一种谶纬之言：只有王者才能够征服波斯（帕提亚帝国乃波斯帝国孑遗）。以往只有亚历山大大帝征服过波斯，所以恺撒若想远征帕提亚，必先自立为王。公元前44年2月，在罗马的一次盛大祭祀活动中，当年的另一位执政官安东尼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三次向恺撒敬献了王冠。惮于罗马人对君主的传统反感心理，恺撒意识到此举的唐突，所以三次都明确地予以拒绝（恺撒或许是想等到完成了征服帕提亚的奇功之后再名正言顺地登基称帝）。为了向广大民众表明自己并没有非分之想，恺撒专门叫人在罗马广场上树立了一根大理石柱，上面镌刻了这样一段话：

“执政官马可·安东尼请求终身独裁官盖乌斯·恺撒接受王者的权威，遭到恺撒的拒绝。”

恺撒原计划在公元前44年3月18日远征帕提亚，他的大军已经在希腊、马其顿等地整装待发，但是他却在出征前三天遇刺身亡。

共和国的最后卫士马可·布鲁图斯

在古代传记作家普鲁塔克的笔下，马可·尤尼乌斯·布鲁图斯（Marcus Junius Brutus，公元前85年—公元前42年）是一位品格高尚、人格完美的贵族青年。关于他的出身问题，素来存在着两种不同说法：其一认为他出身于罗马的显赫世家，其先祖就是大名鼎鼎的共和国开国元勋老布鲁图斯；其二则认为他并非老布鲁图斯的后裔，其祖上原是平民阶层，后来因经营有道才跻身朝政。虽然关于马可·布鲁图斯的父系血胤存在着不同看法，但是他的母亲塞维莉娅(Servilia)确是出身名门世家，其祖辈曾有过捍卫共和、反抗暴政的英雄业绩。马可·布鲁图斯的父亲当年曾与平民派领袖雷必达站在一起共同反对苏拉派，战败后被庞培下令杀死；他的母亲则是元老院领袖小伽图的妹妹，后来布鲁图斯又娶了小伽图之女波西娅为妻。可以说，刚烈正直的小伽图对于布鲁图斯的一生影响巨大。

马可·布鲁图斯

布鲁图斯从小受过良好教养，性情温良，知识渊博，精通希腊哲学和修辞学。成年后的布鲁图斯对政治不感兴趣，专注于经济活动，以擅长放贷理财而著称。但是公元前49年恺撒与庞培公开决裂后，布鲁图斯退出金融界加入庞培和元老派的阵营，尽管庞培与他有杀父之仇，由此可见他的共和主义立场。但是他在军营中从来不和庞培说一句话，因为在罗马人看来，与杀父仇人说话是一件耻辱的事情。

布鲁图斯的母亲塞维莉娅既是小伽图的胞妹，也是恺撒最知己的情人。恺撒不仅驰骋战场，而且在罗马上流社会的交际圈中也是春风得意，与许多政要的女眷都结有情缘。例如他与克拉苏之妻、庞培之妻曾有过浪漫故事，而恺撒与塞维莉娅的恋情更是时人尽知。罗马有一段谐谑的小插曲流传甚广：

公元前63年，罗马元老们在元老院里激烈辩论着喀提林阴谋事件，正当小伽图在台上慷慨陈词时，他突然看见有人走进来悄悄递给了恺撒一封信，恺撒则匆匆写了一张小纸条交给来人带走。由于恺撒当时是站在为喀提林集团辩护的立场上，因此小伽图断定这封信件一定与喀提林阴谋有关，于是他便对在场的元老们说道，恺撒现在仍然还在给院外的喀提林集团通风报信。

小伽图执意让恺撒把这封信件交给他当众展示，恺撒起初坚决不允，小伽图更加认定恺撒心中有鬼，恺撒迫于无奈，只好把这封信交给了小伽图。小伽图打开一看，此信竟然是其妹塞维莉娅写给恺撒的情书。小伽图非常尴尬，将信件揉成一团扔向恺撒，悻悻地说道：“荒唐汉，见鬼去吧！”然后又继续发表他的政治演讲。

在法尔萨卢会战前夕，塞维莉娅专门托人给恺撒捎来口信，请求他不要伤害正在庞培营中的布鲁图斯。一向重情义的恺撒传令麾下将士，任何人都不得伤害布鲁图斯。后来布鲁图斯果然在战俘营中被找到，恺撒对他既往不咎，反而还加以重用，在恺撒被刺的时候，布鲁图斯已经升任为罗马的首席法务官，大有希望在近年内出任罗马执政官。但是布鲁图斯最后还是与卡西乌斯共同策划了刺杀恺撒的阴谋。

这次刺杀活动的主谋是布鲁图斯的妹夫盖乌斯·卡西乌斯(Gaius Cassius)。卡西乌斯原本也是庞培的部将，在庞培战败之后归降了恺撒，恺撒同样委之以重任，公元前44年卡西乌斯和布鲁图斯一样成为罗马法务官。与温良谦和的布鲁图斯不同，卡西乌斯性情暴烈，刚愎自用，虽然官居高位，但是他仍然对恺撒耿耿于怀，其中既有公愤，也有私怨。公愤是由于他认为恺撒要实行独裁专制，身为罗马元老的他必须起来捍卫共和国；私怨则是由于他觉得自己在各方面都比布鲁图斯更加优秀，但是恺撒却因塞维莉娅之故而偏爱和重用布鲁图斯。虽然卡西乌斯和布鲁图斯同为法务官，但布鲁图斯却是首席法务官，因此争强好胜的卡西乌斯颇为不满。正是这些公愤私怨促使卡西乌斯策划了刺杀恺撒的阴谋。

恺撒本人没有儿子，埃及女王克丽奥佩特拉为他所生的儿子（恺撒里昂）只是外国情人之子，不能享受罗马公民的正当权益。而且恺撒深知罗马政坛之险恶，因此对于这个非婚生子一向低调处之，只想把他扶植为将来的埃及法老，决不让他参与罗马政治。有一种观点认为，恺撒一直把情人塞维莉娅之子布鲁图斯视若亲子（甚至认为布鲁图斯就是恺撒与塞维莉娅的私生子，此说显然属于无稽之谈），所以刻意培植重用他。实际上，在恺撒把自己的甥外孙屋大维确立为养子之前，他视同子嗣的是另一位布鲁图斯——德奇姆斯·布鲁图斯，他是马可·布鲁图斯的堂兄弟，也与恺撒沾亲带故，一直都是恺撒深为信任的部将（尽管这位布鲁图斯后来也参与了对恺撒的刺杀活动）。但是恺撒对品性高尚、富有睿智的马可·布鲁图斯也是青睐有加，如同当年苏拉对待庞培一样加以扶持。而马可·布鲁图斯先前虽然曾站在庞培和元老派一边与恺撒为敌，但是自从归顺恺撒之后，也确实为恺撒的雄才大略所折服，从心底深深地钦佩恺撒的英雄气概。然而，尽管马可·布鲁图斯对恺撒的人格魅力多有敬重，他仍然在共和理想的驱使下，以及在其妻波西娅的激励下，毅然决然地参与了刺杀恺撒的行动。

布鲁图斯在刺杀恺撒之前有些犹豫，他的妻子波西娅看出了丈夫的踌躇，想要为丈夫分忧，但是罗马男人一向不愿意把政治事务告诉女人。于是波西娅就拔出短刀，刺向自己的大腿，血流如注，然后她义正词严地对布鲁图斯说道：“布鲁图斯，我是小伽图的女儿，自从与你结婚以后，不只是一个同寝共食的侍妾而已，应该要分担你的荣辱凶吉而且生死相依。……我一直以身为小伽图的女儿和布鲁图斯的妻子感到无比的自负，要是这两个头衔还无法获得信任，现在经过自我的考验，发现能够无视于肉体的痛苦。”（普鲁塔克）在这种情况下，布鲁图斯便把刺杀恺撒的计划和盘告诉了波西娅，她听后鼓励布鲁图斯说：“如果你功败身死，我也决不苟活！”

“3·15事件”与恺撒之死

恺撒这个人一向襟怀坦荡，充满自信，少有防人之心。战胜庞培之后，他被崇拜英雄的罗马人民奉若神明，同时也采取了一些赢取民心的改革举措，更是深受民众的爱戴。当他大权独揽，相继获得了无限期独裁官和终身执政官等要职之后，他要求元老院集体宣誓捍卫他的人身安全，然后就主动解散了自己的卫队，平时出门只带几个亲信，对任何人都不加提防。

按照一些历史学家的记载，在恺撒被刺的公元前44年3月15日这一天发生了许多“不祥的征兆”，例如3月15日前夜罗马遭到了巨大暴风雨的袭击，罗马广场上聚集了大群的鸦鸟，有占卜师曾向恺撒作出过“留意3月15日”的预言等。尤其是恺撒之妻卡尔普尼娅在夜里做了一个噩梦，梦见恺撒遭遇了血光之灾，于是她极力劝阻恺撒前往临时用作元老院的庞培剧场。但是恺撒却因三天后就要远征帕提亚，有一些重要事务和人事安排需要布置，再加上他本人素来对卜术迷信嗤之以鼻，所以坚持要去元老院参加会议。正在犹疑之间，一直为恺撒所重用的德奇姆斯·布鲁图斯来到恺撒家中，他代表元老院专程前来迎奉恺撒。据说这位德奇姆斯·布鲁图斯才是老布鲁图斯的嫡传后裔，具有渊源深厚的贵族血统，他早在20岁左右起就一直追随在恺撒的身边，参加过高卢之战和罗马内战，是恺撒特别信赖的年轻将领。恺撒平时将其视同嗣子，准备在临行前任命他为山南高卢总督，负责镇守意大利的北大门。在恺撒死后所颁布的遗嘱中，德奇姆斯·布鲁图斯被列为屋大维之后的第二顺位继承人。但是德奇姆斯·布鲁图斯却对此一无所知，他也在捍卫共和政制的理想驱策下参与了卡西乌斯、马可·布鲁图斯等人主使的谋杀阴谋。

由于对德奇姆斯·布鲁图斯充满了信任，况且还有恺撒的另一位心腹——当年的执政官安东尼相陪同，于是恺撒就坦然地与他们一起前往元老院。

在去往庞培剧场的路上，恺撒正好遇上了那位预示过不祥之兆的占卜师，他戏谑地调侃道：“今天不是3月15日吗？”言外之意是说自己仍旧安然无恙。结果这位占卜师回答道：“不错，今天是3月15日，但是今天还没有过去！”

当恺撒一行人来到庞培剧场时，一位参与阴谋的元老借口有事要与在任执政官商量，把身强力壮的安东尼拦在了门外。恺撒进入剧场议事厅之后，在数百位与会者的众目睽睽之下，遭到10多位怀揣短剑的元老们的攻击，最后身中23刀（一说为43刀）而死。他看到连自己钟爱的德奇姆斯·布鲁图斯也拔出短剑刺向自己时，说出了最后一句话：“还有你吗，孩子？”然后拉起衣袍遮住面孔，倒在了庞培塑像的阶下，时年56岁。后世的文学家和艺术家往往把这里所说的“布鲁图斯”当作了马可·布鲁图斯。

恺撒之死

参与刺杀恺撒阴谋的一共有14位元老，其中9位是庞培的旧将（如马可·布鲁图斯、卡西乌斯等），恺撒对他们从来不加防范，还予以重用；另外5位则是恺撒的部将（如德奇姆斯·布鲁图斯等），他们长期效命于恺撒麾下，深得恺撒的信任。这些不同政治背景的罗马要员都参与了卡西乌斯和马可·布鲁图斯主使的刺杀阴谋，其共同的原因当然都是对共和政体的忠诚和对专制君主的憎恶。庞培的旧部或许还受一些罗马传统的报恩复仇心态的影响，而恺撒的拥趸们，以及与庞培有个人宿怨的马可·布鲁图斯，则超出了个人恩怨，完全是出于一片捍卫共和国的赤诚之心，这在当时德行沦丧、人心不古的政治环境中可谓是弥足珍贵的，虽然其间也难免夹杂着一些对恺撒政治变革方略的误解。

由于马可·布鲁图斯是刺杀恺撒的主谋之一，所以作为恺撒养子的屋大维得势之后，自然就对布鲁图斯加以贬抑。一直到罗马帝国终结乃至在中世纪西欧社会中，布鲁图斯都声名狼藉，被归于奸邪大恶之流。在中世纪大诗人但丁的长诗《神曲》中，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被打入地狱的最下一层“犹大狱”中，在那里有3个正在遭受折磨的罪大恶极之人，除了出卖耶稣的首恶犹大之外，另外两个就是刺杀恺撒的主谋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

“那受到最大的刑罚的

上面那个就是犹大·伊斯喀里奥，

他头在里面，两腿在外面使劲划动。

把头朝下的那另外两个中，

那从黑色的脸孔吊下来的是布鲁图斯——

看他怎样扭动，不发一言；

那另一个是卡西乌斯，四肢似乎多么僵硬。”

但是后来莎士比亚在他的剧作《恺撒大帝》中，却把马可·布鲁图斯描写成为一位不畏强暴、伸张正义的高尚青年，从此以后布鲁图斯就成了西方人心中的英雄楷模。

恺撒悲剧的历史意义和深刻教训

经过法尔萨卢会战和北非、西班牙等一系列战役，恺撒消灭了庞培派势力，极大地打击了元老院和贵族寡头，实现了大权独揽的政治宏图。然而“壮志未酬身先死”，踌躇满志的恺撒在推行了一系列旨在改变传统共和体制的政治改革之后，正准备进一步实现亚历山大伟业——征服帕提亚——的前夕，遭到了马可·布鲁图斯等元老派的刺杀。恺撒遇刺后，罗马共和国再度陷入混乱，“后三头同盟”应运而生，罗马共和政体不可挽救地走向了彻底瓦解。

恺撒的结局固然是一场悲剧，但是恺撒却与前面的那些政坛巨星不一样，虽然恺撒本人也充满了追求权力和创造辉煌的野心，但他却是一个高瞻远瞩、与时俱进的政治家。曾经治理过西班牙、高卢等海外行省的恺撒非常敏锐地洞察到，以往那种以元老院为主体的寡头统治形式，可以有效地治理小国寡民的共和国，却很难适应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帝国。一方面，寡头统治集团的治理能力随着国家版图的迅猛扩展和自身德行水平的急剧下降而日益捉襟见肘；另一方面，随着越来越多的意大利人甚至外省人获得了公民权，作为全体人民意志代表的罗马公民大会已经变得名不副实，完全沦落为一个由城市暴民组成的政治机构。在罗马的寡头集团和平民大众双方都竞相走向腐败堕落，而新兴的军队要素在政坛上的重要性不断加强的情况下，时代就开始呼唤一位手握重兵且拥有民心，用武力和集权方式来威慑元老院的雄才大略者，而恺撒就是在这种现实形势下应运而生的历史性人物。生活在共和国末期、经历了社会动乱的恺撒深切地意识到，传承了四百多年的共和体制已经越来越不合时宜，像苏拉那样苦心孤诣地去修补共和制度的做法是无济于事的，必须重建一种更新的政治体制来替代它。虽然恺撒最终功亏一篑，遇刺身亡，但是他所推进的政治变革事业却被屋大维继承和实现。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无论是担任终身独裁官却“壮志未酬”的恺撒，还是被尊为“奥古斯都”而大定乾坤的屋大维，都是时代潮流的顺应者。英国著名的罗马史专家塞姆在《罗马革命》一书中写道：

“恺撒能够看到，在一个世界帝国里，显贵阶层的统治已经变得不合时宜了；而在全意大利的居民都已取得公民权的情况下，罗马平民掌握的权力也已落后于时代。恺撒确实比许多人所设想的更加保守，更像一个纯正的罗马人……但恺撒被强行推上了独裁者的位置。这意味着一个人将取代法律、政体和元老院进行长期统治，意味着新的力量与观念迟早要获得胜利，军队和行省的地位将要上升，而从前的统治阶级则已日薄西山。……历史上的悲剧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是’与‘非’之间的冲突所酿造的。根据各自的立场来看，恺撒和布鲁图斯都是正确的。”

从古代的亚里士多德、波利比乌斯一直到近代的孟德斯鸠，西方许多政治学家都持有一个共同的思想观念，他们认为民主制只能运用于雅典这种小国寡民的城邦，共和制可以适应罗马共和国这种中等体量的国家，而君主制则更适合于帝国这样的超级大国。罗马从共和制向帝制的转变充分印证了这种观点，随着罗马迅猛膨胀成为一个世界帝国，少数寡头控制的元老院和乌合之众组成的公民大会已经没有能力来治理这个国家了，于是拥兵自重并收揽人心的政治强人就会脱颖而出，从而水到渠成地将共和制转化为帝制。帝制就像腐蚀剂，逐渐从外部向内芯渗透，从对外扩张的霸权逐渐演化为国内政治的强权，最终使帝国的内政外交全都掌握在一个依仗军队高度集权的专制君主之手。

苏拉是第一个率领外省军队来夺取罗马政权的人，恺撒也如法炮制，挥兵越过卢比孔河而颠覆了元老院的统治（苏拉和恺撒所开创的以军干政的先例后来在罗马帝制时代愈演愈烈）。苏拉试图依靠军队和元老贵族的支持来修复传统的共和体制，恺撒则想利用军队和广大民众的拥护来改变共和政体。苏拉最后寿终正寝，他想要完成的事业很快就付之东流；恺撒虽然遇刺而死，他所推行的变革事业却被屋大维最终实现。由此可见，苏拉与恺撒这两个强权独裁者，其个人命运和历史意义是迥然相异的。

恺撒的政治变革之所以功败垂成，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未能建立起一支忠诚强大的政治团体或党派。恺撒只是靠着个人魅力和利益诱惑来推行改革措施，他的支持者们是一个良莠混杂的庞大群体，其中既有他的忠诚部属，也有一些居心叵测的投机者，利用他的宽宏大度来猎取政治利益，很难与他同心同德。从刺杀恺撒的那些同谋者的组成情况，就可以看出恺撒身边缺少一些理想信念相近的政治同道者。仅凭着军队的效忠和民众的拥戴，恺撒是很难实现他的政治变革理想的，他还必须建立一个同心协力的政治团队，依靠一批志同道合者来共同推进变革宏图。

恺撒最初是以马略、秦纳事业继承者的身份而受到了平民阶层的大力支持，而后又因与克拉苏、庞培等权贵建立政治同盟而势力大涨，再往后则依靠军队的效命而攫取了国家政权，并且使得许多趋炎附势的元老贵族如蚁附膻般地归降帐下。如此看来，恺撒阵营实际上是一个五味杂陈的大缸。无论是什么身世背景、持有什么样的政治立场，只要具有才能并愿意依顺，恺撒就一视同仁地予以重用。甚至连穿长裤的高卢人，也被恺撒增补进了罗马元老院，从而遭到穿托加袍的元老们的嘲笑。为了笼络人心，恺撒将元老从600名增加到900名，财务官从20名增加到40名，法务官从8名增加到16名，不拘一格地网罗人才，然而这种宽宏的做法却为自己的悲剧埋下了种子。现在元老院和高官行列中充满了各色人等，既有恺撒的忠实拥趸（如安东尼），也有见风使舵的中立派（如西塞罗），还有庞培的党徒（如卡西乌斯），以及出于高尚动机的叛变者（如两位布鲁图斯）。这些人持有不同的政治立场，怀着不同的利益诉求，全都因恺撒的宽容和慷慨而聚集在一起。结果，当恺撒在庞培剧场遭到14位元老——其中的好几位已经被恺撒内定为各行省总督，甚至稍后的罗马执政官——刺杀时，其他数百位元老都瞠目而视，袖手旁观，竟无一人施以援手（恺撒的死党安东尼被早有预谋的刺杀者同党拦在了门外）。这恰恰说明恺撒在“结党营私”方面的失败，他太过自负于自己的人格魅力和慷慨仁慈，而未能建立起一支忠心耿耿、精诚合作的政治团队。

后来屋大维充分吸取了恺撒失败的深刻教训，他在统一罗马、攫取政权的过程中，不惜将整个国家机器全部打散重组，创建了许多新的权力机构和行政组织，将老一辈权贵打得落花流水，培养了一批忠实于自己的新生代党羽，从制度上和组织上确保了他的至上地位和绝对权威。因此，恺撒未竟的政治变革方案到屋大维那里得以顺利实现。

共和国的危机与政治强人的应对方略

马其顿战争和布匿战争结束之后，随着罗马版图的不断扩大，罗马共和国的政治危机日益暴露，各种社会矛盾迅速激化。格拉古兄弟开启了最初的改革，他们试图缓解民间疾苦，扩大公民范围，通过建立平民和骑士阶层的同盟来抗衡贵族与元老的统治。但是他们的改革导致了暴乱的发生，进一步加深了平民与贵族、穷人与富人、意大利人与罗马人之间的仇隙，致使共和国危机四伏，从而促使萨图宁、苏尔皮奇乌斯、马略、秦纳等野心家利用民众的不满而煽动起暴民政治。当贵族和平民双方都公然将暴力活动引入政坛时，政治改革就开始转化为社会革命，共和国也就走向了崩溃的边缘。

苏拉试图力挽狂澜，拯共和于将倾之中。他以军队为后盾，采取独裁手段来重建共和体制，通过一系列复古改革措施，以加强以元老院为首的贵族寡头统治。但是苏拉充其量只能维持共和制度的外观，却无力挽救共和精神的沦丧；他可以修复一座堡垒，却未能培育出一支守军。由于没有后继者来进行守卫和维护，共和国很快又陷入了风雨飘摇之中。

“伟大的庞培”试图在激烈的政治冲突之中卓然傲立，一方面他以赫赫军功赢得了民众的崇拜，另一方面他始终与元老院及权贵寡头保持着良好关系。然而，尽管庞培具有杰出的军事才能，但他在政治上却缺乏远见卓识和雄心大志，因此只能长期游移于平民与贵族、军事与政治、恺撒与元老院等一系列二元因素之间，既无独到的改革方略，亦无坚定的保守立场，最终沦为罗马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在沧海横流的共和乱世中，善于审时度势的恺撒借助格拉古兄弟和马略、秦纳等人所鼓动的民势，笼络保民官，驾驭公民大会，并且倚重于政治权重日增的强大军队，用独裁方式来削弱元老院的权力，试图从根本上改变传统体制，一劳永逸地解决共和国危机。恺撒虽然功败垂成，他的未竟事业却由屋大维完成，屋大维最终实现了从共和向帝制的历史转化。

概言之，对于日趋颓败的共和旧舍，格拉古兄弟首先开启改革来“拆墙”，苏拉试图通过复古更化去“补墙”，庞培首鼠两端，游移不定，恺撒和屋大维则要将共和旧舍推倒重建，最终建立起宏伟的帝国大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