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II节　罗马文学的发展历程

罗马文学的产生

罗马人在工程建筑方面明显地超越了希腊人，在造型艺术方面与希腊人各有千秋，但是在文学创作方面却相形见绌；至于在更加抽象的哲学领域，罗马人的贡献则完全不足挂齿。建筑、雕塑、绘画等皆为凝固于空间中的艺术，在这方面，擅长实用技术的罗马人是颇具优势的；然而音乐、诗歌、表演（戏剧）等则是流动于时间中的艺术，哲学更是超越时空形态的抽象思辨，在这些方面，天生缺乏诗意和浪漫情怀的罗马人就难免捉襟见肘了。蒙森在谈到意大利人在这两个方面的不同表现时非常精辟地指出：

“意大利人极精于建筑、绘画和雕刻，在古文化时期，意大利人在这些方面是希腊人的高足弟子，到了近代，意大利人成了所有民族的大师。

“任何一个民族莫不有自己的诗歌和音乐，但属于具有独特诗才的民族中，意大利民族过去和现在都不在此列。意大利人内心缺乏热情，他们缺乏使人情理想化和赋予无生命之物以人性的渴望，这恰恰是诗艺的精髓所在。”

罗马人使用的拉丁语原本是起源于台伯河岸小村庄的方言，随着罗马人的征服活动而逐渐传播到意大利的广大地区，后来经过伊特鲁里亚人这一中介，从希腊文字中演化出独具一格的拉丁文字（《十二铜表法》的颁布标志着拉丁文的基本成形）。尽管拉丁文的产生最初是受到了希腊文的影响，但是罗马人一直到第一次布匿战争结束后才有了自己独立的文学。

早在王政时期，罗马人就会在举行宗教仪式时进行一些表演活动，如手执武器在长笛——不同于希腊人的弦琴——的伴奏下载歌载舞，或者戴上各种面具进行滑稽的表演。这些炫耀武力且粗俗不堪的表演是完全无法与同时代希腊人的崇高典雅的抒情诗朗诵和悲剧演出同日而语的，但是它们却能极大地激发罗马人的勇武精神和战斗意志。在城邦时代的希腊人眼里，拉丁平原上这些挥动戈矛集体起舞的罗马人是一群完全缺乏教养的野蛮人，毫无任何诗情画意的素质品位。从那时起，文雅的希腊人就瞧不起粗鄙的罗马人，即使后来被罗马人征服亦未曾改变，并且一直把这种文化上的蔑视之情维系到中世纪和近代。

早期罗马人的歌谣、舞蹈主要是在宗教节庆活动中表演，民间一些传唱低俗故事并以此为生的“鬻歌者”或游吟诗人则完全不能登大雅之堂，而且还经常遭到社会权势的诋毁责罚。老伽图就曾经说过：“诗人这个职业，从前不受尊重；如果有人从事这种职业或沉湎于宴会，人们便称他为游手好闲者。”蒙森也写道：“社会把歌咏家和诗人与跳绳人和丑角等量齐观。司风俗的官吏常宣布这类的人不能服役于市民军，或在市民大会里投票。”由此可见，在早期罗马社会，诗人、伶人等都属于下三烂之流，往往被一般罗马人不齿。

罗马最初的文学作品——如果还能称得上是“文学作品”的话——不过是一些农时记录或民间训诫，如《工作与时日》之类的粗陋之作，而且明显具有对希腊诗歌的拙劣模仿之迹。最早涉及罗马故事的希腊文学作品应该是荷马的《奥德修纪》，足智多谋的希腊英雄奥德修在特洛伊战争之后回归家园的过程中，曾经历了许多奇遇，其中就包括在西西里岛上陷入了独目巨人波吕斐摩斯的魔掌，以及在意大利墨西拿海峡附近海域航行时受到了塞壬女妖美妙歌声的诱惑。这些故事很早就传到了意大利，构成了罗马人最初的神话教养，并在后来的罗马文学和艺术品中得以保存。

希腊文学对于罗马人的更重要的影响，可能来自公元前6世纪西西里岛的希腊人斯台西科罗斯（Stesichoros，公元前632年—公元前553年）的史诗《伊利昂的毁灭》。在这部神话史诗中，斯台西科罗斯把关于特洛伊大英雄埃涅阿斯在城毁国亡后携带家人迁徙西方的故事传给了西西里岛和意大利南部地区的人们，从而使当地人开始认同自己是特洛伊人的后裔。三百年后，另一位西西里岛的传记作家蒂迈欧(Timaeo)在第一次布匿战争爆发前夕，撰写了一部富有想象力的史书，具体描述了埃涅阿斯在拉丁姆地区建立神庙、开创基业的事迹，特别是把迦太基的狄多女王穿插到埃涅阿斯的漂泊故事中，从而为这都充满了神圣感召的英雄史诗增添了几分催人泪下的浪漫色彩。而此时，埃涅阿斯的后裔与狄多女王的族人正准备进行一场酷烈而漫长的生死对决。在经历了持续一百多年的对外扩张和一个世纪的内部冲突之后，到了屋大维一统江山、开启罗马治下的长期和平的时代，罗马第一大文豪维吉尔才在《埃涅阿斯纪》中给这个流传已久的传奇故事确定了最终的情节内容，并将其作为正史在罗马人中间广泛流传。

表现奥德修与塞壬女妖故事的罗马壁画

罗马人自己的文学史是从第一次布匿战争结束以后才真正开启的，而且与之相关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也是由一位希腊人来推动的。中国著名的罗马文化史专家朱龙华教授写道：

“罗马在王政时代后期开始采用希腊字母，略加变通，形成拉丁字母，有了自己的文字。但在此后近四百年，罗马竟无文学创作问世，直到第一次布匿战争以后，当罗马已是统一了意大利全境的强国，将要做地中海的霸主之时，才有一位出生于希腊而教学于罗马的人用拉丁文翻译了荷马史诗《奥德修纪》，揭开了拉丁文学的序幕。”

公元前240年，一位在罗马贵族之家担任家庭教师的希腊奴隶安德罗尼库斯（Andronicus，约公元前284年—公元前204年）把荷马史诗《奥德修纪》翻译为拉丁文，并在当年庆祝布匿战争胜利的赛会上进行吟诵，从而将文雅的诗歌表演增添到以往只有角斗、赛马之类强力活动的罗马赛会中，极大地提升了罗马庆功盛会的文化品位。此举亦成为独立的罗马文学之滥觞，很快就推动了独具特色的罗马喜剧的发展。

生性愚钝的罗马人对于希腊悲剧的深刻意蕴和崇高美感缺乏理解和共鸣感，但是他们却对滑稽可笑的事物特别敏感，喜欢以夸张的姿态和语言对其加以渲染。因此，“民间喜剧在意大利，可谓正是培植在最适宜的土地上”（蒙森）。在安德罗尼库斯公开登台表演之后不久，罗马就产生了两位著名的喜剧家——普劳图斯（Plautus，公元前254年—公元前184年）和特伦斯（Terence，约公元前195年—公元前159年），他们身着希腊戏装来演绎罗马故事，开启了独立的罗马喜剧之路。他们虽然在表演形式上仍然无法摆脱希腊化时期喜剧大师米南德等人的基本套数，但是在戏剧内容上增添了大量罗马特有的风土人情和谐谑因素，尤其擅长表现罗马下层民众甚至奴隶的幽默和机智，并对上流社会的贪婪、丑陋进行了入木三分的揭露和嘲讽。例如普劳图斯的《商人》《一坛金子》等喜剧，均以诙谐滑稽的语言和跌宕起伏的剧情，对一些邪恶的社会现象进行了嬉笑怒骂的讽刺针砭。这些揭露权势者的腐败堕落、彰显“小人物”的正直机智的“家庭喜剧”，深受广大罗马人民的喜爱，成为共和国时期普罗大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

普劳图斯喜剧集

除了普劳图斯等人的喜剧作品之外，早期罗马文学还包括一些历史著作，如尼维乌斯（Naevius，约公元前270年—公元前201年）的《布匿战争》、监察官伽图的《创始记》等，这些历史著作记载了布匿战争的发展过程和罗马古史，歌颂了罗马人开疆拓土、建立帝国的丰功伟绩。但是由于时代久远，这些著作至今均已佚失。

“拉丁散文泰斗”西塞罗

到了公元前1世纪，随着共和国政治冲突的日益激化以及希腊文化的不断浸润，一批罗马文学巨擘也开始崭露头角，其中最著名的人物有西塞罗、恺撒、瓦罗等人。

共和国末期罗马文坛上的泰山北斗无疑当推西塞罗，这位罗马元老院的共和派领袖也是毋庸置疑的拉丁文学魁首。他的论著和演讲不仅对当时的法律、政治、修辞、文法等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其崇高典雅、汪洋恣肆的文风也深深地濡染了后世的西方文学。乃至于一千多年以后的文艺复兴时期，以人文主义旗手弗兰齐斯科·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a，1304—1374年）为首的意大利诗人和学者都喜欢模仿西塞罗的风格来撰写文章和相互通信。如果说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在艺术上主要是复兴了希腊古典范式，那么在文学上就主要是复兴了以西塞罗为代表的拉丁散文风格。

西塞罗年轻时受到过良好的希腊文化熏陶，熟练地掌握了希腊的辩证法、修辞学，被柏拉图主义和斯多葛主义等希腊哲学思想浸染颇深。与庞培、恺撒等弱冠之年即投身军旅和跻身政坛的人物不同，深有自知之明的西塞罗在“出道”之初即选择了罗马法庭来施展才华。怀着扶弱济困的道义精神，并凭着一张能说会道之嘴，年纪轻轻的西塞罗很快就在罗马律师界和广大民众中树立了崇高的威望。尤其是公元前70年，时年36岁的西塞罗在西西里总督威勒斯的控诉案中声名大噪，其渊博的学识、犀利的见解、激烈的抨击和雄辩的口才使其蜚声于罗马法律界。他在诉讼场上如同庞培、恺撒在战场上一样，所向披靡，无人可挡。在律师界的巨大成功使得西塞罗开始转入罗马政坛，凭借着令人生畏的雄辩、激扬人心的文采以及对共和国的满腔热忱而逐渐擢升为元老院共和派的领袖人物，与卢库鲁斯、梅特鲁斯、小伽图等人一起成为捍卫共和体制的中流砥柱。

西塞罗虽然忙于政务，却笔耕不辍，著述等身，所论及的内容涵盖了罗马的法律、政治、经济、文学、艺术以及哲学等各个领域。他的文章、书信和其口才一样，修辞精当，气势磅礴，不仅说理充分、证据确凿，而且句法抑扬铿锵，辞藻优美典雅，具有直击人心的雷霆之力。西塞罗最重要的著作有《论共和国》《论法律》《论义务》等。在这些著作中，西塞罗明确表述了他的共和立场，并大力弘扬罗马传统的道德精神。特别是当他在政治上处于失意状态时，他就会从政坛转入书斋，奋笔疾书，深刻而系统地阐述他的政治、法律、道德等思想，为后世西方政坛和文坛留下了不朽的思想瑰宝。

《论共和国》是公元前51年发表的。那时候恺撒与庞培尚未公开决裂，恺撒在高卢拥兵自重，虎视眈眈；庞培则在尤利娅和克拉苏死后（公元前54年和公元前53年）与恺撒渐行渐远，被小伽图等元老们笼络。而西塞罗既反对恺撒的集权，又在共和派势力中处于失势的尴尬状态，因此闭门撰著，结合自己在公元前63年出任罗马执政官期间的政治实践和法律思想，完成了这部堪与柏拉图的《理想国》相媲美的传世之作。在这部小册子里，西塞罗分别论述了君主制、民主制和贵族制这三种不同的政体形式，认为“一种温和而平衡的政府形式比君主（以及民主）更为可取”。他以亚里士多德和波利比乌斯的政治思想为根据，阐释了罗马共和制实际上是综合了三种政制的优点。在这个国家中，一切权力来自人民，所谓“人民”绝不是一个特殊的利益人群，而是在法律和正义的原则下集合起来的人民共同体；而国家的宗旨就在于维护社会的公共利益。

西塞罗的《论共和国》

在西塞罗心中，最合适的共和制就是一个多世纪以前（布匿战争结束前）能让罗马元老院与广大人民齐心向善、携手并进的那种政治体制。在这种共和政制中，贵族寡头掌握国家的权力，同时通过制定各种法律来保障人民的基本权益。贵族精英是一个开放的统治集团，将一切成功的社会精英不断地吸收到自己的行列中；而平民阶层也通过法律的渠道与贵族集团相博弈，并以一种不走极端、拒绝暴力的温和方式来保持国家权力与人民权利之间的平衡。这就是西塞罗的那句名言：

“让所有人参与投票，但权力掌握在第一等级手里。”

西塞罗心中的共和国其实只是一种政治理想。英国著名罗马史专家塞姆在《罗马革命》一书中对此评价道：“在这样的环境里，优秀的政治家将不会被同事抛弃，不会被手握军队的巨头胁迫，也不会受到保民官的折磨。”然而，这种理想的国度在罗马历史中从来没有真正出现过，不过以往的罗马共和制倒是比较接近于这种政治理想。就此而言，西塞罗的《论共和国》也还是言出有据的。

《论法律》可以看作是《论共和国》的姊妹篇。在这本书中，西塞罗依据斯多葛主义的自然法原则，系统论述他的法律思想，构建了一种自由而不平等的寡头政制。书中三卷分别论述了自然法、宗教法和罗马官制，思想精湛，文字优雅。可以说，《论共和国》和《论法律》代表了拉丁散文的最高修辞境界，堪与希腊雄辩大师伊索克拉底和德谟斯提尼等人的演讲作品相媲美。

《论义务》是西塞罗人生中的最后一部著作，也是他写给自己儿子的一封长信。如果说在《论共和国》中西塞罗论述了共和政体的制度特点，在《论法律》中他阐明了罗马法律的主要内涵，那么在这本书中，西塞罗就解释了道德义务的基本规范。他在柏拉图的“古典四德”——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的基础上，阐述了一个罗马公民应尽的责任或义务，特别是阐明了正义乃一切道德的基础这一核心思想，探讨了各种道德义务与利益之间的关系，并且把对公共福祉的追求和对祖国的热爱看作是最重要的道德义务。西塞罗对罗马传统的贵族美德进行了热情洋溢的赞美，讲述了雷古鲁斯、法比乌斯等罗马古典英雄的崇高德行，同时也不点名地针砭了恺撒的贪婪和专权——西塞罗写这封长信时正值恺撒炙手可热，“公开使用攻城锤在撞击共和国”的时候，他写道：

“没有比贪婪更可憎的罪恶了，尤其是身居要职、掌握国家政权的人贪婪，那更是如此。因为，利用国家牟取私利不仅是不道德的，而且也是有罪的，可耻的。所以，阿波罗在皮托（希腊德尔菲神庙）所降的神谕——‘将来斯巴达覆亡非为他故，只缘贪婪’，看来不光是对拉栖第梦人（指斯巴达人）的预言，而且也是对所有富裕民族的预言。所以，对于那些掌管国事的人来说，没有比克己自制更容易赢得民众的好感了。

“希求大量的财富、独断的权力，最后甚至想要使自己成为一个自由国度中的君王。这种热望是最可怕、最令人厌恶的，因为他们为貌似之利所迷惑，只看到物质上的回报，而看不到惩罚——我并不是指他们常常逃避的那种法律上的惩罚，而是指一切惩罚中最严厉的惩罚，即他们自身道德的沦丧。”

西塞罗的论著广泛涉及罗马的政治法律、道德伦理、修辞文法、宗教哲学等领域，著名的作品还有《论荣誉》《论神的本质》《论老年》《论友谊》《论雄辩家》等。除了撰写论著，西塞罗也在罗马法庭和政坛上发表了许多慷慨激昂的演讲，这些演讲词也具有极其强烈的震撼力。例如，他年轻时对西西里总督威勒斯的暴行的揭露，公元前63年在挫败喀提林阴谋时的语惊四座的演讲，这场演讲直接导致了喀提林阴谋集团的覆灭。特别是在恺撒被刺之后，西塞罗在罗马元老院一连发表了14篇《反腓力论》，篇篇都如同重磅炮弹一般砸向了拥兵弄权的安东尼。在这些檄文中，西塞罗把已故的恺撒和新崛起的屋大维（新的尤利乌斯·恺撒）与安东尼进行了比较。他虽然对恺撒的专权多有指责，却认为恺撒无论是在军功上还是在文采上都是无人可及的；他把屋大维称为心灵高尚的“孩子”，赞誉他“具有神一般的智慧和勇气”；但是他却把安东尼说成是一个“淫荡的、厚颜无耻的、女人气的”下贱角色，浑身具有角斗士般的力气，缺乏教养，纵情酒色，在大庭广众下丑态百出。这位罗马执政官不仅曾在牧神节上喝得醉醺醺的，奴颜婢膝地三次向恺撒进献王冠，而且公然与罗马人民为敌：

“所以在那一天（指安东尼向恺撒进献王冠的那天），他不仅正式抛弃了他的执政官的职务，而且也放弃了他本人的自由。因为，要是恺撒愿意接受这项效忠的礼物，那么安东尼本人肯定马上就成为一名奴隶。所以，我还会认为这个人是执政官吗？这个人是罗马公民吗？这个人是自由的人吗？简言之，这个人还是人吗？

“元老院的议员们，你们对罗马人民的三支军队遭到覆灭感到悲伤，杀死他们的就是安东尼；你们为失去最高贵的公民而感到悲痛，夺走他们生命的就是安东尼；我们这个等级的权威被颠覆，推翻它的也是安东尼。总之，这些事情是我们所有人后来都看到的——还有什么罪恶我们没看到？——只要我们能够正确推理，我们就能在安东尼那里找到原因。就好像特洛伊人眼中的海伦，这个人对国家来说就是战争和毁灭的根源。

“‘让武器向托加袍投降’（西塞罗名言）。好吧！它们难道没有投降吗？但是后来，托加袍向你的武器投降了。因此我必须问，应当让罪恶的武器向罗马人民的自由投降，还是应当让我们的自由向你的武器投降？然而我不会对这些话作进一步的答复，我只需简要地回答，因为你既不知这些诗句，也根本不懂文学。”

品位高雅的西塞罗对角斗士一般下流的安东尼充满了鄙夷之情，这一点与他对恺撒的欣赏态度截然不同。面对着这些惊涛骇浪般摧枯拉朽的演讲词，粗野无文的安东尼完全没有招架之力，由此也进一步加深了安东尼对西塞罗的宿怨，最终导致了西塞罗命丧黄泉。

西塞罗所开创的这种兼具希腊式优雅和罗马式凝重的散文风格，对于当时的罗马文坛以及后世的西方文学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也因此而赢得了“拉丁散文泰斗”的美誉。

恺撒的清新文风

在共和国末期，罗马殷富家庭的子弟从小往往要到希腊去接受文化教育，或者聘请有学问的希腊人来做家庭教师，因此，当时上流社会的罗马人都具有良好的希腊文化教养。恺撒在年轻时就曾到希腊求学，师从著名的希腊雄辩家阿波罗尼乌斯等人。加之恺撒天资聪颖，勤勉好学，他很快就将希腊的修辞学运用自如，其文章著述也如同他本人的政治生涯一样，在罗马文坛上声名鹊起，得到了大文豪西塞罗的慧眼相识。虽然西塞罗与恺撒在政见上多有龃龉，一个竭力维护传统的共和体制，一个则试图颠覆旧制而另创新政；但是二人在文学上却是惺惺相惜，彼此欣赏。每当恺撒写出自鸣得意的文章，他都会首先送给西塞罗讨教；西塞罗也时常会把自己的作品交给恺撒指点，二人相互引为知音。恺撒始终仰慕西塞罗的雄文雅韵，将年长他六岁的西塞罗尊为师者；西塞罗也对恺撒的作品称赞备至，尤其赞赏其掩映在清新文风中的高雅品性。西塞罗曾经这样评价恺撒的文风：

“恺撒的文章，无论是口述还是笔著，都秉承了其一贯的特征：品格高尚，灿烂光明，壮丽高贵，充满理性。”

恺撒在罗马政坛的扶摇直上，除了得益于他的政治谋略和军事天才之外，雄辩的口才和清雅的文风也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之一。透过恺撒在政坛上的表现，可以看出他所具有的人格特点。恺撒一向为人慷慨豪爽，胸襟博大，既不滥杀无辜，亦无防人之心。恺撒虽然与元老派的政治斗争颇为激烈，但他却从来没有像苏拉、马略以及后来的安东尼、屋大维那样搞过公敌宣告；对于政敌（如庞培）的旧部也一概既往不咎，予以重用，最后竟至殒命于此。由此可见，恺撒在私德方面堪称正人君子（至于他的风流韵事，在当时的罗马社会中根本算不上什么道德问题）。尽管恺撒在政治上存有野心，那也是鉴于罗马共和国岌岌可危的现实状况。他试图采取一种休克疗法来为纷乱不已的国家另辟蹊径，即通过个人集权的方式来终结贵族与平民之间无法调解的政治冲突。从人品上看，壮志未酬的恺撒要比大功告成的屋大维更加高洁纯粹，更具备一些希腊式的雅致情调。而恺撒的撰著也文如其人，于简洁明快、清雅平实的文风中展露出光明磊落、浩然坦荡的人格特征。

恺撒在出任高卢总督的九年期间，在率领罗马军团南征北战的征旅中，写下了一部传世之作《高卢战记》，这部著作主要记载了恺撒率兵征服高卢全境以及与高卢各部落激烈鏖战的具体情况。《高卢战记》典型地表现了一种单刀直入、清晰明快的军人风格，文字通达流畅，内容简洁扼要，在罗马文坛上开创了一种与西塞罗的雄浑奔放气势迥然不同的清新朴实文风。

恺撒的《高卢战记》

《高卢战记》以第三人称的叙述方式展开，对所述内容均采取突出主旨、减少枝蔓和繁缛修饰的叙事风格，给人留下了生动明晰的印象。例如，《高卢战记》开篇处向罗马人介绍了他们甚为陌生的山外高卢（即阿尔卑斯山以北的高卢）的族群分布情况，恺撒非常简洁明了地写道：

“高卢全境分为三部分，其中一部分住着比尔及人，另一部分住着阿奎丹尼人，而那些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叫克勒特人（即凯尔特人）、我们称之为高卢人的，住在第三部分。所有这些人，彼此之间的语言、习俗和法律，各不相同。高卢人跟阿奎丹尼人接界的这一边，由加隆纳河（即加龙河）分隔着，跟比尔及人接界的这一边，由马特隆纳河（即马恩河）和塞广纳河（即塞纳河）分隔着。所有这些人中，最勇悍的是比尔及人，因为他们离开行省的文明和教化最远，并且也是商贩们往来最少、那些使人萎靡不振的东西输入也最少的地方；再则还因为他们离开住在莱茵河对岸的日耳曼人最近，在跟他们不断作战的缘故。”

通过这段简明扼要的文字，读者可以清楚了解到广阔的山外高卢全境分布的三个不同族群的地理位置和民族习性，而他们的勇悍凶蛮程度则与他们和罗马行省——指罗马人控制的纳尔榜高卢行省即今普罗旺斯地区——的远近距离及其所受到的文明教化和奢靡风气的影响程度直接相关。寥寥数语，既介绍了高卢各族群的大致分布情况，又揭示了文明与野蛮之间的浸润关系，并且表达了对文明滋长的萎靡之风的含蓄批评。

在《高卢战记》卷八第51节中，恺撒以客观冷静的语言描述了他胜利归来时所受到的热烈欢迎：

“所有的自治市和殖民地都以难于想象的荣誉和热爱来欢迎恺撒，因为这是他对全高卢联合作战取得胜利之后第一次到来。一切可以用来装饰城门、道路和恺撒经过的每一个地方的手段，都尽量用上了。所有的人都带着孩子跑来欢迎他，到处都献奉牺牲，市场上和神庙中也无处不陈设着祭席，似乎在提前举行一次渴望了很久很久的凯旋庆祝似的。有钱人的豪奢和穷人的热情都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段文字首先如实描述了意大利北部各地人们热烈欢迎恺撒的盛大场面，城市张灯结彩，街道万人空巷；接着又含蓄地表达了恺撒心中的一个光荣梦想——举行罗马人最向往的凯旋式。当年恺撒卸任西班牙总督返回罗马时，就曾经为了竞选执政官的政治抱负而忍痛放弃了举行凯旋式的机会，一转眼好几年过去，高卢的战功使得他重新有望实现夙愿，然而他又将面临与元老派及庞培的彻底决裂。这段文字中的最后一句话则画龙点睛地表明了恺撒在富人和穷人中都受到了同等的敬爱，从而暗示自己超越了贵族与平民之间的对立和冲突。这段文字没有西塞罗式的夸张表达和华丽辞藻（西塞罗从希腊避难回到罗马后，曾得意忘形地在元老院的演讲中炫耀，“是整个意大利人民用肩膀为轿辇把他抬回了罗马”），却轻描淡写地展现了恺撒的功勋之高和民望之盛。由此可见恺撒清雅简洁的文风：叙事直击主题，不赘繁俗，如同其行军打仗的作风一般，以简制繁，单刀直入。

恺撒与西塞罗是同时代罗马政坛上的活跃人物，但是两个人的政治立场和行为作风却全然不同，这种差异也同样反映在他们的文风上面。西塞罗胸怀共和理想，极力想要拯救岌岌可危的共和国，心中充满了忧国忧民的崇高情怀；再加上学富五车、才高八斗，更兼为大律师出身，雄辩滔滔，因此所撰文章也如同其政坛辩论和法庭争讼一般，充满了雷霆万钧、席卷千军的磅礴之势。虽然他不像小伽图那样刚烈耿直、以身殉道，而是在行为上表现出一种圆滑世故的特点，但是其心中却始终激荡着澎湃的理想精神。正因为如此，西塞罗的文风宛如山风呼啸、海浪翻涌，其雄浑气势和瑰丽文辞令人热血沸腾，心悦诚服。故而时人称，“西塞罗的一张嘴抵得上十万雄兵！”而恺撒却在无声无息地施展着解构共和、另起炉灶的政治抱负，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向权力的巅峰。其性格深沉稳健，慎思笃行，讲求实际，不尚张扬。恺撒的文风也恰如其人，显得平实无华、简洁明快，犹如波澜不兴的深潭、沉静兀立的山峰，透露出一股沁人肺腑的清新气息，令人赏心悦目。总之，西塞罗的文章如同电闪雷鸣雄奇瑰丽，恺撒的文章则如同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二者虽然同为共和国末期罗马文坛上的翘楚，并且彼此推重、酬唱甚欢，但是其性情、文风却相去甚远，迥然相异。

除了西塞罗和恺撒，共和国末期的另一位拉丁大文豪就是学识渊博、著作等身的马可·特伦提乌斯·瓦罗（Marcus Terentius Varro，公元前116年—公元前27年）。瓦罗曾出任过罗马保民官、执政官等要职，在政治上长期追随庞培，深得后者信任，代其掌管西班牙的军政大权。恺撒击败西班牙的庞培党后，敬仰瓦罗的学问，对其既往不咎，并委之以筹建罗马首座国家图书馆的重任。恺撒被刺后，瓦罗被安东尼剥夺了公民权并予以放逐，从此潜心从事学术研究，撰写了大量著作。直到公元前30年内战结束，瓦罗才重获自由，一直到死都专心致学，不问政事。瓦罗素以博学而著称，其撰著涵盖了法律、政治、历史、地理、文法、修辞、农学、数学以及诗歌等诸多领域，著作多达600多种。可惜至今除了有关农学、拉丁文法和讽刺集等区区几部著作外，他的其他作品均已散失无存。

罗马第一诗人维吉尔和《埃涅阿斯纪》

到了屋大维所开创的长期和平时期，罗马政治安定、经济繁荣，文学领域也迎来了一个“黄金时代”，涌现出维吉尔、贺拉斯、奥维德三位文学巨擘。此外，这一时期还产生了著名的古典修辞史家李维。这些文坛精英大多与屋大维相交甚笃，维吉尔和贺拉斯堪称屋大维的御用诗人，对其极尽讴歌赞美；李维则深受屋大维的欣赏，被其聘为皇室后裔克劳狄乌斯的教师。唯有奥维德年纪较轻，其作品中表现出强烈的怀疑倾向和批判精神，对屋大维推崇的传统宗教和道德思想构成了挑战，因此他不为皇帝所喜。

虽然屋大维不及恺撒那样品位高雅，但是从小在恺撒家中长大的屋大维仍然具有良好的文化教养。尤其是当他统一了罗马之后，国家日益走上和平强盛之道，文化建设的问题自然也被提上了日程。屋大维在大兴土木创建“大理石的罗马”的同时，也要重建罗马传统的宗教信仰和道德规范，同时需要一批文人墨客对自己的政治业绩进行歌功颂德。这种现实需求促成了维吉尔等杰出诗人应运而生。这种情况就如同后来“五贤帝”时代的太平盛世，也涌现出一批优秀的作家如塔西佗、普鲁塔克、小普林尼等人一样，这些生逢其时的文人学者在文学、史学等方面都卓有建树。

屋大维有两位肱股之臣，二者一武一文：武将是阿格里帕，为屋大维战胜安东尼、统一罗马立下了汗马功劳；文臣则是梅塞纳斯，他主要负责为屋大维处理内政、外交事务。梅塞纳斯和阿格里帕从青年时代就开始追随屋大维，三个人年龄相仿，私交甚好。与阿格里帕驰骋疆场、杀敌建功的特点不同，梅塞纳斯富有文学敏感性，广纳天下贤士，在其麾下形成了一个文学团体，汇集了一批杰出的诗人和学者，其中就包括维吉尔和贺拉斯。

维吉尔（Vergilius，公元前70年—公元前19年）是奥古斯都最推崇的大诗人。他早年创作了很多描写农事的抒情诗，例如《牧歌》《田园诗》等，这些抒情诗立足于罗马文化土壤，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但是维吉尔最重要的成名作则是史诗《埃涅阿斯纪》，埃涅阿斯之所以被罗马人确定无疑地认作始祖，主要应归功于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正如同中国人把黄帝认作自己的人文始祖，主要应归功于司马迁的《史记》一样。从西方文学史的角度看，《埃涅阿斯纪》在罗马文坛上的地位，就像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修纪》在希腊文坛上的地位一样，它是后人无法超越的典范。当然，相比而言，维吉尔的这部史诗明显深受荷马史诗的影响。《埃涅阿斯纪》的前半部分情节更多模仿了《奥德修纪》中的海外漂泊故事，讲述了埃涅阿斯漂洋过海，历经千辛万苦，最终来到意大利拉丁平原；后半部分的灵感则显然来源于《伊利亚特》，讲述了埃涅阿斯与拉丁英雄图尔努斯战斗，并最终打败图尔努斯，在拉丁平原开创基业的故事，其情节与《伊利亚特》中阿喀琉斯与赫克托耳之战颇为相似。可以说，《埃涅阿斯纪》实际上是把荷马两部史诗的情节在罗马的故事背景下连缀在一起。

罗马第一诗人维吉尔

《埃涅阿斯纪》讲述了大英雄埃涅阿斯如何在特洛伊战争以后逃离家园，漂洋过海，经历了许多艰难坎坷，也发生了一段浪漫的插曲，最终在神灵的召唤之下来到拉丁平原建立基业的故事。与荷马史诗一味渲染虚幻的神话传奇不同，《埃涅阿斯纪》充满了现实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情感，对罗马历史中的一些英雄人物——从埃涅阿斯一直到恺撒和屋大维——进行了歌功颂德。史诗热情赞美了罗马人的质朴、勇敢、虔诚、严肃以及坚韧不拔等基本品性，借埃涅阿斯的英雄业绩和神的预言映衬出一千年后屋大维的丰功伟绩。

虽然维吉尔的这种以古衬今的春秋笔法可能有些逢迎溢美之嫌，但是《埃涅阿斯纪》中却包含着非常深刻的命运思想和感人至深的英雄情怀，烘托了一种博大精深的神召感和宿命论，同时又流露出几分忧郁伤感、催人泪下的英雄柔情。一位漂泊无定的末路英雄，在神意的指引下历尽艰辛，在距离家园千里之遥的异国他乡开创了千秋万代的辉煌基业。然而除神圣使命和英雄宏图外，《埃涅阿斯纪》仍难免有一些儿女情长、令人扼腕的浪漫情调。《埃涅阿斯纪》和《伊利亚特》一样，既有轰轰烈烈的英雄鏖战，也有催人泪下的缱绻柔情。无论是《伊利亚特》中特洛伊大英雄赫克托耳激战之前与妻子安德洛马克的依依惜别，还是《埃涅阿斯纪》中主人公受命运鞭策对狄多女王的忍痛割爱，都表现了一种英雄有情亦有泪的感人场景，同时也体现了关于人生意义的深切反思。中国著名的西方文学研究大师杨周翰先生在其所翻译的《埃涅阿斯纪》的序言中写道：

“他歌颂坚韧不拔的精神、责任感、虔敬、信神；他歌颂和平，以及和平带来的幸福，歌颂给他带来幸福的屋大维；他歌颂田园生活，陶醉在大自然中；他歌颂普遍的仁爱。但在这些背后——而且也是历来给读者印象最深刻的，成为维吉尔风格特色的，使他成为所谓‘Lacrimae rerum’（万事都堪落泪）的诗人的东西——却隐藏着一种无限忧郁的情绪，悲天悯人、怀疑以至宿命论的情绪。为了罗马创业，流浪、失去亲人、战争、死亡种种牺牲，即所谓的‘英雄行为’值得吗？《埃涅阿斯纪》中这种贯彻始终的情绪正是诗人对他生活的历史时代的感受的反映。”

《埃涅阿斯纪》对于罗马文明史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就是引出了尤利乌斯家族的血胤传统，把屋大维与罗马人的始祖埃涅阿斯及其长子阿斯卡尼乌斯联系起来，从而为屋大维的丰功伟绩和现实统治提供了一种神圣的历史根据。

维吉尔在《埃涅阿斯纪》的开篇处以评论者的身份讲述了如下这段话：

“我要说的是战争和一个人的故事。这个人被命运驱赶，第一个离开特洛伊的海岸，来到了意大利拉维尼乌姆之滨。因为天神不容他，残忍的朱诺不忘前仇，使他一路上无论陆路水路历尽了颠簸。他还必须经受战争的痛苦，才能建立城邦，把故国的神祇安放在拉丁姆，从此才有拉丁族、阿尔巴的君王和罗马巍峨的城墙。”

埃涅阿斯是希腊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在荷马的《伊利亚特》中就曾经出场，与特洛伊众位英雄并肩抵抗希腊人的入侵。在这场由于金苹果之争而引发的战争中，朱诺（赫拉）和密涅瓦（雅典娜）等神灵是站在希腊人一边的，对美神维纳斯（阿佛洛狄忒）所支持的特洛伊人充满了仇恨。埃涅阿斯是维纳斯的儿子，在战后逃离家园的过程中仍然遭到怀恨在心的朱诺的不断迫害。维纳斯心疼自己的儿子，只能到天神父亲朱庇特那里去寻找帮助。朱庇特向心爱的女儿透露了“命运之书”中的秘密：受尽苦难的埃涅阿斯将要承担一个光荣的使命，到意大利去建立帝王基业。这基业将从埃涅阿斯在拉丁平原上建立城池开始，经过其子阿斯卡尼乌斯迁都阿尔巴·隆加；再到三百年后王族出身的维斯塔女祭司西尔维娅与战神马尔斯生下一对孪生子，孪生子吃狼奶长大后创建罗马城，将埃涅阿斯家族的基业发扬光大；此后又经历了阳光普照和风雨晦冥的七百年，“命运之书”才最终揭开了神秘的面纱，露出了历史的真面目：

“从这光辉的特洛伊族系将会产生一个恺撒（指屋大维），他的权力将远届寰宇之涯，他的令名将高达云天，而他的本名尤利乌斯则是从伟大的尤路斯派生而来的，有朝一日你将无忧无虑地把他接进天庭，满载着东征的胜利品；人们有所祈求的时候也将呼唤他的名字。那时，战争将熄灭，动乱的时代将趋于平和；白发苍苍的‘信义’女神，守护家庭的维斯塔女神，罗慕路斯和他的孪生兄弟雷慕斯将制定法律；战神的可怕的大门（指雅努斯神庙）将关闭，用精巧的铁栓箍紧。”

埃涅阿斯所遭遇的一切坎坷艰辛，均是命运所注定，包括他与狄多女王的浪漫爱情，与图尔努斯的激烈鏖战，以及从火神伏尔甘为埃涅阿斯打造的盾牌上所显示出来的千年之后屋大维与安东尼的阿克兴海战等。诚如杨周翰先生在译序中所指出的，维吉尔在书中刻画的不是个人英雄而是民族英雄，他将英雄业绩与民族责任感和神圣使命感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更重要的是，维吉尔笔下展现的不再是荷马史诗中的那些一味争强斗狠、勇武凶悍的希腊英雄，而是心怀神圣使命勇往直前同时又富有悲悯胸怀和忧郁情感，甚至疑虑精神的罗马英雄。这里面也表现了维吉尔在战乱终结、和平开启时代的政治理想——罗马人正在奥古斯都治下实现着从征服世界向治理世界、从征讨杀伐的战士向“万事都堪落泪”的诗人的转化。

有一次维吉尔向屋大维的家人朗诵《埃涅阿斯纪》，念到第六卷诗文时，说到埃涅阿斯在阴曹地府遇见了已故的父亲安奇塞斯（与《奥德修纪》中奥德修游历地狱的故事相类似），父亲指引他看见了后来从阿尔巴诸王、罗慕路斯兄弟一直到奥古斯都的罗马诸英雄的故事，也看到了屋大维的外甥马塞卢斯：“看，那边走来的是马塞卢斯，他佩戴着大奖，何等威武，作为胜利者他无异是鹤立鸡群。”据说当维吉尔朗诵到这段诗文时，屋大维的姐姐屋大维娅当场晕厥过去，因为她想起了英年早逝的儿子马塞卢斯。18世纪法国历史画家让-约瑟夫·泰拉森（Jean-Joseph Taillasson，1745—1809年）在其油画中表现了这个精彩的场面。

维吉尔向屋大维姐弟朗诵《埃涅阿斯纪》

《埃涅阿斯纪》气势浩大，场面恢宏，兼之文辞优美，堪称罗马时代最著名的文学典范。此书与荷马的两部史诗、中世纪但丁的《神曲》以及17世纪英国大诗人弥尔顿的《失乐园》一起，并称为西方“四大史诗”，维吉尔也因此被后世誉为“罗马第一诗人”。

田园诗人贺拉斯

维吉尔、贺拉斯和奥维德是罗马文学“黄金时代”最伟大的三位诗人。昆图斯·贺拉斯·弗拉库斯（Quintus Horatius Flaccus，公元前65年—公元前8年）是一位田园诗人，他的作品主要是颂歌和抒情诗，篇幅短小，文字优美，以抒发主观情感为主，而不像维吉尔的史诗那样以叙述客观事件为主。贺拉斯最主要的诗作就是《颂诗集》4卷，这里面充满了对美丽田园的讴歌和对太平盛世的赞誉。贺拉斯在政治上原本属于共和派，公元前42年腓力比战役后，心灰意冷的贺拉斯脱离政治，赋闲在家，后经维吉尔介绍，加入了梅塞纳斯的文学团体，因其卓越的诗才而为屋大维赏识。公元前17年屋大维举行盛世大典时，主祭仪式所使用的大颂诗就是由贺拉斯所写。屋大维通过梅塞纳斯赠送给贺拉斯一座舒适的大庄园，贺拉斯也对屋大维感恩戴德，极尽溢美之词，写了许多赞颂诗歌，实际上成为屋大维的宫廷诗人。但是就诗歌创作而言，贺拉斯确实卓有才华，所写的颂歌和抒情诗格调高雅，文采飞扬，讴歌自然、赞美人生，表现了太平盛世中乐天知命、怡然自得的生活情趣。

桂冠诗人贺拉斯

贺拉斯的抒情诗有许多都是直接歌颂屋大维及其所开创的太平盛世，对于其所在的罗马文学团体领导人梅塞纳斯也大加赞扬，此外他也有大量赞美自然风光、爱情友谊、宴饮娱乐的诗歌，以及他与其他诗人（如维吉尔等）之间的酬唱诗文。此处引几首如下：

致屋大维

“蒙神赐福的人啊，罗慕路斯子裔

最杰出的守卫者，你已太久不在罗马，

你曾向神圣的元老院承诺，你会迅疾

返回，我们盼你回家。

请把光还给你的祖国，仁慈的统帅，

因为你的面容如同春天，在哪里

向民众闪耀，哪里的日子就更愉快，

太阳的旭辉就更明丽。

……

‘仁慈的统帅，愿你将长久的节庆赐给意大利！’

这是我们早晨清醒时的祷词，

也是我们喝醉时的祷词，当太阳的余晖

已经沉入大洋之底。”

致梅塞纳斯

“梅塞纳斯啊，你，王族的贵胄，

我的坚盾，甜美荣誉的源头：

有人痴迷于奥林匹亚的尘雾

随赛车翻卷，闪电般的轮轴

掠过标锥，手握光荣的棕榈，

恍惚间与主宰世界的神交游；

有人宁可让无常的罗马庸众

簇拥着沿权力之阶步步高升；

……

我，却因博学额头上荣耀的

常青藤而置身天界。树林清凉，

水泽仙女和山神的轻盈歌舞

分开了我和众人，既然笛音

欧忒耳佩<注："欧忒耳佩(Euterpe)是希腊神话中司掌抒情诗的缪斯女神。">不禁止，圣歌之主

也愿意弹奏莱斯博斯<注："莱斯博斯(Lesbos)是靠近土耳其的希腊岛屿，是希腊著名女抒情诗人萨福（Sappho，约公元前630年—公元前560年）的故乡。">的里拉琴。

但你若给我抒情诗人的冠冕，

我高昂的头将闪烁群星之间。”

致维吉尔

“春天的同伴，色雷斯的风已经吹来，

它让大海恢复平静，将船帆催动，

原野不再被寒霜凝住，江河不再

浮满冬雪，在喧响中奔涌。

……

鲜绿悦目的草地上，守护肥羊的牧人

用芦笛吹奏着自己的旋律，喜欢牲畜、

喜欢阿卡迪亚幽暗山岭的潘神

听到了，心中也漾起欢愉。

季节带来了渴的感觉，如果你期盼

喝到在卡莱斯酿造的葡萄酒，那么

维吉尔啊，你就必须拿香膏来交换，

你这年轻贵族的门客。”

致班度西亚之泉

“班度西亚的泉水，你比玻璃更明亮，

配得上甜美的纯酒，也该有花的芬芳，

明日我赠你山羊做礼物，

它的额头新近才长出

一对弯角，准备尝试爱欲和战争。

但没有机会：因为放纵不羁的物种

繁育的这只幼崽将用血

染红你这冷冽的水波。

燃烧的小犬星主宰的严酷夏日，你不受

丝毫侵扰，卸下犁铧的疲惫耕牛

和游荡的羊群来到你这里，

立刻感受到清爽的凉意。

你也将跻身世上的名泉之列，因为

我曾经吟唱这棵栎树，你的流水

从它下面的岩石空穴

潺潺流出，向下奔跃。”

贺拉斯的诗歌格调高雅，韵律优美，意境清悠，表现了对自然和家园的热爱之情，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诚如诵诗如蜜的品达（Pindaros，公元前522年—公元前442年）被誉为希腊的“国民诗人”一样，贺拉斯也因其优美的抒情诗而成为罗马无可争议的桂冠诗人，为罗马诗坛树立了永恒的典范。

除抒情诗之外，贺拉斯还写了一部古罗马最重要的文艺理论杰作——《诗艺》，对诗和戏剧涉及的艺术形象、人物性格、内容题材的基本规范以及文艺的功能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提出艺术作品要贴近真实、切合众望和符合艺术规则，并且创立了“寓教于乐”的文艺思想，力图把希腊的美、善理念落实到罗马的政治、经济和道德环境中。这部《诗艺》上承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下启文艺复兴和古典主义的文艺理论，构成了西方文论或美学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讽刺诗人奥维德

罗马文学“黄金时代”的第三大诗人是奥维德（Ovidius，公元前43年—公元17年），这位诗人以擅长写讽刺诗而著称。奥维德属于比维吉尔、贺拉斯更年轻的诗人，以狂放荒诞的文学风格而与维吉尔、贺拉斯的崇高典雅风格形成了鲜明对照。他有点像雅典城邦时代的第三大悲剧家欧里庇得斯一样，在作品中表现出强烈的愤世嫉俗情绪和怀疑批判精神；也像雅典“喜剧之父”阿里斯多芬一样，其作品充满了睿智的嘲讽调侃。奥维德的著作《情诗集》和《爱的艺术》均以公然赞扬情爱享乐、突破传统道德藩篱和申诉妇女不平境遇为特点。这种享乐主义和怀疑主义的倾向是与奥古斯都大力推崇的传统宗教信仰和道德精神背道而驰的，因而招致了年老而保守的奥古斯都的极大反感。再加上奥维德自身行为不检点，早先加入屋大维之女尤利娅的文人圈中，纵情酒色，放浪形骸；后来又与尤利娅之女小尤利娅（屋大维的外孙女）的淫乱事件多有牵连，因此在公元8年被愤怒的奥古斯都流放到寒冷荒凉的黑海之滨小城托弥，最后在那里终老而殁。由此看来，由于价值观和人生观方面的差异，奥维德与前两位罗马诗人的命运可谓是天壤之别！

奥维德的代表作就是他晚年创作的《变形记》，该书以幽默荒诞的笔法描写了数百个希腊罗马神话人物的传奇故事，涵盖了从开天辟地、人类创造、大洪水一直到埃涅阿斯流亡和罗马城建立等内容，最后落脚于奥古斯都的丰功伟绩。如果说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奠定了埃涅阿斯作为罗马人始祖的历史根据，那么奥维德的《变形记》就最终确立了希腊罗马诸神在人们心中的普遍印象。正因为如此，《变形记》也和《埃涅阿斯纪》一样，成为留名千古的西方古典文学名著。

讽刺诗人奥维德

西方文坛上有两部《变形记》，一部是古罗马诗人奥维德的《变形记》，另一部则是20世纪奥地利作家卡夫卡的《变形记》。二者虽然同名，但是所述内容完全不同，奥维德讲述了希腊罗马诸神和英雄的来龙去脉，卡夫卡则讲述了一个人（推销员格里高尔）变成一只大甲虫的故事。然而二者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都以讽刺调侃的笔触表现了一种荒诞的生存态度。

在《变形记》中，奥维德用非常诙谐的口吻讲述了希腊罗马神祇和英雄的爱情故事、奇闻逸事以及变形过程，包括许多后世耳熟能详的神话，例如黄金、白银、青铜、黑铁四大时代和大洪水的故事，朱庇特对伊俄、欧罗巴等美女的诱惑，法厄同驾驭日神喷火神车、代达罗斯为其子制造翅膀而导致的悲剧，达芙妮化身月桂树、阿多尼斯化身风神之花的变形过程，赫拉克勒斯与马人的恩仇宿怨，特洛伊战争与阿喀琉斯之死，皮格马里翁的雕像和美杜莎的蛇发，以及一些英雄与美女——刻宇克斯和阿尔库俄涅、俄耳甫斯（即奥尔弗斯）和欧律狄刻等——之间的浪漫爱情。从第十四章开始，奥维德把笔锋转向了罗马人始祖埃涅阿斯海上漂泊、埃涅阿斯与狄多女王的爱情插曲，以及埃涅阿斯来到意大利建立基业并传承血胤的历史。在最后一章即第十五章中，奥维德引出了恺撒与庞培的法尔萨卢之战、屋大维与布鲁图斯的腓力比之战，屋大维对埃及的征服并最终完成了罗马统一，“大地上只要有人住的地方，甚至海洋，都将归他统治”。

奥维德在哲学上奉行希腊毕达哥拉斯主义和罗马哲学家卢克莱修的“变易”思想，站在人性的立场上，对神话人物的变形过程进行了轻松诙谐的描述。奥维德将诸神从崇高的天国拉回到平凡的人间，《变形计》中丝毫没有庄严肃穆的敬神感，而是充满了调侃、讽刺的色彩，既生动鲜活地展现了诸神的众生相，又入木三分地揭露了诸神的道德瑕疵，如淫乱、暴戾、愚蠢、狭隘等。正是这种嬉笑怒骂的谐谑笔法令具有古典情怀的奥古斯都颇为不悦，尽管《变形记》在结尾处也对奥古斯都的丰功伟绩进行了略带媚态的溢美讴歌，但是这仍然不能使奥维德改变被流放的悲惨命运。

在《变形记》的末尾处，奥维德这样说道：

“我的作品完成了。任凭朱庇特的怒气，任凭刀、火，任凭时光的蚕食，都不能毁灭我的作品。时光只能销毁我的肉身，死期愿意来就请它来吧，来终结我这飘摇的寿命。但是我的精粹部分却是不朽的，它将与日月同寿；我的声名也将永不磨灭。罗马的势力征服到哪里，我的作品就会在那里被人们诵读。如果诗人的预言不爽，我的声名必将千载流传。”

奥维德遭流放后，曾经多次向奥古斯都写信表示忏悔，希望能够得到后者的宽恕，但是铁石心肠的奥古斯都至死都没有原谅他。公元14年，屋大维以76岁高龄寿终正寝，此后不久，被放逐到荒岛上的女儿尤利娅就由于无人照料冻馁而亡；3年后，奥维德也在流放地郁郁而终。但是诚如《变形记》中最后一句诗文所言，诗人的声名已流芳千古。

从“黄金时代”到“白银时代”

奥古斯都时代除了三大诗人之外，另一位蜚声文坛的散文大家就是李维。提图斯·李维（Titus Livius，公元前59年—公元17年）是罗马时代最伟大的史学家，他的巨著《建城以来的罗马史》（共142卷，现存35卷）堪称罗马史学的典范。李维虽然与屋大维交往甚密，并深受后者的器重被聘为皇孙之师，但是他心中却始终保持着深厚的共和情结，对共和国时期的传统美德和英雄业绩充满了缅怀向往。在那部佚失大半的历史名著中，李维以恢宏的视野、崇高的情怀和优美的文笔记载了罗马自建城以来数百年的发展历程，展现了罗慕路斯、卡米卢斯、西庇阿等大量罗马英雄的可歌可泣的功勋伟业，表现了炽烈的爱国情感和高尚的价值取向。李维的文风富于修辞，高洁优雅，注重阐发历史人物的美德秉性和英雄气概，寓道德说教于历史叙述之中，强调史学陶冶人心的教化功能。但他却由于过分执着于史学的道德致用意义而有失于史料的客观真实性，这不可谓不是李维撰史的一大缺憾。

继李维之后，特别是到了“五贤帝”时代，罗马文坛上又出现了塔西佗、普鲁塔克、小普林尼、阿庇安等著名作家，他们在史学和文学方面均有所建树。历史上通常将这一时期称为罗马文学的“白银时代”。普布利乌斯·科尔内利乌斯·塔西佗（Publius Cornelius Tacitus，公元56年—公元120年）最主要的著作是《历史》和《编年史》，这两部史学著作以严肃的文风和翔实的史料记载了从奥古斯都之死到弗拉维王朝的半个多世纪的罗马社会发展历程，成为后世史学界研究公元1世纪罗马历史的最珍贵的资料。塔西佗的文笔简洁典雅，他擅长刻画人物个性，在注重史实的同时，亦不乏道德情怀，于书中深刻揭露了尼禄、图密善等罗马暴君的凶残荒诞行径，表达了对专制的愤慨和对共和的向往。后人通常把塔西佗与西塞罗、李维并称为“拉丁散文三大家”。

凡是了解罗马史的人，一定都阅读过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这部著作通过对比的方式，撰述了希腊和罗马的数十位杰出人物的传记历史。普鲁塔克（Plutarchus，约公元46年—公元120年）出身于希腊，受过很好的古典学术教养，晚年移居罗马，与文坛名宿多有交往，并得到图拉真、哈德良等皇帝的赏识。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按照以类相从的原则，一对一地撰写了23对希腊名人和罗马名人的合传历史（如“创基开国者”忒修斯和罗慕路斯，“暴虐统治者”赖山德和苏拉，“继往开来者”亚历山大和恺撒等），以及4篇帝王本纪。这种相映成趣的撰史方式不仅形式新颖，而且读起来妙趣横生。普鲁塔克尤其擅长描述历史人物的心理过程和个性特征，从而将那些希腊罗马的历史人物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他坦陈自己并非在书写历史，而是在撰写传记。在关于亚历山大的传记中，普鲁塔克非常风趣地写道：“我们从那些最为冠冕堂皇的事功之中，并不一定能够极其清晰地看出人们的美德或恶行。有时候一件微不足道的琐事，仅是一种表情或一句笑谈，比起最著名的围攻、最伟大的军备和最惨烈的战争，使我们更能深入了解一个人的风格和习性。如同一位人像画家进行细部的绘制，特别要捕捉最能表现性格的面容和眼神，对于身体其他的部位无须刻意讲求。因之要请各位容许我就人们在心理的迹象和灵魂的征兆方面多予着墨，用来追忆他们的平生，把光荣的政绩和彪炳的战功留给其他作家去撰写。”

对于后世来说，普鲁塔克的名人传在刻画古典英雄人物形象、传播希腊罗马历史知识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可能要比任何所谓正史都要更加深入人心。据说，法国杰出的新古典主义大师雅克-路易·大卫——他创作了《苏格拉底之死》《李奥尼达在温泉关》《劫掠萨宾妇女》《贺拉斯三兄弟》《拿破仑加冕》《马拉之死》等大量经典名画——喜欢对他的学生们说：“如果你缺乏灵感，不妨去翻翻普鲁塔克！”

罗马文学“白银时代”的著名文学家还有小普林尼。他的书信集条理清晰，文笔优美，他曾在与塔西佗的通信中生动地讲述了少年时代亲身经历的维苏威火山喷发情景，也在与皇帝图拉真的信件往来中讨论了一些重要的国家政策（例如对于基督徒的迫害政策）。“五贤帝”时期的另一位著名历史学家就是阿庇安（Appianus，约公元95年—公元165年）。他的巨著《罗马史》记载了从王政时期一直到图拉真时代的罗马内政和对外扩张历程，内容浩繁，脉络分明，至今虽已散失大半，但是保留下来的内容仍然是研究罗马史（尤其是罗马内战史）的重要资料。与李维擅长修辞和偏重道德教化的撰史风格不同，阿庇安更注重资料汇纂和客观陈述，其文字洗练却文采稍逊，更具有罗马（而非希腊）的传统表达风格。

共和国末期以及罗马文学的“黄金时代”“白银时代”，还产生了一批小有名气的哲学家，如《物性论》的作者提图斯·卢克莱修·伽鲁斯（Titus Lucretius Carus，约公元前99年—公元前55年）、罗马大臣塞涅卡、获释奴隶爱比克泰德、皇帝马可·奥勒留等。他们或者传承和发扬了希腊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等人的原子论，或者给希腊的斯多葛主义赋予了更加阴郁悲观的色彩，但是并没有开创出独具一格的罗马哲学理论，而是更多带有一种邯郸学步的外在性特点。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罗马人是一个缺乏哲学思辨禀赋的民族，即便是使出浑身解数来模仿希腊文化，在最抽象的哲学形态方面仍然是不足为道的。

到了“五贤帝”时代以后的塞维鲁王朝和罗马内乱时期，罗马文学的熠熠之光也开始逐渐黯淡。在国家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情况下，文学艺术当然难以获得能让自身茁壮成长的良好土壤，走向凋敝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罗马人在开疆拓土、建功立业方面创造了希腊人和地中海其他民族望尘莫及的辉煌业绩，在国家治理、法制规范、城市建设、道路修筑和工程技术等方面取得了古今瞩目的伟大成就；在艺术方面，罗马人开创出与希腊人各有千秋的风格特点，在某些方面甚至还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文学方面，罗马人与希腊人相比就难免相形见绌了——普劳图斯的喜剧在阿里斯多芬的喜剧面前只能算是一种粗鄙的插科打诨罢了，而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布满了对荷马史诗的模仿印痕，西塞罗和恺撒的散文如果与柏拉图的对话录、德谟斯提尼的演讲词相比仍然稍逊一筹，更遑论在罗马文明中找到像出自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等大师那样精美深邃的悲剧作品，尽管罗马人在政治领域中演绎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悲壮故事；至于哲学方面，罗马历史上从来也没有产生过一个足以与希腊先哲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相比肩的哲学家，罗马在哲学思想上就更没有什么可圈可点的东西了。

总之，罗马人在一切实用的技能和文化形态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是在浪漫的诗意和抽象的思辨形态方面却根本无法与希腊人相提并论。仅就对于后世西方历史的影响而言，希腊文明与罗马文明的意义是迥然相异的：古希腊文明以其美轮美奂的文化光芒辉映大地，古罗马帝国则以其雄浑壮丽的政治辉煌普照万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