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II节　“五贤帝”的黄金时代

罗马帝制传统与老好人涅尔瓦

在政治史上，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皇帝往往会留下一群败家子，而一个暴戾之君死后则通常会出现一个繁盛的新纪元。乖谬诡异的图密善被内侍刺杀之后，弗拉维王朝也气绝而终，罗马帝国历史上最辉煌的“五贤帝”时代则应运而生。

从公元96年年事已高的涅尔瓦被元老院推举为新皇帝，到公元180年哲学家皇帝马可·奥勒留去世，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罗马帝国接连出现了五位励精图治、功高德劭的统治者。在他们薪火相传的精心治理之下，由屋大维奠定了坚实根基的罗马帝国一路高歌猛进，达到了最繁荣昌盛的巅峰状态。在此期间，罗马帝国的版图拓展到了最大化（约为590万平方公里），军力强大（罗马帝国长期保持着28个军团戍守边疆），边防稳固，威震四海。国内经济发达，人民安居乐业，罗马总人口超过了5000万，许多人的寿命都达到了60岁以上。国家的公共建设和文化事业也兴旺发达，罗马文明如日中天，光芒万丈。18世纪英国杰出的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对“五贤帝”时代赞誉道：

“假如请人指出，在历史上究竟哪段时间人类最快乐最幸福？他会毫不犹豫地说，从涅尔瓦就位到奥勒留死亡这段时间，他们当政时期的政府都是以人民幸福为宗旨。”

罗马帝制自从被屋大维开创以来，一直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实验过程中。屋大维虽然在长达44年的执政期间卓有成效地奠定了元首制的政体根基，并通过权力的传承延续了帝制的衣钵，但是他所建立的尤利乌斯-克劳狄王朝从提必略当政晚期就开始不断地出现统治危机。凶残暴戾的卡利古拉乘人之危抢班夺权，仅仅统治了不到四年就遇刺身亡；懦弱平庸的克劳狄乌斯倚重元老院得以长治久安，然而最后还是被人毒死。至于尼禄，更是因其荒唐怪僻的行径而引起罗马人民的共愤，最终不仅身首异处，而且还葬送了屋大维殚精竭虑所建立的尤利乌斯-克劳狄王朝。但是由于屋大维已经牢固地确立了帝制的政治规范和制度架构，再加上罗马元老院已经沦为如蚁附膻、唯命是从的皇帝附庸，所以卡利古拉、尼禄等人的暴毙并没有动摇罗马帝制的传统。在皇帝的残暴统治所激起的反抗浪潮中，罗马元老院和封疆大吏可以使用武力来推翻无道昏君，却不可能使罗马再恢复到遥远的共和政制，因为罗马人已经习惯于皇帝的统治了。卡利古拉一命呜呼，可以换一个尤利乌斯-克劳狄乌斯家族的人来继续统治国家；当这个家族实在断绝了血脉（如尼禄），那就只能遵循丛林法则，强者为王。弗拉维王朝就这样在尤利乌斯-克劳狄王朝的尸骸上建立起来了。

现在轮到弗拉维王朝重蹈覆辙了，图密善像尼禄一样不得善终，弗拉维王朝也和尤利乌斯-克劳狄王朝一样气数已尽，后继无人。但是，帝制的传统已经成为历史的惯性，不可移易，除了皇帝，无人能够驾驭这个庞大的帝国。于是，因图密善暴卒而扬眉吐气的元老院必须重新找一个合适的人选来接替帝位，帝国的时运就这样砸到了老好人涅尔瓦的头上，罗马帝国的黄金时代也由此阴差阳错地开启了。

马可·科塞乌斯·涅尔瓦（Marcus Cocceius Nerva，公元30年—公元98年）出身于罗马硕果仅存的古老名门之一，该家族的男性世世代代均为罗马元老，而且多有学识渊博之士。涅尔瓦的祖父曾是提必略最为知己的私友，长期与提必略一起隐居在卡普里岛谈玄论道。涅尔瓦的父亲出任过卡利古拉时代的执政官，并与尤利乌斯-克劳狄王朝建立了姻亲关系。涅尔瓦在年轻时曾深得尼禄皇帝的信任，和这位荒唐的皇帝一起热衷文艺、纵情声色，并于公元65年被尼禄提名出任了罗马执政官。韦斯巴芗奉尼禄之命前往犹太平叛时，曾把幼子图密善托付给好友涅尔瓦照料；后来韦斯巴芗与维特里乌斯争夺帝位，也曾得到在元老院里举足轻重的涅尔瓦的大力支持。韦斯巴芗称帝后，涅尔瓦再度出任执政官。后来在图密善掌权的后期，这位暴戾之君为了协调与元老院的紧张关系，又一次选择了老成稳健的涅尔瓦作为自己的同僚执政官。由此可见，涅尔瓦不仅是弗拉维王朝的三朝元老，而且还是尼禄时代的前朝旧臣，在罗马政坛上可谓是根深蒂固，声望甚高。

老好人涅尔瓦

公元96年图密善皇帝死于非命，元老院在经历了一阵兴奋的狂欢之后很快就把图密善的同僚执政官涅尔瓦推上了帝位。当时涅尔瓦已经是66岁高龄，早已到了赋闲归乡、颐养天年的岁数。罗马元老院之所以当机立断地把这位垂垂老叟推举为皇帝，一来是由于他优越的身世背景和丰富的政治阅历（此时他正在担任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罗马执政官），二来则是因为涅尔瓦性情温和且年迈无嗣，是一个最为合适的过渡性人选。元老院在面对图密善被刺身死的突发情况时，为了安抚人心，尤其是安抚拥戴图密善的士兵（图密善曾因给罗马士兵增加薪俸而受到军队的热爱），控制罗马的政局，必须推举出一位广大民众和行省军队都能够接受的中庸角色，而年高德劭的涅尔瓦正好符合这个要求。

于是，对于帝位毫无觊觎之心、已经准备告老还乡的涅尔瓦就这样鬼使神差地被推上了皇帝的宝座。涅尔瓦果然不负元老院的厚望，上台后即修复与元老院的关系，采取了一系列轻徭薄赋、开源节流的政策措施，缓解民间疾苦，推动经济发展，为“五贤帝”时代的繁荣昌盛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涅尔瓦虽然资历深厚，与元老院关系密切，但是他长期以来都是担任文职，在罗马军队中缺乏根基，而此时罗马的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军心的向背。早在共和国后期，军队就开始作为一支重要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到了屋大维建立帝制之后，军队更是成为皇帝权力的重要支撑，掌握军权的行省总督都是皇帝的心腹爪牙，近卫军更是皇帝赖以维系集权统治的私人利器。老于世故的涅尔瓦深知此中三昧，面对蠢蠢欲动的行省军队和桀骜不驯的近卫军团——军队中始终涌动着为图密善复仇的呼声，近卫军还曾一度绑架了未答应其要求的涅尔瓦，他只有倚重手握军权的重镇大员才能够稳定局势，坐稳江山。因此在登上皇位的第二年，涅尔瓦在参加朱庇特神庙的一次祭祀活动之后，突然对元老和人民宣布了一个重大的决定：他要把上日耳曼军团指挥官兼总督图拉真指定为养子，授予其“恺撒”的称号和保民官的权力，并提名图拉真与自己共同担任公元98年的罗马执政官。

就在宣布这个决定的3个月以后，公元98年1月27日，只当了一年多皇帝的涅尔瓦寿终正寝，其养子图拉真继位，开始将罗马的黄金时代推向高潮。

图拉真——第一位行省出身的罗马皇帝

图密善被刺当天，元老院之所以会紧急推举与弗拉维王朝没有血缘关系的涅尔瓦成为新皇帝，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没有子嗣，不存在子承父业的可能性。元老院仅仅只是把老好人涅尔瓦作为一个过渡性人物，打算待局势稳定之后再从长计议。没想到深藏不露的涅尔瓦突然将图拉真指定为养子和共同执政者，而图拉真不仅手握重兵，而且在罗马上层社会人脉广泛，根基深厚，是一位羽翼丰满的政坛名宿。

马可·乌尔皮乌斯·涅尔瓦·图拉真（Marcus Ulpius Nerva Traianus，公元53年—公元117年）出身于西班牙南部的殖民小镇意大利卡(Italica)，家境殷实，其家族在当地素有名望。他的父亲曾担任韦斯巴芗麾下的军团长，参加了平定犹太的战争，因建有战功而被韦斯巴芗推荐进入元老院，年轻的图拉真也因为父亲的升迁而开始步入罗马上流社会。从青年时代起，图拉真就跟随父亲在军中历练，久经沙场，屡建战功，年仅24岁就已经在叙利亚行省军队中担任副军团长，独当一面。后来他又相继出任财务检察官，进入元老院，荣升法务官，公元90年被图密善皇帝提名并顺利当选为罗马执政官。两年以后，图拉真又被图密善委以担任上日耳曼行省总督的重任，手上执掌着4个罗马军团，负责护卫罗马帝国的北部边境。

具有雄才大略的图拉真

上日耳曼又叫高地日耳曼，位于今天德国南部地区，是欧洲两大河流多瑙河和莱茵河的发源地和上游区域，首府设在科隆。图密善统治时期曾在莱茵河的美因兹地区与多瑙河的雷根斯堡之间建造了一座日耳曼长城，把南北走向的莱茵河防线与西东走向的多瑙河防线连接起来，二者共同组成了罗马帝国防御北方日耳曼民族的重要边塞。把如此重要地区的防卫重任交给图拉真，可见图密善皇帝对这位心腹大将的信任。

公元96年图密善被杀时图拉真尚在上日耳曼镇守边疆，老好人涅尔瓦称帝后并没有改变图拉真的地位，而且很快就将这位手握重兵的帝国大员指定为养子和共同执政者。不久以后，涅尔瓦因病去世，图拉真顺利继位，成为第一个外省出身的罗马皇帝。

图拉真可谓是继奥古斯都之后罗马帝国最杰出的贤君，文韬武略相映生辉，罗马帝国版图在其统治期间拓展到最大化程度。图拉真与此前的罗马皇帝不一样，他出身于西班牙行省。以前的皇帝或者来自罗马的名门望族，如尤利乌斯-克劳狄王朝诸帝；或者出身于罗马的骑士阶层，如弗拉维王朝的皇帝们。虽然身份不尽相同，但是他们都是罗马本地人。即使是在“四帝内乱”时期，外省的军阀们自立为帝，逐鹿中原，但是无论是西班牙总督加尔巴和奥托、下日耳曼尼亚行省总督维特里乌斯，还是犹太军团指挥官韦斯巴芗，他们仍旧都是出身于意大利本土的罗马人，只不过是在外省执掌军权罢了。然而图拉真却不一样，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西班牙人。这样就为外省人成为罗马皇帝开启了先例。同时，这个事例也充分说明西班牙（以及其他较早被罗马人征服的地区）已经日益被罗马文明同化，深度地融入罗马帝国之中。

既然西班牙人可以成为罗马帝国的皇帝，那么北非人、高卢人甚至东方人也同样可以统治罗马。这样一来，不仅狄多女王和汉尼拔的诅咒不久之后就将降临到罗马人头上，而且作为征服者的罗马人很快就要感受到被东方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宗教信仰征服的滋味了。罗马人在加速推进被征服地区的罗马化改造的同时，也正在潜移默化地经受着被其他地区的文化同化的历程。

图拉真的文治

或许正因为图拉真是一个外省人，没有什么特别的血统或身世可以依凭，所以他才会兢兢业业地治理罗马帝国，创立了许多丰功伟绩。军人出身的图拉真在风华正茂的45岁继位称帝，一共统治了19年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他无论是在内政方面还是在外事方面，都把罗马帝国推向了巅峰状态。

图拉真在内政方面继承了涅尔瓦的治国方略，与元老院精诚合作，执政期间从未处决和流放过一个元老。自从屋大维开创了“两头政治”以后，元首与元老院之间的关系一直比较和谐。在屋大维统治时期，元老大多是他栽培的亲信，自然对他唯命是从；而屋大维本人也非常尊重元老院的意见。但是后来罗马帝国出现了一些暴君，如卡利古拉、尼禄、图密善等人，他们与元老院之间经常弄得剑拔弩张，势不两立。所以这些暴君死后，往往会受到元老院发布的一种耻辱性的惩罚——“记录抹煞罪”，即把这位皇帝在世时候的一切记录全部从公共场所和人们记忆中抹除掉，就好像这个人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这种侧重于“身后名”的惩罚从一个方面也表明了元老院对皇帝的“生前事”的制约力，所以一些注重功德和名声的皇帝往往会极力维护与元老院的和谐关系。

虽然罗马已经实行帝制，但是在一般人民和元老们的心中，罗马仍然是共和国，“S.P.Q.R.”的标志在罗马大街小巷随处可见。作为后世的研究者，当然可以明确地把屋大维时代看作罗马共和制与帝制的分水岭，但是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这种界限未必是泾渭分明的。虽然此时已经有了皇帝（元首或奥古斯都），他的权力凌驾于执政官之上，实行终身统治，并且可以指定儿子或养子作为继承人，但是皇帝及其继承人在法理上仍然需要经由元老院和罗马人民的认同和推举。如果确如某些研究者（如蒙森）所言，共和国与王政之间的主要区别就在于两个“年度王”（执政官）取代了一个“终身王”（国王）的话，那么帝制与共和制的差别看起来只不过是一个“终身王”（皇帝）又重新超越了两个“年度王”罢了（而且皇帝本人往往还会长期兼任执政官的职位）。所以对于当时的罗马人来说，即使有了皇帝，罗马仍然还是一个共和国。在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元老院和罗马人民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S.P.Q.R.”的实质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罗马元老小普林尼曾经有一次在元老院里当着图拉真皇帝的面说道：“所谓皇帝，他不应该立于法律之上。相反，法律应该在皇帝之上。”这种在一千多年以后英国大宪章运动中明确表述的“王在法下”原则，在图拉真和小普林尼的时代就被视为罗马元首制的法理实质；至于东方式的君主专制，那是在数百年以后才逐渐取代屋大维开创的元首制的。

图拉真掌权之后，在元老院的积极配合下，大力加强法治建设和行省治理，同时进行财政改革，推动意大利本土的农业发展，设立专项基金鼓励生育。图拉真本人在生活上严于自律，勤奋节俭，崇德亲民。在罗马市内，他无论去哪里公干都从不乘坐车辇，像军人一样徒步而行；在两性关系和私德方面，图拉真同样是无懈可击。诚如盐野七生所评价的：“在图拉真身上，你找不出一丝一毫跟邪恶或堕落有关的东西。”他的妻子普洛蒂娜(Plotina)也是一位极具懿德的贤能皇后，始终与丈夫相濡以沫，风雨同舟，成为图拉真皇帝非常信赖的贤内助。

图拉真之妻普洛蒂娜

图拉真在内政方面最著名的业绩就是大力推动公共工程的建设，他聘用叙利亚大马士革的著名建筑师阿波罗多洛斯(Apollodorus)——这是一个像达·芬奇一样神奇的古代工艺大师——修建了很多重要的公共工程。例如在达西亚战争中，阿波罗多洛斯奉图拉真之命在多瑙河上修建了第一座大桥。这座被命名为“图拉真大桥”的石质桥梁高27米，宽12米，全长1135米，堪称古代桥梁建筑的典范之作。大桥的桥墩遗址至今仍然伫立在罗马尼亚的塞维林堡岸边，上面镌刻着“Tabula Traiana”（图拉真大桥）的字样。图拉真修建的另一个宏伟工程是阿皮亚-图拉真大道，这条罗马大道从以前阿皮亚大道的终点贝内文托出发，经卡诺萨和亚得里亚海边的巴里，一直通达意大利“靴跟”的重要港口城市布林迪西，与此前修建的另一条从贝内文托经韦诺萨和塔兰托到布林迪西的大道形成了相互呼应的双通道。为了庆贺这条大道的开通，图拉真还在贝内文托修建了著名的图拉真凯旋门。这座气势恢宏的凯旋门既是对阿皮亚-图拉真大道的纪念，也是对不久前结束的达西亚战争的颂扬，甚至还是对300多年前罗马人在贝内文托打败希腊“战术大师”皮洛士的丰功伟绩的一种缅怀。

贝内文托的图拉真凯旋门

此外，图拉真还在尼禄皇宫的废墟上修建了图拉真大浴场。早在图拉真之前，一些罗马统治者就开始修建公共浴场，如屋大维的首辅阿格里帕就曾经在罗马万神殿(Pantheon)附近修建了阿格里帕浴场，尼禄和提图斯也都分别修建过浴场；后来更有著名的卡拉卡拉浴场、戴克里先浴场等。这些公共浴场都是皇帝本人自掏腰包来建造的，并供人民享用，所以公共浴场在罗马被称为“人民的宫殿”，相当于皇帝给人民创造的福利。罗马人非常喜欢洗浴，不仅到处建有公共浴场，而且也修建了许多引水渠——便于把源源不断的清水引入罗马和其他城市里面。后来罗马帝国的腐败也和浴场文化大有关系，罗马人终年累月泡在浴场里面（浴场往往也附设了风月场所），导致百业荒废，甚至使男性生殖能力下降，最后造成了罗马人口的锐减。当然，这些都是后来演变的情况，在图拉真时代，公共浴场更多还是表现了皇帝的恩德，旨在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

在今天的罗马市中心，人们仍然可以看到图拉真建造的著名的图拉真广场和图拉真市集的遗址。从屋大维时代开始，罗马的皇帝们都喜欢在罗马广场周围修建以自己的名字来命名的广场，例如屋大维为自己修建了奥古斯都广场，为恺撒修建了恺撒广场。后来韦斯巴芗修建了韦斯巴芗神庙和广场，图密善也修建了图密善广场，但是由于图密善死后被元老院处以“记录抹煞罪”，关于他的一切标记都要全部清除掉，所以他修建的广场就改名为涅尔瓦广场了。相比之下，图拉真广场是罗马所有皇帝广场中规模最宏大的，它包括广场、神殿、图书馆及大会堂等。图拉真广场上矗立着著名的图拉真纪功柱，巨大的石柱上面镌刻着宣扬图拉真和罗马战士在达西亚战争中的丰功伟绩的浮雕画面。这根高耸入云的纪功柱至今仍然屹立在罗马人流熙攘的闹市之中，昭示着古罗马帝国的辉煌武功。

图拉真广场旁边，还建有一个非常广阔的图拉真市集，那是古罗马人从事经济贸易活动的中心。作为政治中心的图拉真广场、彪炳军功的图拉真纪功柱以及供老百姓日常交易的图拉真市集形成了三位一体的公共场所，与不断扩建的罗马广场形成了珠联璧合之势。后来由于20世纪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修建了一条帝国大道，其正好将图拉真广场与罗马广场分割成为东西两部分，它们至今仍然相映成趣。

图拉真广场复原图

图拉真市集、图拉真广场和图拉真纪功柱遗址，近处半圆形建筑为图拉真市集，远处是高耸的图拉真纪功柱和图拉真广场废墟

图拉真的武功

屋大维完成统一之后，不仅在国内开创了安定的局面，而且也与帕提亚等周边国家缔结了友好协议，开启了“罗马统治下的和平”。屋大维不像恺撒那样深受“亚历山大综合征”的激励，并非始终想要征服东方，创造更大的光荣。屋大维在消灭安东尼、吞并埃及之后，就与帕提亚人握手言和，在北方则利用莱茵河、多瑙河防线来防御日耳曼人的骚扰，并不主动对外用兵。屋大维曾明确表示，罗马帝国的版图已经够大了，罗马人用不着再进行大规模的对外扩张。提必略统治时期曾明确地把北边的多瑙河和莱茵河、东边的幼发拉底河和南边的撒哈拉大沙漠确定为罗马帝国的边界线（西边则是一望无际的大西洋），不再越雷池半步。此后克劳狄乌斯虽然曾一度侵占了不列颠，但那只是恺撒不屑一顾的蛮荒之地；除此之外，图拉真之前的皇帝们很少再对境外地区发动战争。但是到了图拉真时代，他开始改变屋大维制定的和平政策，再一次发起了大规模的对外扩张，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战果。

图拉真当政期间主要进行了两场战争，一场是在公元101年至公元106年的达西亚战争，另一场则是公元113年至公元117年的帕提亚战争。

达西亚位于多瑙河北岸，北至喀尔巴阡山脉，西边与罗马帝国的默西亚、潘诺尼亚等行省相交界，东部一直延伸到黑海。达西亚人属于色雷斯人的一支，非常强悍善战，经常骚扰多瑙河彼岸的罗马守军和居民。公元101年，图拉真动员了拥有8万名士兵的罗马正规军团和规模大致相当的辅助部队，对达西亚进行了大入侵。经过前后5年的两次战争，双方发生了多场激烈战斗，图拉真亲自率领的罗马军团终于在公元106年彻底征服了达西亚。达西亚的首都萨米泽杰图萨遭受了焚城之灾（一说是顽强的达西亚人在绝望中自己放火，以求玉石俱焚），国王德凯巴鲁斯兵败自戕，大量的达西亚人惨遭杀戮或沦为奴隶，其余的达西亚人则被赶出家园，越过喀尔巴阡山向北流散。图拉真动员了罗马帝国治下的许多行省人民移居到达西亚，这个地方从此改名为“罗马尼亚”，意即罗马人的地方。图拉真在这些来自不同地区的新移民中间大力推广和普及拉丁语，因此至今远离意大利的罗马尼亚的语言仍然属于拉丁语系。

关于图拉真征服达西亚的主要历史资料就是今天依然矗立在罗马图拉真广场上的那根巨大的纪功柱。这根纪功柱是由著名的大马士革建筑师阿波罗多洛斯设计建造的，于公元113年落成。大理石材质的纪功柱包括基座高达38米，直径约为4米，柱身自下而上地环绕着总长度超过200米的浅浮雕——由140多幅独立成篇又相互联系的画面组成，生动翔实地刻画了图拉真和罗马军团从出征到凯旋的全过程。这根高耸入云的纪功柱和其上的精美浮雕不仅是罗马盛世的艺术经典，而且也真实形象地记录了图拉真和罗马军团的辉煌战绩。

图拉真纪功柱上的浮雕画面

图拉真纪功柱的顶端，据说最初是一只雄鹰的造型，后来改为图拉真的雕像。到了16世纪基督教全盛时期，罗马教皇下令将柱冠上的雕塑改为圣彼得手执两把金钥匙的立像，其一直存留至今。

图拉真征服达西亚之后班师回国，举行了一场空前绝后的凯旋式，身材魁梧、久经沙场的图拉真驾驭着驷马战车接受了围观群众的欢呼膜拜，在罗马人民心中，这位出身于外省的皇帝已经堪与神圣的奥古斯都相媲美了。除了场面盛大的凯旋式之外，罗马还举办了各种角斗竞技和演出活动，壮观的狂欢场面一连持续了123天，充分展现了罗马帝国的盛世景象。对于在达西亚战争中所获得的大量战利品，图拉真全部用于罗马的公共建设。这种热衷于宏伟建筑的文化风气后来被图拉真的继承者哈德良进一步发扬光大，从而使罗马城再一次焕发出勃勃生机。

为了表彰图拉真在内政方面和军事方面的卓越成就，罗马元老院决定授予他“至高无上的皇帝”称号，但是图拉真却拒绝了这个荣誉。原因在于，图拉真就如同当年恺撒三次拒绝安东尼敬献王冠一样，认为只有建立了更加辉煌的功勋——征服帕提亚，才能配享这个崇高的称号。像恺撒、安东尼等罗马英雄一样，图拉真心中始终燃烧着征服东方的梦想，始终受到“亚历山大综合征”的驱策。征服达西亚只是小试牛刀，真正大展宏图应该是在东方的战场上。

公元113年，就在国内建设告一段落、巨大的纪功柱已经在图拉真广场上竖立起来时，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图拉真又开始御驾亲征，发起了对帕提亚的战争。这次战争虽然没有能够彻底消灭幅员辽阔的帕提亚王国，却成功地将罗马帝国的东部边界从幼发拉底河推进到底格里斯河，从而将两河之间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全部纳入罗马帝国的版图。至此，罗马帝国的东部边境已经拓展到了里海和波斯湾一线，北方疆域也延伸到多瑙河北岸的达西亚地区，南方和西方则以无人之境的撒哈拉大沙漠和浩瀚无边的大西洋为界，整个罗马帝国的版图达到了最大化的程度。对外扩张的气球已经吹到了极限，后面的故事就是它一点点地开始泄气萎缩了。

公元116年，图拉真在东方战场上节节胜利，沿着底格里斯河一路南下，攻占了帕提亚王国的首都泰西封和古代名城巴比伦（亚历山大大帝曾在此地建都）。这时候，图拉真才给元老院写信表示愿意接受此前曾经拒绝过的“至高无上的皇帝”称号。第二年，图拉真继续率军南下抵达了波斯湾，面对着波涛汹涌的大海，年迈的图拉真不禁望洋兴叹，感慨自己年事已高，不可能再实现亚历山大远征印度的宏伟理想了。此时的图拉真已经是64岁高龄，而当年亚历山大大帝率铁骑跨越印度河时尚不及30岁。

图拉真是罗马帝国第一个也是唯一到达过波斯湾的皇帝，亚历山大大帝的恢宏理想从此以后就在罗马人心中逐渐黯淡。就在图拉真引兵东征时，国内的犹太地区又开始发生叛乱。得知消息的图拉真急忙率兵回师，行至小亚细亚的塞留斯就因病辞世，时年64岁。元老院和罗马人民用凯旋式的礼仪迎接他的骨灰归来，图拉真的养子哈德良继承了大位，成为“五贤帝”中承前启后的第三位皇帝。

哈德良继承皇位

图拉真是罗马帝国历史上最杰出的皇帝，其功德业绩可以与屋大维相提并论。他在私德方面也几无瑕疵，生活俭朴，作风清正，一生与普洛蒂娜相敬相爱，白头偕老，罗马从来没有关于他的绯闻流传。然而好人往往也有其不幸之处，图拉真和前任皇帝涅尔瓦一样，一生没有子嗣。由于行伍出身的图拉真身体一向很强健，所以关于接班人之事在帕提亚战争之前始终未曾提上议事日程。一直到临终之时，他才指定了自己的表侄哈德良作为养子和继承人。

普布利乌斯·埃利乌斯·图拉真·哈德良（Publius Aelius Traianus Hadrianus，公元76年—公元138年）与图拉真一样出身于西班牙，而且两人之间还有亲缘关系，图拉真是哈德良的表叔。哈德良的父亲死得早，临死前指定图拉真和另一位西班牙籍的骑士阿提安作为哈德良的监护人。在图拉真和阿提安的安排下，年仅十岁的哈德良来到罗马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他尤其热衷于美轮美奂的希腊文化。及至图拉真称帝后，已经成年的哈德良先后担任过副军团长和财务检察官等职，在图拉真第二次征战达西亚时，哈德良被指派为军团长，跟随皇帝一起参加了战斗。图拉真特别敬重自己的姐姐马尔恰娜，也非常疼爱外甥女马提蒂亚，为了表示对哈德良的器重，图拉真把马提蒂亚的女儿萨宾娜嫁给了他。于是，表侄哈德良又成了图拉真的甥孙女婿，可以说是与图拉真关系最亲近的男性后辈。公元108年，年仅32岁的哈德良在图拉真的推荐下出任了罗马执政官，可谓是风光无限，前程似锦。

哈德良与图拉真的关系，有点类似于屋大维与恺撒的关系。但是哈德良从少年时代起就表现出与图拉真完全不同的性格特点，图拉真具有典型的罗马男子汉特征，质朴刚毅；哈德良却像尼禄一样偏爱希腊文化，富于感性。从留存至今的罗马皇帝雕像上就可以看出，图拉真与早先的罗马军人一样留着短发，胡须剃得干干净净，显得雄健遒劲；哈德良则蓄有希腊式的卷发和胡须，一副文质彬彬、潇洒浪漫的模样。或许正是由于这种性情上的差异，图拉真一直到身患重病都没有表露出将会把皇权交付给哈德良的迹象。

崇尚希腊文化风格的哈德良

图拉真麾下有一批多年来与他生死与共的将军，他们对偏爱希腊文化风格的哈德良颇为不屑，这也是致使图拉真对哈德良的态度一直暧昧不明的原因之一。从卸任执政官之后，哈德良似乎一度处于失势状态，并未被授予行省总督的要职，却被派往雅典担任城市主管（雅典执政官）的闲职。但是这对于素来热爱希腊文化的哈德良来说，倒不失为一桩美差，也为他日后尽情发挥希腊化的艺术风格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公元113年，图拉真远征帕提亚，哈德良也和普洛蒂娜、马提蒂亚等皇亲一起随行，并被图拉真任命为叙利亚总督。具有希腊文化情调的哈德良一向与皇后普洛蒂娜以及岳母马提蒂亚关系融洽，图拉真皇帝在临终之前指定哈德良为养子和继承者，或许与这两位女人的作用有关。据盐野七生所述，在图拉真弥留之际，他身边只有皇后普洛蒂娜、外甥女马提蒂亚、近卫军长官阿提安（早年哈德良的另一个监护人）和御医四人在场，而御医却在几天之后神秘地死亡了。

无论是出于图拉真本人的意愿，还是皇后等人的阴谋，图拉真死后宫中马上就传出了传位于哈德良的圣旨。哈德良顺利地成为新皇帝，很快就得到了军队的效忠宣誓，罗马元老院也通过合法程序认可了这个既成事实。哈德良登基之后，立即结束了帕提亚战争，将罗马帝国的东部边界收缩至黑海—幼发拉底河—红海一线。然后他借助阿提安执掌的近卫军，剪除了反对他登基的图拉真手下四位重臣（均为资深元老且出任过执政官），从而与元老院再度陷入了紧张关系之中。哈德良后来在回忆录里讲述了这件事情的缘由，他把责任推诿到年迈的阿提安身上，同时也为阿提安的唐突做法进行了辩护。阿提安被解除了近卫军长官的职务，却以元老的身份安宁惬意地度过了晚年。哈德良也对这件事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并以此作为不断警诫自身的镜子：

“我的执政生涯从一开始就毁在了自己的手中。在有关我的记载里，这件事永远会出现在第一行，抹也抹不去。它再也不会从我的脑海里消失。元老院——那个伟大又脆弱的政治集团，那个一旦感觉受到威胁就会团结一致的机构，一定忘不了他们的四位同僚因我的命令被杀这一事实。”

正是出于这种警醒的自我意识，哈德良在此后的政治生涯中没有再像尼禄、图密善等皇帝那样滥杀无辜，而是专心致志地投入巩固疆域和发展建设的事业中，大力推行“宽容、和睦、公正、和平”的治国宗旨。然而，元老院却是记仇的，哈德良后来差一点为执政初期的这一暴行付出遗臭万年的惨重代价。

不辞辛劳的巡游皇帝

在“五贤帝”当中，哈德良虽然算不上是最杰出的统治者，但他却是最勤奋辛劳的皇帝。哈德良一共当了二十一年的皇帝，其中大约有三分之二的时间他都不在罗马，而是在全国各地巡游，走遍了罗马帝国的所有区域和边疆防线。图拉真死后，哈德良就对帕提亚人休战罢兵，后来他还主动送还了被图拉真俘获的帕提亚公主。在哈德良统治罗马帝国期间，除了偶尔发生的国内平叛之外，他从来没有发动过对外战争，但是他却在多年的巡视过程中踏遍了罗马帝国的山河大地，视察了分布在帝国四方的几乎所有罗马军团基地，加强和巩固了多瑙河、莱茵河和幼发拉底河上的边防要塞和城池堡垒。

从公元121年开始，刚刚称帝四年的哈德良就马不停蹄地从罗马出发，经高卢地区进入莱茵河防线，然后顺河而下行至北海，渡过英吉利海峡深入不列颠，再掉转头取道高卢进入西班牙。在西班牙塔拉戈纳稍作停留之后，他又乘船横穿整个地中海，经西西里、克里岛、塞浦路斯三大岛屿到达叙利亚的安条克，在那里与帕提亚国王进行了交好协商。然后他再经由小亚细亚的爱奥尼亚地区北上，越过达达尼尔海峡进入色雷斯和黑海西岸，从多瑙河的入海口一路沿河上溯至维也纳，巡视了连接多瑙河防线和莱茵河防线的日耳曼长城。最后他又掉头折返，从巴尔士半岛南下，来到他所钟爱的美丽城市雅典，在那里逗留了半年之久，大兴土木，旨在把雅典建设成为一个充满文化魅力的艺术之都。至今人们仍然可以在雅典市内看到的奥林匹亚宙斯神庙、哈德良门、哈德良图书馆等宏伟建筑，都是哈德良留下的大手笔。一直到公元125年夏天，哈德良才结束了长达四年之久的漫长巡游，返回罗马。如此大跨度的巡视路线，比起当年恺撒从高卢南下与庞培势力进行决战的大腾挪路线来，也有过之而无不及。

哈德良公元121年—公元125年巡游路线图

哈德良在雅典所建的奥林匹亚宙斯神庙遗址（远处即为雅典卫城上的帕特农神庙）

回到罗马刚刚过完冬季，分秒必争的哈德良再度前往迦太基和北非各军事基地进行视察，历时半年。公元128年夏季，哈德良又开始了下一次巡视，这次的主要目的地是东方。他先后视察了雅典、小亚细亚、叙利亚、犹太和埃及等地，其间还平定了犹太人的叛乱，彻底把犹太民族赶出了耶路撒冷。公元134年初，哈德良终于回到了阔别六年的罗马，他执政期间最重要的工作——巡游边防和行省——也至此收官。此后的四年里，身体日衰和性情大变的哈德良就基本上待在罗马以及他在蒂沃利的别墅中，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一直到公元138年与世长辞。

哈德良巡游并非为了游山玩水，而是旨在加强疆域防务和激励戍边将士，并处理好皇帝与行省长官以及外国首脑之间的关系。伴随他出行的大多是建筑师和专业技术人士，在巡察的过程中协助他不断地完善边防营寨和城市设施。每到一地，皇帝都会去检查鹿寨、视察营房、探望伤患，并且面对镇守将士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激励他们保家卫国的决心和斗志。时任卡帕多西亚总督的阿里安在一篇短文中记载了陪同皇帝巡视军营时的情形：

“我们来到了洛希尼岛。这是一个基地，驻扎着由辅助部队士兵构成的5个大队。我们一行首先视察了武器库，然后又看了围绕基地的屏障以及在屏障外侧的堑壕，接着看望了伤病员。离开病房后，去仓库了解了粮食的储备情况。同日，我们还视察了附近的城堡及要塞，检阅了骑兵的演习。”

罗马帝国的边防体系在哈德良统治时期得到了极大的巩固，当时罗马常备军团共为28个，分别配置在莱茵河、多瑙河、幼发拉底河3条防线上，以及埃及、北非、西班牙、不列颠等地区，而意大利、希腊、马其顿和小亚细亚等内地行省均不需要驻军。28个罗马军团（拥有约16万名士兵的战斗部队和拥有14万名士兵的辅助部队）的分布情况如下：

表2-1 28个罗马军团的分布情况

而不辞辛劳的哈德良皇帝在前后三次巡游中几乎走遍了以上所有防线和军团基地，他的励志勤政由此可见。

在缺乏现代交通工具的罗马帝国时代，长途奔波的鞍马劳顿和夜以继日的视察工作极大地损害了哈德良的身体健康，但是这位事必躬亲的皇帝却乐此不疲。有一次，当哈德良视察某个军团基地时，一位名叫弗罗鲁斯的随行讽刺诗人在晚餐上即兴作了一首打油诗来调侃皇帝的辛劳：

“我可不想做皇帝

整日走在不列颠人中间

往来于（边境）

忍受斯基泰<注："斯基泰指多瑙河以北的东欧草原。">的严寒。”

哈德良皇帝则诙谐地回应道：

“我可不想做弗罗鲁斯

整日进出廉价酒馆

徘徊于酒桶之间

忍受胖蚊子的叮咬。”（盐野七生：《罗马人的故事》）

由于哈德良常年在外巡游，他与元老院的关系也日渐疏远，元老们对他的频繁出行颇有微词，认为他远不如图拉真那样脚踏实地、厚德笃行。然而，尽管皇帝常年不在首都，罗马帝国仍然在元老院的治理下兴旺发达，繁荣昌盛，这恰恰说明了罗马的法治效力，同时也展现了元老院在元首制下的重要作用。

大兴土木的建筑学家

除了不断巡游之外，哈德良的另一个驰名后世的业绩就是大兴土木，在罗马、雅典等地设计建造了很多宏伟的建筑。与热衷于公共工程的图拉真不同，哈德良似乎更偏爱文化性和私人性的建筑。图拉真留下了气势磅礴的罗马大道和桥梁，凯旋门、纪功柱和广场，市集和公共浴场等，这些都是有利于改善国计民生、弘扬帝国精神的宏伟工程；而哈德良则修建了优雅精美的哈德良别墅、罗马万神殿、哈德良陵、奥林匹亚宙斯神庙等殿堂楼阁，它们明显地具有希腊风格和小资情调。由此可见，二者推崇的建筑工程在意境情趣方面是大相径庭的，这种差别也精准地表现了图拉真与哈德良不同的精神特质和性情爱好。

二者的另外一点不同之处在于，图拉真本人并不懂得建筑工艺，他聘用了大马士革的著名建筑大师阿波罗多洛斯来主持各种公共工程的设计和建造，完全放权于后者。然而哈德良本人却是一位别具一格的建筑学家，他尤其欣赏希腊的建筑风格，并且擅长于把希腊（以及东方各地）的建筑形式与罗马人独创的工艺特点——如混凝土浇灌、圆顶拱券等——结合起来，从而产生了一种相得益彰、锦上添花的艺术效果。他亲自设计建造的一些优雅建筑，虽然遭到了阿波罗多洛斯等老一辈建筑师的嘲笑，但是这些建筑却展现了某种创新特色，代表了罗马建筑发展的一个新高峰。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建筑就是罗马万神殿和哈德良别墅。

矗立在罗马闹市中的罗马万神殿至今仍然是罗马城的经典性建筑，它就是在哈德良统治时期重建起来的。万神殿最初由阿格里帕始建于公元前27年（建在阿格里帕浴场旁边），作为罗马人供奉所有神灵的神圣殿堂。但是经过一百多年的时间，罗马几度遭遇大火，万神殿已经变得面目全非。公元120年，哈德良皇帝主持重建万神殿，花了四年多的时间建成。完全重建的万神殿由原来的方形结构变成了更加稳固的圆形结构，上覆半球形的穹顶。大殿平面直径与穹顶高度均为43.3米，形成了非常和谐对称的格局。四周墙壁厚达6米，穹顶上开有一个直径约9米的空洞，澄明的阳光会随着太阳位置的移动从不同角度映射到大殿里面，照得内壁墙面上数以百计的凹形神龛熠熠生辉，使人顿生庄严神圣之感。以前的万神殿是石木混合材质，容易被火焚毁；哈德良则改用了混凝土浇灌技术，当时的罗马人能够浇灌出如此巨大的穹顶，至今仍然是一个奇迹。在万神殿圆形主体的前面，16根希腊科林斯式石柱分成3排顶起了高大的门厅，每根石柱都是用整块的花岗岩制成，柱身高12.5米，柱底基座的直径为1.43米。万神殿门楣上仍然镌刻着“三任执政官阿格里帕所建神庙”的拉丁文字样，以表示对始建者的尊敬。整个万神殿将希腊式的柱式门廊与罗马人独创的圆形大殿珠联璧合地融为一体，显得崇高典雅、庄严巍峨。时光的流逝并没有损毁这座神圣的殿堂，时至今日，保存完好的罗马万神殿仍然在向人们展示着帝国盛期的辉煌气象。

哈德良在建筑方面的另一个杰作，就是位于蒂沃利古镇——在罗马城以东30公里处——的哈德良别墅。这座建筑的修建耗时漫长，从开工到建成几乎覆盖了哈德良三次巡游的全时段。这座极尽奢华且别具一格的皇帝别墅是由哈德良本人亲自设计的，他在巡游帝国的过程中搜集了大量的东方艺术珍品，并且借鉴了希腊、埃及和西亚的各种建筑风格和样式，全将其以浓缩的方式呈现于他的别墅建筑中，形成了一个“万园之园”（类似于中国深圳的“世界之窗”）。这座别墅占地面积广阔，周长就达5公里，里面包括宫殿、神庙、图书馆、浴场、剧场、庭园、水池以及各种设施，堪称西方园林建筑的典范。

哈德良在成为皇帝之前就热衷于建筑设计，他的志向就是将希腊的柱式风格和罗马的圆顶拱券结合起来，开创一种全新的风格。当时，老一辈建筑师阿波罗多洛斯瞧不起他，嘲笑他的圆顶设计不伦不类，将其戏称为“大冬瓜”。但是哈德良这种东西合璧的建筑风格确实别开生面，令人耳目一新。他当皇帝之后就根据自己的艺术旨趣设计建造了在蒂沃利的别墅和万神殿等建筑，据说阿波罗多洛斯后来也因为早年对哈德良的嘲弄而丢掉了性命。

庄严巍峨的罗马万神殿

除了万神殿和哈德良别墅之外，哈德良还为自己设计了一座壮观的陵园，即哈德良陵。这座紧挨着梵蒂冈的皇帝陵墓后来在中世纪被罗马教皇当作了避难所，改名为圣天使堡，今天它也是罗马著名的旅游景点之一。哈德良还在雅典建造了一些神庙、图书馆和拱门，并在不列颠修筑了著名的哈德良长城(Hadrian's Wall)。这座建于公元122年、全长118公里的长城横跨英格兰北部地区，把北方凶猛剽悍的皮克特人隔开。哈德良长城至今虽然已经面目沧桑，残破不堪，但是仍然被联合国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哈德良执政时推行“宽容、和睦、公正、和平”的治国宗旨，极力效法奥古斯都时代的“罗马统治下的和平”盛况。他不仅加强边防和大兴土木，而且还做了一件盛世之举——他在巡游的间歇期里组织了一批法学家编纂了《罗马法大全》，于公元131年完成并出版。这部罗马法典比公元6世纪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下令编纂的《查士丁尼法典》早了近400年，成为罗马法的重要的文献汇编和理论基石；并且哈德良还颁布了一条“永久赦令”，规定只有皇帝才有权力修改和补充法律，他的这种做法极大地得罪了元老院。

哈德良别墅复原模型

哈德良别墅中的亲水庭园及雕塑

英国的哈德良长城遗址

美少年与大位传承

人们谈到“五贤帝”的时候，一般都比较侧重于中间的三位。第一位皇帝涅尔瓦只不过是昙花一现，在位不到两年就去世了，但是他却慧眼识珠，将图拉真指定为养子，由此开启了“五贤帝”时代的太平盛世。而第五位皇帝马可·奥勒留则是一位极具悲情色彩的哲学家皇帝，尽管他本人德行高尚，殚精竭虑，却无奈时运不济，在位期间罗马遭受了一系列天灾人祸，帝国也从此走向衰落。因此相对而言，中间的三位皇帝在文治武功和经邦济世方面的业绩更加可圈可点。

“五贤帝”中的第二位皇帝是武功卓著的图拉真，在其统治期间，罗马经济欣欣向荣（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丰厚的战利品），帝国版图达到了最大化。第三位皇帝是推崇文治的哈德良，他在图拉真奠定的基础上固本安邦，再创辉煌，罗马帝国呈现出太平盛世的繁荣景象。至于第四位皇帝安东尼·庇护，虽然其武功文治不能与图拉真和哈德良相提并论，但是他却守成有加，罗马帝国在他的勤勉治理下达到全盛状态。

哈德良虽然热衷于希腊的浪漫文化，但是他在家庭生活方面却和严谨的图拉真一样，一生中只娶了一个女人，即图拉真的甥孙女萨宾娜。萨宾娜没有生育子女，晚年的哈德良也和图拉真一样，面临着选择养子和继承人的问题。

哈德良虽然在两性关系上没有什么绯闻传出，但是他却像许多希腊人一样具有恋童癖（盐野七生甚至认为，“只要热爱希腊文化，就会爱上美少年”），他痴迷地爱上了一位希腊美少年安提诺乌斯(Antinous)。在长达七年的时间里，哈德良一直把安提诺乌斯带在身边，但是这个日益长大的美少年却在公元131年随同皇帝出游埃及时，掉到尼罗河中被鳄鱼咬死了。伤心欲绝的哈德良聘请了一批希腊艺术家塑造了安提诺乌斯的裸体雕像，这些雕像的优美体态完全可以与希腊诸神相媲美（在罗马只有神的雕像是裸体的）。哈德良不仅喜欢希腊的艺术风格，蓄有希腊式的须发，而且也深受希腊流行的断袖之风浸润。罗马上流社会素来盛行政治联姻，一些权贵私下里也有同性恋倾向，但是一般罗马人对于恋童癖还是嗤之以鼻的。尤其是作为罗马皇帝，更不应沉溺于这种东方的柔靡之风中。以前只有尼禄这样的变态暴君才会公然地表现出同性恋行为（尼禄甚至娶了一个被阉割的奴隶为皇后），因此哈德良与安提诺乌斯的关系再一次激起了保守的元老们的强烈不满。

美少年安提诺乌斯雕像

希腊虽然被罗马人征服并成为罗马治下的一个地区，但是在文化方面，二者之间却长期存在着格格不入的精神气质。总体而言，罗马人比较阳刚，而希腊人偏于阴柔。罗马人用武力征服了希腊，希腊人则用文化渗透了罗马。随着帝国版图的不断扩大，罗马人在文化上日益变得高雅化，希腊的柔美风格也开始在罗马长驱直入。在哈德良之前，只有尼禄蓄过希腊式的卷发和络腮胡子，而且还因此遭到了许多人的鄙夷和非议。但是从哈德良时代开始，罗马的文化风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哈德良本人及其继承者安东尼·庇护、马可·奥勒留和维鲁斯，以及后来塞维鲁王朝的皇帝们，都开始蓄留希腊式的须发，柔靡绮丽的文化风习也愈演愈烈。可见希腊文化的影响已经深入罗马人的骨髓，令他们无法抗拒了。文明越进化，历史越悠久，文雅之习和柔美之风也就越是所向披靡。文明总是在质朴刚劲中发展壮大，然后又在矫饰奢靡中不断走向腐化。这是一条亘古不变的历史法则。

安提诺乌斯死后，哈德良逐渐步入晚年，他的性情也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得越来越喜怒无常和刚愎执拗。在选择继承人的过程中，哈德良不惜杀死了自己的姐夫及其孙子，从而再一次使元老们想起了他刚刚登基时对四位重臣的谋杀。最后，哈德良指定了一位像安提诺乌斯一样的美男子埃利乌斯(Aelius)为养子，将他提拔为执政官并派往莱茵河前线进行历练。但是这个美男子却是一个病秧子，不久以后就因肺痨而死。此时已经病入膏肓的哈德良只好再做抉择，他在多年前就留意到了一位西班牙籍的聪颖少年马可·奥勒留，这个孩子不仅相貌英俊，而且勤勉好学，但是尚未年满十七岁。为了让这个有为少年将来能够顺利地接班，哈德良指定了仅比自己年轻十岁的忠诚元老安东尼为养子，他的如意算盘是把年逾五旬且没有儿子的安东尼作为一个过渡者，以便在不久的将来把大位传给长大成人的马可·奥勒留。因此，哈德良在指定安东尼为养子时提出了一个条件：安东尼必须同时指定马可·奥勒留和已故的埃利乌斯之子卢西乌斯·维鲁斯为自己的养子。敦厚老实的安东尼接受了这个条件，半年以后，哈德良在那不勒斯的别墅中病逝，安东尼顺利地继承了帝位。

仁慈高尚的安东尼·庇护

虽然哈德良在在位期间把罗马建设得更加宏伟壮丽，他本人也勤勉尽职，四处奔波，但是他的一些做法仍然让元老们颇有看法。尤其是在他的执政晚年，由于脾气暴躁，他动辄就对元老们进行责罚，更是激起了元老院的极大不满。因此当哈德良去世的消息传到罗马元老院时，面对着安东尼提出的将哈德良神化——此前的皇帝除了被处以“记录抹煞罪”者之外都在死后被神化了——的请求，很多元老明确表示反对，他们甚至要对哈德良处以“记录抹煞罪”。但是在安东尼声泪俱下的恳求下，元老院终于放了哈德良一马，通过了神化哈德良的决议。安东尼也因此得到了“庇护”(Pius)的称号，意即“慈悲者”。

安东尼·庇护（Antoninus Pius，公元86年—公元161年）出生于高卢的尼姆地区，家境殷富，教养良好，其家族早已跻身罗马权贵阶层，祖父和父亲都曾出任过罗马执政官。安东尼早在图拉真时代就已经步入罗马政坛，历经财务官、元老、法务官等职，在哈德良登基不久后就成为罗马执政官（公元120年）。哈德良常年在外巡游期间，安东尼作为其最信任的人之一，曾多年在留守罗马的元首内阁中任职，负责执管行政事务。哈德良去世前挑选继承人时，原本只是打算把年长且忠厚的安东尼当作一个过渡者，没想到后者却成为“五贤帝”中执政时间最长的一位，他统治了23年之久（涅尔瓦不到2年，图拉真19年，哈德良21年，马可·奥勒留19年）。由于此前图拉真已经把罗马帝国的版图拓展到最大化，哈德良又通过多次巡游巩固了防御体系，因此在安东尼·庇护统治期间，罗马帝国和平稳定，国泰民安，如日中天。如果说图拉真的伟业在于“开拓”与“发展”，哈德良的功德在于“巩固”与“更新”（尤其是在罗马的建设方面），那么安东尼·庇护的政绩就在于“稳定”与“守成”。正是因为图拉真、哈德良开创和强化的基业到了安东尼·庇护时代达到了鼎盛状态，所以“五贤帝”时代也由此得名为“安东尼王朝”。当然，这个安东尼王朝与当年和屋大维争锋的马可·安东尼没有任何关系。

仁慈的皇帝安东尼·庇护

安东尼·庇护是一个公正勤勉的统治者，为人谦和，行事稳健，品性高尚。虽然其在执政期间没有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丰功伟绩，但是却守成有加，国家安定繁荣，人民安居乐业，兼之时运亨通，风调雨顺，罗马没有发生什么战乱和灾荒。安东尼·庇护也因为性情温良、宽宏仁慈而成为“五贤帝”中最受人敬爱的皇帝。

哈德良当政的大部分时间都不在罗马，而安东尼·庇护在23年里却几乎没有离开过首都。哈德良大兴土木，修建了许多宏伟的建筑，安东尼·庇护却一生低调，不尚张扬，他称帝期间在兴建工程方面，除了完成先帝未竣工的哈德良陵园之外，唯一值得提及的就是修建了一座通往哈德良陵的桥梁，即埃利乌斯大桥。该桥梁并没有被冠以安东尼·庇护本人的名字，而是以哈德良喜爱的早夭养子埃利乌斯来命名，由此可见安东尼·庇护的谦虚仁厚。该大桥至今仍然屹立在水流湍急的台伯河上，非常壮观美丽，成为供游客观光的标志性景点之一。

人们今天可以在罗马广场的中心地带看到一座以安东尼·庇护和他的妻子芙斯汀娜命名的神庙，但是这并非他本人所为，而是罗马元老院为了表彰他的功德而建。安东尼·庇护和妻子芙斯汀娜非常恩爱，芙斯汀娜去世较早，安东尼·庇护此后一直未曾再娶，始终与芙斯汀娜所生的唯一女儿（亦名芙斯汀娜）相依为命，后来又将这个宝贝女儿嫁给了养子马可·奥勒留。罗马市内原来还建有安东尼·庇护的纪念柱，可惜今天已经不复存在，但是这根纪念柱的基座被保存下来了，上面镌刻着安东尼和芙斯汀娜升天的景象，表达了罗马人民对这位品性高尚的皇帝的缅怀。

罗马的埃利乌斯大桥（大桥尽头处是哈德良陵）

罗马广场上的安东尼·庇护与芙斯汀娜神庙

纪念柱基座上的安东尼·庇护和芙斯汀娜升天浮雕

作为养子在安东尼·庇护身边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后任皇帝马可·奥勒留是罗马历史上最著名的哲学家，他和其养父一样心存仁爱，而且还具有深邃的哲学睿智。在他眼里，安东尼·庇护不仅是一个励精图治的好皇帝，更是一个苏格拉底似的明达高尚的智者，他对其尊敬的养父这样描述道：

“皇帝安东尼从来都是公私分明，举止合宜，没有厚颜无耻的行为，不会言辞激烈地伤害他人。有一个词叫‘事无巨细’，对任何事情他都要经过深思熟虑，所以他的言谈举止总是恰如其分，而这又使得他的言行充分表现出和谐、有序和一以贯之。

“每次想到他，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就会浮现在我的脑海里。也就是说，他是一个不仅懂得享受快乐的人，也是一个有自制力的人。虽然大多数人往往会经不住诱惑，控制不住自己，从而过度沉溺于享乐之中。

“……他是一个清正廉洁的人，一个有不屈精神的人。”

“五贤帝”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他们的婚姻生活都比较单纯，他们恪守一夫一妻的原则。哈德良虽然沾染了希腊人的恋童之癖，但是他本人在婚姻方面并没有什么令人诟病之处，他与萨宾娜终究也是白头偕老；图拉真和安东尼·庇护更是与妻子相濡以沫的好丈夫，普洛蒂娜和芙斯汀娜也成为罗马妇女心中的贤妻楷模。而且前四位皇帝正巧都没有亲生儿子，所以只能通过指定养子来传承权力。养子往往都经过精心挑选，久经考验，因此皆能堪当大任。在安东尼·庇护执政的23年期间，他一直都将哈德良让他指定的两个养子带在身边，对他们进行良好的教育和艰苦的磨炼。公元161年3月8日，安东尼·庇护寿终正寝，临终前只留下了一句遗言：“葬礼不要太隆重！”

于是，安东尼·庇护的养子马可·奥勒留（40岁）和卢西乌斯·维鲁斯（31岁）顺利地继位成为罗马帝国的新皇帝。

时运不济的贤帝马可·奥勒留

安东尼·庇护在咽气之前叫人把自己卧室里的幸运女神金像搬到了养子马可·奥勒留的房间里，此举意味着将由后者来接任皇位。但是具有哲学家的睿智和德行的马可·奥勒留却坚持必须由他和安东尼·庇护的另一位养子卢西乌斯·维鲁斯共同担任皇帝，元老院同意了这个请求。这样，罗马帝国就破天荒地出现了两帝并立的情形。

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公元121年—公元180年）与图拉真、哈德良一样，祖上也是西班牙籍，其家族很早以前就迁居罗马参与朝政。他的曾祖父在韦斯巴芗时代即擢升为罗马贵族，祖父更是哈德良皇帝的心腹重臣，曾经三次担任执政官要职。奥勒留的父亲与安东尼·庇护的妻子芙斯汀娜是亲兄妹，他本人在17岁时就被安东尼指定为养子，后来又成为皇帝的乘龙快婿，二者的关系可谓是亲上加亲。安东尼不仅从各地招聘了一批杰出学者——如北非的弗龙托、希腊的阿提库斯等知名哲人——来教导奥勒留，而且一直把奥勒留带在身边，让他耳濡目染地学习治国理政的知识经验。据一位后世英国学者的统计，奥勒留在被指定为养子一直到继任皇位的23年间，只有两天的时间是真正离开过安东尼·庇护的。他从未满19岁时就开始担任罗马执政官，获得了“恺撒”的称号（相当于“皇太子”），与养父“奥古斯都”安东尼·庇护共同成为罗马帝国的统治者。公元161年，已届不惑之年的奥勒留终于顺利接班成为罗马皇帝，他本可以名正言顺地独掌君权，却坚持一定要与安东尼的另一位养子维鲁斯共同执政。这位位极至尊的罗马皇帝在人生实践上却奉行谦卑恭顺的斯多葛主义，就像他热爱和平却不得不长期戎马倥偬一样。时至今日，马可·奥勒留存留给后世的两件最具有代表性的历史遗物就是骑马戎装的青铜雕像和哲学名著《沉思录》。

马可·奥勒留的哲学名著《沉思录》

马可·奥勒留骑马青铜雕像

卢西乌斯·维鲁斯（Lucius Verus，公元130年—公元169年）是哈德良皇帝先前指定的养子埃利乌斯之子，由于其父早夭，所以哈德良在指定安东尼为养子时，附带让安东尼同时指定奥勒留和维鲁斯为其养子，也算是对已故的埃利乌斯的一种抚恤。维鲁斯比奥勒留年少九岁，从小也在宫廷中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但是其性格却与兄长大不相同。相对而言，奥勒留深沉稳重，富有皇帝的责任感和哲学家的深邃；维鲁斯则热情奔放，具有豪迈不羁的性情，而且风流浪漫。但是兄弟二人却情意深厚，维鲁斯也非常尊重奥勒留，处处以兄长为先。在一切公共场合，如观看竞技、视察军队等，两位皇帝总是并驾齐驱，罗马民众也为能有这样手足情深的共治君主而深感欣慰。

尽管马可·奥勒留是一位尽职尽责的好皇帝，维鲁斯除了有点花花公子的习性之外，也基本上不辱使命，但是他们却时运不济，从登基当年开始就遇上了一系列倒霉的灾祸和战乱。公元161年夏季，平时气候干旱的罗马大雨滂沱，不仅导致小麦等农作物颗粒无收，而且引发了台伯河的河水泛滥，罗马人民遭受了百年不遇的大洪灾。就在二位皇帝为洪水肆虐焦头烂额之时，东方叙利亚行省又传来了帕提亚人悍然入侵亚美尼亚的消息，罗马军团遭受到沉重打击，损兵折将。于是两位皇帝只得分头应对，奥勒留坐镇罗马处理救灾抚恤工作，较年轻的维鲁斯挂帅上阵，御驾亲征。自从图拉真东征之后，罗马人已经有近半个世纪没有与帕提亚人发生正面冲突了。初出茅庐的维鲁斯虽然缺乏军事经验，但他却在一批长期戍边的职业将军的辅助下获得了战场上的主动权，罗马人一度把兵锋推进到底格里斯河东岸。帕提亚王国遭受到沉重打击，此后数十年间再也不敢贸然进犯罗马帝国的东方疆域，其国运亦由此走上了无可挽回的衰亡之路，不久以后就被新兴的波斯萨珊王朝取代。

共治皇帝维鲁斯

公元166年，为时五年的帕提亚战争胜利结束，维鲁斯率领罗马军团凯旋；在罗马城里，大洪灾也早已成为过去，罗马似乎已经否极泰来。在庆祝胜利的凯旋式上，奥勒留和维鲁斯并肩驾乘着驷马高车，受到了罗马民众的热情欢呼。然而，没想到得胜之师却从东方带回来了一种可怕的瘟疫，这种疯狂肆虐的传染病引发了继公元前430年雅典瘟疫——正是这场瘟疫导致了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战败——之后最可怕的疫灾，无数罗马生灵死于非命，许多回到多瑙河、莱茵河防线的士兵也未能幸免。

按照以往举行罗马凯旋式的惯例，驾驭驷马高车的凯旋将军会身穿戎装，头戴花冠，单独驾驭马车接受群众的欢呼。他的身后会站立着一个奴隶，不断地提醒他一句话：“不要忘记你终将难逃一死！”这个场面具有非常重要的警醒作用，旨在告诫凯旋者祸福相依，切勿得意忘形。然而在公元166年举行的凯旋式上，奥勒留和维鲁斯携妻同乘一辆马车尽享荣耀，那位奴隶却被挤走，因而也就没有人在凯旋者耳边提示这句话了。或许正是由于这种警诫的缺席，罗马人遭受了死神的摧残。

这场瘟疫虽然不及14世纪意大利流行的黑死病那样厉害，但是也有成千上万的罗马人被瘟神夺去了生命。更有甚者，由于多瑙河、莱茵河前线的士兵也纷纷罹病身死，河流彼岸的日耳曼人也开始蠢蠢欲动了。

在马可·奥勒留的统治时期，北方的日耳曼人已经形成了好几个较大的部落集团，虎视眈眈地觊觎着富庶的罗马帝国疆域，并且经常对罗马边境的守军和居民发起攻击。公元168年，马可·奥勒留第一次离开罗马对日耳曼民族进行亲征，同行的还有皇弟维鲁斯。第二年初，维鲁斯患病身亡（疑似脑出血），奥勒留带着皇弟的遗体返回罗马举行了国葬，将其骨灰安放在哈德良陵园中。不久以后，北方边境烽烟再起，日耳曼族的马尔科曼尼人越过多瑙河上游，翻越阿尔卑斯山脉进入北意大利地区，劫掠了罗马重镇阿奎莱亚；另一支蛮族科斯特波奇人则从多瑙河下游长驱直入，进入希腊半岛大肆烧杀掳掠。以往都是罗马人越过多瑙河和莱茵河去攻打日耳曼人，现在却是日耳曼人第一次冲过边防线，侵入罗马帝国境内。从公元172年一直到公元179年，马可·奥勒留率领罗马军团与日耳曼人进行了两个阶段的激烈战争，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把日耳曼民族赶回到多瑙河北岸。为了庆贺胜利，罗马人在首都修建了一根类似于图拉真纪功柱的奥勒留圆柱，但是日耳曼人再度入侵的威胁却像阴霾一般笼罩在渐生疲态的帝国头顶上，从此罗马人更要小心提防。

矗立在罗马“琴奇宫”（首相府）广场上的奥勒留圆柱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奥勒留疲于奔命地应对日耳曼人入侵的乱象时，罗马驻叙利亚总督卡西乌斯在误听皇帝已死的谣言的情况下，在东方自立为帝（公元175年）。虽然这场反叛很快就被平息了，但是不祥的消息无疑又给了焦头烂额的奥勒留皇帝当头一棒。尽管马可·奥勒留富有睿智，品行高尚，而且励精图治，勤勉笃行，然而罗马帝国却在他的统治下开始绽露出国运日衰的种种迹象。这或许是由于时运不济，也或许是哲学家当皇帝的必然结果。德国著名罗马史专家蒙森认为奥勒留的本性是“思考重于行动”；叙利亚总督卡西乌斯进行叛乱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耽于哲学思考的奥勒留不适合管理国家：

“沉迷于哲学的马可·奥勒留虽然热衷于探求人类的善念、正直与公平，可是却对国家为何物、怎样发挥其功能等问题漠然置之。非常遗憾，我们国家所需要的却是剑与法，正如先祖示范给我们的一样。”

悲观主义的哲学家皇帝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曾经在《理想国》里表述了一种“哲学王”的理想，他认为除非哲学家变成了国家中的国王，或者被叫作国王或统治者的那些人能够用严肃认真的态度去研究哲学，使得哲学和政治能够结合起来，否则国家就永远不会得到安宁，全人类也不会免于灾难。“哲学”(philosophy)一词最初源于希腊语，是“爱”(philo)和“智慧”(sophia)二词的复合语，意即“爱智慧”；而“哲学家”(philosopher)则是指爱智者，苏格拉底就是第一个自称为“哲学家”的人。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柏拉图关于哲学家成为国王或者国王精通哲学的“理想国”从来就没有成为现实，虽然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曾经培育了一位伟大的帝王亚历山大。马可·奥勒留无疑是罗马帝王中最富有智慧的人，也是罗马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哲学家，他的睿智、德行、勤勉和能力都无懈可击，但是“五贤帝”时代的辉煌却从他开始日益黯淡。尤其是作为一位通晓人生哲理的斯多葛主义哲学家，奥勒留却选择了一个丧尽天良的继承人——他的独生子康茂德，从而把罗马帝国急速地推向了历史的深渊。从这个活生生的例证来看，柏拉图的理想国无异于痴人说梦，也许哲学家更应该远离政治，而不是参与政治。

优雅而深刻的希腊文化对于罗马社会的渗透是渐次展开的，从感性层面逐渐深入理性层面：最初是奥林匹斯多神教信仰，然后是文学艺术和生活方式，最后才是深邃的哲学思想。作为一个追功逐利和残暴嗜血的民族，罗马人的天性中是缺乏哲学素质的，哲学原本是悠闲浪漫的希腊人的独特精神禀赋。但是随着罗马人日益在文化上效法希腊的风雅，希腊哲学也开始为一些罗马上流人士所趋附，于是罗马帝国时期就出现了塞涅卡、奥勒留这样的权贵哲学家。但是由于秉性所致，罗马人并没有发展出独具特色的本土哲学，仅仅是以一种邯郸学步的方式模仿和延续了希腊人开创的哲学思想，如柏拉图主义、伊壁鸠鲁主义和斯多葛主义等。在罗马帝国的盛期，豪华奢靡的主流社会中最时髦的哲学思想就是宣扬人生无谓、审时顺命的斯多葛主义，其奉行者中，最杰出的三位哲学家当数尼禄的老师塞涅卡、获释奴隶爱比克泰德（Epictetus，约公元55年—公元135年）和皇帝马可·奥勒留。

斯多葛主义宣扬世界理性或“逻各斯”(Logos)，将其视为万物所遵循的“命运”，人作为宇宙的组成部分也分享了这种理性精神，每个人的灵魂都是世界理性的一点火花。斯多葛主义的核心思想可以概括为八个字，即“顺应自然，服从命运”。塞涅卡有一句名言：“愿意的被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被命运拖着走。”据说他每晚睡觉之前都要三省其身，检讨一下自己是否在这一天里做过不符合道德的事情，然后才能安然入眠。但是这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斯多葛主义哲学家却似乎有些言行不一，他不仅在政治上曾为暴君尼禄出过一些损招，而且敛财有方、富甲天下，最后因遭到阴谋指控而被自己的学生逼迫自杀。另一位著名的斯多葛主义哲学家是爱比克泰德，他是一位获释的奴隶，由于早年经历过人生苦难，后来又因开办学园、传述哲学而声名远扬，所以更加知晓人生的酸甜苦辣和荣辱悲欢。爱比克泰德大力宣扬随遇而安、顺势而为，勿与命运相抗争的悲观思想。在他看来，人生就如同演戏一样，演员在舞台上演主角还是演配角，演两场还是演三幕，这一切早就被剧本和导演规定好了，而自然就是生命的恒常剧本，命运则是人生的总导演。所以人们对待一切处境和际遇都要逆来顺受，如果试图改变自然和命运的安排，其结果只能是自取其辱。

罗马第三位杰出的斯多葛主义哲学家就是马可·奥勒留。与前面两位哲学家不同，马可·奥勒留是罗马帝国至尊无上的皇帝，因此他的悲观主义哲学显示出更加博大恢宏的气势，具有宇宙一般浩渺的视域和黑洞一般深邃的彻悟。他留下了一部传世之作《沉思录》，这本书其实是他在率领罗马军队抗击日耳曼人侵扰的战争过程中所写，与恺撒的《高卢战记》颇为相似，但是二者的内容却大相径庭。《高卢战记》主要讲述了恺撒四处征战的真实历程，是一部语言清新、风格明快，具有鲜明纪实特点的历史杰作；《沉思录》则阐发了对宇宙本质和人生意义的深刻反思，是一部文笔优美、思想深邃，极具文学修辞特色的哲学名著。时至今日，《沉思录》仍是享誉世界的畅销书。

一位皇帝在权势方面已经达到了人生的巅峰，但是他却表达了一种极其深邃透彻的悲观生存态度。这种彻心透骨的悲观主义不同于弱势人群的生活悲观，它绝非改善现实的生活处境就可以消除的。这是一种高屋建瓴的、“曾经沧海难为水”的大彻大悟，具有洞悉宇宙本质和人生真谛的醍醐灌顶之妙。兼之文辞极其优美，情感非常真挚，使人读后不仅获得了思想上的开悟，而且也享受到美的陶冶。

在这部写于马鞍上的人生反思录中，马可·奥勒留把悲观的境界提升到形而上学的高度，从一种宇宙学的宏大视野展示了人生的渺小无奈。在他看来，人无论是贵为帝胄，还是贫如乞丐，都不过是一点灵魂承载着一具尸体而已。空间是如此的广阔无垠，时间是如此的延绵无限，而我们每个人却只是在时空交集的某一瞬间如同流星般闪现，又如同萤火般熄灭。因此人生在世，富贵荣华不过南柯一梦，苦难浩劫宛如过眼烟云，重要的是始终保持灵魂的纯净与安宁，不畏浮云遮望眼。

按照今天的宇宙大爆炸理论，宇宙自从大爆炸以来已经演化了137亿多年，以后还不知道要继续发展多少年；从空间上看，偌大的银河系在整个宇宙中不过是沧海之一粟，而太阳系和地球更是微不足道。在如此广袤的时空中，我们这一生不过是弹指一挥间，如同朝菌、蚍蜉一般朝生暮死。如此想来，人生中还有什么放不下的？还有什么世事值得斤斤计较？因此，一个有智慧和德行的人就应该在一切方面顺应自然，服从命运。

下面摘录几段马可·奥勒留在《沉思录》里的名言，以飨读者：

“亚历山大、庞培、恺撒一生征战，毁灭了多少城市，在战场上砍杀了成千上万的马匹士卒，可他们自己终归仍然追随死人而去。

“在人的生活中，时间是瞬息即逝的一个点，实体处在流动之中，知觉是迟钝的，整个身体的结构容易分解，灵魂是一涡流，命运之谜不可解，名声并非根据明智的判断。一言以蔽之，属于身体的一切只是一道激流，属于灵魂的只是一个梦幻，生命是一场战争，一个过客的旅居，身后的名声也迅速落入忘川。

“属人的事物是多么短暂易逝和没有价值，昨天是一点点黏液的东西，明天将成为木乃伊或灰尘。那么就请自然地通过这一小段时间，满意地结束你的旅行，就像一颗橄榄成熟时掉落一样，感激产生它的自然，谢谢它生于其上的树木。”

公元180年3月17日，病痛缠身却仍然坚持在前线指挥日耳曼战争的奥勒留皇帝像一颗熟透的橄榄一样从生命之树上掉落，在临终前的几天里他就开始拒绝进食和服药，以一种典型的斯多葛主义者的生存姿态平静地迎接死神的到来。马可·奥勒留是“五贤帝”中的最后一位明君，富有哲学家的智慧和美德，但是他从当皇帝之日起就不断地遭受命运的戏弄，疲于应对各种内忧外患，不得不常年在颠簸的马背上进行哲学的沉思。他在坎坷之中充分展现了一个斯多葛主义者的思想风采，但是罗马帝国却在“哲学的黄昏”中日薄西山。

19世纪德国大哲学家黑格尔有一句名言：“密涅瓦的猫头鹰只有在黄昏时才起飞。”密涅瓦即希腊智慧女神雅典娜，她的猫头鹰乃是智慧的象征。然而，当“密涅瓦的猫头鹰”开始高高翱翔之际，时代的黄昏也就要降临了。

在颇具悲剧意味的哲学家皇帝之后，罗马帝国又出现了一位极富闹剧色彩的角斗士皇帝，历史的命运就是如此吊诡地开始戏弄每况愈下的罗马帝国。

角斗士皇帝康茂德

作为一个悲观主义哲学家，马可·奥勒留最大的悲哀就是生了一个亲儿子。“五贤帝”中的前四位皇帝都没有亲生子嗣，所以他们都指定了养子来继承帝位。这些养子经历了长期的政治考验，堪当重任，由此才维系了“五贤帝”时代的伟业相续。然而，这种传贤不传子的传统到了马可·奥勒留这里却中断了，这位善良的哲学家皇帝在临终时把皇位传给了他的亲生儿子康茂德；更加悲哀的是，这个独生子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败家子。

马可·奥勒留的妻子是安东尼·庇护的女儿，她和母亲一样名叫芙斯汀娜。关于这位妻子的德操，史家们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有人认为她经常背着马可·奥勒留红杏出墙，也有人认为她与丈夫恩爱一生。芙斯汀娜一共为奥勒留生了14个孩子（包括两对双胞胎），但是这些孩子大多早夭了，最后仅存活下来6人，其中有5个是女孩子，唯独只有一个儿子，这就是著名的角斗士皇帝康茂德。

美国曾经出品过两部风靡娱乐圈的史诗级大片《罗马帝国衰亡史》和《角斗士》，这两部电影里的反派主角都是以康茂德为原型的。康茂德是一个四肢发达、格斗勇猛却对治国理政不感兴趣的皇帝，从少年时代起就沉溺于主要由奴隶和战俘所从事的角斗活动。尼禄当年不顾罗马权贵们的反感而登上舞台充当戏子，康茂德则在众目睽睽之下进入罗马竞技场表演角斗，炫耀他的强健体魄和高超武艺。罗马有一尊著名的雕像传神地表现了这位角斗士皇帝的风采——身披狮皮、手持大棒的康茂德俨然一副希腊大力士赫拉克勒斯的模样。他本人在许多场合都声称自己实际上是朱庇特的儿子，是赫拉克勒斯在罗马的再世。

卢西乌斯·奥勒留·康茂德（Lucius Aurelius Commodus，公元161年—公元192年）出生于马可·奥勒留的登基之年，他在少年时代就跟随父亲出征日耳曼地区，年满15岁即开始担任罗马执政官，并成为与奥勒留享受同等权力的“共治皇帝”。公元180年，奥勒留在多瑙河前线的维也纳病逝，临终前让诸位将领宣誓效忠康茂德，于是18岁半的康茂德就继位成为罗马帝国的新皇帝（电影中关于康茂德杀死濒危状态的马可·奥勒留的情景乃为艺术杜撰）。

貌似赫拉克勒斯的康茂德雕像

康茂德称帝后立即停止了已经取得战场优势的日耳曼战争，率军返回罗马。在此后的11年统治期间，这位热衷于角斗的皇帝既没有取得任何军功，在罗马内政方面和建设方面也乏善可陈，他唯一感兴趣的事情就是在大庭广众之下显示自己的角斗技能和赫赫神威。康茂德登基两年后，遭遇了一场由其姐露西娅策划的未遂暗杀阴谋（原因仅仅是露西娅妒忌皇后的名声）。从此以后，性情大变的康茂德就一意孤行地走上了暴君之路。他开始对一些元老和前朝旧将进行屠杀和流放，其中包括他的姐姐露西娅和另外的三位姐夫。如同惊弓之鸟的康茂德平时深藏在戒备森严的皇宫和别墅中极尽淫乱奢靡之乐，基本上不参加元老院会议或其他政治活动，却频频出现在民众聚集的斗兽场和大竞技场中，通过血腥的角斗活动来博取人民的欢呼。政务荒疏的康茂德皇帝任用了一位获释奴隶库雷安德罗斯为近卫军长官，由他全权处理元老院事务和各种国家大事。这位一夜暴发的宠臣手中执掌着一万名拱卫首都的近卫军，利用皇帝的信任来卖官鬻爵，剪灭异己。群龙无首的元老院在无道昏君和狂傲佞臣的暴政下唯唯诺诺，噤若寒蝉，元老身份和高官职位已经沦落为一位获释奴隶手中待价而沽的商品，库雷安德罗斯甚至还获得了“元老院之父”的尊称。在专制的高压之下，作为“罗马帝国的良心”的元老院已经败坏至此，整个罗马帝国再度堕入尼禄时代和图密善时代的暴戾氛围中。

一个富有睿智的哲学家皇帝生下了一个头脑简单的角斗士皇帝，从罗马帝国的发展历程来看，二者之间的过渡恰恰代表了一个划时代的历史转折点。如果说马可·奥勒留时代意味着罗马盛世的终结，那么康茂德时代则标志着罗马衰亡的开端。正因为如此，18世纪英国杰出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的名著《罗马帝国衰亡史》就是从康茂德时代开始书写的。在爱德华·吉本看来，康茂德并非从一开始就具有邪恶的本性，“自然所赋予他的实际是一种怯懦而并非罪恶的天性。他头脑简单、生性怯懦，使他很容易成了侍候他的人的奴隶，他们也便极力使他日趋败坏”。正是康茂德的这种根植于怯懦天性、生长于谗佞环境中的邪恶暴政，开启了罗马帝国迅速衰亡的历程。

古罗马著名历史学家卡西乌斯·狄奥正好生活在康茂德时代，并且与康茂德皇帝同为罗马元老院议员。狄奥在其巨著《罗马史》中记载了康茂德亲自参加角斗活动的精彩场面，同时也反映了这位皇帝的暴戾嚣张特点：

“那天在竞技场，我们元老院议员都坐在观众席的前排，欣赏皇帝的武艺。当时康茂德的对手是一只大得令人难以置信的鸵鸟。面对冲过来的鸵鸟，康茂德只一挥刀，立刻就把鸟头斩落。随后他以骄傲的表情转向元老院议员们，将手中的利剑从左向右一挥，好像在说：‘只要我愿意，你们的人头也会像这只鸵鸟一样，瞬间落地。’

“这真是可怕的一幕，同时也有些滑稽。议员们反而笑了起来，笑声从元老院议员专用席的一边传到了另一边。”

当皇帝康茂德自贬身份到罗马斗兽场上去扮演角斗士的时候，他身边的奴隶佞臣们也就摇身一变而成为真正的主子。但是只要反复无常的皇帝存在一天，笼罩在谄谀之徒头上的恐惧感就会使他们一日不得安宁，深恐宰杀猛兽和元老的刀剑终究会落到自己的头上。这些弄权的内廷奸佞既然可以借助皇帝的名义去滥杀国家栋梁，也同样可以施用阴谋手段来铲除六亲不认的暴君。公元192年12月31日，几度逃过暗杀的康茂德终于被他的情妇马西娅、内侍埃克勒科图斯和一位摔跤教练谋害。近卫军长官莱塔斯得知实情后当夜就与元老院的资深议员们达成了共识，大家推举与康茂德同任执政官的柏提纳克斯为继任皇帝，就像当年图密善被杀之后元老院临时推举在任执政官涅尔瓦继位一样，但是这位年迈的新皇帝并没有像涅尔瓦那样开创出一个新的太平盛世。

元老院对于已死的康茂德处以“记录抹煞罪”，从而使他成为继尼禄、图密善之后第三位遭受到这种可耻惩罚的罗马皇帝（虽然后来塞维鲁为了表明自己的统治继承了安东尼王朝的正统性，又迫使元老院取消了判处康茂德的“记录抹煞罪”）。暴君再一次遭受到应得的惩罚，但是罗马帝国的乱象却并没有随着康茂德的暴毙而结束，整个帝国陷入了更加深重的危机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