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II节 马略的军功与革命
贫贱出英豪
盖乌斯·马略(Gaius Marius,公元前157年—公元前86年)和格拉古兄弟是同一代人,大格拉古比小格拉古年长九岁,而马略正好出生在大格拉古和小格拉古的出生年份之间。但是马略与格拉古兄弟的命运却大不相同,大、小格拉古都是在年轻时代即崭露头角,三十多岁就死于非命;而马略却属于大器晚成的人物。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马略不像格拉古兄弟那样出生于罗马城里的权贵家庭,而是农民出身,从小在意大利中南部的山区农村中长大。他的家境虽然不至于过分贫寒,但是他没有受过太多像样的教育,至少不懂希腊语。当时罗马的政治家无论是出身于血统高贵的名门望族,还是暴发致富的骑士阶层,从小都要接受高雅的希腊文化教育,对于希腊的语言、文学和哲学都具有一定的造诣。从大西庇阿和老伽图的时代开始,罗马的政治家们在闲暇之际,都喜欢聚在一起谈论希腊的学问,甚至用富于修辞的希腊语发表演说。尽管当年老伽图曾经警告罗马的青年人,不要被柔软的希腊文化腐蚀了传统的德行,但是他本人却同样服膺于希腊高雅的文学修养。在这方面,缺乏教养的马略显然是与众不同的,而且他并没有因此而产生过丝毫自惭形秽的感觉。后来他功成名就、大权在握时,曾公然对希腊语表示鄙视,认为花时间去学习被征服民族的语言是一件非常荒谬的事情。
马略雕像
对于一个缺乏任何政治资源的山区农民来说,如果他想要在罗马政坛上崭露头角,就一定要时逢乱世,凭借个人的能力在战争中创立军功,而马略就选择了这条道路。马略虽然疏于文采,却性格刚毅,强壮威猛,具有勇往直前和百折不挠的钢铁意志。早在二十多岁的时候,马略就参加了小西庇阿在西班牙指挥的努曼提亚战争,在战场上表现得非常勇敢,不仅得到了小西庇阿的嘉奖,还获得了大家的一致赞扬。
据说有一次众将士在小西庇阿帐中宴饮,主帅小西庇阿居中而坐,大家环绕四边。一位将领询问小西庇阿:“在你之后,谁将成为罗马最优秀的将军?”结果小西庇阿拍着身边马略的肩膀说道:“很可能就是这个年轻人!”此言固然是因马略的出色表现而致,但是也足见出身豪门的小西庇阿对草根背景的马略有惺惺相惜之感。
努曼提亚战争结束以后,建有军功的马略来到罗马开始进入公共社会领域。由于他缺少政治上的背景和资源,很难企及执政官、法务官等政府高官,亦难以跻身元老之列,所以他就把政治目标锁定在获得保民官的职位上。按照罗马法律的规定,只有平民出身者才能够出任保民官,保民官虽然不是政府官员而只是人民领袖,但是保民官卸任以后却可以进入元老院。这无疑成为平民英才晋阶朝堂的一条重要途径。
当年在努曼提亚战争中,马略曾与盖乌斯·格拉古一起在小西庇阿军中服役,小格拉古的平民主义理想对他产生了较大影响。后来小格拉古出任罗马保民官,为改善平民处境而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也被已经开始参与罗马政治活动的马略视为楷模。公元前119年,就在小格拉古被杀两年以后,马略如愿以偿地当选为罗马保民官。在一年任职期间,他不畏权贵,公然在立法问题上与元老院相抗衡,赢得了罗马民众的拥戴。但是与格拉古兄弟不同,马略担任保民官的根本目的并非为民请命,而是实现个人的政治野心,他想通过保民官这个重要跳板,顺利地进入元老院,最终登上执政官的高位。因此他在保民官任期内,既做了一些取悦于民众的事情,也以其刚正不阿、果敢公允的行事风格令元老们敬佩有加。
努米底亚战争
马略卸任保民官以后,又先后担任过法务官和西班牙总督等职,虽无重大建树,却也能够恪尽职守,尤其以敬业勤政和淳朴坦诚的务实作风而受到广大民众的尊敬。在此过程中,马略也积累了相当的财富,跻身骑士阶层,并与罗马最古老的贵族门第尤利乌斯家族缔结秦晋之好,迎娶了恺撒的姑母尤利娅为妻。不久以后,努米底亚战争爆发,这场战争为马略在政治上的进一步升迁提供了大好的机会。
公元前111年,在罗马人休兵息战二十多年之后,北非的土地上又重新燃起战火,发生了长达六年之久的努米底亚战争。自从公元前146年第三次布匿战争结束后,北非就成为罗马的海外殖民地。被摧毁的迦太基西边,有一个国家名叫努米底亚。当年迦太基强大的时候,努米底亚只是一个唯迦太基马首是瞻的酋长部落。后来罗马人打败了迦太基人,努米底亚因为曾经给罗马人提供过骑兵而有功,所以在罗马人的庇护下发展成为一个国家。公元前149年发生的第三次布匿战争,起因就是努米底亚国王向罗马人状告迦太基人的霸道行为。公元前146年迦太基被焚毁之后,努米底亚就成了北非的强国。
公元前118年努米底亚的老国王密奇普萨去世,在遗嘱中决定把国家交给他的两个儿子和一个侄子共同管理,这个侄子就是才能出众的朱古达。不久以后,兄弟三人因争权而发生了冲突,兵戎相见。罗马元老院从中斡旋,无奈朱古达心高气盛,不顾罗马人的调解,用残酷手段消灭了竞争对手,并且殃及北非锡尔塔城中的罗马商人和意大利商人。朱古达的霸道暴戾令罗马举国上下义愤填膺,于是在公元前111年,罗马人正式向朱古达宣战,努米底亚战争爆发。
在战争的最初阶段,罗马元老院先后指派了两位执政官率领几个罗马军团前往努米底亚与朱古达交战。但是由于罗马军队久疏于战事,而且军纪极其败坏,贪污腐化严重,甚至连统兵的执政官都被朱古达贿买,因此罗马军队在战争中毫无起色,还一度被朱古达军打得铩羽而归。公元前109年,罗马元老院终于任命了硕果仅存的贵族英才——当年的执政官昆图斯·梅特鲁斯(Quintus Metellus)作为朱古达战争的主帅。这位作风强硬且正派的贵族统帅不仅对罗马军纪进行了严厉的整饬,而且起用了两位平民出身的副将,其中之一就是马略。
自此之后,罗马军队就逐渐掌握了战场上的主动权,但是仍然不能彻底消灭朱古达。在与朱古达交战和相持的过程中,马略充分发挥了他的军事领导才能,从不回避艰辛困苦,而且与士兵们同甘共苦,赢得了广大将士的爱戴。但是马略在军中的声望日盛也令心高气傲的梅特鲁斯渐生不悦,两人的关系出现了罅隙,马略的一些建议均被梅特鲁斯置之不理,正、副统帅之间经常发生龃龉。
公元前108年末,不甘久居人下的马略决定竞选第二年的罗马执政官,以取代梅特鲁斯在北非战场上的指挥权。当他向梅特鲁斯请假准备返回罗马参加竞选时,梅特鲁斯却指着自己年仅二十岁的儿子对年近五旬的马略说道:“你不用这么着急,还是等到日后和我的儿子一同竞选这个职位吧!”罗马法律规定出任执政官的最小年龄须为四十二岁,梅特鲁斯的这段话明显充满了嘲讽之意。
但是马略却不以为意,坚持一定要参加执政官竞选,梅特鲁斯执拗不过,只好在竞选前十来天才允准马略返回罗马。马略星夜骑马赶往北非的乌提卡港口,又花了四天时间乘船赶回意大利,到达罗马时正好赶上了竞选执政官的公民大会。面对成千上万的罗马民众,马略脱下自己的战袍,露出了身上数不清的伤疤,然后在公民大会上发表了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讲,他强调:“我竞选执政官不是借助高贵的门第,不是依靠祖上的荫德,而是凭着自己建立的汗马功劳,凭着战场上真刀真枪的血战。”同时,他也在公民大会上对梅特鲁斯的指挥无度进行了攻击,指责后者在北非拖延战事,就是出于恋栈执政官之位。马略当众发誓,如果自己能够出任次年的罗马执政官,他将很快结束努米底亚战争,活捉朱古达,把他作为战利品带回罗马来举行凯旋式。马略的平民背景和卓越军功得到了广大民众的热烈拥护,因此他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公元前107年的罗马执政官。
从马略与梅特鲁斯的关系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当时罗马平民与贵族之间的隔阂之深,这隔阂比格拉古兄弟时期更加难以弥合。虽然梅特鲁斯属于较为开明的罗马贵族,能够突破门户之见擢升平民出身的马略为副将,但是其骨子里仍然保留着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他认定平民出身的马略充其量只能充当二流角色;而马略同样也对有恩于他的梅特鲁斯——在罗马政坛上颇有影响力的梅特鲁斯家族此前也曾多次帮助过马略及其家人——心存芥蒂,不仅在北非战事上与这位主帅多有抵牾,在竞选执政官的过程中对其进行恶意攻讦,而且在后来的政治生涯中也与这位刚正不阿、性情孤傲的贵族领袖经常发生激烈竞争和冲突。可以说,马略与梅特鲁斯之间的对立就是那个时代平民与贵族政治抗争的典型表现。在多次出任执政官的时间里,马略一直拉拢保民官、利用平民的力量来对抗梅特鲁斯及其所代表的贵族派势力。在梅特鲁斯终于被马略排挤出罗马政坛之后,这一矛盾又进一步激化为新崛起的苏拉及其贵族势力与马略和平民派的内战。
格拉古兄弟出身于豪门,富有教养,出于同情心而自愿为民请命,得罪了罗马权贵,但是元老院却未曾藐视他们,而是将其看作令人尊敬的对手。而马略出身卑微,缺乏文雅气息,虽因性情刚猛、战功卓著令元老贵族们不敢公然与之对抗,但是罗马上流社会始终将其视为一个粗野无文的暴发户,对他充满了轻蔑之情。而强悍狂傲的马略则与之针锋相对,经常在大庭广众之下抨击贵族们的堕落和怯懦,以自己的赫赫军功来贬抑贵族们的高贵门第。而且他还是一个权力欲和荣誉心极强的人,因此,自从踏上了仕途之后,他就不屈不挠地投入与梅特鲁斯、苏拉等贵族派领袖争权夺利的酷烈较量中。
马略与苏拉
马略当上执政官以后,不久就返回北非去接替了梅特鲁斯的军队统帅之职。而在此时,梅特鲁斯已经取得了努米底亚战争的胜利(他因此被赋予了“努米底亚征服者”的称号),只是尚未抓获朱古达,后者在战场失利后逃亡到北非沙漠中,投奔了自己的岳父——毛里塔尼亚国王博库斯(Bocchus)。马略接管兵权后,又乘胜取得了一些小规模的战绩,对所占城镇进行烧杀掳掠,然后兵锋直逼毛里塔尼亚,威胁博库斯交出朱古达。博库斯在权衡利害之后,最终将走投无路的朱古达交给了强势的罗马人。
在擒获朱古达的事件中,另一位重要人物开始进入罗马公众的视野,这就是后来与马略争锋的苏拉。
卢西乌斯·科尔内利乌斯·苏拉(Lucius Cornelius Sulla,公元前138年—公元前78年)比马略年轻近20岁,他出身于一个家道中落的贵族家庭。苏拉的家族与格拉古兄弟母系的西庇阿家族同属于科尔内利乌斯家族,这个家族是罗马传统的名门望族。苏拉的六世祖先曾经两度出任过执政官,但是因为被查出拥有超过10磅(约4.54千克)重的银餐具而触犯了法律,最后被赶出了元老院。从此以后该家族就日益衰微,至苏拉时已经贫穷潦倒,但是仍然保持着贵族的身份。
苏拉与马略的风格迥然相异,马略是农民出身,性格坚韧,生活朴素,刚毅严肃,不苟言笑。而苏拉自小母亲早亡,在妓女、伶人圈中长大,养成了放荡不羁的性格和风流好色的习性。据说苏拉最初的发迹得益于一位有钱的贵妇,这位富婆在临死之前把所有财产都遗赠给了自己的相好苏拉。但是,苏拉虽然早年生活荒唐,却有着较高的文学修养(受教于伶人圈中的诗人和剧作家),而且具有极高的政治天赋,堪称一条蛰伏市井的盖世蛟龙。
苏拉雕像
当马略在北非执掌军权时,苏拉是马略手下的一个财务官。公元前105年,马略威逼毛里塔尼亚国王博库斯交出其婿朱古达,而博库斯却一直犹豫不决。一方面,博库斯深知罗马非常强大,自己惹不起;另一方面,朱古达毕竟是博库斯的女婿,他还想借重朱古达的军事才能抗衡罗马人。最后博库斯决定让马略派一位使者前来进行谈判,自己则相机行事。由于苏拉此前曾经与博库斯有过一面之交,并且赢得了博库斯的好感和信任,于是苏拉便自告奋勇前往博库斯军营中进行商谈。苏拉此行充满了凶险,因为当时博库斯正犹豫不定,他可能交出朱古达,也可能让苏拉成为刀下之鬼。
苏拉进入博库斯的军帐时,面对着营前的两排刀斧手毫无惧色,神色镇定地与博库斯进行了谈判,最终说服了博库斯把朱古达交给罗马人。苏拉押解着朱古达返回罗马军营,持续了七年之久的努米底亚战争至此结束。马略把身穿王服、披枷带锁的朱古达带回到罗马举行了隆重的凯旋式,然后将其杀死于囚牢之中。
但是此事却在马略与苏拉之间埋下了最初的仇隙,因为事后许多罗马人,尤其是贵族们都把生擒朱古达的功劳归于苏拉;而苏拉本人也制作了一枚用作印章的指环,上面镌刻着博库斯将朱古达交给苏拉的图案,每次他写书信都会印上这个图案。这些事情都令马略非常愤慨,努米底亚战争的功劳都被算到了前面的梅特鲁斯和后面的苏拉头上,而自己却似乎寸功未进。马略本来就是功利欲和自尊心极强之人,因此对与之争功的苏拉心生不满。然而,由于此时的苏拉只是初出茅庐,而马略已经功成名就担任罗马执政官了,所以他并没把年轻的苏拉当成对手,很快就将这些不快抛诸脑后,在后来的辛布里战争中仍然任用苏拉为副将。但是不久以后,毛里塔尼亚国王博库斯为了讨好罗马人而送来了不少礼物,其中有一块黄金雕版,上面雕刻着苏拉正在接受朱古达投降的场面。这件事再度激起了马略的胸中怒火,而此时苏拉也无法再忍受马略的嫉妒而与之分道扬镳,从此以后两人渐行渐远,终至成为不共戴天的生死对头,直把罗马杀得血流成河。
辛布里战争
正当努米底亚战争尚在进行甚至更早的时候,罗马共和国的北方地区就遭受到了野蛮的辛布里人的入侵。公元前2世纪末叶,北方日耳曼民族中有一支辛布里人从波罗的海向南迁徙到了莱茵河,然后又越过莱茵河侵入高卢人居住的地方。在拉丁语中,“辛布里”(Cimbri)一词就是“劫掠者”的意思,这些来自北方的野蛮人身材高大,金发碧眼,凶悍异常。当时居住在今天法国、奥地利等地区的高卢人也是一些半野蛮的部族,尚未被罗马人征服(这件事要等到恺撒时代才完成),但是他们毕竟靠近罗马,所以受到罗马人的保护。辛布里人越过莱茵河之后,开始劫掠杀戮高卢人,一些毗邻罗马的高卢部落不堪其扰,于是就向罗马人求援。公元前113年,罗马人在警告无效的情况下,与辛布里人爆发了战争。但是战争的进程就如同努米底亚战争初期的情况一样,罗马军队由于久疏战事和作风腐败而连遭败绩,尤其是在公元前105年,辛布里人在阿劳西奥(Arausio,在今法国里昂附近)重创了罗马军团。当时罗马元老院指派两位在任执政官凯皮奥和马克西姆斯率领12万大军出征,此二人素来不和,在战场上又相互掣肘,致使辛布里人乘虚而入,最终导致罗马军队几乎全军覆灭,遭受了自从坎尼之战以来最大的损失。更重要的是,从阿劳西奥跨过阿尔卑斯山就能够到达意大利本土,罗马共和国再一次面临着类似汉尼拔入侵的巨大威胁。
在如此紧急的情况下,罗马人不得不乞灵于在北非获得军事大捷的凯旋将军马略。此时朱古达已经被擒,努米底亚战争也随之结束,黔驴技穷的元老院只得任命马略直接率军从非洲转战意大利北部,到阿尔卑斯山地区去迎击辛布里人。非常时期,罗马公民大会和元老院也不顾法律限制,在马略尚未返回罗马参与竞选的情况下,就推选缺席的他再次出任公元前104年的执政官,这样才能使他名正言顺地作为罗马军队的统帅,全权领导抗击辛布里人的战争。于是,马略就在公元前107年首次担任罗马执政官之后,于公元前104年再次出任此职。这种情况在罗马共和国的历史上是比较罕见的,按照罗马惯例,同一个人两次担任执政官的间隔期须为十年以上。在共和国的早中期,一旦国家陷入危难之中——如当年卡米卢斯抗击高卢人等强敌——元老院就会任命独裁官,令其大权独揽,力挽狂澜。而此时由于辛布里人的威胁,罗马共和国确实面临着关乎生死存亡的巨大危机,而近一百多年来罗马再未任命过独裁官,所以只能让具备雄才大略的马略打破惯例第二次出任执政官,委他以军事统帅大权以扶大厦于将倾。
于是,再次担任执政官的马略率部北上,抵达高卢地区后即与凶猛的辛布里人展开了激烈的鏖战,在公元前104年至公元前101年对辛布里人发起了好几次战役。由于战事艰难,战争一时无法结束,而罗马国内又蜀中无大将,非马略不能担此重任。因此马略就以战争之需为由,笼络国内操纵公民大会的保民官,继公元前104年以后又连续三年当选为罗马执政官。这样一来,权欲熏心的马略就在公元前107年至公元前101年的七年时间里,一共出任了五届执政官,这在罗马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公元前104年马略开始接手辛布里战争的指挥权后,他一方面对战斗力日益低下的罗马军队进行整顿,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军事改革,从而在短时间内极大地提高了罗马军团的素质;另一方面则对辛布里人及其日耳曼盟友进行各个击破,集中优势兵力逐一消灭敌人。在按部就班地击溃了条顿、安布昂等日耳曼部落之后,公元前101年马略率领8个罗马军团和一些意大利同盟军,在意大利北部的韦尔切利(Vercellae)大败辛布里人。据估计,这次战役中有14万辛布里人被杀,另有6万人被俘沦为奴隶。辛布里人在战场上表现得非常勇猛刚烈,宁死不屈;很多辛布里妇女也在丈夫战死之后杀死自己的孩子,然后自杀而殁。韦尔切利战役结束了长达10多年的辛布里战争,罗马军队在马略的率领下将凶悍的辛布里人彻底消灭,捍卫了罗马共和国。马略也因此获得了巨大的荣耀,不仅在罗马举行了极其隆重的凯旋式,而且被罗马人民赋予了继罗慕路斯和卡米卢斯之后的第三位“祖国之父”称号。在如此辉煌的光环笼罩下,欲壑难填的马略又开始谋求他人生当中的第六任执政官。
马略的军事改革
在努米底亚战争和辛布里战争中,马略针对当时罗马兵源流失和军队战斗力锐减的现象进行了一次非常重要的军事改革。这次改革确实在短时间内提高了罗马军队的战斗力,但是它也使罗马军队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而为共和国的颠覆埋下了严重的隐患。
马略的军事改革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把征兵制改为募兵制。以前罗马共和国实行公民兵制,每一个适龄(17~55岁)的罗马公民在发生战争时都有服兵役的义务,形成了兵役、税收和选举权三合一的百人团制度。在罗马,服兵役既是公民的一种义务,同时也是一种权利,服兵役者可以免征税,而且可以通过参加战争来获取军功和财富。所以罗马军队是由拥有不同财产资格的公民所组成,没有财产的无产者通常是可以不当兵的,奴隶就更不能参加军队了。这种兵役制度就是征兵制,它是一种义务兵制,以拥有一定土地和财产的罗马农民为主要兵源。但是激烈的土地兼并导致罗马自耕农沦为城市无产者,罗马的兵源日益萎缩,公民们的入伍积极性和战斗力也急剧下降。针对这种情况,马略将征兵制改变为募兵制,即由统兵将领来招募军队,通过提高军饷、延长服役时间(16年)等措施使军队职业化。这样就为那些流离失所的无产者提供了一个新的安身立命之所,使得他们可以长期待在军营里,获得相对稳定的生活来源,从而从根本上解决了格拉古兄弟试图通过土地法案和粮食法案来应对的失地农民的再置业问题。
其次,取消了按照财产资格来划分兵种的等级制度,而是根据战斗需要来组成不同功能的战斗团队。以前罗马军队是按照百人团制度来组建的,不同等级的百人团在战争中充当不同的兵种(如骑兵、重甲兵、轻兵等),发挥不同的战斗效能;而无产者通常是不会上战场打仗的,只能从事一些辅助性的工作。随着征兵制改为募兵制,罗马军队的主要成分也由贵族和相对殷富的公民变成了无产者,因此不同兵种之间的等级差异也被取消了,军队的武器装备(剑盾、盔甲、马匹等)改由国家统一提供,现在无产者可以充当任何兵种了。不同兵种之间的军事职能取代了等级差异,军事力量的配置都要根据战场的实际需要来决定,所有将士都是军队统帅的兵员。
最后,马略也改变了罗马军团的编制,将以前的30个连(每个连分为2队,共150人)改为10个营(每个营分为6队,共600人),军团总兵力由4500人扩增到6000人。此外,马略还用统一的银鹰旗帜取代了各军团的不同军旗(狼旗、人头狐旗、马旗和野猪旗等)。所以后来的罗马人才会说:“凡有鹰旗飘扬的地方,就是罗马人的土地!”
马略的军事改革使得罗马军队的成分发生了根本变化,无产者成为军队的主力。无产者参加军队的主要目的是找到一份可以养家糊口的固定职业,并且在战争胜利后分配到丰厚的战利品。与此相应,罗马士兵效忠的对象也发生了变化,他们不再效忠于共和国,而是效忠于给他们发军饷的雇主,即军事统帅。同时,由于罗马军队的职业化,率兵的将领也相对固定化了,马略统率的军队自然唯马略马首是瞻,而苏拉率领的军队当然也就只听从苏拉的号令;庞培的军队、恺撒的军队、屋大维的军队也同样如此。这样一来,罗马的军队就已经不再是共和国的军队了,而是成为某某将领的军队,这些拥兵自重的将军很可能会把个人的利益凌驾于共和国之上,从而从保卫国家的肱股栋梁变成颠覆国家的危险敌人。
但是从短期效果来看,马略的军事改革确实解决了当时的一些现实问题。首先,军事改革缓解了兵源紧张的困难,大量的无产者作为新鲜血液加入军队当中,扩大了罗马军团的规模。其次,那些为了维持生计和获取利益而加入军队的无产者,他们非常服从将领的号令,遵守军队纪律,在战场上也表现出一种效忠和勇猛的精神,从而使得罗马军队的战斗力一时之间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马略的军事改革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失地农民和城市无产者的再就业问题,为这些弱势群体开辟了一条新的生存之道。现在农民失去了土地,就可以到军营中来另谋生计,不至于成天在城市里游手好闲,靠国家的微薄救济为生。就此而言,格拉古兄弟通过一系列社会改革所未竟的事业,被马略的军事改革以另辟蹊径的方式实现了。试图从富有地主手中挤出少许土地来让失地农民安身,或者依靠发放廉价粮食来满足无产者的一时之需,并不能真正解决罗马的社会危机;只有为饥寒交迫者提供一种新的谋生就业之道,才是根本的解救之途,尽管这种解决方案同时又埋下了另一种更严重的隐患。
从实质上看,马略通过这场军事改革实现了罗马的军队与无产者的微妙结合,无产者成为职业军队的主力,而职业军队则作为一个新的政治因素异军突起,对罗马政坛的权力博弈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马略和萨图宁的政治联盟
从马略开始出任执政官的时候起,他长期在外带兵打仗,需要有人在国内为他站台。他深知罗马的贵族们是不会支持他的,前任执政官梅特鲁斯和元老院一直与他格格不入。当梅特鲁斯被马略夺走了北非战争指挥权而返回罗马之后,他利用自己在元老院的政治资源和影响力,在许多政策上都极力反对平民出身的马略。但是辛布里人入侵使得罗马共和国面临着巨大的外部威胁,元老院迫于人民的压力,不得不再度任用马略为执政官和军事统帅。老谋深算的马略深知元老院对他的妥协只是一时之计,他要想牢固执掌政治和军事大权,还必须依赖罗马广大民众的支持,所以马略在辛布里战争期间一直与操纵公民大会的保民官保持密切联系。从公元前103年开始,拥兵在外的马略与一位名叫萨图宁(Saturnius,?—公元前99年)的保民官结成联盟,马略用军队和退役老兵来帮助萨图宁竞选保民官,而擅长煽动的萨图宁则控制公民大会,利用民意来支持马略连任执政官。
虽然格拉古兄弟的改革以失败告终,但是罗马保民官的权力却在逐年提升,因为保民官可以操纵城市中数量庞大的民众来制定各种法律,而元老院的贵族毕竟是少数人,惹不起这些城市平民。在这样的情况下,拥兵在外的执政官马略和操控民意的保民官萨图宁就可以里应外合,联手对抗元老院和贵族派势力,其产生的效果远非当年格拉古兄弟仅靠笼络民众来进行改革所能比拟。三年以后,马略与萨图宁以及另一位平民领袖格劳西亚(Glaucia)再度结盟,试图继续掌控罗马的政治大权。此时的马略刚刚消灭了辛布里人,结束了战争,春风得意,极尽荣耀,对出任第六任执政官志在必得;而野心勃勃的萨图宁则通过制定土地法案来笼络马略的老兵,在罗马城中不仅运用雄辩口才来鼓动民众,而且施行暴力手段以消除竞争对手,意在梅开二度出任保民官。这两位政治巨头有权有势,既有军队作为坚强后盾,又有民心足以慑服元老院,强强联手,势不可当。公元前100年,马略如愿以偿地第六次出任罗马执政官,萨图宁则第二次当选为罗马保民官,格劳西亚也顺利地成为法务官。
一个人可以六次出任罗马执政官,而且其中有五次竟然为连选连任,这在罗马共和国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更何况这个人还是一个没有任何政治背景的草根平民!公元前100年,再度连任罗马执政官的马略踌躇满志,正处于人生辉煌之巅峰状态。此前罗马曾有过功高盖世的卡米卢斯先后五次担任独裁官,拯救罗马于危难之中,被授予“祖国之父”的荣冠。但是这位德高望重的罗马贵族却在大功告成之际急流勇退,在罗马广场上修建协和神庙以明共和之志。而现在,当马略同样获此殊荣,并且担任了六任执政官时,这位得陇望蜀的山区农民心中却正在盘算着如何永久地独揽罗马大权。
此时,大获全胜的马略率领着威武之师返回罗马,成为共和国政坛上呼风唤雨的炙手人物。城府颇深的马略心知肚明,自己虽然在烽火战场上挥洒自如,但是在罗马政坛上却根基浅薄。依靠乌合之众的平民支持可以得一时之逞,却无法图长远之计,因此他还必须对盘根错节、根深叶茂的贵族阶层多加笼络。正是出于这种精明谋算,马略在第六次任执政官期间开始采取一种左右逢源的政治策略,在以元老院为代表的贵族派和以萨图宁为代表的平民派之间闪展腾挪,游刃有余。与老道圆滑的马略截然不同,锋芒毕露的萨图宁则极尽嚣张之能事,这位平民领袖经常带着一帮暴民打手在罗马大街上招摇过市,耀武扬威,动辄以武力相威胁,极力显示出他就是罗马的主人。萨图宁的这种狂妄态度使得罗马元老和贵族们忍无可忍,双方的矛盾一触即发。
公元前100年末,萨图宁试图再次出任下一年度的罗马保民官。在公民大会的竞选活动中,萨图宁为了能够顺利连任,竟然指使一帮打手把他的竞选对手当街打死。此事激起了贵族们的强烈不满,原本一些支持平民的骑士也觉得萨图宁的做法太过分了,于是纷纷转变立场,站到了贵族元老们一边,大家联合起来共同对抗萨图宁及其所操纵的暴民。
在风雨欲来的紧要关头,马略充分展现出左右逢源、上下其手的圆滑手腕。当时的两派人士都试图拉拢马略,而马略则在二者之间审时度势,见风使舵。马略的豪宅中有两个会议室,一个会议室用来接待元老们,另一个会议室专门用于和萨图宁等平民派人士会晤,马略本人则经常游移于这两个会议室之间。最后经过慎重权衡,马略认定萨图宁派过于偏激,必遭败绩。于是,在元老院已经向萨图宁发布了“元老院终极令”的情况下,马略公开站到了贵族派一边,派出全副武装的军队,抓捕了萨图宁和他手下的暴徒。萨图宁被捕之后,被关押在元老院的一个会议厅里面,结果一帮贵族青年爬上屋顶,揭起瓦片往里面扔,萨图宁、格劳西亚和另一些平民派领袖都被砸死了。
在萨图宁事件中,马略虽然悬崖勒马,幡然醒悟,但是他的名声和地位从此却一落千丈。无论是平民派还是贵族派都对他极为鄙夷,将其视为一个利欲熏心、道德败坏之徒。因此,随着萨图宁之死,马略也从权力的顶峰迅速跌落下来,公元前99年卸任执政官之后就暂时从罗马政坛上销声匿迹了。
然而,马略是一个野心极强且不屈不挠之人,退隐之后他始终怀着东山再起的梦想,相信自己一定会第七次出任罗马执政官。这个执着的理想据说源于他小时候的一次经历:
马略小时候有一次经过一棵树下,正好遇见一个鹰巢从树梢上掉下来,马略用衣服接住了鹰巢,这个鹰巢里边有七只雏鹰。罗马人是非常崇拜鹰的。据说罗马始祖罗慕路斯在公元前753年初创罗马城前曾经出现过一个征兆,当时有十二只苍鹰围绕着帕拉蒂尼山久久地盘旋,预示着一位王者的出现,结果罗慕路斯就成了罗马的第一位国王。和罗慕路斯一样,马略也把鹰看作一种吉祥的象征(所以他后来把罗马军队的旗帜统一改成了鹰旗),他始终坚定不移地相信,当年在树下接住七只雏鹰就意味着自己一定能够出任七次罗马执政官。
农民出身的马略是一个极其迷信之人,他每次出征,都会带上一个叙利亚女巫,对她的占卜之言深信不疑。七只雏鹰之说,显然是杜撰之辞,因为鹰通常只会孵化一两只幼雏,不可能有七只雏鹰同在一个鹰窠里。但是马略本人却对这段杜撰之辞深信不疑,或者是他刻意编造了这些无稽之谈来蒙骗民众。在退隐之前,马略已经担任过六次执政官。前五次时,他建功立业,保家卫国,创立了不朽的功勋。第六次时,他与萨图宁相互勾结,继而又过河拆桥,背信弃义,从此跌落政坛,背负了许多骂名。而待到马略后来果然迎来第七次出任执政官时,他就把整个罗马带入了一场刀光剑影的灾难之中。
意大利同盟战争和马略东山再起
自公元前99年以来,赋闲在家的马略逐渐被罗马人遗忘,但是公元前91年爆发的意大利同盟战争,又给他创造了重出江湖的机会。
公元前91年,意大利发生了一场内乱,起因是意大利一些同盟国的人民由于得不到罗马公民权,揭竿而起,意图摆脱罗马人的统治,独立建国。早在盖乌斯·格拉古改革的时候,他就提出要给予意大利人罗马公民权,但是在罗马贵族和许多平民的强烈反对之下,此项改革方案未能实施。到了公元前91年,罗马出现了一位名叫德鲁苏斯的保民官,他再次公开倡议把罗马公民权赋予意大利人。德鲁苏斯是财富贵族出身,因受到平民的拥戴而被选为保民官,虽然他制定的一些法律都是有利于加强元老院权重的,但是给予意大利人公民权的主张仍然遭到了罗马保守派人士的坚决抵制。结果有一天德鲁苏斯办完公事在群众的簇拥之下刚回到家中,一个受贵族雇佣的打手混入人群,猛然拔刀刺中了他的要害,德鲁苏斯很快就倒地身亡。
德鲁苏斯之死成为引发意大利同盟战争的重要导火线,再一次失去获得公民权的希望的意大利人被彻底激怒了,玛尔斯人率先发难,领头者是一位名叫昆图斯·席洛(Quintus Silo)的勇士,他是被暗杀的保民官德鲁苏斯的挚友。愤怒的玛尔斯人揭竿而起,在阿斯库鲁姆杀死了罗马派来的官员和当地的罗马商人,公开向罗马人宣战,这场战争因而也被叫作玛尔斯战争。紧接着,佩利格尼人、卢卡尼亚人以及曾经被罗马人征服却仍然桀骜不驯的萨莫奈人纷纷响应,意大利中部和南部的一些同盟城市相继起兵反叛罗马,这样就爆发了一场意大利人与罗马人的全面战争。当时反叛罗马的意大利诸城市和地区组成了一个新的同盟,称为“意大利亚”(Italia),以萨贝利——意大利南部地区的一种古老语言或族群——的图腾形象公牛为同盟的标志,而罗马的标志则是一头母狼,所以这场意大利同盟战争也被称为“公牛与母狼之间的战争”。
由于同盟战争是在意大利本土爆发的,所以它很快就对罗马共和国造成了巨大的威胁。那些背离罗马的意大利同盟国不仅要求摆脱罗马人的统治,而且想彻底摧毁罗马,一劳永逸地铲除这座长期压在各族人民头上的沉重大山。在解放理想感召下的意大利各族群同仇敌忾,攻城拔寨,频频告捷。面对众叛亲离、四面楚歌的绝望处境,罗马人再一次想起了当年从辛布里人手中拯救罗马的马略,而政治感觉极为敏锐的马略也紧紧抓住了这个东山再起的好时机,主动请缨率军平叛。捉襟见肘的元老院在战场失利的情况下,不得不任命年过花甲的马略为北路军统帅,让他与另一位罗马悍将苏拉指挥的南路军共同对付意大利叛军。
由于意大利人长期以来对罗马人的压迫充满了愤慨,因此背叛罗马的多米诺骨牌运动不仅席卷了坎帕尼亚以南的整个地区,而且也在向北方的翁布里亚、伊特鲁里亚等地扩展。马略和苏拉纵然具有超凡的军事天才,也难以在短期内克敌制胜。为了防止更多的意大利族群加入叛军,罗马元老院和执政官通过了一条法律:凡是至今尚未背叛罗马的意大利盟国,其人民皆可获得罗马公民权。这项怀柔政策很快就产生了效果,倒向叛军的汹涌潮流被遏制住了。与此同时,苏拉的军队在南方战场上节节获胜,捷报频传,终于在公元前88年彻底打垮了强悍的萨莫奈人,光复了坎帕尼亚和意大利南部地区。相形之下,常胜将军马略的军事表现却乏善可陈,在后起之秀苏拉的赫赫军功面前,显示出宝刀已老之态。
公元前88年,意大利同盟战争结束,虽然罗马人最终用武力镇压了要求独立的意大利各盟国,但是也不得不迫于形势将罗马公民权赋予意大利人,从而加速了意大利的罗马化进程。由于苏拉在这次战争中立下了卓越功勋,所以他顺利地当选了公元前88年的罗马执政官。
于是,怀着七只雏鹰理想的一代枭雄马略,在重返政坛的道路上遭遇了同样凶悍勇猛的苏拉,两虎相争造成了罗马共和国的一场惊心动魄的噩梦。
罗马内战的爆发
就在意大利同盟战争逐渐平息之时,东方的小亚细亚地区又出现了麻烦——本都王国野心勃勃的米特拉达梯六世利用罗马内乱和同盟战争的机会向帕加马和希腊地区扩张,侵吞了一些罗马的行省和盟国。米特拉达梯六世在希腊等地扶持了一批傀儡,他们以残杀当地的罗马人和意大利人为荣,这种行为彻底激怒了罗马人。随着意大利同盟战争的结束,现在罗马人可以腾出手来专心应对东方事务了,于是元老院商议指派罗马军队前往东方去平定米特拉达梯六世策动的叛乱。当时,苏拉正好出任公元前88年的罗马执政官,而效法亚历山大征服东方是罗马英雄梦寐以求的光荣理想,苏拉决心抓住这个大好时机,率兵东征,创造更加伟大的功勋。
与此同时,复出政坛的马略虽然在意大利同盟战争中表现平平,但是胸中激荡的凌云壮志却丝毫未曾减弱,他也想利用东征的机会再创辉煌,从而实现担任第七任罗马执政官的夙愿。但是按照罗马惯例,当年的执政官苏拉才是担任东征统帅的第一人选。在这样的情况下,急于创建军功的马略又开始故伎重演,勾结当年的保民官苏尔皮奇乌斯,试图以人民的名义来剥夺苏拉的东征指挥权。这位苏尔皮奇乌斯比以前的萨图宁更加具有暴力倾向,凶悍无比,他身边纠集了600名同样好斗的骑士青年,这些人自称为“反元老院者”。苏尔皮奇乌斯成天率领这帮武装打手在罗马城里招摇过市,对于反对派动辄诉诸武力,经常当街杀人示威。当时的罗马公民大会已经完全被一伙唯恐天下不乱的暴民控制,平民保民官也彻底沦丧为一个暴民团体的头领。
权欲熏心的马略与苏尔皮奇乌斯一拍即合,苏尔皮奇乌斯作为保民官,操纵公民大会通过了一个法案,其内容就是把米特拉达梯战争的指挥权从苏拉手里夺过来交给马略。这种阴谋活动遭到了很多罗马民众的反对,尤其是一些元老和贵族,他们都是苏拉的支持者,对马略和苏尔皮奇乌斯的卑劣行径充满了厌恶。于是,双方的党羽都拿起了刀枪棍棒,聚集到罗马街头进行公开的械斗。两位正在主持公民大会的罗马执政官苏拉和昆图斯·庞培乌斯(Quintus Pompeius)都遭到了苏尔皮奇乌斯的打手们的围攻,两位执政官侥幸逃脱,但是庞培乌斯的儿子以及一些苏拉派人士却被暴徒们乱棍打死。仓皇逃跑的苏拉在苏尔皮奇乌斯党羽的追赶下,躲进了马略的府邸。马略虽与苏拉多有芥蒂,彼此争权,但是苏拉当年毕竟曾是他的副将,因此马略网开一面,指引苏拉从后门逃走(对于此事,苏拉后来矢口否认)。脱离险境的苏拉溜出罗马城,直接前往罗马军队集结的诺拉兵营,他的部队就驻扎在那里。苏拉返回军营后立即得到了将士们的热烈拥戴,遭受罗马暴民逼迫的苏拉现在只能动用军队来报仇雪恨了。
而在此时,苏尔皮奇乌斯以为已经控制住了政治局势,于是他指派了两位军事保民官前往诺拉兵营去接管苏拉的军权。结果这两个人一到苏拉军中,就被愤怒的苏拉部下活活打死。现在骰子已经掷下,只能由军队来解决问题了。绝地反击的苏拉率领着6个军团向罗马进军,士兵们高喊口号:“拯救共和国,使她免受暴君统治!”他们要用锋利的刀剑来对付罗马暴徒的棍棒了。
按照法律规定,罗马城内不允许驻扎军队,而当时在意大利南部的诺拉兵营集结的大军是为了前往东方去征服本都王国的。当苏拉带着大军直取罗马时,马略也赶紧集结军队仓促应战,但是他们却被苏拉的军队打得丢盔卸甲,四散逃亡,苏拉的军队顺利地占领了罗马。马略在混乱中得以逃脱,保民官苏尔皮奇乌斯却被自己的奴隶杀死。这位奴隶砍下了苏尔皮奇乌斯的头颅献给苏拉邀功,赏罚分明的苏拉首先奖赏了这个奴隶,然后又把他从山上扔下去摔死,以此警诫那些胆敢出卖主人的奴隶。随后苏拉就把苏尔皮奇乌斯的头颅高悬在罗马广场的讲坛上公开示众,同时他发明了一个新概念——“国家公敌”,将苏尔皮奇乌斯、马略等平民派领袖称为“国家公敌”,按律应枭首示众,另外几位遭到捕获的“国家公敌”也被当场击杀。不过苏拉还是有所节制的,只是对首恶加以严惩,对随从者则网开一面,既往不咎,因此在攻占罗马后只杀掉了12个人。
这是罗马军队第一次向着自己的首都进军,并且在攻占罗马之后将政敌宣称为“国家公敌”,格杀勿论,从此就开创了一个恶劣的先例。由于马略的军事改革导致了职业化军队只效忠于自己的军事统帅,所以此后每一个拥兵自重的将领都可以率领自己的军队来占领罗马,然后把自己的政治对手宣称为“国家公敌”,名正言顺地将其赶尽杀绝。这样一来,罗马共和国就成了军队手中的玩物,有枪便是草头王。自苏拉首开先河之后,回马杀来的马略再度攻占罗马和宣称公敌,不久后苏拉又故技重演。再往后,羽翼丰满的恺撒率领高卢守军直取罗马,夺得了政权。弱冠之年的屋大维先是陈兵罗马城外,逼迫元老院授予其执政官的职位;接着又与安东尼、雷必达结成“三头同盟”,再度攻入罗马,宣称公敌,诛杀异己。到了帝制时代,罗马更是成为军阀们争抢的禁脔,一个以威武和圣洁的女神密涅瓦(即希腊的雅典娜)为象征的罗马城,竟然沦为人尽可夫的秽污娼妓!
罗马女神密涅瓦
马略的血腥复仇
公元前88年,年近七旬的马略在苏拉的通缉下,一路向北逃跑,来到伊特鲁里亚地区,历尽磨难。有一次为了躲避追兵,马略藏身于没顶的泥沼里面,结果还是被人抓获,送到一个名叫明图尼的小城,囚禁在当地的监牢里。由于当时苏拉针对国家公敌下达了格杀勿论的命令,因此明图尼当局派了一位曾经被马略征服过的辛布里人去刺杀马略。在昏暗的囚室中,当刺杀者拔出剑时,坐在房间角落里的马略目光如炬,炯炯有神地直视杀手,从黑暗中发出了令人战栗的声音:“小子,你竟敢杀害盖乌斯·马略!”这个辛布里人闻声吓得把剑扔在地上,夺门而逃。于是,当地人都不敢伤害马略,最后只好悄悄把他释放了。18世纪法国画家让-热尔曼·德鲁埃曾经创作了一幅名画《被囚禁的马略》,表现了这段惊心动魄的故事。
幸免于难的马略从伊特鲁里亚乘船前往北非,途中又经历了许多坎坷,几经辗转,终于踏上了迦太基的旧土。北非曾经是马略战斗过的地方,那里有他的一些旧部。马略原以为阿非利加的总督会收容自己,但是慑于苏拉的威权,这位总督最后还是对马略下达了逐客令。穷途末路的马略面对着传达命令的使者说道:“请你转告总督,盖乌斯·马略这个遭到放逐的人,正坐在迦太基的废墟中。”19世纪美国新古典主义画家约翰·范德林也曾以此为题材,画过一幅著名的油画《迦太基废墟中的马略》,充分展现了马略身处苍凉废墟中的末路英雄气概。无处栖身的马略最后还想求助于努米底亚国王,但是后者也在几经犹豫之后准备将马略擒拿并交给苏拉。侥幸脱身的马略父子和一些旧部最后逃到了靠近非洲海岸的一个小岛上暂时安顿,等候着复仇时机的到来。
德鲁埃:《被囚禁的马略》
苏拉打垮了政敌之后,急于到东方去建功立业,但是在出征之前他必须首先稳定后方。公元前87年苏拉届满卸任,罗马又产生了两位新执政官,一位是代表贵族派的格涅乌斯·屋大维(Gnaeus Octavius),另一位则是代表平民派的卢西乌斯·秦纳(Lucius Cinna)。虽然苏拉很不情愿让秦纳上台,但是无奈秦纳是被广大民众选举出来的,苏拉不便公然违背民意。于是,苏拉就以前任执政官的名义在率兵出征之前,专门召集秦纳和屋大维,三人一同来到卡庇托尔山上的朱庇特神庙中。苏拉让秦纳和屋大维当着神明发誓,将始终站在元老院的立场上,绝不背弃誓言。在秦纳和屋大维发誓之后,苏拉便率领大军奔赴东方去征讨米特拉达梯六世了。
苏拉刚刚离开意大利不久,秦纳就背弃了誓言。秦纳在广大平民的支持下,将使用暴力杀害平民派领袖的苏拉宣称为“国家公敌”,并与屋大维公开决裂,武力相向。经过一番较量,屋大维在贵族派势力的支持下,把秦纳赶出了罗马,元老院也宣称秦纳为“国家公敌”。秦纳逃到意大利南部招兵买马,并与闻讯前来增援的马略合兵一处,像当年苏拉一样进军罗马。为了扩充兵源,马略甚至以自由为诱饵吸引了大批奴隶加入军队,其军力一时间声势大涨。秦纳和马略的军队很快就攻占了罗马城,然后对以苏拉为代表的贵族派人士,进行公敌宣称,大开杀戒。当年苏拉攻入罗马城只杀了12个公敌,惩办首恶,以儆效尤而已;而此时的马略却在复仇怒火的焚烧下变得丧心病狂,对罗马的贵族和骑士进行了血腥的报复。残酷的大清洗持续了5天5夜,大约有50位罗马元老和1000名骑士在这场恐怖的复仇活动中惨遭杀戮,其中就包括苏拉的父亲和一些亲属(苏拉的妻儿侥幸逃脱)。罗马执政官屋大维面对着秦纳、马略的暴行,表现出了传统贵族视死如归的崇高气节。他身穿执政官的盛装,坐在象征最高权力的象牙椅上岿然不动,等待着暴徒来取自己的性命,最后果然被秦纳派出的杀手杀害。马略效法苏拉,不仅把被杀的贵族和骑士宣称为“国家公敌”,而且把他们的头颅砍下来挂在罗马广场的讲坛上示众,公然炫耀自己的野蛮暴行。
范德林:《迦太基废墟中的马略》
在马略的怂恿和默许之下,一支以蛮族称呼“Bardyaei”为名的奴隶军在罗马城中大肆进行烧杀掳掠,无恶不作。他们打着惩处公敌的名义肆无忌惮地杀人性命,夺人财产,淫人妻女,罗马陷入了一片暴戾的混乱之中。奴隶军的胡作非为最后连秦纳也看不下去了,于是他便和马略达成了协议,派出军队消灭了那些穷凶极恶的奴隶士兵。但是惨剧已经酿成了,仇恨的种子深深地埋藏下来,恐怖的杀戮正在呼唤着更加酷烈的血腥报复。
夙愿以偿和疯癫而死
至此,秦纳和马略已经完全掌握了罗马的政权,一些贪生怕死的元老纷纷改换门庭,投靠到秦纳和马略的麾下,不愿顺从者则被赶尽杀绝。罗马易帜的消息传到苏拉耳中,当时他的军队已经到达了东方前线,战事维艰,一时难以克敌制胜。老谋深算的苏拉再三权衡,认为欲图大计,还是应先攘外而后安内。因此任凭罗马血流成河,苏拉仍然专心致志于战胜外国强敌,计划待凯旋之日再来平定内乱。从公元前87年到公元前84年,在三年的时间里,苏拉一直对罗马乱象置若罔闻,也拒不接受已被秦纳、马略控制的元老院的指令,独立自主地率领罗马军队与米特拉达梯六世在希腊和小亚细亚等地进行了多次会战,逐渐掌握了战场上的主动权。
在罗马,随着对苏拉派势力的清剿和变节者的归顺,执掌政权的平民派也开始从暴力复仇转向了和平治理。公元前86年,在秦纳的推举下,马略如愿以偿地第七次出任了罗马执政官,名正言顺地与继任执政官秦纳共掌国政。
马略的七只雏鹰的政治夙愿终于达成了,但是他的人生理想却未能实现,那就是征服东方,再创辉煌。事实上,马略不仅是一个权欲熏心的政客,更是一个渴望光荣的将军,最适合他的舞台不是政治讲坛,而是硝烟战场。所以尽管他已经第七次登上了罗马权力之巅,但是眼看着自己的宿敌苏拉正在东方战场上率军杀敌、建功立业,马略心中五味杂陈,辛酸自知。这位71岁高龄的不懈进取者,深知一切外在的高位和荣耀都无法弥补人生苦短、杀敌无望的遗憾。他尚未实现七次执政的政治抱负时,仍然可以老当益壮,奋力拼搏;但是一旦他在政治上登凌绝顶,而驰骋疆场的人生理想却无法实现时,紧绷的精神发条就会瞬即崩裂,生命之旅也行将终结。
马略在最后一次出任罗马执政官的前后,终日情绪狂躁,焦虑烦恼,对自己未能取代苏拉去征服东方一事耿耿于怀。同时他又疑心重重,杯弓蛇影,总觉得身边凶险四伏,每天只能依靠酗酒才能入眠。到了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他出现了严重的幻觉,眼前不断浮现出自己冲锋陷阵、叱咤风云的恢宏情景。他成天满口胡言,穿着各式华丽的盛装,摆出驰骋疆场、杀敌制胜的种种姿态,逢人就说自己正在率领军队征服东方。公元前86年1月13日,在出任第七任执政官仅仅十几天后,一代枭雄马略就在渴望光荣的谵妄中气绝身死。
马略是一个毁誉参半的历史人物,贵族们将他视若仇寇,平民们却把他奉若神明,但是他的反复无常和背信弃义却令几乎所有罗马人都颇有微词。他像卡米卢斯一样为拯救罗马立下了不巧的功勋,又像高卢蛮族一样对罗马犯下了血腥的罪恶。蒙森在《罗马史》中对马略的功过评价道:
“马略做执政官,前五次是国民的骄子,第六次是他们的笑柄,而今到了第七次,他竟身受一切党派的咒骂和全国的痛恨;他本是个正直、贤能而慷慨好义的人,现在身受恶名,被称为一伙恶贼的疯头领。”
马略在权力的巅峰状态中死于疯癫,他的儿子小盖乌斯·马略不久后就子承父业,与秦纳同任罗马执政官。马略亲手种下的恶果也如同他所留下的职位一样,必将由自己的儿子来承担,残酷的复仇终将迎来更加残酷的再复仇。
公元前83年7月6日夜晚,卡庇托尔山上的朱庇特神庙遭遇了一场大火灾,神庙被焚烧得一片狼藉。这场天灾同时也在预示着人祸,一场比马略的杀戮更加恐怖的大清洗活动即将降临罗马。