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III节　基督教与罗马帝国

东方宗教对罗马帝国的渗透

随着罗马帝国版图的不断扩大，许多被征服地区和民族的宗教信仰也反向地渗透罗马，从而使得罗马人的宗教信仰变得更加斑驳繁杂。小亚细亚的大地之母崇拜、叙利亚的太阳神崇拜、埃及的伊西斯（生命、婚姻和生育女神）崇拜，以及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上帝信仰，纷纷在罗马帝国的文化大舞台上争妍斗艳，各显神通。其中，基督教作为一种新兴的一神教信仰，很快就与希腊罗马多神教以及其他各种多神教分道扬镳并且分庭抗礼——被罗马统治者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的忠实信徒们，前赴后继地踏上了颠覆罗马帝国及其宗教信仰的艰难道路。

自从希腊世界的亚历山大大帝东征以来，西方与东方就陷入了一种奇妙的双向征服关系之中。亚历山大和罗马人先后对东方世界进行了军事征服和政治统治，但是根深蒂固的东方文化和宗教却反向地渗透并从根本上改变了希腊和罗马。当举世无双的亚历山大大帝用金戈铁马将小亚细亚、埃及、西亚、中亚甚至印度河流域都纳入希腊人的统治之下时，他开启了一个希腊化的历史进程，即把高雅的希腊文化卓有成效地推广到东方的广大地区。然而亚历山大的东征也在无意中开启了东方文化的“所罗门魔瓶”，使得阴郁诡异的东方幽灵悄无声息地开始反渗入西方社会，从而在引人注目的希腊化进程背后，启源了西方文化东方化的历史暗流。这两个过程是相反相成的，却产生了完全不同的历史后果。当大量的希腊化城市、剧场、会所和艺术品在小亚细亚、西亚、埃及等地如同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出来，希腊的艺术、戏剧、竞技会和哲学在东方的土地上生根发芽之时，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情形也正在悄然发生，那就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也开始潜移默化地渗透希腊社会，东方传统的专制主义的政治模式、享乐主义的生活方式以及彼岸主义的宗教信仰逐渐腐蚀着西方世界的文化根基。这个西方文化的东方化历程发轫于希腊化时代，却终结于罗马帝国时期。

关于东方（埃及、巴比伦、波斯等地）的君神一体的绝对专制和声色犬马的享乐之风对于罗马社会的深刻影响，前已论及，不再赘述。而东方的彼岸主义宗教信仰对于罗马社会的深刻影响，则主要表现为基督教对希腊罗马多神教的颠覆和取代。

以奥林匹斯诸神崇拜为主要内容的希腊罗马多神教表现了欢快明朗、及时行乐的现世主义特点。相比之下，东方的那些彼岸主义宗教，尤其是信仰一位此生受难、来世救赎的“救主”（即基督）的基督教却具有神秘诡异、阴郁凄楚的色彩。

希腊人原本是一个自由的民族，曾经无忧无虑地生活在美丽的爱琴海岸；因此他们创造出来的神祇不仅具有优美的人形，而且热爱人间生活、尽情享受此世快乐。罗马人虽然在宗教旨趣上与希腊人大相径庭，但他们毕竟也是一个自由的民族，甚至还是一个将自己的自由建立在对其他地区人民的征服与奴役之上的民族，因此罗马人所信奉的多神教同样也充满了现世主义的情怀。他们在宗教信仰的激励下去追功逐利、开疆拓土。可见，无论是希腊人还是罗马人，由于缺乏现实的苦难生存体验，其宗教信仰都充满了阳光明媚的特色，从来不去营造什么罪孽观念和追求什么彼岸理想。在他们看来，人性即是神性，人间即是天国，人生在世就应该理直气壮地追求快乐，满足人欲。

但是东方彼岸主义宗教的情况却迥然相异，小亚细亚、西亚、埃及等地区自古以来都有着严格的社会分层：上流社会醉生梦死，极度奢靡；下层民众则过着水深火热、牛马不如的苦难生活，而且其处境终生不可能得到改善。在这样的情况下，民众就很容易对现世生活产生一种深切的绝望和厌弃心理，而对来世幸福充满了热烈的期望。正如现代德国犹太籍哲学家瓦尔特·本雅明所言：“正是因为现实世界中充满了绝望，人们才被赋予了希望。”对于理想境界的希望往往根植于现实生活的绝望之中，绝望的程度越深，希望也就会变得越强烈，从而孕育出一种彼岸主义的宗教信仰，使人们将满腔的热情都投入对天国的期盼之中。这种滋生于现实苦难之中的彼岸主义宗教与希腊人、罗马人所信奉的入世宗教有着天壤之别，二者在精神气质上是格格不入的。

当罗马人征服了东方地区之后，小亚细亚、西亚、埃及等地的古老宗教信仰也反向地渗入罗马帝国。这些宗教虽然带有神秘主义气息，其中有些宗教（如埃及的伊西斯崇拜）也渲染来世，但是它们与希腊罗马宗教一样都属于多神教，所崇拜的神祇大多也是掌管风雨雷电、生育死亡之类的自然现象的神祇。因此，这些宗教与罗马宗教之间并不存在太大的差异和矛盾，彼此能够和谐相处，甚至相互融通。但是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这两种有着血脉关系的一神教所崇拜的不再是诸多的自然现象，而是独一的精神性的神灵。这个神无形无相，超越了一切有形事物，整个世界都是他创造的结果（希腊罗马多神教中不存在这样一位法力无限、主宰万物的绝对神明，诸神各司其职，即使是众神之王宙斯或朱庇特也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在罗马人征服以色列地区之前，犹太民族曾经遭受了一千多年的历史磨难。长期不得解放的苦难处境致使犹太民族发展出一种唯我独真的一神教信仰，这种宗教相信苦难深重的犹太人一定会在世界末日得到唯一真神的解救，而其他民族则将遭受上帝的永罚。这种虔诚的一神教信仰和强烈的复仇心理使得犹太民族与周边其他民族长期处于格格不入的抵触状态中。到了罗马帝国治下，犹太人又与罗马人弄得剑拔弩张。多神教信仰往往是兼收并蓄的，而一神教信仰却是具有排他性的，这也是犹太民族在罗马帝国遭受迫害、丧失家园的重要原因。

基督教最初是从犹太教的母体中脱颖而出的，它继承和发扬了犹太教的一神教信仰和罪孽-救赎观念，并大力渲染灵魂与肉体、天国与人间的二元对立。但是从产生之初，基督教就选择了一条不同于犹太教的以柔克刚路线。它不是像犹太教那样硬以鸡蛋碰石头，而是如同癌细胞一般在罗马帝国的躯体内生长扩散，潜移默化地吞噬和腐蚀着罗马人的信仰体系和精神根基。基督教的创始者耶稣被罗马帝国派驻叙利亚的总督彼拉多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耶稣的信仰者们却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来传播基督的福音，最终使弱小的基督教信仰在罗马世界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最终长成参天大树，彻底取代了罗马人信仰了千年之久的多神教。

基督徒信仰的神与希腊人、罗马人信仰的神有着天壤之别，二者形成了强烈反差。希腊罗马多神教所崇拜的神祇，大多是一些身材伟岸、欲望旺盛、争强斗狠、恣睢放纵的强悍之徒；而基督教的神则是一副瘦骨嶙峋、逆来顺受的懦弱模样，充满了屈辱、痛苦甚至软弱的特点。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羸弱不堪的“救主”（即基督），一个被罗马统治者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罪犯”，最终却取代了威猛剽悍的希腊罗马诸神，成为罗马官方和广大民众信仰的对象。这的确是一个颇为吊诡的历史文化事件！

希腊罗马多神教的神

基督教的神

“基督”王国与“恺撒”王国的权力博弈

基督的信仰者们最初在罗马帝国的传教历程是一部辛酸的血泪史，也是一部以和平主义的天国福音来对抗罗马帝国的残酷迫害的精神感召史。公元33年，罗马驻叙利亚总督彼拉多以聚众造反的罪名把一位名叫耶稣的犹太民众领袖钉死在十字架上。据说耶稣在死后第三天复活了，以圣灵的形式感召了他的门徒，鼓励他们把他的福音——罪得赦免和死而复活的天国理想——传遍世界。耶稣最初的信徒们主要是一些犹太下层民众，他们遵循耶稣的教导，离开以色列，分散到各地，在罗马帝国的疆域内外广泛地传播基督的福音。其中一位名叫彼得的门徒大约在公元42年辗转来到了罗马帝国的首都罗马城，在那里建立了第一个教会。此后，各地教会也纷纷出现。公元64年尼禄皇帝以罗马纵火案为由公开迫害基督徒，作为教会领袖的彼得也首当其冲成为殉道者。彼得的名字在希伯来语中的意思是“磐石”，因此后来的基督徒们都宣称，基督教会是建立在磐石之上的。

当基督教在罗马帝国获得了合法地位之后，人们就在彼得殉道的地方修建了一座教堂。在此后一千多年的时间里，随着基督教信仰的不断传播和教会实力的日益壮大，这座纪念彼得殉道的教堂也不断地被修缮更新，至今已经成为全世界天主教的神圣中心，这就是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这座大教堂的正门外左侧，矗立着手执两把金钥匙的圣彼得巨幅雕像，这两把钥匙分别代表着开启天国之门和掌管世俗权力。按照《圣经》里的说法，复活显现的基督亲手把这两把钥匙交给了彼得，明确地向他宣称：“天上地下的权柄我都交给你了。”因此对于基督徒来说，彼得（以及他的历代接班人，即罗马教会的教皇们）不仅拥有代表基督决定世人上升天国的权力，而且还握有统治现实世界的权柄。这个历史传统构成了中世纪西欧社会的“君权神授”理论——罗马教皇代表基督把统治现实世界的权力转交给世俗统治者——的重要根据，也是今天美国总统在宣誓就职时仍然要手按《圣经》（上帝通过人民把领导国家的权力赋予总统）的宗教背景。

早期的基督徒们在罗马帝国遭受了残酷的迫害。基督教被罗马统治者和大多数民众视为邪教，一些不愿悔改的基督徒被驱赶到竞技场中供狮子、老虎等猛兽撕咬，或者像耶稣和彼得一样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基督徒们却在信仰的感召下前赴后继地走向殉道之路，早期教会领袖德尔图良曾说：“基督徒的鲜血成为教会的种子。”随着罗马帝国逐渐走向衰朽没落，基督教关于天国福音的信仰感召力也与日俱增，教会的力量日益壮大。到了公元4世纪初，君士坦丁皇帝在大势所趋的情况下，不得不顺应时代潮流承认了基督教的合法性。他不仅成为基督教的解放者，还主持召开了基督教世界的第一次大公会议，并且在临终之前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成为第一位信仰基督教的罗马皇帝。再往后，狄奥多西皇帝又在公元380年以后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将基督教确立为罗马帝国的国教，要求全体人民都必须信仰基督教。朱庇特、马尔斯、密涅瓦等神祇的神庙和塑像被摧毁了，基督教在经受了数百年的苦难历程之后终于扬眉吐气，修成正果，“在朱庇特神庙的废墟上竖起了胜利的十字架的旗帜”。

圣彼得大教堂和手执两把金钥匙的圣彼得雕像

在基督教信仰的传播和壮大过程中，基督教会作为一个现实的组织机构同样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从而把一种二元化的权力关系带入罗马帝国以及后世西方社会的政治结构中，形成了教会与国家、“基督”与“恺撒”之间的旷日持久的权力博弈。这种二元权力结构成为贯穿于西方社会历史的一条红线：一边是“恺撒”的王国，即从古代一直到中世纪和近代的形形色色的“罗马帝国”（古罗马帝国、法兰克帝国、神圣罗马帝国等），它统治着帝国疆域和封建领土中的臣民们；另一边是“基督”的王国，即作为基督设在人间的采邑的罗马教会，它是所有基督信仰者的灵魂引渡者和效忠对象，其组织如同蛛网一般遍布于西欧的土地上。早在基督教仍处于受迫害的处境中时，罗马教会就以神圣天国的名义来与世俗的罗马帝国相抗衡。到了漫长的中世纪时代，羽翼渐丰的罗马天主教会更是与昙花一现的法兰克帝国以及徒具虚名的神圣罗马帝国——18世纪法国大文豪伏尔泰曾经嘲笑它“既不神圣，亦非罗马，更称不上是一个帝国”——展开了激烈的权力博弈。中世纪西欧社会的每一个现实存在者既隶属于世俗国家的统辖，又具有基督教信仰，从而就使这种二元权力之争表现得更加错综复杂，就如同一个人自己的手足互搏一样。即使到了西方近现代社会中，这种教俗之争仍然存在，只不过由于政教分离，彼此的冲突已经不再像中世纪那么激烈罢了。

基督教传入罗马帝国之后，不仅颠覆了罗马人传统的多神教信仰，而且也从根本上改变了西方政治的权力结构——教权与王权之间的分庭抗礼取代了罗马皇帝的绝对专制。随着朱庇特神庙的轰然坍塌，屋大维与戴克里先所确立的君主集权体制逐渐被教会与国家的分权制衡体制取代，一统江山的罗马帝国也转化为分崩离析的封建社会。

“基督”王国与“恺撒”王国、神圣教会与世俗国家之间的这种权力之争，构成了自基督教产生，尤其是国教化以来西方文化的专属特点。“恺撒”的世俗权力之上，还有一种更高的政治权威，即基督的权柄，其在人间的代表就是罗马教会。教权与王权分庭抗礼甚至凌驾于王权之上，构成了王权合法性的神圣根据（“君权神授”）。这种二元化的权力结构是与东方传统社会中王权至上的君主专制模式——在这种绝对的君主专制面前，所有的宗教信仰和教会组织都只能处于俯首听命的从属地位——大相径庭的，由此也奠定了东西方政治体制分道扬镳的重要文化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