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I节　共和政制的危机

老伽图之问

对马其顿、迦太基、西班牙等地的征服意味着罗马对外战争的主要阶段基本结束，外部的强劲对手已经不复存在，但内部的矛盾却开始激化。皮洛士、汉尼拔、腓力五世等危险敌人均已作古，不再对罗马国家构成威胁，然而罗马权贵政治的内部敌人——无论是为民请命的格拉古兄弟，还是野心勃勃的马略、恺撒——却相继崛起，共和国的堡垒正在从内部被攻破。

早在这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到来之前，对罗马未来命运忧心忡忡的保守派元老老伽图就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罗马史专家蒙森在《罗马史》第四卷中记载道：

“在数目有限、拥有固定财富而世负政治声望的旧家族执政之处，当危急之秋，他们必显出无可比拟的坚韧和英勇的自我牺牲，而在平静时也必显出无可比拟的眼光短浅、自私自利、怠忽政事——二者都在本质上脱胎于世袭制和同僚制。……伽图的问题：‘罗马若不复有足畏的国家，则将成何状态？’实有深长的意义。现在他们已达到这种地步，每个可以使它畏惧的邻国都已在政治上沦胥以亡；而且那些生长于旧制度之下、受过汉尼拔战争的严格锻炼、一息尚存仍发出伟大时代的遗响的人士，已被死神一个又一个地召了去，到后来，其中最末一个老伽图的声音也终至不复闻于元老院和佛罗广场。一辈少年当权，对于那位爱国老人所提出的问题，他们的政策却是个恶劣的答复。……统治阶级唯一的念头便是维持其所篡夺的特权，并且如果可能，把它增大。”

在数百年来节节胜利的过程中，罗马传统的权贵家族和以其为主体的元老院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而同僚制和年度制的执政官制度又有效地防止了那些在战争中建立功勋的军事统帅——往往由当年的执政官担任——的个人专权，保证了共和政制的顺利运行。作为共和国政治权力的实际操控者，罗马元老院汇集了一批德高望重的贵族，尤其是出身名门的血统贵族，他们在公共社会中表现出舍我其谁的牺牲精神和以身垂范的担当意识，兼具虔诚的宗教信仰和高尚的道德品行。正是在这些有情怀、有信念的权贵人士的领导之下，罗马人才能在面对强敌时坚忍不拔、勇往直前，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伟大胜利，创建了“条条大道通罗马”的强大帝国。然而，随着版图的扩大，强敌的灭亡，大量战利品和海外财富流入罗马，共和国的领导阶层就开始在荣誉和财富的侵蚀下走向酥软和腐败，逐渐丧失了父辈的崇高品性。胜利和强权就像一把双刃剑，它既增强了光荣和自信，也激发了骄矜和慵惰。

作为共和国中期最后一批有忧患意识和自律精神的罗马元老之一，老伽图不仅代表着罗马传统的保守派势力，也一贯自觉地捍卫罗马日益衰落的古典道德价值。他一方面在元老院里大声疾呼“迦太基必须毁灭！”，另一方面也在佛罗广场上极力告诫罗马年轻一代，千万不要被希腊文化的柔靡之风腐蚀。虽然老伽图难免有些泥古不化，甚至冥顽可笑，但是他却在罗马捷报频传之时提出了上述发人深省的问题：失去了强敌的罗马将何去何从？老伽图逝于公元前149年，他虽然没有亲眼看到迦太基的毁灭，却对与自己的价值观念迥异但同样具有高尚情怀的后起之秀小西庇阿寄予厚望（老伽图曾引用荷马的诗句赞美小西庇阿：“只有他是个活人，其余的都是游魂。”）。三年以后，当不负厚望的小西庇阿攻占并焚毁迦太基城的时候，他面对熊熊燃烧的烈焰也产生了与老伽图相同的忧思。到了公元前133年这个历史的转折关头，当罗马人已经消灭了地中海世界的所有强劲对手时，老伽图的问题再一次显示出它的深刻意蕴。

共和政制的时空背景和矛盾变化

与老伽图之问紧密相关的是共和国政治体制的时空背景，这是罗马政坛和人心发生激变的一个重要客观因素。在第Ⅰ卷中我们可以看到，共和政制是在协调罗马内部两大利益集团——贵族与平民——之间权力博弈的动态平衡过程中逐渐建立和完善的。当罗马还只是一个弹丸之地的小城邦，或者尚在实现意大利的统一之时，这种政治体制可以通过不断的立法建设，与时俱进地适应罗马社会的需要，维系共和国的正常运转和发展演进。但是当罗马人快速走出意大利，开创了一个地跨欧亚非三大洲的超级帝国以后，罗马社会就开始面临一系列新问题，而这些新问题绝非适应于单一小国和同盟盟主的共和体制所能解决的。在新的形势之下，原来可以充分发挥领导作用的旧贵族和元老院，由于罗马社会内部矛盾的激化，以及自身才能丧失和品性蜕变等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已经无力应对时代的挑战；而一批野心勃勃的政治冒险家则应运而生，利用在加速的贫富分化中怨声载道的下层民众的支持，借重手中掌握的军队，逐渐取代了元老院的领导地位，共和国的政治体制因此而危机四伏，摇摇欲坠。

在罗马共和国的早中期阶段，贵族和平民这两种政治势力的权力博弈构成了共和政制发展演进的主要内容，罗马的许多立法都是为了协调这二者之间的平衡关系，通过化解双方的利益冲突而实现二者携手共进、一致对外的国家发展目标。但是到了公元前2世纪下半叶，随着罗马版图的迅猛扩展，一些新的矛盾开始出现，而以往的旧矛盾也日益激化。这些矛盾概括而言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由于罗马内部财富分化而日益加剧的穷人与富人之间的矛盾。这种经济矛盾与此前平民与贵族的政治矛盾叠加在一起，导致了尖锐的阶级斗争，激化了罗马社会的动荡。

第二，对外战争致使大量战俘沦为奴隶，从而使罗马社会内部产生了奴隶与奴隶主之间的矛盾。这最终激起了奴隶起义，酿成了一种特殊性质的内战。

第三，意大利各族群对于罗马盟主的反抗。他们由于不能享受应有的罗马公民权，因而要求摆脱罗马人的统治，建立自由独立的国家，这种族群矛盾导致了同盟战争的爆发，对罗马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冲击。

自耕农沦为无产者

罗马人在最初的扩张中，对待意大利的战败者是非常宽容的。对于意大利中部的拉丁族群，罗马人不仅不加以奴役，还给予他们部分的罗马公民权，大家一起并肩战斗，利益均沾。对于拉丁族之外的意大利各部族的战败者，罗马人同样比较宽大，只要对方不进行殊死抵抗，罗马人总是会网开一面的。虽然这些意大利人不能像拉丁人那样享受罗马公民权，但是也会被罗马人赋予自治的权利，并且罗马人不对之进行奴役。然而，一旦罗马人走出意大利之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战败者往往会沦为奴隶，丧失一切权利。罗马人在向地中海世界扩张的过程中，除了对待希腊人比较宽厚之外（毕竟罗马人一向仰慕希腊文化的风采），对于其他被征服的民族却格外严苛，如西班牙人、高卢人，尤其是迦太基人，一旦战败就沦为牛马不如的奴隶，被贩运到罗马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或者被训练成角斗士供罗马人取乐。因此，罗马人通过扩张战争不仅获得了大量的战利品和财富，而且将被征服地区的战俘和人民掳为奴隶，让其成为罗马农业生产和家政服务的廉价劳动力。

这种特殊战利品——奴隶——的大量流入，一方面为罗马的农业，尤其是大土地经营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另一方面也极大地破坏了罗马传统的经济结构，酿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作为社会基础的自耕农流离失所，沦落为城市无产者。

从前，以农业立国的罗马共和国一直以自耕农经营为经济结构的主体，除了依附大贵族的门客之外，绝大多数罗马自由民都是自耕农。他们平时以耕作为生，自食其力；战时则应征入伍，为国效劳。一旦战争结束，刀枪入库，罗马战士们就重新回到田地中继续耕耘。然而，随着大量奴隶的涌入，有钱有势的大地主开始运用奴隶来进行农业生产，大土地经营的效率远远高于自耕农的劳作。更加重要的是，以往的战争都是在意大利境内发生，小规模的战斗往往在十天半个月之内就能结束，因而罗马人可以作战耕田两不误。但是随着战线不断拉长，战争已经推向了遥远的海外，战役的规模也极大地扩展了，一场仗打下来至少需要一年半载，甚至三年五载。如此一来，那些应征入伍的自耕农打完仗回到家乡，土地不仅已经荒芜，而且已经被那些利用奴隶进行劳作的大地主兼并。

这样就造成了大量的自耕农失去土地，流离失所，来到罗马城里，成为无立锥之地的城市贫民，即所谓的“无产者”（指除子女之外一无所有者）。这些无产者涌进罗马城，没有固定的职业和收入，只能靠政府的救济为生。由于他们是自由人，享有充分的罗马公民权，可以参与平民大会来行使政治权利，所以无产者数量的激增不仅致使城市人满为患，而且极大地激化了穷人与富人、平民与贵族之间的阶级矛盾。虽然此时罗马国力强盛，通过战争掠夺了丰富的经济资源，可以给这些寄生于城市的无产者适当的救济，保证他们不至于饿死，但是这些为国奋战的罗马公民现在落得一贫如洗，无处栖身，而那些兼并土地、养尊处优的豪门权贵却恣睢跋扈，声色犬马。两相对照，失去土地的农民们自然会义愤填膺，对整个社会充满了戾气，通过平民大会来宣泄他们心中的怨恨。于是，这种经济上的贫富分化就促使罗马此前两大政治机构——元老院与平民大会——之间的权力斗争更加激烈，最终导致了内战的爆发。

此外，大量的自耕农沦为无产者涌入城市，不仅使罗马的经济结构和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的改变，而且也衍生出另一个恶劣后果——兵源衰竭。由于罗马共和国实行兵民一体的公民兵役制度，自耕农不仅是农业经济的基础，同样也构成了罗马军队的主体。随着大量的自耕农沦为无产者，罗马军队的来源就开始面临衰竭的危机。按照罗马法律的规定，无产者不用纳税，通常也是免服兵役的；另外，越来越多的自耕农也不愿意参军打仗，因为打仗对于自己没有任何好处，最后反而会让自己落得贫无立锥之地的下场。因此，在公元前2世纪中叶以后的数十年里，罗马兵役的应征人数连年递减，军队的战斗力也持续下降。这些新问题都对共和国的政治体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同时也进一步激化了穷人与富人、平民与贵族之间的阶级冲突。

奴隶起义频发

罗马共和国的第二重威胁来自奴隶的反抗，这种新形式的革命在以往的罗马共和国中未曾发生过，因为大规模的役用奴隶是在布匿战争之后才出现的。作为重要战利品的奴隶都是来自异国他乡，这些外邦的战俘和妇孺被贩卖到罗马以后，就被有权势的大地主、大贵族们役使在大庄园中从事农业耕作，在皮鞭的驱策下如同牛马一般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在罗马，奴隶是没有任何权利、地位的，任凭主人生杀予夺，过着极其悲惨的苦难生活。而这些奴隶以前都是各国的自由人，有些甚至还是富贵阶层，然而一旦沦为奴隶，就权利尽失，因此奴隶们的心中充满了复仇的怒火。而罗马人最初在获得了大量战俘奴隶以后，不善于管理，他们往往把同一族群的奴隶聚集在一起役使，这样就埋下了隐患。因为这些奴隶彼此语言相通，具有统一的民族意识，所以在奴隶主的残酷压迫以及内心强烈的复仇情绪的作用下，就很容易爆发大规模的奴隶起义。

公元前137年，西西里岛爆发了首次奴隶起义。西西里岛是罗马的谷仓，土地肥沃，盛产粮食，一些大地主将大量奴隶运用到此地的农业生产中，获利丰厚。这些奴隶中有许多人来自小亚细亚和西亚，他们中间有一位自称具有通神大能的叙利亚人，名叫优努斯（Eunus，？—公元前132年），他宣称自己得到了神灵的感召，以安条克国王的名义自居，得到了一批同乡奴隶的拥戴。于是，优努斯就领导奴隶们揭竿而起，以西西里岛中部的恩那城为中心，发起了罗马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奴隶起义。优努斯联合西西里岛西南部阿格里真托的另一支奴隶起义队伍，并且吸引了西西里岛上的许多贫苦农民加入。起义者对富裕的大地主们大开杀戒，掠夺财产，捣毁庄园，其活动很快就演变成为一场血腥的烧杀掳掠暴行。这次起义像烈火一样在整个西西里岛迅速蔓延开来，最后甚至扩展到了意大利本土，参加起义的奴隶和穷苦民众达到了十万之众。罗马共和国在五年的时间里，几度派出军队镇压均遭失败，直到公元前132年，罗马执政官鲁庇利乌斯才最终攻陷了恩那城，平息了这场奴隶起义。优努斯本人战败被俘，后来死于狱中。这场起义虽然被镇压了，但是从此以后奴隶骚乱就像地壳下面的岩浆一样，随时就会喷发而出。

公元前104年，西西里岛又爆发了第二次奴隶起义，分别起事于赫拉克利亚城和利利贝城的两支起义军合兵一处，以叙利亚籍奴隶萨维阿斯为王，攻取了西西里岛的广大地区，参加者达三万人。罗马人同样在屡遭败绩之后，于公元前101年由执政官阿奎利乌斯率重兵剿杀，才弹压了这场起义。

到了公元前73年，意大利本土又爆发了另一次奴隶大起义，即斯巴达克斯领导的角斗士起义。斯巴达克斯出身于希腊北方色雷斯的富贵之家，由于战败被俘，被罗马人送到角斗士训练所学习角斗术，以供罗马人取乐。在训练所里，斯巴达克斯集结了一批角斗士密谋起事，他们个个身强力壮，视死如归，格斗技艺也非常高超。角斗士起义很快就得到了广大奴隶和贫苦农民的支持，义军人数迅猛增加，极盛时期竟达到十二万人之多。斯巴达克斯是一位颇具指挥才能的军事领袖，治军有方，军纪严明，虽攻城略地，却无犯小农的生命财产，不像前两次奴隶起义那样烧杀掳掠。他率领起义军在意大利半岛南征北战，下抵塔兰托湾，上至波河流域，纵横罗马全境，几度重创罗马军队。一时间，斯巴达克斯就如同当年的汉尼拔一样令罗马人闻风丧胆，罗马权贵中竟无人敢于挂帅领军来与之对阵。后来元老院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授以罗马首富克拉苏相当于独裁官的统帅权力。克拉苏倾尽全力来对付起义军，并且得到了另外两位罗马大将卢库鲁斯和庞培的襄助和增援，才在公元前71年镇压了这次奴隶大起义。斯巴达克斯本人在战斗中壮烈牺牲，数以万计的起义奴隶横尸战场，六千名被俘者被钉死在从加普亚到罗马的大道两旁的十字架上。

这几次奴隶起义虽然都被罗马人镇压了，但是罗马共和国却因此元气大伤，显现出焦头烂额、捉襟见肘之窘态。

意大利同盟战争

除了自耕农沦为无产者和奴隶起义之外，第三个新问题就是意大利同盟的权利要求和独立战争。罗马开始向海外扩张以前，首先完成了意大利的统一。虽然罗马人没有像对待海外殖民地的人民那样，对那些被征服的意大利部族进行奴役，而是将其纳入罗马同盟，但是这些表面上与罗马人并肩战斗的意大利同盟国人民，却不能享受罗马公民权。

在意大利，罗马共和国的公民是名副其实的一等公民，他们享有完全的政治、经济权利。而罗马共和国周边的那些最初被兼并的拉丁各族人民，他们与罗马人有着共同的语言、宗教信仰和文化习俗，所以很早就逐渐融合，在财产权、迁居、通婚等方面都享有平等的罗马公民权利，只是不能参与罗马人的公民大会和政治生活。但是除罗马人和拉丁族群之外，意大利中南部地区还分布着许多意大利部族，例如坎帕尼亚人、萨莫奈人等，以及最南端大希腊地区的人民；北边则有伊特鲁里亚人、利古里亚人，还有居住在阿尔卑斯山以南的高卢人。这些人不属于拉丁民族，而是广义的意大利人。当罗马人征服了这些地方的族群之后，依然给予他们比较宽容的待遇，吸纳他们加入罗马同盟。但是这些意大利人却没有任何罗马公民权，充其量只是罗马人的附庸而已。他们虽然享有自治的权利，但在通婚、迁徙、财产转移等方面却受到很多限制，更不能参与罗马的政治活动。

当罗马发动对外战争时，意大利各同盟国被要求为罗马军团配备一定的辅助兵力，战后他们也可以分配到一部分战利品，但是远不如罗马公民所获的那样优厚。意大利同盟国不仅在战利品的分配上受到不公正待遇，而且经常感受到罗马人颐指气使的霸道，因此他们一直对罗马人心存不满，当年汉尼拔正是利用意大利人的这种不满情绪来离间他们与罗马人的同盟关系。与此相应，罗马人也始终对意大利人另眼相待，要求他们为罗马人的海外扩张履行军事义务，却一直不将罗马公民权给予他们。

到了公元前2世纪末叶，随着罗马土地兼并的加剧，共和国需要更多的土地来安置那些流离失所的自耕农，于是罗马元老院就把目光投向了意大利同盟国的一些未开垦的荒地，试图将这些土地分配给失去土地的罗马农民。这种做法进一步激起了意大利人的强烈不满，促使他们更加坚定了与罗马人相分离的决心。当时的意大利人和罗马人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民族意识，他们之间缺乏政治上和文化上的认同感，正是这种隔阂导致了意大利同盟战争的爆发。

在西方历史中，分离主义的倾向一直顽强地存在着，古代意大利的萨莫奈人、西班牙的凯尔特人、巴尔干的希腊人等一直想要摆脱罗马人的统治，就如同今天富裕的加泰罗尼加地区和贫穷的巴斯克地区都要求与西班牙相分离，苏格兰人和北爱尔兰人具有很强烈的脱英倾向，布列塔尼人一直谋求从法国独立出去，巴伐利亚长期与德国格格不入……如果说中国社会自从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就形成了大一统的基本格局，“合”的趋势构成了历史的主旋律，那么在西方历史中，“分”的势头似乎更加强大。且不论曾经的罗马大帝国最终分崩离析，分解为今天欧亚非三大洲的几十个国家；即使在20世纪，也发生了不少“合久必分”的事例，例如一个苏联分解成15个独立的国家，一个南斯拉夫分裂为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黑山、波黑、北马其顿以及具有争议的科索沃等国家和地区，统一的捷克斯洛伐克一分为二，等等。由此可见，中西方的历史发展趋势是大相径庭的。

在希腊城邦时代，分离主义就构成了小国寡民的城邦和谐相处的基本原则。到了罗马人通过不断扩张来推行一统天下的帝国政策时，这种分离的趋向仍然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当时意大利的一些族群就表现出与罗马人相分离的强烈要求，他们希望从罗马霸主的强权之下获得完全的独立自由。面对意大利人的分离倾向，罗马元老院内部出现了一些绥靖派，他们主张采用比较和缓的政策来安抚意大利人，给予他们部分罗马公民权，提高他们的经济待遇和政治待遇。但是这种温和的改革主张遭到罗马保守派的抵制，这样就使得意大利同盟者与罗马共和国之间的矛盾走向白热化，结果就引发了公元前91年至公元前89年爆发的意大利同盟战争，即意大利的一些族群联合起来共同对抗罗马，要求彻底摆脱罗马人的统治。

社会贫富分化的加剧和政治冲突的激化

罗马共和国早中期的社会矛盾主要表现为平民向贵族索要政治权利的斗争，当时平民向贵族争取权利的重要手段就是“脱离运动”。贵族一旦过分地侵害了平民的利益，平民就会选择离开罗马，另建国家。而罗马共和国在创建之初只是弹丸之地，平民一旦撤离，剩下的贵族人口较少，根本无法对外扩张，甚至连保家卫国也做不到。所以面对平民对基本权利的正当要求，共和国早中期的贵族们不断地做出让步，制定了相关的法律，进行了适当的改革。

但是到了公元前133年以后，随着罗马对外扩张的主要战争告一段落，罗马共和国内部的社会矛盾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于贫富分化的加剧，平民与贵族之间的政治博弈日益演变为弱势群体与强权集团之间的尖锐对立，特别是失去土地而流离失所的无产者与土地财富激剧增长的权贵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剑拔弩张、不共戴天的对峙。与此相应，冲突的形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从相对温和的脱离运动和立法斗争演变为暴戾的社会革命和内战杀戮，从而在罗马社会内部造成了严重撕裂和刻骨仇恨，共和国陷入了深重的危机之中。

早在公元前6世纪下半叶，王政时期的第六位国王塞尔维乌斯就在人口统计的基础上，把罗马人按照财产资格分为六个等级。第一等级是罗马最富有的贵族，他们的财产在10万阿司以上；以下几个等级的财产分别为7.5万～10万阿司、5万～7.5万阿司、2.5万～5万阿司和1.25万～2.5万阿司。而财产在1.25万阿司以下的人就是所谓的无产者，他们基本上除了子女以外一无所有。

罗马共和国早期也是按照财产资格来划分等级的，并且以此来确定不同等级的权利和义务，等级越高的人享有的政治权利越多，但是需要履行的社会义务也相应较多。比如第一等级和第二等级实际上构成了罗马的权贵阶层，他们有权有势，不管是靠血缘传承的旧贵族，还是靠后天掌握财富而暴发的新贵族，他们在罗马政坛上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共同组成了元老院，世代承袭着元老的身份，出任执政官等政府官员，控制了重要的政治资源和军队指挥权。与此相应，他们也需要尽更多的社会义务，比如打起仗来，他们组成骑兵和重甲兵，装备精良（武器装备最初都是由参战者自己配置），冲锋在前，因而血溅沙场的概率比较高，当然获取军功的可能性也比较大。正是由于罗马权贵在战场上身先士卒，以自我牺牲的精神给平民树立了良好的榜样，所以罗马军队才能所向披靡，战无不胜。

相比之下，等级越低的人，享受的权利就越少，承担的义务也更少。比如，第三、第四、第五等级，打仗时组成轻甲兵或轻兵，装备和兵器都相对简陋，在战场上发挥的作用相对较小，获取军功的机会也比较少。而等级最低下的无产者，他们由于没有财产，所以通常是免服兵役的，充其量只是从事一些修补道路、吹号打鼓之类的战争辅助工作，完全没有建功立业的可能性。由此可见，在以财产资格为等级划分标准的罗马共和国中，不同等级享受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是成正比的。

在共和国早期，贫富分化并不严重，因此罗马第一等级和第五等级之间的财产差距并不是太大，第一等级的财产资格相当于第五等级的4～8倍。由此可见，当时的贫富差距还是比较有限的，这样的状况持续了很长时间。但是到了公元前3世纪中叶以后，随着罗马不断发起对外战争，越来越多的财富资源流入罗马，罗马社会内部的贫富分化现象也逐渐变得严峻起来。

公元前241年，罗马共和国在第一次布匿战争结束之后重新进行了人口统计，并且在此基础上，根据35个特里布斯重新组建了百人团。虽然这一次百人团的数量大大地增加了（从193个增加到373个），但是用来划分等级的财产资格并没有发生变化，仍然按照塞尔维乌斯当年确定的标准，可见近300年来罗马人的贫富分化并不明显。但是到了公元前146年第三次布匿战争结束时，罗马共和国又进行了一次人口统计，然后在此基础上重新调整了不同等级的财产资格。时隔不到100年，公元前241年和公元前146年确定的划分标准完全是天壤之别！此时第一等级的财产资格已经不是10万阿司了，而是提高到100万阿司；相应地，第二、第三、第四等级的财产资格则分别提高为30万~100万阿司、10万~30万阿司、5万~10万阿司。然而，第五等级的财产下限却反而从1.25万阿司下降到6400阿司，到公元前130年甚至下降到1500阿司。

表1-1 罗马共和国按照公民财产资格划分的等级

由此可见，不到100年的时间罗马共和国的贫富差距已经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到公元前130年时，第一等级的财产下限（100万阿司）几乎是第五等级财产下限（1500阿司）的666倍，而不再是以前的8倍（10万阿司与1.25万阿司）。这就意味着大量第五等级的人，尤其是那些小规模经营的自耕农由于土地兼并而逐渐失去了土地，最后沦为无产者。第五等级人数的减少对罗马军队的兵源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在罗马共和国，虽然贵族和骑士构成了军队的精锐力量（骑兵和重甲兵），但是军队的主要成分还是由广大平民所组成的轻兵。

大量的自耕农失去土地，沦为无产者，而无产者是免服兵役的，这就导致了军队的应征人数逐年下降。到了公元前130年，罗马军队的应征人数已经降到最低点，仅为31万多人。尽管此时罗马依然在对外扩张，总人口也在不断地增长，但是应服兵役的人数却在逐年减少。这也充分说明，此时罗马共和国的贫富分化状况已经发展到非常严重的地步了。

罗马政制三要素的失衡

由于贫富分化的日益加剧，罗马共和国的政坛上就出现了越来越强烈的改革要求。从公元前133年开始，格拉古兄弟率先开启了罗马政治改革的源流。虽然他们的改革只是昙花一现，而且兄弟两人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但是他们的改革悲剧却揭开了罗马共和国后期一系列政治变革和社会革命的序幕。从此以后，一大批忧国忧民之士和政治野心家纷纷鸣锣上场，不管他们各自怀着什么样的动机，或是想建立平民的统治，或是要维护贵族的特权，甚至是怀着个人独裁的野心，这些具有雄才大略的变革人物都对罗马的历史产生了重要影响，最终导致了罗马共和国向帝制的转变。而共和国后期的这一切波谲云诡的政治动荡，都是从格拉古兄弟开始的。

罗马共和政制的三要素是执政官、元老院和公民大会，这三个政治要素在相互博弈的过程中达成动态平衡，从而保证共和国能够不断地发展壮大。自从公元前509年共和国建立以来，实行同僚制和年度制的两位执政官作为国家最高的行政长官，掌握着国家的行政权力。他们在和平时期负责主持元老院会议和公民大会（百人团大会），处理重要的司法案件，具有颁布行政法令的权力；在战争时期则作为罗马军队的统帅，率兵出征。而罗马元老院虽然在法理上只是一个咨询机构，但是它实际上却在共和国的政治实践过程中成为一个由罗马权贵所掌控的重要权力机关。从共和国建立一直到格拉古兄弟进行改革之时，罗马元老院始终是由300位元老组成，他们不仅执掌罗马的财政、裁判、外交、宗教等事务，掌握着执政官、独裁官等高官的任命权，而且元老院议决的法令和公民大会通过的法案一样具有法律约束力。公民大会（包括百人团大会和越来越成为平民大会的特里布斯大会）则是由全体罗马公民所组成的立法机构，它代表了共和国的民主因素。

在罗马共和国的发展过程中，执政官、元老院、公民大会这三大要素一直保持着一种动态平衡的关系，在其中，元老院长期构成了罗马共和国的“压舱石”，维持着国家的稳定发展。虽然三者之间存在着不同的组合情况，但是总的来说，执政官通常都是站在元老院一边，共同制衡公民大会的。因为执政官一般都是出身名门或者功勋卓著的人物，他们依靠家族的渊源和元老们的支持而成为罗马最高行政长官，并且在卸任之后会自动进入元老院，因此执政官和元老院往往是利益攸关的。但是，共和国的历史中，也会出现一些雄心勃勃的执政官，他们试图笼络民众，限制元老院的权力，在重大的公共事务上大权独揽。因此，在三要素的政治博弈中，元老院与公民大会往往是相互对立的，而执政官则是游移于二者之间的一个重要角色，尽管在大多数时候他们都是站在元老院一边的。在三者此消彼长的权力关系中，元老院的强势地位——通常表现为对执政官的控制和对公民大会的引导——往往维系着共和国的平稳发展和兴旺发达；而元老院权势的旁落则意味着，共和国或者遭到了外敌的军事威胁，或者面临着内部的政治危机。

元老院在罗马政坛上的“压舱石”地位是随着共和国发展的不同阶段而逐渐变化的，牛津大学著名古典学家安德鲁·林托特在《罗马共和国政制》中对数百年来元老院政治权重的涨落情况进行了如下概括：

“公元前4世纪末和公元前3世纪初的政制，是一种魅力型领袖和人民参与的混合物，它不利于元老院，用波利比乌斯的话说，乃君主制和民主制的混合物。公元前3世纪的其余时间，可以视为元老院统治的时期，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和公元前2世纪前期肯定也是如此。……当元老院的统治约公元前2世纪中再度受到挑战时，其部分原因正是保民官传统的支持平民的活动……随着提必略·格拉古出任保民官，对政制进行重新解释的第一步开始迈出。”

从共和国建立到公元前4世纪初的一百多年时间里，罗马元老院一直卓有成效地发挥了政治领导者的作用，团结罗马人民共同推动了国家的成长壮大。但是在公元前390年发生了高卢人对罗马的入侵，罗马出现了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政治领袖卡米卢斯，这位继罗慕路斯之后被称为“祖国之父”的大英雄曾先后五次被元老院授命出任大权统揽的独裁官，相继打败了维爱人、高卢人、伏尔西人等强敌。从此以后，由于罗马人不断地面对高卢人和周边其他异族的威胁，此后又开始与南方强敌萨莫奈人发生了持续的艰苦战争，险恶的处境迫使元老院不得不经常任命独裁官，授予其全权来领导罗马军队和人民共同御敌。而这些独裁官往往都具有杰出的军事才能和政治领导力，率领罗马人抗御外敌屡建功勋，从而得到了军队和人民的拥戴。在这种情况下，就形成了个别魅力型领袖与罗马广大民众上下呼应、荣辱与共的现象，相形之下，元老院的政治权重则处于弱势地位。

但是从公元前3世纪上半叶的皮洛士战争之后，随着罗马人实现了意大利半岛的统一，外来的威胁已经不复存在，罗马人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全力以赴地进行海外扩张了。在这种情况下，解除了后顾之忧的罗马共和国已经不再需要魅力型的独裁官来力挽狂澜了，于是，元老院的政治权重又开始逐渐上升。尤其是从公元前3世纪中叶到公元前2世纪中叶的一百多年间，元老院在发起和领导罗马人民进行三次布匿战争和四次马其顿战争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且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在此期间虽然没有出现卡米卢斯式的杰出领袖，但是在元老院的推举和支持下涌现出法比乌斯和大、小西庇阿等优秀的军事将领，他们在元老院的集体领导下不断地取得战争的胜利，同时其权力也受到元老院保守派势力的有力制约。法比乌斯虽然曾在汉尼拔入侵之初被元老院授予独裁官之职，但是其拖延战略很快就遭到了元老们的普遍质疑，他不得不交出权力，直到坎尼之战罗马人遭受惨败之后才再度被元老院委以重任。大西庇阿更是一直受到以老伽图为首的元老院保守派人士的掣肘，即使拥有打败汉尼拔的旷世奇功最后也只落得了郁郁而终的下场。在此期间，虽然前线统帅与元老院关系不和，但罗马人民对元老院的敬重和遵从程度却提升到最高点，大家在元老院的坚强领导下同仇敌忾，携手并进，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伟大胜利，终于使罗马共和国成为地中海的霸主。

但是在布匿战争和马其顿战争结束以后，已经在战前获得了立法保障——如公元前287年通过的《霍腾西阿法》等——并且在战争中得到充分发展的罗马平民势力，由于罗马内部贫富分化等因素的影响，与元老院权贵之间的矛盾又开始趋于紧张。越来越多失去土地的自耕农沦为城市无产者，他们怀着愤慨的情绪，利用罗马公民的身份，积极参与平民大会的集会和表决活动，要求实现自己的经济利益和政治主张。在对外战争期间，平民大会在与元老院密切合作的过程中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作为平民大会领袖的保民官，在罗马政坛上的重要地位不断提升。但是随着战后利益分化的日趋严重，罗马平民大会又开始与元老院分道扬镳，甚至走到了剑拔弩张、针锋相对的地步。民间的仇富心理随着两极分化的加剧而不断高涨，平民大会中充斥着不平的怨恨和暴戾之气。贫无立锥之地的无产者要求得到维持生计的土地和粮食，强烈呼吁进行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之下，如果国家不能以合法的方式来进行改革，他们就不惜诉诸暴力，甚至发动社会革命。与此相应，以保护人民利益为天职的保民官也极力试图利用平民的不满情绪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在共和国的政坛上发挥更加重要的领导作用。正是在这种强烈的社会变革要求下，罗马共和国出现了格拉古兄弟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