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I节　尤利乌斯·恺撒与“前三头同盟”

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Gaius Julius Caesar，公元前100年—公元前44年）是罗马历史上最具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也被后世誉为“西方最伟大的四大军事统帅”之一（亚历山大、汉尼拔、恺撒、拿破仑）。此外，在中世纪基督教时代发明出来的扑克牌中，生活在耶稣诞生之前的亚历山大和恺撒也因为卓著的功勋而位列于四位最尊贵的老K之中（梅花K和方块K），由此可见恺撒的历史影响之一斑。

出身名门的平民领袖

作为“三头同盟”发起者的恺撒在身世和政治背景方面都与他的两位盟友克拉苏、庞培迥然相异，克拉苏和庞培均出身于后来居上的财富贵族，家产丰厚，门客众多，恺撒虽出身于罗马最古老的血统贵族，但是其家世却在近百年来日渐衰微。恺撒的父亲曾经出任过罗马的法务官和亚细亚行省总督，英年早逝；他的母亲出身于罗马名门科塔家族，是一位具有良好教养和品行的淑女。按照屋大维时代的罗马第一大诗人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所载，恺撒所属的尤利乌斯家族可以追溯到传说中最早来到拉丁平原建立基业的特洛伊大英雄埃涅阿斯，据说埃涅阿斯的长子名叫阿斯卡尼乌斯，在拉丁文中叫作尤利乌斯，而恺撒家族就源于这一支脉。埃涅阿斯来到意大利之后，另娶拉丁酋长之女为妻，世代传承统治，而他与前妻之子尤利乌斯一族则在罗马附近的阿尔巴地区繁衍生息。到了罗马王政时期的第三位国王图鲁斯统治时期，罗马人征服了阿尔巴地区，两个族群相合并，阿尔巴的名门望族从此也成为罗马的贵族，尤利乌斯家族就是最早进入罗马元老院行列中的古老家族。维吉尔的说法虽然带有溢美之嫌，但是尤利乌斯家族确实属于罗马最古老的血统贵族，只不过在恺撒崭露头角之前，尤利乌斯家族在罗马权贵中已经呈现出家道中落的趋势。

尤利乌斯·恺撒

在政治背景方面，克拉苏和庞培都是苏拉的左膀右臂，深得苏拉信任，并被委以重任。但是恺撒却与苏拉憎恶的平民派领袖马略、秦纳皆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而且自从步入政坛以来就表现出鲜明的平民派立场，因此在年轻时就险些遭到苏拉的迫害。

共和国晚期的罗马社会中出现了一种较为流行的现象，一些在政治上获得成功的平民精英往往会和古老的贵族家庭缔结秦晋之好，以便利用上层社会的裙带关系进一步升迁。野心勃勃的马略在出任了法务官和西班牙总督之后，就娶了尤利乌斯家族的尤利娅为妻，而这位尤利娅正是恺撒的姑母。后来马略多次担任罗马执政官，大权独揽，他的坚忍不拔、勇往直前的精神风格对于幼小的恺撒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在某些方面甚至成为恺撒心中的楷模。在马略与苏拉的内战中，由于立场和形势所迫，平民派和贵族派相互大开杀戒，恺撒的一些贵族亲戚，如曾经担任过执政官的伯父，也遭到了马略派的屠杀。这种殃及池鱼的野蛮行径令恺撒深恶痛绝，虽然他后来在政治上奉行马略的平民派路线，但是在为人处世方面，宽仁的恺撒却与暴戾的马略大相径庭，这或许是因二者早年所受的教养濡染截然不同所致。

恺撒从小虽然家境不算殷富，但是出身于贵族世家的他却接受过良好的希腊文化教养。和罗马的许多贵族子弟一样，恺撒早年也曾前往希腊求学，在他步入政坛之前，有较长一段时间曾在雅典学习希腊的辩论术、逻辑学和修辞学。恺撒与同时代的罗马大文豪西塞罗有过同门之缘，两人都先后求教于希腊著名修辞学家阿波罗尼乌斯(Apollonius)，从他那里学习雄辩的技能。虽然西塞罗后来与恺撒政见不合，但是两个人在文学方面却惺惺相惜。每当恺撒写出了好文章，他一定会送给西塞罗指点，而西塞罗也会派人将自己的得意之作送给恺撒阅览。这两个人都是共和国晚期罗马最具有影响力的大文豪，西塞罗特别推崇恺撒的简洁文风，尽管他一直反对恺撒的政治立场；恺撒也对西塞罗的文采华章赞不绝口，在政坛得势后从未为难和伤害过与他持不同政见的西塞罗。

恺撒不仅有马略这位姑父，他的第一任妻子科尔内利娅还是秦纳的女儿，这样一来恺撒就与两位平民派领袖结下了不解之缘。苏拉反攻罗马，独揽大权之后，对马略、秦纳的党羽大肆杀戮，一时间有4700多人死于非命，其中同样也涉及恺撒的一些亲属。而且精明老练的苏拉眼光毒辣，一眼就看出了年轻志大的恺撒前程不可限量，日后或将成为共和国的极大隐患。苏拉不仅给在政治上展翅欲飞的恺撒设置障碍，而且想用株连之法加害于这位年轻人。由于身边之人纷纷为尚未成年的恺撒讨情说项，苏拉只好作罢，但是他却悻悻地抛下了一句话：“你们尽管为他说情吧！只是我要告诉你们，这个年轻人身上可不止10个马略！”后来苏拉又试图像当年劝说庞培休妻那样，逼迫恺撒与科尔内利娅离婚，但是恺撒却不像庞培那样屈从于苏拉的高压，为了躲避苏拉的迫害，恺撒离开了罗马，逃往马其顿、俾西尼亚等东方地区，参与了当地的一些军事和政治活动。不久以后苏拉退出政坛，很快就去世了，于是解除了后顾之忧的恺撒就返回罗马，先是以辩护人（律师）的身份在法庭上代人诉讼，以不畏强权、公正雄辩而著称，赢得了许多弱势者的拥戴；继而开始在政治舞台上大展宏图，一路官运亨通，青云直上。

志向高远，立场鲜明

恺撒既具有大西庇阿、庞培等人的军事才能，又兼备小西庇阿、大格拉古等人的文化修养，他像马略、苏拉一样热衷于权力，却不像他们那样褊狭残暴，而是处处展现出一种宽厚的王者风范。恺撒性格开朗，举止儒雅，为人慷慨，仗义疏财，深得民意和军心，无论对朋友还是敌人都能够以诚相待。虽然他的心中始终燃烧着追求权力和渴望荣誉的炽烈之火，但是他借以实现抱负的行径一向都是光明磊落的，他毕生恪守和奉行罗马传统贵族的高尚品性。虽然后世也有许多人将恺撒贬斥为权欲熏心的政治野心家，但是他在实现自己理想的道路上从来不屑于使用卑劣的手段和下流的伎俩，因此他的“野心”也是光明正大的野心，毋宁称之为“雄心”更加合适。无论是当初与克拉苏、庞培缔结“三头同盟”，还是后来与庞培兵戎相见，恺撒从来都不讳言自己的政治目的。所以当恺撒打败庞培、大权独揽之后，他就公然像苏拉一样实行无限期独裁，并且还要更进一步担任终身执政官，他毕生奋斗的目标就是要用一种新的政治体制——个人集权的帝制——来取代元老院寡头领导的气息奄奄的共和制度。

恺撒有时候也会运用权术来达到目的，例如拉拢收买保民官以控制民众、缔结政治联姻来巩固同盟，甚至以势压人、独断专行等，这些都是历朝历代政治家惯用的手段，属于马基雅维利所推崇的狮子与狐狸的权术本义，无可厚非。政治领域本身就是一个大泥淖，一旦介入就不可能再保持一尘不染的君子美德。但是相对而言，在西方古往今来的伟大政治家中，恺撒的人品德行应该算是比较高尚的了。他在政治生涯中不屑于使用那些卑污龌龊的伎俩、从事背信弃义的勾当或做出凶残血腥的暴行（对待非罗马人除外，这是由当时罗马人的文明观念决定的）。他曾经在执政期间威胁过与他作对的小伽图，恐吓对方要将其投入囹圄，却并未付诸实施；他也曾试图笼络另一位元老院领袖西塞罗，但是当后者选择站在政敌庞培一边时，恺撒在得势之后也没有对其进行秋后算账，仍然一如既往地以礼相待。恺撒唯一遭人诟病的污点就是他与道德败坏的克劳狄乌斯的暧昧关系，恺撒为了利用这位青年野心家以操纵罗马民众、共同对付西塞罗等元老派人士，竟然对其勾引自己妻子一事装聋作哑、不予追究，但是他却以“恺撒之妻的贞节不容置疑”为由而休掉了妻子。

恺撒的宽厚胸襟尤其表现在对待政敌的态度上，无论是对于一直与自己为敌的小伽图、西塞罗等资深元老，还是对于被打败的庞培旧部，恺撒都尽可能地以礼相待，宽容为怀，或以德报怨，或既往不咎，从来不会像马略和苏拉（以及后来的屋大维和安东尼）那样宣称公敌和诛杀异己。尽管恺撒迫于情势不得不发起内战，但是他却不忍见到罗马人同胞相残。在与庞培的交战中，恺撒从来没有杀害过一个被俘虏的罗马将领，甚至还任凭这些将领在获释之后再度投奔庞培及其余党。恺撒曾经坦言：“即使被我赦免的敌人拿起刀剑来杀我，我仍然要宽待他。”此话不幸一语成谶，公元前44年，恺撒在临时作为元老院议事地点的庞培剧场中被14位元老刺杀而死，其中竟然有9人原为庞培的部下（包括主谋马可·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法尔萨卢会战之后，恺撒不仅赦免了他们，还委之以重任，然而他最终还是死于这些人之手。

恺撒对于敌人的大度宽容是出于他对自身能力的充分自信，从“出道”之初，他就是一个有胆有谋、兼具文韬武略和自我感觉极好的人。恺撒不仅在弱冠之年就顶住了苏拉迫其离婚的巨大压力，而且在人生的许多重大关头都临危不乱，果敢坚毅。他在政坛上腾挪辗转时，不惜债台高筑来推动公共事业，笼络人心，但是他却对自己的偿还能力充满了信心。如果说克拉苏是罗马的第一大富翁，那么恺撒则可以被称为罗马的第一大“负翁”，负债累累。公元前61年恺撒出任西班牙总督之前，债主们纷纷上门讨债，最后还是克拉苏为他担保，债主才放了恺撒前往西班牙赴任。后来恺撒在创建军功的同时，也获得了大量的钱财，不仅还清了所有的债务，还额外地报偿了克拉苏等债权人。

关于恺撒的传记中，有一则关于他早年遇险的小故事，从中足见恺撒的胆魄与定力：

公元前75年作为法庭辩护人的恺撒前往罗得岛，准备师从著名的希腊雄辩大师阿波罗尼乌斯继续深造修辞学和辩论术，在途经西里西亚海域时，被当地的海盗绑架了。海盗们得知恺撒是一名罗马官员，就以他为质向罗马政府索要20塔兰特的赎金。恺撒得知了海盗准备开出的赎价时，就嘲笑他们不知天高地厚，竟然不知晓自己所绑架的是何等人物！于是，恺撒就建议海盗们至少应该向罗马索取50塔兰特的赎金。海盗果然依恺撒所言而行，罗马政府后来也当真付给了海盗50塔兰特的赎金。在罗马准备赎金期间，恺撒被海盗羁押在船上，整天都跟海盗们一起饮酒作乐，酒酣兴起即对着海盗吟诗作赋，无奈海盗们都是粗俗之辈，无人能解恺撒高雅的诗情。于是，大为扫兴的恺撒恼怒地对海盗说道：“等我赎身之后，一定要把你们全都钉死在十字架上！”后来海盗收到了罗马的赎金，便如约将恺撒释放了。恺撒获得自由之后，旋即返回希腊海岸组织了一支海军舰队，率部直捣海盗的巢穴，将绑架自己的海盗如数抓获，然后果然把他们全部钉在了十字架上。

公元前74年，恺撒从罗得岛研习修辞学和辩论术归来，开始正式步入仕途。他首先继承其岳父奥莱利乌斯·科塔的职位成为罗马祭司（这往往是贵族子弟踏入政坛的第一步），两年以后又出任了军事保民官。公元前69年，恺撒当选为罗马最低阶的官职财务官，赴任西班牙主管行省财政，显示出高超的理财能力，次年返回罗马后获得了成为元老的资格。不久以后恺撒又出任了罗马市政官，在此期间他不惜大量举债，自掏腰包大兴土木，对罗马的神庙和其他公共设施进行了兴建和维护，大力推进市政工程的发展；同时极力改善民生，举办各种大型的竞技、游行、表演和公众宴会，深受民众的爱戴。他卸任市政官之时，已经欠下了上千塔兰特的巨额债务，但是他却以这些金钱代价赢得了无价的民心。

公元前63年，德高望重的罗马大祭司长梅特鲁斯去世，恺撒对于获得这个具有至高威望的宗教领袖职位志在必得。结果在广大民众的鼎力支持下，初出茅庐的恺撒最终在竞选中击败了另外两位得到元老院和贵族们力挺的资深政要伊索瑞库斯和卡图拉斯（两人都曾经出任过罗马执政官），成功地当选为终身任职的罗马大祭司长。这个宗教上的重要职位为恺撒在政治上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次激烈的竞选活动，恺撒可以充分确信，他虽然不具有克拉苏的钱财和庞培的军功，却掌握了岩浆一般炽烈的民意，这一点在罗马共和国晚期的政治舞台上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恺撒刚一在罗马政坛上登台亮相，就明确地表现了他的平民主义立场。此时苏拉虽然去世，但是苏拉派势力仍然控制着罗马共和国的政权，卢库鲁斯、克拉苏以及元老院的元老们都要继续推进苏拉所修复的寡头政制，即使是破坏了苏拉规则的庞培，也是立场坚定地站在贵族派一边来反对雷必达、塞多留所代表的平民派。代表平民利益的马略和秦纳虽已去世，却仍然被主流社会视为“国家公敌”，但是平民们心中则燃烧着被压抑的怒火，他们期盼着一位新的亲民领袖来为马略、秦纳等人报仇雪恨。恺撒在早年的逃亡生涯中以及后来担任公职的过程中，都深切地感受到了民众的疾苦和愤慨之情。他虽然生长于名门望族，却与同样出身高贵的格拉古兄弟一般，对罗马城市贫民、意大利弱势群体以及为国效命的服役老兵的苦难处境感同身受，立志要为民纾难解困。更何况恺撒还与马略、秦纳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在价值取向上一直对他们所代表的平民主义路线深表认可。在贵族派与平民派激烈冲突的现实背景下，初入政坛却头脑清醒的恺撒选择了站在广大民众一边，他从“出道”之日起就矢志不移地要成为继格拉古兄弟、马略、秦纳等人之后的平民派新领袖，利用人民（以及后来所掌控的军队）的支持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因此，雄心勃勃的初生牛犊恺撒一进入罗马政坛就开始为马略、秦纳等“公敌”进行正名。公元前69年恺撒的姑母去世，不久以后他的第一任妻子科尔内利娅也亡故了，恺撒便利用人民的复仇情绪，在罗马为这两位女眷——一位是马略的寡妻，另一位是秦纳的女儿——举行了盛大的葬礼活动。尤其是在姑母尤利娅的葬礼上，恺撒公然展示出了马略的巨幅画像，在场的贵族们议论纷纷，广大民众却拍手称道。在两场葬礼上，恺撒都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他充分发挥自己在希腊所学习的雄辩术，从对两位妇女懿德的赞美延伸到对马略、秦纳功德的缅怀，激起了罗马民众心中压抑已久的悲情和愤慨，从而也向人民公开表明了自己志在继承发扬马略、秦纳遗愿的政治态度。从这时开始，恺撒就旗帜鲜明地站在平民主义的立场上，利用“苏拉体制”濒临瓦解的纷乱政治环境，借高贵之身世，挟强劲之民意，兼具出众的文化修养和高超的政治手腕，在罗马政坛上纵横捭阖，叱咤风云，仕途畅通，扶摇直上。

缔结“三头同盟”和当选执政官

公元前62年，恺撒又如愿以偿地担任了罗马法务官，这意味着他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共和国最高职位执政官了。按照罗马惯例，法务官卸任以后要和执政官一样，前往某个海外行省出任一年的总督。当时元老院指派恺撒出任西班牙总督。

公元前61年恺撒到西班牙任职之后，开始在战场上展现自己的军事才能，很快就制服了当地桀骜不驯的卡拉西人和卢西塔尼亚人，因此被他的士兵们赋予了“英白来多”的光荣称号。此外，他在西班牙当地的民政治理方面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到了该年即将结束的时候，踌躇满志的恺撒认为攀登顶峰的时机已经成熟，他希望在下一年里实现人生的两个宏伟目标：举行凯旋式和竞选执政官。但是这两个宏伟目标之间存在着冲突——按照罗马法律的规定，得胜将军要想举行凯旋式，必须在得到元老院批准之后方可返回罗马；而恺撒若想竞选罗马执政官，则必须亲自回到罗马到公民大会上注册登记。鱼和熊掌不可兼得，面对着制度上的两难困境，深谋远虑的恺撒选择了后者，为了竞选执政官而放弃了举行凯旋式的荣耀（若换成庞培，则必定会把荣誉置于权力之上，为了举行凯旋式而放弃竞选执政官）。

公元前60年，恺撒从西班牙返回罗马，开始筹划下一步的政治理想。他深知要想竞选下一年度（公元前59年）的罗马执政官，仅仅依靠民众的支持是不足以成事的，必须得到某些政府大员或元老院重镇的大力襄助。就在此前不久，“伟大的庞培”已经从东方凯旋，虽然极其风光地举行了平生的第三次凯旋式，但是他安抚退役老兵的置地方案却遭到了小伽图等元老的有力抵制，一时之间难以在元老院通过。而克拉苏虽然富可敌国，却始终想弥补人生之遗憾，创建军功，他对征服东方帕提亚帝国、再铸亚历山大之丰功一直心存念想，然而这一奢望显然很难得到元老院的支持。于是，善于审时度势的恺撒就利用二者的遗憾及其与元老院之间的芥蒂，不失时机地从中斡旋，化解克拉苏与庞培之间的历史宿怨，三个人秘密签订了一个政治协议，缔结了所谓的“三头同盟”。这个秘密协议的主要内容包括：建有军功的庞培和握有钱财的克拉苏全力支持恺撒竞选公元前59年的罗马执政官；作为回报，恺撒明确表示，自己一旦如愿当选，将尽力促成庞培的老兵安置方案在元老院和公民大会上顺利通过，并且承诺让克拉苏得以掌握东方行省的包税权益。该协议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国家的任何一项措施都不得违反他们三人之一的意愿。”（罗马历史学家苏维托尼乌斯）也就是说，他们三人在政治上共同进退，以雄厚的实力来抗衡元老院。日本学者盐野七生对“三头同盟”的政治意义评价道：

“其实这个由恺撒所主导的改造国家、建立新秩序的第一步，并非开始于战胜庞培的公元前48年，也并非开始于越过卢比孔河的公元前49年，而是开始于公元前60年‘三头政治’的建立。也有几位现代的研究者清楚地指出：‘由元老院所主导的罗马共和政体，因三头政治的出现而崩坏。’”

在三人之中，克拉苏年龄最长，财力雄厚；庞培居间，战功显赫；恺撒最年轻，却深得民心。三人结盟，既有钱财，亦有军功，更兼民意，可谓是无往而不胜，抗衡元老院自然就不在话下了。而更重要的是，这个“三头同盟”是由恺撒一手策划的，主要是为了实现他登顶罗马权力巅峰（执政官）以及从根本上改造共和政体的宏大理想，正是年纪最轻却抱负最大的恺撒促成了“三头同盟”的产生。

在庞培、克拉苏这两位政界大佬和广大民众的支持下，恺撒果然遂心如愿地当选了公元前59年的罗马执政官，与恺撒同年当选的另一位执政官是得到元老贵族们推举的卡普里乌斯·比布鲁斯(Calpurnius Bibulus)。在二人当政的最初一段时间里，恺撒对待比布鲁斯还比较谦和恭敬，两个人按照罗马的规矩轮流执政，每人主理一天的政务。但是由于恺撒的个性素来刚愎自用，再加上元老院在政治态度上明显地压制恺撒而偏向于比布鲁斯，所以恺撒往往就在自己的议案遭到元老院阻碍之后，直接诉诸公民大会，争取民众的支持。他不仅用卓越的口才来鼓动民众，而且依靠庞培和克拉苏的声援来通过法案，将元老院踢到一边。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与比布鲁斯的关系也日益紧张，他在处理政务时往往都是独断专行。尤其是在二人执政的后8个月里，受到民众攻击的比布鲁斯一蹶不振，闭门不出，任凭恺撒一人为所欲为。因此，罗马人将“比布鲁斯和恺撒的执政之年”戏谑地说成是“尤利乌斯和恺撒的执政之年”。

虽然恺撒担任的是罗马执政官，但是他却更多地扮演了保民官的角色。他在执政期间经常甩开与他为敌的元老院，直接走进人民中间，将一些遭到元老院否决的法案交由公民大会来表决。例如在关于建立殖民地和分配土地等涉及平民和退役老兵利益的法案上，恺撒不仅直接诉诸民众，而且搬来了声名显赫的庞培和克拉苏为自己站台。当恺撒提出议案后，克拉苏当即发言表示坚决赞同，然后恺撒指着站在身边的庞培说道：“伟大的庞培就站在这里，让我们来听听他的意见！”庞培在恺撒的赞美和群众的欢呼之下得意忘形，他公开表态：“如果有人胆敢把刀剑指向这个法案，我庞培定会用剑盾来迎击。”在庞培和克拉苏的全力支持下，恺撒在公民大会上非常顺利地通过了这一法案。

恺撒不仅与庞培、克拉苏缔结了“三头同盟”，而且通过政治联姻与庞培结下了翁婿之情，从而使庞培更加尽力地支持自己。恺撒还和庞培一起扶持了一个由贵族自贬身份的平民保民官克劳狄乌斯，由他协助恺撒操纵民众与元老院相对抗。在恺撒执政的一年期间，罗马共和国的政治权力几乎完全被以恺撒为主心骨的“三头同盟”控制，恺撒的政治野心也就暴露无遗。此时小伽图、西塞罗等元老派人士才幡然醒悟，比“伟大的庞培”更加危险的人物就是这位谈吐优雅、举止得当的政治枭雄尤利乌斯·恺撒！

恺撒虽然个头不高，却英俊健壮，风流倜傥，然而美中不足的是过早谢顶，因此秃头就成为恺撒心中的一大遗憾。恺撒经常会用手指来梳理稀疏的头发，以便遮掩唯一的弱点。老奸巨猾的西塞罗是第一个看出恺撒的政治野心的人，他曾经尖刻地说道：“每当我看到恺撒用一根手指头来精心地梳理头发的时候，我就在想，这样一个人的头脑中为什么会产生颠覆共和国的念头？”

从此以后，小伽图、西塞罗等元老派人士就对恺撒处处提防，不断向世人揭露恺撒的野心。对于他们来说，这位温良儒雅的政治新秀要比高冷孤傲的政坛名宿庞培更加可怕，正如苏拉当年所预言的，此人身上远不止10个马略。刚正不阿的小伽图经常在元老院里与执政官恺撒针锋相对，公开揭露恺撒的政治野心，弄得恺撒狼狈不堪。有一次，恺撒一怒之下要把小伽图投入监狱，最后慑于小伽图在人民中的巨大威望而不得不草草收场。对于那位老谋深算、道德与文章均在自己之上的大文豪西塞罗，恺撒更是无计可施，两人尽管经常在文学上相互酬唱，但是在政治立场上却是彼此对立。不过明哲保身的西塞罗不像小伽图那样锋芒毕露，咄咄逼人，往往只是在暗中进行一些反对恺撒的政治运作罢了。

掌军高卢

一直到出任罗马执政官时为止，闪亮登场的恺撒与“伟大的庞培”相比，在军功方面不值一提。恺撒心中的这一巨大缺憾从他卸任执政官以后才开始得到弥补，公元前58年，作为前任执政官的恺撒被元老院授予了高卢总督之职，从而从主宰政务的文官转变为率军征战的武将。

自苏拉改革以后，除非遇到外敌侵扰或内部叛乱，罗马执政官一般不再拥有军权，意大利全境之内也不得驻军。但是执政官（或法务官）在卸任之后，往往会被元老院派到某个行省去出任总督，执掌军权，戍守边关。恺撒在即将届满卸任之时，就利用裙带关系——他不仅把女儿嫁给了庞培，自己也在同年娶了即将成为下一届执政官的毕索之女为妻——在岳父（继任执政官毕索）和女婿（“伟大的庞培”）的帮助下，顺利地谋得了高卢总督的职务，从此开始了戎马倥偬、建功立业的军旅生涯。

公元前58年恺撒出任高卢总督，主管山南高卢、纳尔榜高卢和伊利里亚（今亚得里亚海东岸的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三个行省，任期五年，并且可以支配四个军团的军力。当时的高卢可分为山南高卢、纳尔榜高卢和山北高卢三大地区，其中从阿尔卑斯山南麓一直到卢比孔河的意大利北部地区被称为“山南高卢”（或“山内高卢”），而北起卢比孔河、南至布林迪西的整个靴形半岛则属于意大利本土。苏拉独裁时，给予所有意大利人以罗马公民权，而当时的山南高卢虽然早已被罗马人征服，但它只是罗马管辖的一个行省，即山南高卢行省或北意行省，因此生活在这一地区的高卢人并没有获得罗马公民权。纳尔榜高卢位于意大利和西班牙之间的狭长地带，沿着地中海北岸由东北向西南方向延伸。纳尔榜高卢早在公元前2世纪末叶就已经成为罗马的行省，故而又被称为普罗旺斯，这里也是今天法国风景最美丽、薰衣草盛开的地区，著名的城市马赛、尼斯、戛纳、阿维农等都在这个地区。而山北高卢则是指阿尔卑斯山脉以北的广大地区，一直扩展到英吉利海峡和大西洋海岸，包括今天法国的大部分、比利时、卢森堡、荷兰南部、瑞士以及莱茵河左岸的德国地区等。这一广大地区被罗马人泛称为高卢，它根本还不属于罗马，是一片尚未进入文明状态的处女地，生活着许多各自为政的原始部落。其中，靠近罗马边境的一些部落由于受到罗马人的影响，已经开始部分地接受了文明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而北方边远地区的族群仍然处于比较蒙昧的蛮荒状态，其人民以身材高大、凶猛剽悍而著称。由于罗马人是留短发和剃胡须的，而山北高卢的野蛮人都蓄有长发和胡须，因此罗马人就把这个地区称为“长发高卢”。

恺撒在担任高卢总督期间所创建的伟大功勋，就是跨越阿尔卑斯山把整个山北高卢全部纳入罗马共和国的版图之内，一方面极大地拓展了罗马的北部疆域，另一方面也开启了后来法国的文明化历程。当恺撒走马上任时，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山北高卢地区还是一片栖居着近百个不同部落的蛮荒之地。恺撒经过9年（最初的任期为5年，后来又续任4年）的南征北战，根据普鲁塔克的说法，攻克了800余座城镇，征服了300多个部落，先后与300万高卢人（以及日耳曼人）发生了战斗，最后的结果有100万人被杀，有100万人沦为罗马人的俘虏。这些数字难免有夸张之处，但是恺撒的丰功伟绩却不容置疑。恺撒还第一次越过了莱茵河进入日耳曼人生活的地区，并且两度率军渡过英吉利海峡，踏上了对于罗马人来说完全一无所知的不列颠土地，乃至于后来英国首相丘吉尔把恺撒在不列颠的登陆看作英国文明历史的开端。

但是对于恺撒本人来说，任职高卢总督9年的最重要的意义并不在于征服了广大的山北高卢地区，而是拥有了一支唯其马首是瞻的强大军队，从而为他日后打败庞培、制服元老院和独揽大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按照当时罗马的规定，军队只能驻扎在边境行省，由卸任执政官或法务官来统帅。恺撒在高卢长达9年的南征北战，不仅充分展现出了他的军事天才，创建了连庞培都无法比拟的赫赫军功，也使他在操控翻江倒海的民意之外又掌握了所向披靡的军队，如此一来，他攫取共和国权力就如同囊中取物，易如反掌了。

到了共和国后期，行省军队作为一个新的权力筹码，在罗马政坛上的作用变得越来越大。那些手握兵权的行省总督，实际上已经成为一方诸侯，拥兵自重，统揽全权，把行省变成了独立王国，随时可以动用麾下军队来颠覆国家政权。苏拉最早开创了先例，率领自己的军队从外省杀回罗马夺取政权。后来庞培也手握重兵，北非、西班牙和东方各行省的军队都曾是他的旧部，但是庞培比较遵守规矩，每次回到意大利举行凯旋式后就会解散军队。但是恺撒与庞培不同，他不仅具有军事天才，而且怀有政治宏图，行省军权对于他来说如虎添翼。公元前49年恺撒就是带着自己在高卢行省久经考验的军队来夺取共和国政权的。相比之下，庞培虽然功勋卓著，却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克拉苏更没有这种能力和胆量。只有苏拉和恺撒敢于如此胆大妄为，但是他们两人的目的却是完全不同的。苏拉以军队为后盾，以个人独裁的方式来修复共和旧制度；恺撒却正好相反，他同样以军队为后盾，以个人独裁的方式来开创一种新体制，这就是由屋大维最终完成的罗马帝制。

高卢人与日耳曼人

恺撒在著名的《高卢战记》中将整个山北高卢划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加龙河以南一直到比利牛斯山脉的高卢南部地区，这里主要生活着阿奎丹尼人，由于与纳尔榜高卢相毗邻，所以这里的居民受罗马文明的影响较深，在高卢人中间最为开化；第二部分，从加龙河到塞纳河之间的高卢中部地区，这是高卢人的主要聚集地，范围广大，部落众多；第三部分，塞纳河与莱茵河之间的高卢东北部地区，这里生活的比利时人（比尔及人）身材高大，性情凶猛，经常与莱茵河对岸的日耳曼人发生冲突，也构成了恺撒军队的强劲对手。

从莱茵河东北岸一直到波罗的海的广大地区，则生活着日耳曼人的各个部族，日耳曼人是一个比高卢人更加野蛮的民族，基本上没有受到过罗马文明和其他文明的濡染。高卢人最初可能与莱茵河彼岸的日耳曼人具有某种血缘关系，正是他们把河对岸的那些蒙沌未化之人叫作“Germanus”（意即“同一祖先的”或“同宗的”），后来罗马人从高卢人那里沿袭了这个称呼，在拉丁文中把莱茵河以东、多瑙河以北的广大族群统称为“日耳曼人”。从族群关系上看，高卢人属于更早迁徙到西欧土地上的凯尔特人中的一支，早在罗马文明尚未创建之时，高卢人以及其他凯尔特族群就已经在西欧的土地上繁衍生息了。在罗马后来的发展过程中，高卢人一直与意大利人发生着各种文化交流和战争冲突，尤其是在共和国时期，高卢人构成了罗马人的北方劲敌。相比起来，生活在更加偏远地区的日耳曼人在恺撒时代之前，由于隔着高卢人的屏障，基本上没有与罗马人发生过太多的直接交往。

恺撒时代的高卢地图

日耳曼人是一个庞大的部落集团，他们生活在欧洲更加靠北的地方，最初的栖居地是波罗的海沿岸。日耳曼人在身材上更加高大魁梧，皮肤更加白晳，眼珠发蓝，头发金黄，是真正意义上的金发碧眼民族。大约在公元前4世纪的时候，日耳曼人开始从波罗的海沿岸向南迁徙到了莱茵河和多瑙河流域。西欧有两条大河流，一条是多瑙河，另一条是莱茵河，这两条河都发源于阿尔卑斯山区，在今天德国的黑森林一带。多瑙河从西向东流，最后流入黑海；莱茵河从南向北流，汇入大西洋。公元前4世纪以后，日耳曼各族群就分布在从莱茵河到维斯杜拉河、从多瑙河到波罗的海之间的广大中北欧地区。而莱茵河以西则是高卢人生活的地方，所以日耳曼人与高卢人在莱茵河一线长期处于对峙状态，二者之间经常发生战争。至于多瑙河以南，由于有难以攀越的阿尔卑斯山的阻隔，因此日耳曼人并没有与罗马人发生太多的直接冲突。自从马略彻底击溃了入侵的辛布里人之后，罗马人很少再与多瑙河北岸的日耳曼人发生接触，直到帝制时代罗马人向北扩展到潘诺尼亚、诺里库姆（今匈牙利、奥地利）一带，才开始与日耳曼人隔着多瑙河长期对峙。

高卢人虽然也属于尚未步入文明殿堂的民族，但是由于他们与罗马人打交道的时间比较久，尤其是靠近阿尔卑斯山和南法地区的高卢人，已经在通商贸易和其他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接受了罗马文明的熏陶。到了恺撒时代，高卢人已经普遍接受了罗马人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过上了定居的农耕生活（这一点也得益于高卢地区土地肥沃，自古以来就是适宜农耕之地）；而日耳曼人却仍然以游牧或半游牧为生，经济发展水平远不及高卢人。在文化方面，高卢人也有许多与罗马人相近的观念习俗，例如他们已经具有了明晰的私有观念，尤其是土地私有权受到了普遍的尊重；但是日耳曼人却完全缺乏财产私有观念，狩猎获得的所有生活资料都是大家共同分享的。在宗教方面，高卢人与罗马人一样信仰人格神，如商业之神墨丘利、太阳神阿波罗、战神马尔斯、雷电之神朱庇特等，举行各种祭神仪式，高卢部落中的祭司集团属于社会最高等级，在政治、文化生活中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而日耳曼人却仍然停留在对日、月、水、火等自然事物的直接崇拜中，尚未进入人格化的多神教。因此，从生活方式和文化风格方面来说，高卢人和罗马人之间更为亲近一些，而日耳曼人显然属于鸿蒙未开的野蛮民族。

作为高卢总督的恺撒第一次进军山北高卢，就是由于日耳曼人对于已经与罗马人建立了同盟关系的高卢部落的侵犯。

高卢的被征服与拉丁化

当恺撒担任高卢总督时，山南高卢和纳尔榜高卢都已经成为罗马管辖的行省，山北高卢虽然不属于罗马的版图范围，但是一些高卢部落与罗马建立了盟友关系，寻求罗马人的庇护。在恺撒出任高卢总督之前，一支强大的日耳曼部落越过了莱茵河，渗透到高卢人的地盘，迫使一支居住在莱茵河西岸的高卢人——赫尔维提亚人（Helvetians，瑞士人的祖先）不得不举族向西部地区迁徙，从而引起了高卢各族群内部的骚乱。恺撒刚一担任高卢总督，立即就以罗马盟主的身份率领罗马军团越过阿尔卑斯山去平息了高卢人内部的这场冲突。他一方面运用武力迫使战败的赫尔维提亚人返回故乡，另一方面则与入侵高卢人家园的日耳曼人在今天法国的贝桑松附近发生了激烈的战斗。虽然在战争之初罗马人因悚惧于日耳曼人高大的身材和野蛮的拼杀风格而人心惶惶，但是在恺撒高超的军事战术和罗马军团严整的步队形阵面前，逞莽汉之勇的日耳曼人很快就败下阵来，溃不成军。事实上，早在马略的时代，罗马人就已经领略过日耳曼人（辛布里人）的凶猛和散乱，他们看起来咄咄逼人，势不可当，但是毫无章法，在罗马人协同作战的重甲军团面前不堪一击。更何况恺撒素来就是以少胜多、迂回侧击的战略高手，他所具备的军事才能不仅超越常胜将军马略和“伟大的庞培”，甚至可以与所向披靡的亚历山大相媲美。高卢之战对于恺撒而言只是小试锋芒，经此一役，遭到恺撒狠狠教训的日耳曼人逃回了莱茵河东岸，从此以后再也不敢轻易过河了。

恺撒帮助高卢人把日耳曼人赶过了莱茵河，但是高卢的一些部落又开始相继叛乱。从公元前57年到公元前53年，恺撒率领的罗马军团分别与高卢北部的比利时人、布列塔尼的维奈特人、莱茵河畔的特雷维利人和伊布洛斯人，亚琛北边的涅尔维人等高卢部族发生了战争并且打败了他们，其间还架设木桥跨过莱茵河，第一次深入日耳曼人的地区。公元前55年和公元前54年，恺撒还曾两次率部渡过英吉利海峡，进入不列颠，从而使罗马人第一次知道了与世隔绝、蒙昧野蛮的英国人（当时仍为凯尔特人）。公元前52年，高卢人爆发了一场规模庞大的反罗马运动，高卢中部和南部的许多部落都参与了这场起义，为首者名叫维金托里克斯(Vercingetorix)。他虽然身为高卢人，却受过很好的罗马教养，具有较强的政治领导和军事指挥能力。在他的富有煽动力的号召下，许多高卢部落纷纷加入叛军的阵营，对驻扎在当地的罗马军团形成了巨大的威胁。尽管恺撒当时正遭受罗马元老院的猜忌和掣肘，但他还是闪电般地率领军队越过阿尔卑斯山，从天而降般地击败了叛乱的高卢部落，并把维金托里克斯围困在巴黎以东的阿莱西亚要塞中。阿莱西亚攻坚战的胜利是恺撒在高卢取得的最辉煌的战绩，充分显示出恺撒的军事天才。面对着被困在阿莱西亚的维金托里克斯的8万多名将士，以及从各地源源不断地赶来增援的高卢人（兵力达到了25万人以上），恺撒指挥的5万多名罗马将士构筑了两道寨垒，内圈的寨垒用于包围阿莱西亚的维金托里克斯军队，外圈的寨垒则用于防御高卢援军。腹背受敌的恺撒首先率领罗马人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彻底击溃了外围的高卢援军，斩获无数；然后又对阿莱西亚要塞发起了猛攻。声称为自由而战的维金托里克斯眼见大势已去，为了保全高卢同胞的性命，情愿牺牲自己而向恺撒投降。普鲁塔克对当时的情景描写道：

“阿莱西亚的军队忍受极大痛苦，也给恺撒带来无数的艰辛，最后还是开城投降。发动战争的主使者维金托里克斯穿上华丽的铠甲，给马匹加上各种装饰，骑着出城在恺撒座位的前方绕行一周，下了坐骑脱去铠甲，蹲踞在恺撒的脚前动也不动，最后被带走囚禁起来，供凯旋式出场亮相之用。”

这位品德高尚的高卢首领后来一直被罗马人羁押在监，直到公元前46年恺撒打败庞培回到罗马举行了凯旋式，才下令将其杀害。踌躇满志的恺撒还专门为了纪念这次胜利而铸造了一枚镌刻着维金托里克斯侧面头像的罗马银币。

维金托里克斯向恺撒投降

阿莱西亚一役彻底击垮了高卢同盟，制服了剽悍的高卢民族，高卢各部落从此偃旗息鼓，心悦诚服地匍匐在罗马人的权柄之下，在此后的几百年间再也没有发生过反抗罗马的事件。恺撒的征服使山北高卢成为罗马的一个新行省，野蛮的高卢人从此步入了文明的拉丁化进程，逐渐与罗马的命运融为一体。对高卢的征服不仅极大地拓展了罗马的疆域，而且把高卢变成了恺撒（及其接班人屋大维）的根据地，就如同西班牙是庞培的大本营一样。后来恺撒把高卢的一些部落酋长邀请到罗马，不仅授予他们以罗马公民权，而且擢升他们成为元老院的元老。这种做法激起了罗马贵族元老们的极大愤慨，他们无法容忍那些穿长裤的野蛮人加入穿托加袍的罗马元老之列。但是恺撒却依凭手中的权力坚持这样做，尽力笼络高卢人，这件事也加深了恺撒与元老们的矛盾。公元前44年恺撒虽然遭到元老们的暗杀，但是继之崛起的屋大维却继续推进恺撒对高卢人的怀柔政策，从而使高卢人快速地实现了与罗马人的文化融合，高卢也在帝制时代成为罗马帝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山北高卢被纳入罗马的版图，高卢人也开始了文明的拉丁教化历程，因此直到今天，法语和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等一样，都属于拉丁语系；而莱茵河东岸的德国、英吉利海峡彼岸的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各国却属于日耳曼语系地区，与南方的拉丁文明地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毫无疑问，高卢地区早在公元前1世纪中叶就已经被恺撒征服，并被纳入文明的拉丁文化圈中。对于后来的法国人而言，这个历史事件具有比较尴尬的意义，说起来难免带有一点酸溜溜的味道：一方面，高卢人被罗马人打败和征服了，高卢从此以后成为罗马的一个行省，这当然是一件耻辱的事情；但是另一方面，高卢人也因此而开启了文明教化的进程，而此时莱茵河东边的日耳曼人和大西洋彼岸的不列颠人仍然还是茹毛饮血的蛮族，更遑论北欧的那些野兽生番一般的维京海盗了，因此高卢人也就具有了骄傲的资本，他们已经由于恺撒的征服而成为文明民族。乃至于到了五百年以后，当日耳曼人大举入侵西罗马帝国时，高卢人早已经是儒雅开化的文明人了。

正是由于这种文化上的优越性，后来的法国人一直对德国人、英国人以及北欧人怀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傲慢感，在文化上对他们嗤之以鼻。这种文化优越感早在罗马帝国时代就开始孕育，到了中世纪，法国人又发展出大学教育、哥特式教堂、骑士文学、经院哲学等一系列代表中世纪最高水平的文明象征，以至于13世纪的法国流行着这样一句话：“意大利人有教皇，德意志人有皇帝，法兰西人有文化。”文化已经堪与教权和王权鼎足而三。及至近代，法国人更是继意大利文艺复兴之后异军突起，从17世纪开始独领风骚，因古典主义、巴洛克艺术、贵族风范等时髦事物而成为欧洲文明的圭臬典范，至今仍然引领着文化潮流。正是这种文化上——而非政治上或经济上——的领先地位培育了法国人孤芳自赏的优越感，致使他们瞧不起周边的其他民族。早先的法国人还比较服膺于意大利人、西班牙人等文明程度更高的拉丁族裔，但是到了路易十四时代，法兰西文明如同朝阳一般喷薄而出，很快就超越了由盛转衰的意大利和西班牙，成为近代文明的灯塔或旗手，巴黎也取代了罗马、佛罗伦萨、威尼斯等历史名城而成为全欧洲的文化中心。此后法国人更是目空一切，睥睨万邦，连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也不放在眼里。至于莱茵河东边的德国人，英吉利海峡西面的英国人，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北欧人，在法国人眼里从来就是愚钝未开化的乡巴佬；而那些挥舞着美元、畅饮着可乐的美国人，对于优雅地品味着咖啡的法国人来说，就更是一批粗鄙乏味的暴发户！

法国人谈起自己的文明历史时，往往都是从恺撒征服高卢的事件开始讲起，这是法国文明史的开端，虽然难免带有一点屈辱的意味，却是货真价实的。至于德国人或英国人的文明史，自然就要晚得多，德国人的文明史始于公元5世纪日耳曼人对西罗马帝国的入侵和其后对罗马大公教会的皈依；而英国人的文明史，按照20世纪丘吉尔的说法，应该从公元前55年8月26日恺撒率领罗马军队渡过多佛尔海峡、踏上不列颠的土地开始算起。但是恺撒在不列颠并没有长久滞留，当时的罗马人觉得不列颠土著过于蒙昧野蛮，这片蛮荒之地对于他们没有任何吸引力，于是恺撒便带着军队撤回了高卢。第二年（公元前54年）的情况也是如此，虽然恺撒再度渡过了英吉利海峡，但是罗马人却对不列颠完全缺乏兴趣，因此又一次扫兴而归。到了公元43年，克劳狄皇帝征服了不列颠南部（今英格兰地区），后来哈德良皇帝甚至还在英格兰和更加蛮荒的苏格兰之间修筑了一道长城。但是在数百年以后，每况愈下的罗马帝国面对着日耳曼人入侵的威胁，不得不收缩防线，公元5世纪初从不列颠撤出，任凭桀骜凶悍的英国人自生自灭。不久以后，两支日耳曼部族——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越过英吉利海峡占领了不列颠，此后英国人通常就被叫作“盎格鲁-撒克逊人”(Anglo-Saxon)，他们与日耳曼其他部族一样在基督教信仰的感召下开始告别蛮荒、步入文明。由此看来，丘吉尔把公元前55年8月26日恺撒踏上不列颠土地作为英国文明史的开端，未免有一点牵强，但是也从另一个方面映衬出古罗马文明的辉煌。

卢卡协议和“三头同盟”的强化

恺撒在高卢立下了卓越的战功，同时也培养了一支百炼成钢、唯命是从的军队。在指挥高卢战事的多年期间，恺撒始终与士兵们同甘共苦，打起仗来往往是身先士卒，因此得到了将士们的衷心拥戴。恺撒在高卢战争中尤其擅长以少胜多的突袭战术，往往采取长途奔袭、出奇制胜的作战方略，攻敌不备，速战速决，发扬光大了亚历山大首创的闪电战术。待到恺撒与庞培反目成仇之后，他就是依靠这支久经沙场的钢铁之军，运用以少胜多的闪电战术打败了号称“罗马第一战神”的庞培。

按照苏拉当年制定的规则，执政官或法务官在卸任之后，可以到某个行省去出任总督，执掌军权。但是在一般的情况下，一个人担任行省总督的期限往往只有一年。例如，此前恺撒在卸任法务官之后曾担任西班牙总督（公元前61年），也是以一年为限。这条规定就是为了防范一个人担任行省总督的时间过长，容易掌控一支忠于自己的私人武装。

然而，公元前59年恺撒执政官届满之后，在女婿庞培和岳父毕索的鼎力相助下，不仅如愿以偿地谋取了高卢总督的职务，还迫使元老院同意其任期为五年。公元前58年恺撒上任之后，即开始连年与高卢人作战，几乎没有停歇过。转瞬之间就到了公元前56年，眼见“三头同盟”的期限将至，恺撒于是又邀请克拉苏和庞培来到恺撒治下的山南高卢城市卢卡会面，三位政坛大佬重新续订同盟协议，将“三头同盟”的期限再延长五年。此时恺撒在高卢手握重兵，克拉苏和庞培则坐镇罗马，操控元老院和公民大会。三个人有权有势，呼风唤雨，党羽遍布天下，完全控制了罗马的财力、军权、民心甚至政要。因此，这次续订“三头同盟”就完全不同于四年前那样秘密进行，而是公开签署同盟协议。此外，罗马的许多政界要员——前执政官、资深元老等——也纷纷前来趋炎附势，一时间卢卡小城名流如云，权贵毕至，据说仅罗马政要的法西斯仪仗就数以百计，前来的元老多达两百人。在三位巨头之间，恺撒与庞培有翁婿之谊，恺撒与克拉苏亦交情深厚，如果说在初次结盟时恺撒还必须在二位前辈面前虚与委蛇、逢迎附和，那么在几年之后的卢卡续订同盟协议时，恺撒已经成为三者之中最有权势者，风头超过了罗马首富克拉苏和“伟大的庞培”，且占有天时、地利、人和之便，完全主导了这次规模盛大的巨头聚会。

公元前56年恺撒、庞培、克拉苏在卢卡续订的同盟协议的主要内容包括：

1.恺撒支持克拉苏和庞培联袂竞选公元前55年的罗马执政官，卸任之后二人将分别前往叙利亚和西班牙担任总督，任期五年。作为回报，克拉苏和庞培赞同并保证让元老院批准将恺撒在高卢的任期再延长四年，至公元前50年底结束。

2.三个人在分别担任叙利亚、西班牙和高卢总督期间各自可以拥有十个罗马军团的招募权，这样三个人手中掌握的总兵力就达到了三十个军团，几乎将罗马共和国的所有军力尽数囊括。

出于相互制衡的考虑，三巨头约定，到公元前50年结束的时候，大家同时结束行省总督任期，放弃军权，返回罗马。然后，恺撒就准备竞选公元前49年的罗马执政官（离他上次出任罗马执政官刚好间隔了十年）。

三巨头在罗马拥有举足轻重的政治实力，所以上述协议内容很快就如期得以实现，克拉苏和庞培成功地当选为公元前55年的罗马执政官，在执政期间操纵元老院将恺撒的高卢总督任期延长至公元前50年。克拉苏和庞培在一年执政官届满之后分别赴任叙利亚总督和西班牙总督，任期五年，各自拥有十个罗马军团的招募权；恺撒在高卢的兵力也相应地扩增到十个军团。

卢卡协议正中克拉苏的下怀，他不仅可以再度出任罗马执政官，而且在卸任之后还能够督掌叙利亚军权。克拉苏长期以来一直想要建立军功，现在西班牙已经无仗可打，高卢是恺撒的苦心经营之地，只有东方的叙利亚才有机会让他大展宏图。叙利亚的东边就是帕提亚帝国，那是古波斯帝国的孑遗，也是罗马进一步向东方扩张的主要阻碍。更重要的是，这里是征服东方、实现亚历山大理想的最合适的场所。腰缠万贯却渴望军功的克拉苏深深地被“亚历山大综合征”激励，誓必在垂暮之年弥补人生中的最大缺憾。而对于早已功成名就的庞培来说，卢卡协议除了让他和克拉苏一样梅开二度地出任罗马执政官之外，还可以进一步巩固他在西班牙的势力。况且此时的庞培正与恺撒的女儿尤利娅老夫少妻两情相悦，终日沉溺于儿女情长之中，对于恺撒策划的卢卡协议当然更无异议。

卢卡协议的最大受益者自然还是恺撒，他不仅如愿地将高卢总督任期延长了四年，而且合法地将执掌的兵力扩增到十个军团，这样就可以保证其圆满地实现征服山北高卢的政治理想（卢卡协议签订时高卢战争尚处于艰难的僵持阶段）。更重要的是，恺撒可以通过在高卢不断地创立新功来提高自己在罗马人中间的声望——恺撒在高卢战场上的每一次重大胜利都会致使元老院和公民大会在罗马举行盛大的谢神仪式——从而为他日后的政治图谋争取人心。除此之外，一支久经考验的虎狼之师也为胸怀大志的恺撒日后攫取罗马政权奠定了重要的实力基础。对于深谋远虑的恺撒来说，到了公元前50年末，当三位政界巨头都放弃手中的军权返回罗马时，或许就是自己登临罗马权力巅峰的辉煌时刻了。

由于卢卡协议的精心安排，罗马共和国在三巨头的权力平衡中安稳地度过了两年。到了公元前54年，克拉苏和庞培分别到叙利亚和西班牙赴任（庞培很快又返回罗马继续享受美满生活，将西班牙交给他的代理人管辖），恺撒则在高卢不断扩大战果。于是，政坛三巨头就分别控制了罗马的东部、西部和北部地区。

对于罗马共和国来说，北边的高卢、西边的西班牙和东边的叙利亚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它们分别从三个方面拱卫着意大利、希腊等中心地区；而南边的北非则由于面对着渺无人烟的撒哈拉大沙漠，所以在战略方面远远无法与前三者相比。现在恺撒、庞培和克拉苏分别掌握了这三个地区的军政大权，各自拥有10个军团的强大武装，不仅可以有效地抵御外敌入侵，而且实际上也把罗马共和国操控于股掌之间。所以，后来当屋大维一统天下时，他不仅以奥古斯都和元首的名义控制了罗马的内政，还特意将高卢、西班牙和叙利亚这三个地区的军政大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三个需要驻扎常备军的边区行省被指定为奥古斯都的专属领地，不受元老院的管辖，由屋大维本人指定心腹来代行统治，元老院则负责管理其他不需要驻军的内地行省。由此也可以看出屋大维比恺撒、庞培、克拉苏等人更胜一筹之处，他把三位巨头三分天下的势力范围全都集中于自己一人之手。

但是从公元前54年开始，三巨头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有两件事情具有标志性意义：其一是公元前54年恺撒的女儿尤利娅在为庞培生孩子时难产而死，这段美满的婚姻至此结束，庞培与恺撒之间的政治联姻也自此断裂；其二是公元前53年急于建功的克拉苏在帕提亚战争中战败身亡，“三头同盟”少了一头，很容易就演变为两虎相争。从此以后，以小伽图和西塞罗为首的元老派势力开始加紧离间庞培与恺撒的关系，致使二者渐行渐远，最终走向了公开决裂和兵戎相见。庞培公开转向了元老院一边，以共和国的名义逼迫恺撒交出高卢军权；而羽毛丰满的恺撒则决定孤注一掷，破釜沉舟。公元前49年1月12日，恺撒率领军队跨过了高卢与意大利之间的分界线卢比孔河，直取罗马。“骰子已经掷下”，共和国再度陷入腥风血雨的内战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