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II节　罗马元老院

在罗马共和国中，真正掌握政治权力的机构是由贵族垄断的元老院，它在罗马政治生活中具有旋转乾坤的重要意义。

元老院——共和国的政治压舱石

罗马元老院据说是由罗慕路斯所建，最初由100个有威望的氏族长老组成。在王政时期，元老院的权力并不是太大，因为元老院在当时只是国王的一个咨询机构，并不具有立法和行政的实权。一切大权均掌握在国王手中，元老院充其量只是给国王提供一些政策意见而已，并没有决定国家事务的权力。国王被推翻以后，执政官充当了国王的角色，掌握了国王的权力，因而在共和国初期元老院的实权依然不大，它的权力往往要受制于执政官和百人团大会，后来又要受制于保民官。但是随着罗马共和国的国势日增和制度建构，元老院的实力也随之强盛。到了共和国中期，元老院的权力已经明显地超过了执政官和公民大会，成为主宰共和国命运的政治压舱石。正是在元老院的卓越领导下，罗马贵族和平民才能团结起来，协同一心，共同对外，罗马国家也因此而迅猛崛起，在对外扩张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是到了共和国后期，由于外省大量财富和奢靡生活方式的侵蚀，元老院的贵族们逐渐丧失了早年的德行担当和家国情怀，消沉于个人私欲的满足之中，共和国也因此而沦为某些拥兵自重的集权者的囊中私器。

元老院从最初仅仅作为执政者的一个咨询机构到逐渐攀登上权力的巅峰，然后再到被集权者所操控和架空，从权力的巅峰上跌落下来，这个权力的盛衰过程就如同晴雨表一样显示了罗马共和国从弱小到兴盛，再从兴盛到衰亡的演变历程。

元老院作为罗马共和国最重要的权力机关和议事机构，其职权主要包括：提案和辩论、财务管理、重案审理、行省治理和军事指挥权分派、任命执政官和独裁官、外交事务管理等。

首先，元老院具有提案的职权，元老院提出的议案并不是法律，必须得到百人团大会的通过才具有法律效力。元老院最初受百人团大会的约束，后来百人团大会逐渐失去了立法权，元老院的提案往往就会被直接确立为法律，与平民大会的立法相互区别，共同作为罗马共和国的法律发挥作用。

其次，国家的财务管理是元老院负责的重要事务，元老院的元老都是职业政治家，大多是从基层官员开始干起，所以擅长财务管理。共和国的年度财务预算、公共工程的拨款和发包、军费开支和监管等，都是由元老院来讨论决定。

再次，元老院拥有重案审理的职权，例如死刑判决等重大的案件一般都是由元老院来审理的，最后再通过百人团大会批准执行（被判处死刑者可以向百人团大会提出上诉）。

另外，元老院具有行省治理权，随着罗马版图的不断扩大，一些海外行省纷纷建立，这些行省的土地开发、公共工程、财政税收以及行省总督的指派等事务，也是由元老院来统筹管理。在战时，元老院还可以分派军事指挥权，授权执政官组建罗马军团和统帅军队出征（在战斗过程中罗马元老们往往也是身先士卒，为国效忠）。

最后，元老院有权对百人团大会选举出来的执政官、监察官等高级官员进行任命，并且在非常时期可以直接任命独裁官；元老院负责接见外国使团和派遣外交使者、向敌国宣战与媾和、与友邦结盟和缔约等事务。

虽然元老院拥有诸多权力，但是元老院的提案往往会受制于公民大会和保民官；战争时期，在战场上统帅军队的执政官往往也不受元老院命令的制约，独裁官更是可以合法地抛开元老院而先斩后奏、独断专行。不过，独裁官并不是常设的官职，执政官在一般情况下也是尽量与元老院相互契合的。而面对着公民大会和保民官的立法阻碍，元老院在处理日常事务时可以发布一种“元老院命令”，相当于一种行政法规，尽管它的权威性不能与公民大会通过的法律相比，但是仍然具有一定的法权效力，足以对公共事务起到重要的规范作用。而且随着百人团大会的立法地位日益下降，“元老院命令”越来越多地取代了法律，这也标志着元老院的政治权力在不断增强。

到了公元前2世纪后半叶，元老院又拥有了一种特别的权力，那就是可以发布“元老院终极令”(Senatus Consultum Ultimum)。该法令的内容是：当元老院认为共和国的安全面临着来自公民内部的暴力威胁时，它可以督促执政官或其他官员采取任何必要措施来反击威胁，保卫共和国。“元老院终极令”是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终极命令，任何权力机构（百人团大会和特里布斯大会）和个人（保民官、独裁官和执政官）都不能对其进行否决。

在共和国的历史上，元老院一共发布过四次“元老院终极令”：第一次是在公元前121年，元老院通过发布终极令宣布保民官盖乌斯·格拉古的改革是违法的，最后逼得他命其贴身奴隶将自己杀死；第二次是在公元前100年，元老院针对保民官萨图宁煽动平民发动街头暴乱而发布终极令，最后使萨图宁死于非命；第三次是在公元前63年，元老院在西塞罗等元老的煽动下，针对所谓的“喀提林阴谋”发布终极令，最后未经审判即把喀提林集团赶尽杀绝；第四次是在公元前49年，当恺撒与庞培公开决裂，从高卢挥师南下意大利时，元老院以叛国罪名对恺撒发布了终极令，但是这次终极令却没有发挥作用，恺撒凭借武力击败了元老院和庞培。

元老院的人员组成和政治权重

在罗马王政初期，开国之君罗慕路斯挑选了100位氏族长老作为咨询者，组成了最早的元老院。第五任国王老塔克里乌斯当政时，把元老院的元老增加到200人。到了共和国初期，第二任执政官瓦列里乌斯再将元老院人数增加到300人，从此以后元老院就长期由300位元老组成。从人员成分来看，早期的元老院清一色由出身高贵的古典贵族组成；后来随着共和国的发展，元老院不断吸纳一些富商（骑士）和知识精英（法律专业人士），与时俱进，常变常新，始终保持着罗马社会最具优势的精英阶层的政治中枢的定位。到了共和国末期的公元前80年前后，独裁官苏拉又把元老院的元老增加到600位，目的是加强贵族的政治实力，压制平民派。恺撒就任独裁官期间，为了笼络人心，进一步把元老院的成员增加至900人。公元前30年屋大维完成了罗马的统一，面对着频繁内战所导致的元老伤亡惨重的现状，对元老院进行了大换血式的调整，并把元老人数缩减为600人。但是此时的元老院已是形同虚设，实际上成为屋大维的傀儡，罗马共和国也悄无声息地转变为帝国了。

虽然元老的人数在不断变化，但是与频繁更迭的执政官及其他高级官员相比，罗马元老院的元老却具有职权稳定的明显优势。罗马的政府高官的任期都较短，执政官是一年一届，监察官是18个月一届，独裁官是6个月一届，即使是作为平民领袖的保民官，也是一年一届，只有元老是终身任职的，只要不犯严重的道德错误，可以当一辈子的元老。因此，与一年一选的执政官、保民官等相比，终身任职的元老不仅具有人数上的优势，更具有任期上的优势，他们不需要为自己明年是否能够继续担任元老而担忧，从而在政策制定和执行方面能够始终保持连续性和一致性。由此看来，在铁打的元老院与流水的执政官、保民官的权力博弈中，元老院无疑成为更具有主动性和坚韧性的因素，它决定着罗马共和政权体制动态平衡的基本态势，它的权重变化决定了共和国的兴衰存亡。

罗马元老院旧址

按照罗马共和国的规定，凡是担任过执政官、法务官、独裁官、骑兵长官（独裁官副将）和牙座市政官的人，在卸任后都可以自动成为元老。后来由于平民的不断抗争，一些在政治上表现突出（如保民官）或者具有显赫军功（如军队将领）和非凡专业能力（如大律师）的平民也可以成为元老。到了屋大维统治时期，甚至还规定了元老的财产资格（100万塞斯特斯），所以穷人根本不可能成为元老。长期以来，元老们不是具有高贵出身的传统贵族，就是通过后天努力获得巨大成功的平民新贵，他们不仅有权有势，而且有德行有担当，具有高尚的精神情怀。在共和国发展的大部分时间里，元老院都是一个由社会精英分子组成的政治团体，在不断的自我更新中展现出卓越的集体领导力，带领罗马人民不断地创造辉煌。蒙森认为，元老院之所以能够掌握政治权力，不是因为门第的虚名，而是人民选择的结果。而且元老们还要经常接受监察官的道德监察和广大民众的政治监督，因此他们始终要保持较强的敬业意识和执政能力，团结一心，为国效劳。在罗马共和国时期频繁发生的对外战争中，元老们往往都是身先士卒，以身殉国，为民垂范。例如在公元前216年发生的坎尼之战中，罗马元老院的300名元老中，竟然有80位元老在战场上伤亡。这也充分说明了当时的元老们确实在行为作风方面堪称人民的表率，他们身先士卒、冲锋在前，杀身成仁，为平民树立了精忠报国的楷模，在崇拜英雄的罗马民众心目中成为不朽的道德典范。虽然在罗马政坛上元老院与平民大会长期处于对立和竞争的状态，但是元老们在各种公共场合所表现出来的崇高德行使他们一直受到广大民众的尊重。蒙森中肯地评论道：

“罗马元老院实为这个国家最高的表征，因其坚定如一和明达治道，因其团结一致和爱国心切，因其权势强盛和勇敢坚强，罗马元老院实为冠绝古今的政治机构，甚至那时，它仍然堪称‘群王会议’，它懂得如何使专制政体的奋发有为与共和政体的舍身为国结合起来。从来没有一个国家能像全盛时代的罗马那样，由元老院作为代表，在对外方面表现得那样坚强而庄重。”

在共和国中期的200多年时间里（从公元前4世纪初到公元前2世纪后半叶），元老院强有力地控制着罗马的政治权力，这固然是由于他们人数众多，不受任期届满或民意摇摆的影响，更重要的则是因为那时的元老们都自觉地维系着古典的贵族传统，拥有以国家强盛为己任的崇高情怀，严于律己，以身示范，为共和国的发展立下了卓越的功勋。也正是在这一段时间里，罗马共和国在元老院的集体领导之下，从台伯河畔和拉丁平原上的一个蕞尔小国，一跃而成为囊括整个地中海周边世界的超级帝国。

但是从公元前2世纪下半叶开始，元老院在诸多因素的影响下逐渐丧失了高尚的古典情怀和卓越的政治能力，平民与贵族的历史矛盾再度激化，最后竟触发了罗马内战，元老院的集体领导力在职业军队和激愤民众的暴力冲击下迅速崩塌，共和国也由此走向了衰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